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采访手记 当了一回“狗仔”（论文文献综述）
范誉丹[1]（2021）在《真人秀的建构、控制与交互 ——基于《小巨人运动会》参与式观察》文中指出
陈清华[2]（2019）在《世界上所有的安逸都在你的脚边——从《清明上河图》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下）》文中认为10.《清明上河图》是描绘一条河两岸的情景。事实上,画作本身也是一条河。虹桥:《清明上河图》的布局围绕着汴河展开,很"中国式",感觉这和中国的"水"也接上了。看这幅画,感觉能回到人与人最基本的状态。饮"水"思源,今天我们能有这么好的心情来欣赏北宋市民文化,谈论中国哲学,《清明上河图》功不可没。在有
陈智民[3]（2017）在《精神障碍与文学创作关系初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考察精神障碍与文学创作的相互关系,属于病迹学中的个案传记和理论归纳研究。本文选择中国近现代三位精神异常文学家进行个案传记研究。郁达夫一生中分别有两段抑郁期和躁狂期,抑郁发作影响了他感伤、悲情创作风格的形成,他有多种性心理异常和人格障碍表现。三毛的一生呈现明显的双相障碍病程,散文中有众多关于精神症状的描写。海子的诗歌创作和精神追求损害他的精神健康,他的自杀与精神障碍有关。并考察作品对本人精神状况的反映程度、梳理生平与症状出现期、对精神症状进行甄别并尝试作出诊断、分析精神障碍与创作的互动实例、分析创作心理。建构“创作要素框架”,以创作实例来论证精神障碍对文学创作各要素的影响。归纳精神障碍对文学创作的十三条影响、文学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十二条影响,建构“精神障碍影响框架”和“创作影响框架”并举例论证。对病迹学的方法与理论进行探索,归纳为九个问题,有一些结果包括总结症状甄别的经验、区分两类症状信息来源、区分看待精神障碍的两类视角、提出诊断的价值并讨论伦理问题、归纳病迹学的四种研究类型、总结研究的十个步骤等。
吴群涛[4]（2017）在《“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英美的朋克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青年文化。早在七十年代末朋克便传入中国,在中国摇滚发展的推动下,于九十年代中期受到了中国青年的广泛关注和热情追捧。在近四十年时间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融入朋克,并对其进行筛选、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朋克亚文化。论文绪论部分对朋克文化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同时对研究意义和价值、创新点、重难点、方法、思路、论文结构安排等进行了相应介绍。论文第一章从梳理英语中“punk”的词源及衍变入手,回顾朋克运动在英美的兴起与发展,剖析出朋克的文化内涵。同时,由“punk”汉译上出现过的论争切入,对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予以概述——经过十余年的“道听途说”和近十年的“地火燎原”,目前朋克在中国的传播处于平稳发展期。在此期间,国内主要有四种朋克传播方式,包括翻译、“打口”、“迷笛”和独立厂牌,它们的联合作用扩大了朋克的受众群体,促成了中国摇滚朋克时代的到来。论文第二章聚焦中国“朋克时代”,选取朋克先锋崔健和何勇,北京朋克乐队群“无聊军队”,以“盘古”、“舌头”、“苍蝇”和“生命之饼”为代表的外省朋克和广受国际媒体关注的“挂在盒子上”为核心的女子朋克乐队进行深入考察,解析朋克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和特征。论文第三章论述具有代表性的乐评人与朋克紧密相关的活动与观点。主要分析涵括郝舫、李皖、颜峻三位知名乐评人的朋克乐评。他们分别代表了国内乐评人在对待朋克文化主要的批评方式与态度,其作品受到了不同时期各个层次的中青年读者的认可,实质上参与了朋克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朋克文化的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论文第四章先从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和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三个方面来论析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关系,再从文学书写与亚文化传播紧密关联的角度,连通卫慧与棉棉、宁肯与春树这两组具体的“朋克书写个案”的脉象,分析当代作家对朋克文化的接受差异。论文结论呼应绪论及正文各部分,强调指出朋克文化实践的最大意义是不断地敞开问题,让人们拥有更多自由地表达与争论的空间、方式与勇气,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肖熹[5]（2017）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一九三九年至二〇〇一年间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外文史料的梳理,对戛纳电影节在策展选片、评审组织、奖项设定、形式沿革、重要事件、经典作品、美学倾向和文化策略等方面展开历史性分析。论文根据二十世纪对欧洲以及法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事件,以及戛纳电影节自身发展的重要事实,把戛纳电影节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在每个时期大量参展、参赛的电影作品和电影现象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展开分析与评述。绪论部分先对电影节研究的趋势、方法进行了综述和概括,重点围绕针对戛纳电影节的史料研判、文献类型和研究倾向进行了综合,并通过“艺术界”、“艺术惯例”、“世界电影”等理论构想,把“艺术等级体制”作为研究戛纳电影节历史的核心方法,重点研究不同时期在作品、名人和美学方面的积极倾向与历史特征。第一章通过对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历史资料的爬梳,对戛纳电影节的充满对抗性和政治性的起源展开研究,对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戛纳电影节初创时期的展赛形式、选片规则、单元设定、举办时间、硬件建设、奖项设定等重要环节的调整与固定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戛纳电影节早期通过明星效应来引起媒体关注,但扶植《第三人》《花都艳舞》这些边缘类型片和标榜《朱丽小姐》《神秘的毕加索》等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些文化策略让戛纳电影节完成成长中的蜕变,从初创的电影节向国际化的电影节过度。第二章主要研究一九五九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到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间,重点结合史料,分析戛纳电影节如何通过“新浪潮运动”、“五月风暴”等重大电影史事件,介入欧洲的社会运动,把电影节的评选活动变成制造电影史的历史现场,成为见证电影史上重要的美学、电影运动和政治活动的特定时空。