一、试谈无声教学的功用（论文文献综述）
许伟[1]（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穆禹含[2]（2021）在《《三国遗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国遗事》是高丽王朝时代的一部不朽名着,在韩国普遍被认为是集历史书、民俗志、国文学资料集、汉文资料集、佛教史书为一身的史初汉文典籍。《三国遗事》收录的上古神话、民间故事、新罗乡歌等,从语言、原始资料、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朝鲜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三国遗事》有助于深入探讨朝鲜半岛的文学与文化,以及中朝文学文化交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韩国学术界十分重视《三国遗事》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丰硕,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国遗事》就再无研究的必要与空间。尤其是,目前国内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三国遗事》的论文或书籍,研究《三国遗事》与中国文学关联的成果也是寥寥无几。由此,本文选择《三国遗事》文学研究为题,对《三国遗事》作一立足文本分析的研究。从历史唯物观点出发,以客观公正和辩证的态度,运用文献研究法、文本细读法、比较文学、民俗学、社会历史批评等相关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三国遗事》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全文共分六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至六章为论文主体部分。第二章介绍作者一然生涯、《三国遗事》的编撰基础、背景以及内容的构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三国遗事》的特点及文学性。《三国遗事》的特点为,一是唯一的通史性着作,将上古神话记入历史;二是以记录佛教故事的形式记录佛教历史,具有佛教经典特点;三是以纪事为旨,具有野史特点。由此,其文学性体现在:注重保留原生文学风貌,将上古神话传说、上古诗歌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是朝鲜古代本土文学研究的资料库;记录大量的佛教相关故事是研究朝鲜佛教文学的重要典籍;保存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是打开朝鲜民间文学宝藏的钥匙。第三章以《三国遗事》中的神话为中心,探讨其性质、分类及特点,旨在挖掘《三国遗事》神话文本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朝鲜最早的神话为动物图腾信仰衍生出的动物图腾神话,《三国遗事》神话中的“熊、虎、鸟”等动物形象,就是动物图腾神话的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逐渐文明化、合理化,具有了社会神话特点。神话产生时期,原始信仰占据主导思想,体现出本土巫俗与动物崇拜信仰的内涵。《三国遗事》中共有九篇神话,分为民族起源神话、建国始祖神话、其他国王神话、姓氏神话四类,所记录的神话着重描写了帝王诞生时的神异现象,借以说明朝鲜王与中国帝王一样神异非凡,反映了作者一然自身强烈的民族意识。《三国遗事》保存了朝鲜神话的原貌,研究这些神话的文学性及文学价值,可以对朝鲜文学追根溯源,找寻朝鲜民族文化之根。第四章研究《三国遗事》中的民间故事,探讨其性质、分类与意义,以及对朝鲜后世小说文学产生的影响。《三国遗事》中共有大小民间故事93个,共分为7种类型,包括英雄与国王故事、志怪故事、信仰故事、宝物故事、孝善故事、梦幻故事、民俗故事。这些民间故事是《三国遗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说是核心部分。这些民间故事中,寄托了一然的情怀,凸显了一然收录民间故事的目的与意义。通过这些民间故事,补漏正史,表达民众情感;教化百姓,宣传佛教义理;弘扬民族精神,谱写民族文化。《三国遗事》中的民间故事不仅内容精彩、形象丰满,奇诡神异,精彩绝伦,且立意深远,文学造诣极高,对朝鲜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金庾信》故事主人公是朝鲜小说中民族英雄人物形象的原型;《桃花女、鼻荆郞》故事为后世人鬼相恋小说提供了题材;朝鲜三大古典小说之一的《沈清传》继承了《贫女养母》故事的母题;《调信》故事是朝鲜梦幻启悟小说的原型,是梦游录小说形成的基础。如果说研究《三国遗事》中的神话是对朝鲜文学的追根溯源,那么研究《三国遗事》中的民间故事就是梳理朝鲜文学的枝脉。第五章研究《三国遗事》中的乡歌和赞诗。首先,探讨乡歌的产生背景、性质及分类,并结合背景故事解析了乡歌的本质;其次,探讨赞诗性质、艺术手法及思想意蕴,旨在研究《三国遗事》中诗歌的文学性及文学价值。朝鲜乡歌产生于三国时期,一直发展到统一新罗时期,成为独一无二的民族诗歌艺术形式,仅保存下来的14首全部收录于《三国遗事》中。这些乡歌具有本土咒术歌、佛教歌曲、《诗经》中“颂”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把乡歌可分为三类,即咒术性质乡歌、佛歌性质乡歌、“颂”性质乡歌。这些乡歌有的风格淳朴,有的辞藻华美,有的表达民众情感,有的祈愿国泰民安,儒释道思想及本土信仰蕴藏其中,表达了民族感情和张扬了民族精神。《三国遗事》全文共有48首赞诗,这些赞诗有的补充说明叙述内容,有的表达自己的立场,有的发出赞美感叹。