同时,戛纳在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创作不被承认时,抵制社会偏见和舆论偏见,支持他们的作品在电影节上加冕。第三章研究了从一九六九年“一种关注”单元的创立到一九八一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法国总统大选,戛纳电影节在选片、策展和评奖方面不断变化,逐渐运用新的竞赛单元和展映单元,把青年导演在性与政治方面具有挑衅性、争议性、探索性的作品呈现出来,在选片方面完成“去政治化”,由法国政府占主导的选片模式改为由电影节形成选片人制度,通过选片人和选片小组邀请优秀的导演和作品,同时也运用“争议政治”的策略进一步提高电影节在全球文化中的影响力,推出了《如果》《感官王国》等具有争议性的经典作品。戛纳在这个时期,通过对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美国导演的支持,完成了对“新好莱坞”的历史建构。第四章从一九八二年雅克·朗格推行“文化例外”政策到一九九一年的冷战结束,结合个案作品研究了戛纳电影节如何在电影艺术的体系中巩固地位,强化电影作为艺术的地位及其纯粹性,强化电影创作的多元性,与美国商业电影展开对抗。因此除了在选片上更为开放,也强化电影作为表达工具的创作自由,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等在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政治压迫和文化冷遇的导演提供文化流亡的栖居地,并通过《鸟人》《天堂电影院》等作品表达出观众在冷战后期对新鲜美学风格的呼唤。第五章的历史节点设定在一九九二年“冷战”结束到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之间,戛纳电影节一方面把电影市场建成欧洲最大的电影贸易展会,一方面推行“去西方中心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敞开大门,以消除冷战时期的文化对抗心理。这个时期是华语电影通过戛纳电影节在国际电影界迅速崛起的十年,陈凯歌、侯孝贤、王家卫、杨德昌等一大批优秀的华语导演被介绍到西方,以及把阿巴斯等伊朗电影推介到欧洲,同时,戛纳在一九九〇年代开始扶植美国新一代独立电影导演,通过《性、谎言、录像带》《巴顿·芬克》《低俗小说》等影片把美国新独立电影运动推向高潮。通过对史实、作品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论文认为,戛纳电影节通过积极的、策略性的评审和展映活动,已成为世界电影界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环节,尤其在生产电影经典、缔造导演和明星、培植电影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然而世界电影史研究中,往往忽视了戛纳国际电影节在电影美学的发生、电影经典的缔造和电影人的流动交往等方面的贡献,戛纳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电影节,在于它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不断摆脱起源时携带的政治对抗性和文化外交属性,逐渐实现办展选片的独立性,这激发了戛纳电影节积极主动选择商业合作和媒体合作的发展路线。其次,把新的电影美学和艺术风格推送到观众面前,是戛纳最为坚定的美学策略,尤其对于大众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充满争议的作品与风格,戛纳电影节始终推动这些作品与观众和国际电影界相遇。最后,戛纳电影节不断强化一种文化平等意识,发现和推送文化弱国、电影小国的作品,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影片,建构了一个世界电影彼此相遇、相互影响、彼此竞争的文化空间,强化了电影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吴晓东[6]（2016）在《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主要从传播学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作家与媒介统一在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之中,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的过程。莫言作为当代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透过对他与媒介关系的系统考查,可以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梳理清楚,并且看到当前文学与作家在媒介中更为完整、现实的生存状态。本文尝试系统地运用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希望论文在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等实践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从传播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角度,对文学传播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媒介理论与文学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与当前诸多作家的对比,本文明确了以莫言作为中心探讨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原因与价值。首先,我们认为文学媒介并不单纯指向“物”的层面,还包括组织以及多种与文学传播相关的社会要素,并且文学活动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文学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都具有其特殊规律。作家在文学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与不同媒介为主体的社会现实发生关联,而被媒介包围的社会现实对作家与文学本身也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家的成功与文学的突围依赖于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效调整与运用。与当代其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如余华、贾平凹等相比,莫言的成功除了他在创作上的特殊性外,还由于其在传播方面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突破。