一然以丰富的语言和艺术手法展现了自己的立场与感悟,抒发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佛教理念与人生态度,同时这些赞诗以其丰富的艺术性,在朝鲜汉诗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歌是情感的表达,研究《三国遗事》中的诗歌,是感受民族情感与一然个人情感的过程,是探索朝鲜文学深层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第六章研究《三国遗事》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旨在通过比较的方式,探讨《三国遗事》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首先,比较了《三国遗事》和《搜神记》,《搜神记》干宝着,是中国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主角为鬼、妖怪、神仙,杂糅佛道,以记录神异诡怪之事为主。《三国遗事》也记录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神异故事。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比较《搜神记》与《三国遗事》中的精怪故事,探讨《三国遗事》与《搜神记》的关联,分析关联形成的原因。其次,以“梦”为切入点,运用平行研究方法,探讨《三国遗事》与《红楼梦》中的“梦”。《三国遗事》中的“梦”主要有“胎梦”、“心想事成之梦”、“神助之梦”、“佛法之梦”,而《红楼梦》则通篇皆为一场“大梦”。通过比较发现,《三国遗事》是用“梦”来赞誉古朝鲜圣明帝王和历史英雄的伟大神奇,表露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而《红楼梦》则是通过写“人在梦中”来表露内心对世态残酷的痛苦感受,客观上揭示和批判了社会的腐朽与没落。《三国遗事》之“梦”体现了微观思维,把“梦”的小故事分散在各个章节之中,对“梦”的利用更注重在“史”方面的价值。而《红楼梦》之“梦”体现了宏观思维,“梦”是整个事件过程,对“梦”的利用更具有艺术性。两部作品用“梦”表述的形式与艺术,既表现为方法和手段也表现为内容与思想,都有着不朽的文学价值。《三国遗事》作为一部域外汉文典籍,在史学、宗教学、文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从文学层面上说,研究《三国遗事》对域外汉文学研究、朝鲜文学研究、中朝文学文化交流研究、东亚乃至亚洲文学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关《三国遗事》文学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内研究成果相对少,本文研究《三国遗事》中的神话、民间故事与诗歌,同时进一步延伸研究《三国遗事》与中国文学,力求系统性和全面性,可谓是一种新的尝试。《三国遗事》因其保存了大量朝鲜民族本土文学作品和本身的文学成就,成为朝鲜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希望本文能对《三国遗事》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高爽[3]（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王得梅[4]（2020）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于单纯之中表现出丰满,于明晰之中透漏出细腻的“主问题”,具有突显课文内含最佳信息,理清教师教学思路,提高学生思维品质的价值意蕴。在实际教学中,“主问题”虽已走进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课堂,但县域内的多数语文教师对其理解较为浅显,依旧提出的“问题没问题,问题没质量”,不仅降低了语文阅读课堂的教学效率,还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钳制了学生思维的发展。为进一步简化教师教学头绪,提高学生思维品质,使阅读教学课堂更趋完满,笔者对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现状进行研究。本研究中笔者将研究地点锁定于实习的J县,对J县的Y、Q、W、L四所小学的部分语文教师和中、高年级各一个教学班的学生实施调查,对调查学校低、中、高各年级组织的亮相课、过关课、打磨课和汇报课的课例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存在指向范围较狭义、尺度把握不准确、思维含量偏低、文体聚焦度不够、课型区分不明显、主体能力有限等问题,笔者试图从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两方面对“主问题”设计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针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出现的问题及教师设计“主问题”遇到的困境,结合统编语文教材编写理念中的新鲜血液和对阅读教学的使用建议,从“主问题”设计要紧扣要点、“主问题”设计要注意尺度、“主问题”设计要立足主体、“主问题”设计要聚焦文体、“主问题”设计要区分课型五个部分提出优化“主问题”设计的对策。