我们从媒介角度审视时会发现：莫言在处理与媒介的关系时充满技巧与智慧,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多媒介传播格局；媒介对莫言而言,无论在其成长、创作还是形象塑造方面都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梳理了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期,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出现后,作家与媒介就构建起了复杂的关系类型,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作家与媒介建立密切联系。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大量的科学知识与思想文化都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进入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接触到这些思想源流。因此在进行文学启蒙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之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实现这种理想就成为了自觉行为。作家们对大众传媒的兴起表现出极大兴趣,接触媒介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在大众传媒表达自己,也自然成为理所应当的文学行为。另一方面,以启民智、开风气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要求面向更广泛意义上的平民大众,因此与大众接触最为紧密的渠道——“大众传媒”就成为必然选择。其次,中国职业作家是在近代出现的,这些职业文人多以稿费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近代传媒业的发展催生出稿费制度,近代报纸、杂志的繁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也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按照需求理论,当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作家便可以在媒介中实现“自我”的确立。通过带有主动传播意识的广告、论战等形式与手段,作家可以确立自己的在文学与社会中的位置。现代作家还具有更加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使命感,这种理想与使命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深切介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于是作为文学媒介承载内容的主导者或直接作为媒介刊物编辑的“把关人”,是实现这种理想与责任的最佳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传播进入到一个相对整合的时期,传播制度的改变使媒介环境变得更加纯粹,政治宣传成为媒介的首要功能。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变成为简单、直接的从属关系。“文革”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更具时代特征的媒介形态,放大了媒介的政治宣传功能。但该时期文学传播的“潜在”渠道,如手抄本、朗诵沙龙等使作家与媒介形成了另一种关系。“文革”结束后,短暂的“文学热”将作家与媒介再次平等化及精英化。但随着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型”关系开始变异,不断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上世纪80代中期起,走上文坛的莫言便开始参与并构成了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全过程,直至今日。本文在论述梳理过程中以时代与媒介类型为依据,突破了以往多从内容角度分析的局限,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做了综合性总结。莫言等当代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五四”时期的部分特点,这表明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却也暴露出当代文学与当代作家在适应新媒介环境方面由于过多墨守成规而出现的问题。第二章到第四章详细探讨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印刷媒介对莫言的影响。首先,当代文学存在的媒介土壤依然是以纸媒为主,文学报刊占据主阵地,图书出版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文学批评确立了莫言的作家身份,通过对莫言各个时期的整理可以看到评论声音里不同的莫言形象。从“怪才”作家,到叛逆作家,到时常刺激人们感观的“争议”作家,再到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学评论在参与莫言制造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发现者与引导者,慢慢变成并行者与追随者。这种媒介方式代表文学所拥有的权威与特殊“场域”,作家也在由这种媒介构成的环境中实现了自我确立。其次,大众传媒参与到作家形象的构建之中,大众传媒根据自身与市场的要求,塑造出具有不同特点的作家类型。莫言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渐渐清晰,并被不断重塑着,形成了不同意义的文化符码：从作为文学大师与文化符码的莫言,到作为公共话题的莫言；从作为娱乐焦点的莫言,再到获奖后作为有权威的明星与品牌的莫言。这些形象与文学期刊所塑造的莫言形象具有相同之处,也有更多不同之处。文学事件、不同奖项、个人故事、书展活动等,都是进入大众媒介视野的话题。大众传媒制造出的“莫言”,因时因势之需而不断改变,对作家的关注大于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外围的关注大于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是个狂欢的领地,通过监测我们发现,集合了不同声音的网络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莫言。第三章主要从作家角度,分析了莫言的主动传播方式,以及在多媒体时代莫言进行积极互动的传播姿态。莫言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是演讲。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良好的互动,莫言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作家形象,很好的传播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作品。莫言还接受多种访谈,采访中所呈现的主体姿态是谦虚谨慎、宽厚温和,沿袭了他演讲的风格。但访谈的内容重心与塑造形象的方向却发生变化,更多侧重于表现他的真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出,莫言在大众传播中有意识通过多种方式确立与坚持自己的形象。