廖倩[5]（2020）在《中美高中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 ——以《新语文读本》（高中卷）和《美国语文》（4-6册）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重要的语文教学资源,语文读本在学生学习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语文读本是语文教材的延伸,题材广泛,选文精美,供学生课外自主阅读,旨在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与语文学习能力。语文读本课外自读的性质决定了它能够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选文内容的广泛性又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助读系统是语文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提供辅助材料指导学生更有效地阅读,汲取广泛的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阅读能力,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使得学习效果较快提升。因此,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助读系统也成为了一套优秀语文读本的重要衡量标准。本论文从读本的助读系统着手,通过对中美两套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比较,探究两者在编排形式、编写理念、内容构成、特点等方面的异同,在保持我国语文读本编写特色的同时,借鉴美国语文读本编写的经验,以期为我国语文读本的编写提供参考。本论文用于对比研究的两套读本为:《新语文读本（高中卷）》（广西教育出版社）和《美国语文（4-6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论文的绪论部分,简要叙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创新之处,并对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等核心概念作了界定。论文的第一章介绍了中美两套语文读本的编排概况。首先介绍了两套语文读本在整体设计上的编排内容,《新语文读本》重视文学素养,《美国语文》重视道德教育;接着介绍了两套语文读本的编排形式,《新语文读本》单元体系设计,兼顾主题和文体,《美国语文》采用的是诗文交替排列的编排形式。论文的第二章是对中美两套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编写理念进行对比分析。《新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编写理念是以对文本的深入解读为核心、体现人文关怀、重视文学鉴赏,《美国语文》助读系统的编写理念是以对学生道德观念的培养为核心、体现民族意识、重视与其它学科的融合。论文的第三章将两套语文读本的助读系统分为了提示类、注释类、图像类三大类,并就其内容构成分别做了具体的说明,展示了两套读本丰富完备的助读系统,通过对中美两套语文读本助读系统内容构成的分析,从中找出一些差异。论文的第四章归纳了两套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特点并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新语文读本》的助读系统中,背景资料介绍类所占比重较小,而且重点字词注释详细,编者注重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构建多重对话。而《美国语文》助读系统的特点是背景资料介绍类所占比重较大、生词介绍简明扼要、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鼓励个性化思考。论文的第五章认为,在对两套语文读本的助读系统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思考应该如何完善我国的语文读本,为我国语文读本的编写提出了建议。一是对语文读本编写理念的更新,注重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加强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系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关注;二是对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编写内容的丰富,适当补充一些与选文相关的背景资料,设计高质量的练习题,选配丰富多样、关联性强的插图等。
尹蔚彬[6]（2019）在《藏语文研究70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藏语文在侧重本体研究、新技术条件下藏语文应用研究,文化、教育以及语言政策与规划,通论、学术史研究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及进展,旨在说明我国藏语文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经验得失,服务于藏语文研究的良性发展。