文学写作的乡土姿态、谦虚睿智的长者风范、勇于反思历史与批判现实的名士气节,都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彰显出来。在各种媒体面前,莫言从不沉默,积极参与各种媒体互动。对专业的文学批评既不背离又不苟同,接受批判又特立独行。他对新媒介保持兴趣,通过开设微博、参与网络访谈与互动等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开放心态,但传统作家对新媒体的介入往往不能持久,回归纸质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第四章我们主要从文本角度出发,对莫言的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传记进行了深入考查,尝试发现当前媒介对作家创作的辐射与衍生影响。莫言在文学上的成功离不开编辑与出版人的影响与帮助,他与这些文学“把关人”的关系,承袭了“五四”以来的文人传统,又颇具个人色彩。深入的媒介接触体验与记者从业经历对莫言的创作有较大影响。在作品中莫言对媒介的态度不尽相同,对大众传媒带有更多的批判色彩,而对于传统的口头传播等传播方式却保有相当浓厚的依恋之情。不仅如此,让莫言成为世界瞩目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作品《红高粱》莫言靠近与远离影视媒介,是当前文学与影视既对抗又依赖关系的生动写照。对莫言与媒介关系的细致研究,可以看到作家在当前文学传播范畴内的共性与特殊性,也透视出当代作家在面对媒介时的复杂心态,而文学媒介与大众媒介对作家产生影响的指向是不同的,两者又都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第五章对莫言与媒介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媒介环境的变化是莫言自身成长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作家的媒介接触行为与满足状态,甚至决定了作家的发展路径与创作风格指向。我们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总结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一方面,媒介作为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对作家具有外在层面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更具有知识精英与意见领袖的作用,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教育,从而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容与方法。作家代表的是较为宏大的“文学场域”,与媒介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阶层或者经济形态阶层都具有平等对话的能力与权力,甚至可以对媒介产生直接或间接性的干预,从而实现双方的动态平衡。作家的传播意识具有本能性,但在传播中却由于媒介的局限与自身非理性的原因,会受到多重阻碍与束缚。成功的作家都具备优秀的传播意识,莫言以其素朴及略带狡黠的传播意识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原则和体系。当代作家需要提升对媒介的理解,形成开放的多媒介传播意识。文学传播的过程,需要多种特殊媒介与手段的参与,教育是其中经常被忽略、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一个,文学因教育的工具性而受到制约,于是作家的集体性突围显得很有必要。在多媒体的世界里,影视虽然是极好的传播方式,却也在当前受到多种现实瓶颈的困扰,作家与影视像两只刺猬,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显得焦急而痛苦。不仅如此,时政生活类杂志以其独特的文学审美指向在当前受到诸多人的关注,而纯文学作家与文学在其中的缺失不仅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受到杂志主编等“把关人”的复杂心态影响。莫言成功的的启示还在于,莫言及其作品成功的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但如何在当前语境成功实现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全社会与整个文学体系的责任,而不单单只是局限在作家的个体行为里。本文通过对作家与媒介关系的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规律与模式。由于作家作为特殊的行为主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媒介的发展又是千变万化,则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透过对两者关系的理性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传播的系统性要求。作家与文学整体在当前的突围与繁荣不能仅依靠某一种传播方式与媒介,更不能仅通过某一方面的文学活动而实现,而应是全部与文学相关的媒介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莫言将作家与媒介关系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关系合乎现实的媒介环境与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与当代作家如何进行有效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许剑峰[7]（2016）在《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文中认为本文选取太阳花运动为个案,探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所扮演角色,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梳理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机理,思考信息时代媒体和社会历史宏观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本文采取“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切入点,对研究问题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路径作出分析,并最终回到研究问题进一步讨论。本文使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层面综合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分析时主要使用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论述。