王海霞[7]（2019）在《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文中提出满族民歌是东北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乡韵气息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歌唱形式。内容涵盖满族人民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唱词质朴,具有满族独特音律、情感真挚,深深扎根于满族人民的生活,伴随满族人民生活的音乐文化,以歌唱的方式记忆了满族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声。本论文通过对满族民歌历时与共时发展空间的回顾,以文献记载、文化遗存的谱系资料为研究基础,以民间留存的传统民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满族民歌和文化融合发展为新的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为研究视角,通过个案分析和实践案例比较论证,对满族民歌人文自然生态形成依据、唱词音韵规律、演唱风格及表现形式、传承意义进行研究。论文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现状与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研究意义与创新、研究目的与方法之处作了阐述。第一章,通过对满族民歌的历史梳理,从“满族民歌历史文化”视角,阐述了历史遗存的满族民歌与自然和人文生态中满族民歌间的依存关系。并历时性地梳理了不同族源地域满族民歌文化发展历程,论述了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和活态演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以当下留存的不同类型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民歌案例论证,阐述了满族民歌在演唱内容、音调结构及不同演唱风格方面的特征,诠释了满族民歌题材之一萨满神歌的演唱特点和存在价值。第三章,从语言学语境探讨了满语民歌语言演唱艺术和方言音韵特点。通过实践案例比较分析,阐述了区域其他民族民歌与满族民歌唱词韵律演唱个性特征,并对满语、满汉双语、汉语三种语言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个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从文化超越视角,阐述了原生形态满族民歌创新、融合发展后的呈现形式,论证了创新后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特点。从“和而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比较了同一语族同一类型民歌演唱风格特点、同一地域同一类型不同族源的民歌演唱个性。论述了如何借鉴、融合现代多元音声技法超越原生民歌演唱方式的当代呈现,并以实践表演例证形式阐述了服饰、舞蹈、乐器等综合艺术对满族民歌艺术呈现的辅助作用。第五章,阐述了多元文化形态下,满汉文化融合对满族民歌传承与实施路径的影响,分析多样化语境下满族民歌传承形式、演唱形式、传承视域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时代发展方向,适应当下人们审美认知观念。
张建坤[8]（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王彦[9]（2019）在《苏叔阳话剧研究》文中认为苏叔阳是当代话剧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他的话剧创作在新时期话剧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苏叔阳秉承现实主义话剧的创作理念,将现实主义进行了具体的阐发,其话剧总的主题是对现实的反映。苏叔阳作品反映的具体时代主要为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其作品重点叙写了文革的贻害以及文革对人们的荼毒,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通过对改革开放图景的描绘以及对改革问题的正面展现,表达出作家对时代的理性思考。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和女性群体是其作品的主人公。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在对他们命运的书写中体现出作家深刻的道德评判意识和浓厚的现实指引色彩。作为一位传统文化的大家,苏叔阳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基于对中国书法和古典绘画技艺的熟知和掌握,并借鉴中国古代诗歌和绘画的特点,苏叔阳将之进行了巧妙的化用,体现为上下阙的分场模式和散点透视的构建性,形成了话剧结构创作的新形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苏叔阳还借鉴西方文化,将电影的现代元素融入话剧创作。现代灯光的运用增强了戏剧的表达效果,蒙太奇的场景切换提高了戏剧的表现力。两种现代元素的使用延伸了话剧舞台的时间和空间,共同促进了戏剧内容的表达与诠释。以老舍先生为学习的典范,苏叔阳继承了老舍“小说体戏剧”的创作方法,辐射式结构成为其话剧突出的艺术形式。以老舍《茶馆》为范本,“时代横切面”话剧结构方式的采用拓宽了话剧横向与纵向的历史维度。幽默、智慧化语言的使用使得苏叔阳成为京味话剧的传承者与代表者。苏叔阳话剧实际传播和影响是巨大的,强大的演员阵容和精彩的演出状况体现出其话剧具有的时代意义和永恒魅力。总之,苏叔阳是一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西方戏剧与现代电影为介质,学习老舍京味话剧为手段,形成自我风格与特征的话剧创作大家,具有极强的研究意义!
梁振[10]（2019）在《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以东昌府区花园路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小学作为培养人的摇篮和基地,承担着教书育人、塑造祖国未来接班人的重任。校园文化建设在小学阶段基础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它通过学校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各种文化因素的建设和使用,创设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通过这种显性和隐形综合环境文化的营造,管理、引领、激励师生的成长和进步。本课题从选题的意义入手,通过梳理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概念性问题,主要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方面分析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形式和内容,通过东昌府区花园路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个案分析,从花园路小学的基本情况、校园文化建设的理念及设计原则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花园路小学核心办学理念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引领下的教学楼门厅、各功能用房文化墙的设计和视觉表达作了综合论述,总结了小学校园文化建设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存在的常见问题,并分析了成因,对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提出对策研究。本项研究旨在通过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找出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找出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途径,从而建设有利于学校长远内涵发展的小学校园文化,并在一程度上引领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
二、试谈无声教学的功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谈无声教学的功用（论文提纲范文）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三国遗事》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三国遗事》中神话相关研究 |
| 1.2.2 《三国遗事》中民间故事相关研究 |
| 1.2.3 《三国遗事》中诗歌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三国遗事》编撰及文学性 |
| 2.1 一然与《三国遗事》 |
| 2.2 编撰基础及背景 |
| 2.2.1 编撰基础 |
| 2.2.2 编撰背景 |
| 2.3 特点及文学性 |
| 第三章 《三国遗事》中的神话 |
| 3.1 《三国遗事》神话性质 |
| 3.2 《三国遗事》神话分类 |
| 3.2.1 民族起源神话 |
| 3.2.2 建国始祖神话 |
| 3.2.3 其他国王神话 |
| 3.2.4 姓氏神话 |
| 3.3 《三国遗事》神话特点 |
| 3.3.1 神话与历史的双重性 |
| 3.3.2 巫俗与动物崇拜信仰 |
| 3.3.3 帝王诞生异象 |
| 第四章 《三国遗事》中的民间故事 |
| 4.1 《三国遗事》民间故事性质 |
| 4.2 《三国遗事》民间故事分类 |
| 4.3 《三国遗事》民间故事思想内涵 |
| 4.3.1 补漏正史,表达民众情感 |
| 4.3.2 教化百姓,宣传佛教义理 |
| 4.3.3 弘扬民族精神,谱写民族文化 |
| 4.4 《三国遗事》民间故事的小说化 |
| 第五章 《三国遗事》中的诗歌 |
| 5.1 《三国遗事》中的乡歌 |
| 5.1.1 乡歌产生背景 |
| 5.1.2 乡歌性质及分类 |
| 5.1.3 乡歌解析 |
| 5.2 《三国遗事》中的赞诗 |
| 5.2.1 赞诗性质 |
| 5.2.2 赞诗艺术特色 |
| 第六章 《三国遗事》与中国文学 |
| 6.1 《三国遗事》与《搜神记》 |
| 6.1.1 《搜神记》与《三国遗事》之精怪故事 |
| 6.1.2 《三国遗事》与《搜神记》的关联及成因 |
| 6.2 《三国遗事》与《红楼梦》 |
| 6.2.1 “梦”在《三国遗事》中的表现形式 |
| 6.2.2 《三国遗事》与《红楼梦》之“梦”的比较 |
| 6.2.3 “梦”的艺术价值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3）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国际背景: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重要性 |
| (二)课标解读: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必要性 |
| (三)教学需求: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可行性 |
| (四)研究兴趣: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艺术性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理论依据 |
| (一)对话理论 |
| (二)问题教学理论 |
| (三)认知学习理论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相关文献述评 |
| 五、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的相关概述 |
|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的提出 |
| (一)“主问题”的理论来源 |
| (二)“主问题”的实践来源 |