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中天新闻、TVBS新闻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新闻e论坛和运动主办组织黑岛青脸书专页为新媒体的代表,分析它们对太阳花运动的内容呈现和报道框架,提炼“媒介镜像”层面的新旧媒体特点;之后从内容层面、行动层面对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做出分析,讨论这种互动与内容生产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新旧媒体内容呈现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提出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新旧媒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分析视角切入,分析太阳花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与文献的不断对话,梳理出导致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特殊呈现的宏观影响因素。本文最终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新旧媒体在对太阳花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和立场,社会运动“媒介镜像”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混合性与复杂性;第二,新旧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中,有着不同的内容生产逻辑;同时呈现出不对等的互动影响模式,新媒体处在弱势地位;第三,传统媒体深度作用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建立“聚焦”、“造神”、“监督”、“促进权力集中”等方式影响运动结果;在此过程中,新媒体更多是作为运动现场的“组织”和“构建小众认同”的角色而存在;第四,社会运动重视传统媒体远超新媒体,在运动过程中会在各方面有意利用和迎合传统媒体的需求和逻辑;第五,宏观社会政治文化及其产生的历史因素,对社会运动有着巨大的催生作用,并影响和形塑了运动过程中的诸多呈现。在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运动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无解矛盾,导致二者间难以改变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等图景;同时,新媒体作为“参与式实践”在构建认同、凝聚小众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角色;最后本文以社会运动为切口提出和讨论了信息时代下存在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以及新媒体本身的悖论;呼唤一种对新媒体技术更加中立的“辩证技术观”的回归。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研究意义,并结合文献提出了“社会运动”的定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仔细梳理了现有社会运动理论流派和发展,以及我国新媒体和社会运动研究概况,确立本研究的位置和理论储备;第三章是研究设计,主要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对相关概念的廓清;第四章开始进入主体部分,对中天新闻、TVBS新闻、新闻e论坛和黑岛青脸书内容做了全样本分析,呈现出它们各自不同的报道框架和“运动镜像”;第五章是从中观层面对新旧媒体和运动之间互动的讨论,并结合运动发展过程特点分析出新旧媒体不同内容生产逻辑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与角色;第六章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角度分析了运动发展的宏观背景因素,讨论其在运动产生和呈现面上的巨大影响;第七章是结语,一方面对上述经验分析做简单回顾,另一方面对社会运动与媒体,以及新旧媒体在当今时代下的特点做出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几点不足和未来研究可能。
陈伟[8]（2015）在《《新民晚报》上海申花足球报道研究 ——以2004-2013赛季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新民晚报》是中国第一家派出记者前往奥运会举办地（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采访的地方媒体,《新民晚报》在同类媒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4年,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阶段,《新民晚报》一直以上海申花在中超（甲A）的表现为报道重点。从2004年开始,《新民晚报》体育新闻版开始分为足球新闻、综合体育新闻和国际体育新闻等三个板块。一扫过去所有门类都杂糅在同一个版的乱序编排,变得清晰、整洁,更加赏心悦目。而关于上海申花足球报道,《新民晚报》可谓煞费苦心,他们在中超初期至少派出2位记者随队,一位摄影记者,一位采访记者,每场比赛赛后都会有专门的版块进行评论。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正是中超开始的第一年。音乐和足球被称为是世界通用的两种语言,足球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地位是其他体育项目无法取代的。在我国,足球比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特别是1994年建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足球运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关心、观看足球比赛的人数日益增加,这一切不但促进了国内足球运动的普及化,而且使足球运动在我国各行业的涉及面、影响力逐渐增加。随着足球联赛的不断发展,足球运动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而国内各类体育报纸以及晚报都把足球报道作为体育新闻的重要支撑。作为一支在中国足坛享有盛誉的足球俱乐部,作为上海的城市名片,申花的战绩广受关注。在中超元年,申花每一次出征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新民晚报》无论在赛前还是赛后都会竭尽全力让球迷了解申花征战比赛的台前幕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新民晚报》会用一个版面来报道。对申花热火朝天的报道直到2013赛季申花战绩实在不尽如人意才冷淡下来,由于战绩不理想,主力球员纷纷离开,申花受到了《新民晚报》的冷淡。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与个案分析法,以《新民晚报》报道上海申花足球（2004年-2013年）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从《新民晚报》报道上海申花足球的概括、阶段、内容、风格、版面、主题、特征等方面来对《新民晚报》从2004到2013这10年所作的报道进行细致的分析。