|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的概念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相关概念明晰 |
| 三、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的特点 |
| (一)整体性 |
| (二)精练性 |
| (三)逻辑性 |
| (四)开放性 |
| 四、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的价值 |
| (一)突显教学重点难点 |
| (二)提升学生思维品质 |
| (三)理清教师教学思路 |
| (四)构建高效教学课堂 |
| 第二章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现状调查及分析 |
| 一、调查方案的设计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内容 |
| (三)调查对象 |
| (四)调查工具 |
| 二、调查结果的描述 |
| (一)问卷调查结果描述 |
| (二)样本访谈结果描述 |
| (三)课例观察结果描述 |
| 三、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调查结果分析 |
|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出现的问题 |
|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优化对策 |
| 一、“主问题”设计要紧扣要点 |
| (一)把握教学的核心点 |
| (二)找准文本的切入点 |
| (三)留心课堂的生成点 |
| 二、“主问题”设计要注意尺度 |
| (一)把握“主问题”设计的“深度” |
| (二)注重“主问题”设计的“梯度” |
| (三)控制“主问题”设计的“密度” |
| (四)掌握“主问题”设计的“容度” |
| 三、“主问题”设计要立足主体 |
| (一)立足教师 |
| (二)立足学生 |
| (三)立足团队 |
| 四、“主问题”设计要聚焦文体 |
| (一)童话中的“主问题”设计 |
| (二)寓言中的“主问题”设计 |
| (三)诗歌中的“主问题”设计 |
| (四)小说中的“主问题”设计 |
| (五)散文中的“主问题”设计 |
| 五、“主问题”设计要区分课型 |
| (一)精读课型中的“主问题”设计 |
| (二)略读课型中的“主问题”设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中美高中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 ——以《新语文读本》（高中卷）和《美国语文》（4-6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之处 |
| 六、核心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中美两套语文读本的编排概况 |
| 第一节 中美两套语文读本的编排内容 |
| 一、《新语文读本》重视文学素养 |
| 二、《美国语文》重视道德教育 |
| 第二节 中美两套语文读本的编排形式 |
| 一、《新语文读本》兼顾主题和文体 |
| 二、《美国语文》诗文交替排列 |
| 本章小结: 对两套读本编排内容和形式的比较 |
| 第二章 中美两套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编写理念 |
| 第一节 《新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编写理念 |
| 一、以对文本的深入解读为核心 |
| 二、体现人文关怀 |
| 三、重视文学鉴赏 |
| 第二节 《美国语文》助读系统的编写理念 |
| 一、以对学生道德观念的培养为核心 |
| 二、体现民族意识 |
| 三、重视与其它学科的融合 |
| 本章小结: 对两套读本助读系统编写理念的比较 |
| 第三章 中美两套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内容构成 |
| 第一节 《新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内容构成 |
| 一、提示类 |
| 二、注释类 |
| 三、图像类 |
| 第二节 《美国语文》助读系统的内容构成 |
| 一、提示类 |
| 二、注释类 |
| 三、图像类 |
| 本章小结: 对两套读本助读系统内容构成的比较 |
| 第四章 中美两套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特点 |
| 第一节 《新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特点 |
| 一、背景资料介绍类所占比重较小 |
| 二、重点字词注释详细 |
| 三、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 四、构建多重对话 |
| 第二节 《美国语文》助读系统的特点 |
| 一、背景资料介绍类所占比重较大 |
| 二、生词介绍简明扼要 |
| 三、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 |
| 四、鼓励个性化思考 |
| 本章小结: 对两套读本助读系统特点的比较 |
| 第五章 中美两套语文读本助读系统比较分析的启示 |
| 第一节 对我国语文读本编写理念的启示 |
| 一、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 |
| 二、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体验 |
| 三、加强对多元文化的关注 |
| 第二节 对我国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编写内容的启示 |
| 一、适当地补充背景资料 |
| 二、设置高质量的习题 |
| 三、选配丰富多样、关联性强的插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藏语文研究70年（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本体研究 |
| (一)现代藏语文研究的奠基与发展(1949年—1999年) |
| 1. 藏语文专题研究 |
| 1.1语音 |
| 1.2词汇 |
| 1.3语法 |
| 1.3.1动词研究 |
| (1)时体范畴 |
| (2)自动和使动、自主与不自主范畴 |
| (3)式 |
| (4)形态变化研究 |
| (5)句式研究 |
| (6)动词名物化研究 |
| 1.3.2形容词研究及其他 |
| 1.3.3格助词研究 |
| 2. 综合性研究 |
| 3. 汉藏语比较研究 |
| (二)现代藏语文研究的深化与繁荣(2000年至今) |
| 1. 藏语文专题研究 |
| 1.1语音 |
| 1.2词汇 |
| 1.3语法 |
| 1.3.1动词研究 |
| (1)语法化研究 |
| (2)自动与使动、自主与不自主研究 |
| (3)示证范畴和体貌范畴 |
| (4)名物化研究 |
| (5)句式研究 |
| 1.3.2形容词、名词研究 |
| 1.3.3格助词及文法研究 |
| 1.3.4语法研究的理论探索 |
| 2. 综合性研究 |
| 3. 汉、藏语比较研究 |
| 3.1研究实践 |
| 3.2理论探索 |
| 二、新技术条件下藏语文应用研究 |
| (一)计算语言学与藏语文信息化建设 |
| (1)字符与编码、标准问题研究 |
| (2)专题研究论着 |
| (二)藏语实验语音学研究 |
| 三、文化、教育以及语言政策与规划 |
| (一)语言与文化研究 |
| (二)藏语文教学与翻译 |
| (三)语言规划与政策、语言生活研究 |
| (四)工具书与辞典编纂 |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 |
| 2.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 |
| 3.2000年以来的辞书出版 |
| 四、通论、学术史研究 |
| (一)藏语文通论 |
| (二)学术史研究 |
| 五、结语 |
（7）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现状与问题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五、研究目的与方法 |
| 六、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东北满族民歌回望 |
| 第一节 满族民歌历史追溯 |
| 一、文献记载中的满族民歌 |
| 二、文化遗存中的满族民歌 |
| 三、满族民歌当代演唱现状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的人文生态渊源 |
| 一、自然生态中的满族民歌 |
| 二、文化生态中的满族民歌 |
| 三、族源地域中的满族民歌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信仰与族群文化认同 |
| 一、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传递 |
| 二、族群文化认同与民歌活态发展 |
| 第二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形态特征研究 |
| 第一节 满族民歌演唱类型 |
| 一、体裁类型 |
| 二、题材类型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演唱特征 |
| 一、传统民歌的本真演唱 |
| 二、质朴各异的音调结构 |
| 三、音韵交融的文字唱词 |
| 四、和合共生的润腔技巧 |
| 五、情感色彩浓郁的衬词 |
| 第三节 满族民歌演唱的反本修古 |
| 一、满族仪式“古歌”演唱之说 |
| 二、满族仪式“古歌”音韵交融 |
| 第三章 东北满族民歌满语演唱研究 |
| 第一节 满语民歌语音演唱特点 |
| 一、满语语言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满语元音歌唱音位特点 |
| 三、满语辅音歌唱音位特点 |
| 四、满语言语音重音节特点 |
| 五、满蒙歌唱语音音位比较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与东北方言的音韵关系 |
| 一、东北方言的声韵调特点 |
| 二、东北方言在演唱中运用 |
| 第三节 满语语言在演唱中的运用 |
| 一、唱词韵式特点 |
| 二、唱词韵律个性 |
| 三、语言演唱特色 |
| 第四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的当代呈现 |
| 第一节 追求变化与机缘 |
| 一、机缘与灵感的碰撞 |
| 二、远古与现代的链接 |
| 第二节 和而不同的演唱技法 |
| 一、多样性演唱技法借鉴 |
| 二、中西演唱技法的借鉴 |
| 第三节 满族民歌演唱的表现形式 |
| 一、多元文化形式的演唱表现 |
| 二、融合与发展中的演唱表现 |
| 三、借鉴与超越中的演唱表现 |
| 第四节 美美与共的艺术展示 |
| 一、满族服饰在演唱中的艺术展示 |
| 二、满族舞蹈在演唱艺术中的展示 |
| 三、伴奏乐器在演唱艺术中的展示 |
| 第五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的当代传承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形式下满族民歌传承路径 |
| 一、社会传承的多样性 |
| 二、家族亲缘传承的稳定性 |
| 三、师徒传承的普遍性 |
| 四、族群文化记忆传承 |
| 第二节 多样化形式下东北满族演唱传承 |
| 一、独唱传承形式的永恒 |
| 二、一领众和的自由传唱 |
| 三、对唱传承的情感交流 |
| 四、重唱传承的艺术魅力 |
| 五、合唱传承的艺术超越 |
| 六、民歌传唱的活化石 |
| 第三节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传承的新视域 |
| 一、学校教育传承 |
| 二、激活民俗传承 |
| 三、传统歌唱延续 |
| 四、媒体化新视界 |
| 五、旅游文化新景观 |
| 结论 |
| 一、研究之结论 |
| 二、传承之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东北三省满族分布图 |
| 附录二 田野调查与归类 |
| 附录三 图目录 |
| 附录四 图表目录 |
| 附录五 谱例目录 |
| 附录六 新媒体网络传播的满族民歌 |
| 附录七 满族民歌《摇篮曲》演唱音乐结构分析 |
| 附录八 全国各中小学满语教学情况调查汇总表 |
| 附录九 2018 年全国各地举办满族颁金节的地域汇总 |
| 附录十 满文字头歌 |
| 在学习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含项目)情况 |
| 后记 |
| 附图 |