探讨在对上海申花足球报道中,《新民晚报》在版面布局、题材特征、报道内容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变化规律与特征,同时更在于探讨新媒体时代《新民晚报》体育报道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秦超[9]（2015）在《新闻工作者的伦理困境 ——基于见习新闻工作者手记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闻工作者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和发言人,同时面临着几种道德准则或义务要求需要做出选择,而又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伦理困境。应对伦理困境,既是新闻工作者工作的重要任务,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困扰。对新闻工作者伦理困境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的研究,可以为一线新闻工作者解决冲突提供参考借鉴,为大众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监督提供依据,从而提升新闻工作的质量,提高新闻媒体在社会大众中的地位和声誉。新闻工作者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新闻实务中的角色冲突、利益冲突、权利冲突和价值冲突四个方面,具体表现可以分为由采访手段、新闻情感、保护信息来源等造成的角色冲突;公民知情权和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受传媒机构生存支配和公共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舆论监督与传媒审判、新闻工作者行为与受众监督、新闻包装尺度等的权利冲突;娱乐至死与新闻本性、英雄主义的价值引导与缺乏问责力度、从众主义与道德引导之间的价值冲突。新闻伦理困境产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新闻工作中善与善的伦理冲突是其根本原因,利益与价值权衡的偏重、理性与感性认知的偏差、内部与外部环境的碰撞是造成新闻伦理困境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根据以上原因及案例的分析,试图从加强新闻媒介的体制建设、优化新闻媒介的外部环境和提高新闻工作者应对伦理困境的能力三个方面着手,来应对新闻工作者的伦理困境。
陈科[10]（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对中国新闻业的研究中,新闻记者职业意识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概因过于个体和微观,不如组织和结构研究所受重视。但职业意识研究利于从“个体行动”层面,观察社会组织、宏观结构对微观个体的影响,还能更具体地呈现新闻职业化的个体发展路径。本文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新闻记者职业意.识的变迁轨迹,并借此探索新闻记者职业意识变迁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机制。操作方法是,将改革开放以来划分为市场经济初涉期（19781992）、市场经济发展期（1992——1998）、市场经济纵深期（1999至今）三段时期,选取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记者,对其职业意识进行解析,并将其放置在国家、新闻业和市场三者互动关系的框架内,以职业社会学中职业自主性理论为视点进行对照分析。研究发现：市场经济初期（19781992）。文革结束后,国家陷入合法性危机,为防止政治变革,国家推行经济现代化改革,但改革的共识之下也存在着争议。新闻业借新闻改革,支持改革派,进行政治改革启蒙,但以八九事件告终。1992年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逐步向“经济绩效”合法性转移,国家以“民族主义”话语消解启蒙意识,并专注于发展市场经济,解决了政权危机。这段历史时期,以刘宾雁、樊云芳、左方、范敬宜和安岗等为代表的记者,分别以“第二种忠诚”的方式谏党；提倡全息摄影式中性报道；突破真理报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性；“三贴近”的政治家办报逻辑、强调调查读者等多元化意识,整体呈现出突破传统喉舌的角色定位,彰显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和恢复报纸商业传统的职业意识。市场经济发展期（19921998）。市场经济在国家主导下全面拓展,新闻产业化发展进入多赢竞争阶段。国家在新闻业管理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套包含“改革开放总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市场经济”三内容的霸权话语；而新闻业则发展出“市场化的媒介专业主义、党的群众路线及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传统”三套话语资源,为市场化的“象征资源替换”战术提供合理化的解释。这段时间,以卢跃刚、孙玉胜、陈虻、钱钢等为代表的新闻记者,分别以回到常识,记录历史；改变电视语态；“平视”人性和主张“讲人话”等新闻主张,展示了传统文人论政和党的喉舌向新闻职业化转移的职业意识趋势。市场经济纵深期（1999至今）。九十年代末期,国家停止对新闻业的财政支持,新闻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随着发行、广告等市场的白热化竞争,社会资本进入媒体融资渠道遭遇体制性障碍,生存危机使新闻产业进入零和博弈期。国家逐渐掌握了一套将媒介产业发展与政治表现相结合的治理技法,而新闻业不得不在考虑生存、发展及自身利益问题时,向国家政府强权靠拢。市场化考核和企业化管理导致的生存逻辑,使得新闻记者的劳动出现异化,出现新闻民工、雇员等身份认知。这段时间,以胡舒立、王克勤、柴静等为代表的记者和以《南方周末》记者为核心的专业社区,分别以践行新闻专业主义、“扒粪人”的公民立场、力图“看见”人和基于共享“阐释和反思”话语的专业社区等职业特点,展示出在市场生存和国家治理的夹缝中,以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意识为诉求的专业化发展态势。总体而言,中国新闻记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职业意识都是多元共生的,但也有一个从党的喉舌和文人论政的传统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变迁趋势。职业价值观的转变,是国家、新闻业和市场三者关系演变与新闻记者职业意识变迁之间互动的核心,职业意识变迁的外在动因是,市场化语境下国家与新闻业围绕职业自主性的博弈；内在动力是,国家凭借市场化逐步确立的霸权话语和发展出的治理技巧,使得记者在生存逻辑考量下,不断将理想沦陷的现实进行价值内化的结果。