（8）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 结论 |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图书文献 |
| 1.1 古籍类 |
| 1.2 专着类 |
| 2.翻译图书文献 |
| 3.学术刊物文献 |
| 4.学位论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苏叔阳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苏叔阳的生平与创作 |
| 2.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3.研究综述 |
| 1 苏叔阳话剧创作和时代语境 |
| 1.1 苏叔阳话剧的创作背景 |
| 1.1.1 个人背景 |
| 1.1.2 时代背景 |
| 1.2 苏叔阳话剧的创作理念 |
| 1.2.1 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 |
| 1.2.2 创作理念的继承发展 |
| 1.3 现实主义语境下的苏叔阳话剧 |
| 1.3.1 探索过渡期：《丹心谱》的创作 |
| 1.3.2 经典成熟期：《左邻右舍》《家庭大事》的创作 |
| 1.3.3 稳定深化期：《月光》的创作 |
| 2 现实主义话剧观的具体呈现 |
| 2.1 社会性的话剧主题 |
| 2.1.1 文革的叙写与反思 |
| 2.1.2 改革开放的描绘与展示 |
| 2.2 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 |
| 2.2.1 时代风浪中的知识分子 |
| 2.2.2 胡同大院中的各色百姓 |
| 2.2.3 自我找寻中的女性群体 |
| 2.3 社会伦理的道德评判 |
| 2.3.1 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
| 2.3.2 社会问题的袒露与揭示 |
| 2.3.3 自我灵魂的呈现与审视 |
| 3 话剧的建构方式:古典与现代 |
| 3.1 古典诗歌与绘画的吸收 |
| 3.1.1 上下阙的分场方式 |
| 3.1.2 绘画散点透视的运用 |
| 3.2 电影手法的综合运用 |
| 3.2.1 灯光运用的艺术性 |
| 3.2.2 蒙太奇的场景切换 |
| 3.3 形式多样的话剧结构 |
| 3.3.1 冲突律结构 |
| 3.3.2 辐射式结构 |
| 3.3.3 时代横切面结构 |
| 4 话剧的多样表现手法 |
| 4.1 富于深意的戏剧意象 |
| 4.2 幽默诙谐的京味语言 |
| 4.2.1 对比、讽刺 |
| 4.2.2 谐音 |
| 4.2.3 比喻 |
| 4.3 舞台设置与布局 |
| 5 作品的传播和影响 |
| 5.1 话剧的排演状况及演员阵容 |
| 5.2 话剧的演出影响 |
| 5.2.1 演出反响 |
| 5.2.2 剧作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以东昌府区花园路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方式 |
| 第一章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概念、特征和功能 |
| 第一节 小学校园文化的概念 |
| 第二节 小学校园文化的特征 |
| 第三节 小学校园文化的功能 |
| 第二章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
| 第一节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 |
| 第二节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
| 第三章 东昌府区花园路小学基于“和悦教育”理念下的校园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东昌府区花园路小学基本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东昌府花园路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理念与设计解读 |
| 第四章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
| 第一节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对策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主要成果 |
四、试谈无声教学的功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2]《三国遗事》文学研究[D]. 穆禹含. 延边大学, 2021(02)
- [3]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4]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现状及对策研究[D]. 王得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5]中美高中语文读本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 ——以《新语文读本》（高中卷）和《美国语文》（4-6册）为例[D]. 廖倩.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藏语文研究70年[J]. 尹蔚彬. 中国藏学, 2019(04)
- [7]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D]. 王海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8]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
- [9]苏叔阳话剧研究[D]. 王彦.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10]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以东昌府区花园路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为例[D]. 梁振. 聊城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