二、采访手记 当了一回“狗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采访手记 当了一回“狗仔”（论文提纲范文）
（2）世界上所有的安逸都在你的脚边——从《清明上河图》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下）（论文提纲范文）
| 1 0.《清明上河图》是描绘一条河两岸的情景。事实上, 画作本身也是一条河。 |
| 1 1. 不能载入宋代《宣和画谱》, 就意味着当时的“主流美术”界不承认、不认可他。 |
| 1 2.《清明上河图》曾四次从宫中被人盗走。 |
| 1 3. 满招损, 谦受益。过满则溢, 适可而止。 |
| 1 4. 古人图画, 无非劝戒。《清明上河图》也许有劝戒之意。 |
| 1 5. 以画为娱则高, 以画为业则陋。 |
| 16.绘画就要学会搞关系, 处理好透视等各种关系。 |
| 17.“张择端情绪”:自然又漫不经心。 |
| 18.越没文化, 声音越大。 |
| 19.缘起缘灭, 一切自有安排。 |
| 20.看《清明上河图》, 就等于服了一剂文化的逍遥散。 |
（3）精神障碍与文学创作关系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病迹学的定义和学科史 |
| 1.1.1 定义 |
| 1.1.2 学科史 |
| 1.2 西方病迹学研究 |
| 1.3 当代中国病迹学研究 |
| 2 三位文学家的个案研究 |
| 2.1 患有精神障碍的小说家—郁达夫 |
| 2.1.1 作品对本人精神状况的反映 |
| 2.1.2 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及分析 |
| 2.1.3 性心理障碍的表现和分析 |
| 2.1.4 人格障碍的表现和分析 |
| 2.2 患有精神障碍的散文家—三毛 |
| 2.2.1 坦率真诚的写实风格和“真实性陷阱” |
| 2.2.2 三毛童年的怪异的性格举止和大量阅读的影响 |
| 2.2.3 少年抑郁时期的表现 |
| 2.2.4 中年躁狂时期 |
| 2.2.5 中晚年的抑郁期 |
| 2.2.6 三毛关于自杀的观念 |
| 2.2.7 文学创作与精神障碍的相互作用 |
| 2.2.8 过程美学和招标主义小说 |
| 2.3 患有精神障碍的诗人—海子 |
| 2.3.1 海子自杀前的精神症状 |
| 2.3.2 文学创作对海子精神状况的影响 |
| 2.3.3 以文艺价值取向分析海子 |
| 2.3.4 创作心理分析和与精神病理过程的比较 |
| 3 精神障碍与文学创作关系研究 |
| 3.1 精神障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建构“创作要素框架” |
| 3.1.1 对郁达夫的分析 |
| 3.1.2 对三毛的分析 |
| 3.1.3 “假设法”的使用 |
| 3.2 精神障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建构“精神障碍影响框架” |
| 3.3 文学创作对精神障碍的影响——建构“创作影响框架” |
| 3.4 互动过程中的精神障碍和文学创作——建构“精文互动模型” |
| 3.4.1 郁达夫的分析 |
| 3.4.2 三毛的互动模型 |
| 3.4.3 海子的互动模型 |
| 4 病迹学方法和理论探索 |
| 4.1 症状问题 |
| 4.1.1 文学主体和历史主体的区分 |
| 4.1.2 两类症状信息来源的区分 |
| 4.1.3 判断作家症状的几点经验 |
| 4.1.4 两类文学家的“作品-症状联系强度判断表” |
| 4.1.5 症状信息可靠性的参照 |
| 4.2 病因问题 |
| 4.2.1 生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区分 |
| 4.2.2 被动影响和主动控制的区分 |
| 4.2.3 过程研究和断面研究的区分 |
| 4.2.4 作为结果和作为过程的精神障碍 |
| 4.2.5 精神病理过程的范围 |
| 4.2.6 文学创作的性质 |
| 4.3 诊断问题 |
| 4.3.1 伦理问题 |
| 4.3.2 诊断在研究中的价值 |
| 4.3.3 进行诊断的注意事项 |
| 4.4 类型问题 |
| 4.4.1 个案传记研究 |
| 4.4.2 理论归纳研究 |
| 4.4.3 资料汇总研究 |
| 4.4.4 现实研究 |
| 4.4.5 文学研究 |
| 4.5 步骤问题 |
| 4.6 价值取向问题 |
| 4.7 研究意义问题 |
| 4.8 学科交叉问题 |
| 4.9 概念问题 |
| 5 结语 |
| 5.1 原因——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研究 |
| 5.2 意见——理科的方法加文科的才识 |
| 5.3 结果汇集 |
| 5.4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就读期间学术论文 |
| 附录 |
（4）“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四、研究的创新点、重点与难点分析 |
| 五、主要研究方法、思路及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嬗变与发展:朋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第一节 嬗变中的朋克 |
| 一、朋克文化身份的“三重变奏” |
| 二、国内对“punk”汉译名的论争 |
| 第二节 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
| 一、传播历程 |
| 二、主要传播方式及影响 |
| 第二章 喧嚣与愤怒:中国摇滚的“朋克时代” |
| 第一节 朋克先锋 |
| 一、崔健对“冲撞”风格的尝试 |
| 二、何勇与“性手枪”精神的契合 |
| 第二节 “无聊军队”朋克群体 |
| 一、“无聊军队”促进朋克亚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
| 二、建构“青春乌托邦”:无聊军队专辑音乐歌词分析 |
| 第三节 外省朋克 |
| 一、外省朋克:“盘古”、“舌头”和“苍蝇” |
| 二、武汉朋克:“生命之饼(SMZB)” |
| 第四节 女子朋克 |
| 一、中国摇滚中的女性朋克 |
| 二、“挂在盒子上”:中国第一(支)女子朋克乐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拨乱反正:国内乐评人对朋克的引介与批判 |
| 第一节 “比零还少,比最多还多”:郝舫哲评朋克 |
| 一、书写摇滚:《伤花怒放》与《灿烂涅盘》 |
| 二、论朋克的未来:《比零还少》 |
| 三、译介朋克:《上车走人》与《请宰了我》 |
| 第二节 “在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李皖文评朋克 |
| 一、引介西方朋克摇滚诗歌 |
| 二、重申对朋克概念的认识 |
| 三、展开对中国朋克摇滚的批评与反思 |
| 第三节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颜峻怒评朋克 |
| 一、活跃在摇滚现场的诗人 |
| 二、论噪音与音乐 |
| 三、对中国朋克的批判性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书写与差异:中国当代作家对朋克的文学接受 |
| 第一节 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 |
| 一、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 |
| 二、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 |
| 三、文化认同基础上文学审美范式的建构 |
| 第二节 卫慧、棉棉的朋克书写比较 |
| 一、浪漫遮蔽反叛:卫慧的“另类”文学 |
| 二、残酷彰显叛逆:棉棉对朋克精神的推崇与实践 |
| 第三节 宁肯、春树的朋克书写比较 |
| 一、歌声表达灵魂:宁肯对朋克的改造与演绎 |
| 二、狂欢追求独立:春树用朋克表述自由青春力量 |
| 结语 |
| 附录 |
| Ⅰ. 英美朋克亚文化年表 |
| Ⅱ. 朋克文化术语翻译及释义 |
| Ⅲ. 中国朋克亚文化年表 |
| Ⅳ. 历届迷笛音乐节概况(2000-2017)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电影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戛纳电影节的地位与影响 |
| 二、戛纳电影节的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五个研究方向 |
| 二、三种研究立场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理论预设 |
| 一、戛纳的历史与文化战略 |
| 二、戛纳电影节是文化生产机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生产自身 |
| 二、生产经典作品 |
| 三、生产名人与明星 |
| 四、生产艺术等级 |
| 第一章 戛纳电影节的缘起与形塑（一九三九—一九五八） |
| 第一节 戛纳的缘起与自我塑造 |
| 一、戛纳的缘起：与威尼斯对抗 |
| 二、戛纳的初创与形成：组织、评选与仪式 |
| 三、冷战中的电影、外交与政治 |
| 第二节 边缘类型片的舞台 |
| 一、《第三人》 |
| 二、《花都艳舞》与《四海一家》 |
| 三、《恐惧的代价》 |
| 第三节 名人与明星的传奇场域 |
| 一、孤傲艺术家：让·谷克多 |
| 二、失落的明珠：大卫·里恩 |
| 三、新现实主义领袖：德·西卡 |
| 四、印度电影灵魂：萨蒂亚吉特·雷伊 |
| 五、明星神话：褒曼与格蕾丝·凯丽 |
| 第四节 现代主义的转折 |
| 一、黑色电影的加冕 |
| 二、现代主义美学的发端 |
| 第二章 电影史的现场（一九五九—一九六八） |
| 第一节 见证电影史的现场 |
| 一、参赛片与市场的扩大 |
| 二、狂欢派对与评委升级 |
| 三、第三世界的大门 |
| 四、组委会制的确立 |
| 五、商业宣传的阵地 |
| 第二节 新浪潮的兴起 |
| 一、从《广岛之恋》到《四百击》 |
| 二、瓦尔达与德米 |
| 三、回归本真的《男欢女爱》 |
| 第三节“五月风暴”的电影史现场 |
| 第四节 现代电影的舞台 |
| 一、现代生活观念的兴起 |
| 二、现代美学风格的彰显 |
| 第五节 作者论视野下的风格家 |
| 一、类型改良家奥托·普雷明格 |
| 二、风格大师小林正树 |
| 三、《饥饿》与《洞》 |
| 第三章 议题政治的年代（一九六九—一九八一） |
| 第一节 多板块化与再政治化 |
| 一、“导演双周”与多元板块的形成 |
| 二、一九七二年的转折 |
| 三、弗朗索瓦·萨冈事件 |
| 第二节 新好莱坞的推手 |
| 一、戛纳的宠儿科波拉 |
| 二、罗伯特·奥特曼的《陆军野战医院》 |
| 三、沙茨伯格的《稻草人》 |
| 第三节 政治介入主义 |
| 一、黑名单上的人 |
| 二、政治争议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 |
| 三、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与戛纳 |
| 第四节 宗教批判与天主教奖 |
| 一、戛纳的宗教问题 |
| 二、《如果》对教会寄宿学校的批判 |
| 三、天主教人道精神奖 |
| 第五节 性禁忌的边界 |
| 第四章 文化例外的博弈（一九八二—一九九一） |
| 第一节“文化例外”与戛纳 |
| 一、电影节升级 |
| 二、周年纪念奖和一种关注单元 |
| 三、从戴安娜王妃到麦当娜 |
| 四、美法的文化博弈 |
| 五、冷战的结束与戛纳 |
| 第二节 流亡者的圣地 |
| 一、塔可夫斯基与戛纳 |
| 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追问 |
| 第三节 平均主义的噩梦 |
| 一、一片多奖 |
| 二、双黄蛋 |
| 三、双金棕榈 |
| 第四节 法国电影的舞台 |
| 一、新浪潮在继续 |
| 第五章 东方电影的崛起（一九九二—二〇〇一） |
| 第一节 推陈出新的全球化电影舞台 |
| 一、金棕榈中的金棕榈 |
| 二、新旧更替与全球视野 |
| 三、争议中的法国新电影 |
| 第二节 华语电影的崛起 |
| 一、华语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早期交往 |
| 二、“第五代”的登场 |
| 三、侯孝贤与李安：两种命运 |
| 四、杨德昌的《一一》 |
| 五、《鬼子来了》一鸣惊人 |
| 第三节 美国独立电影的博兴 |
| 一、“天才”索德伯格与《性、谎言、录像带》 |
| 二、“鬼才”塔伦蒂诺与《低俗小说》 |
| 三、“怪才”特里·吉列姆与《恐惧拉斯维加斯》 |
| 第四节 戛纳的性别政治 |
| 一、简·坎皮恩与女导演加冕 |
| 二、阿莫多瓦的女性形象 |
| 第五节 后冷战时期的加冕 |
| 一、乌托邦绘图员：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
| 二、希腊历史的沉思者安哲罗普洛斯 |
| 第六节 阿巴斯与伊朗电影的发现 |
| 结论 欧洲电影节体系的作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6）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文学与传播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莫言的典型性解析 |
| 第一章 作家与媒介的关系概述 |
| 第一节 文学与思想启蒙的土壤 |
| 第二节 作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保障 |
| 第三节 作家“自我”塑造的舞台 |
| 一、“自我”塑造的主动意识 |
| 二、与他人互动形成“自我” |
| 第四节 实现作家崇高理想的契机 |
| 一、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
| 二、文学理想的坚持与探索 |
| 三、办刊实践与理念的施行 |
| 第五节 政治宣传与管理作家的工具 |
| 一、媒介整合与作家关系的转变 |
| 二、作家与媒介关系的特殊形态 |
| 第二章 印刷媒介与莫言 |
| 第一节 文学批评中的“莫言形象” |
| 一、1985—1986：新鲜的文坛“怪才” |
| 二、1987—1988：文学探索的“叛逆”者 |
| 三、1989—1998：语出惊人的作家 |
| 四、2001—2009：宽厚批判的知识分子 |
| 五、时间之外：《当代作家评论》与莫言 |
| 第二节 大众传媒制造的“莫言幻象” |
| 一、作为文化符码的莫言 |
| 二、作为话题焦点的莫言 |
| 三、被“娱乐”化的莫言 |
| 四、明星莫言与品牌效应 |
| 五、网络中的“多彩”莫言 |
| 第三章 莫言与媒介的博弈 |
| 第一节 演讲：最具人文气质的自我传播 |
| 一、演讲的传播优势与运用方略 |
| 二、莫言的演讲与自我塑造 |
| 三、风格多变的话语策略 |
| 第二节 访谈：严肃又活泼的互动传播 |
| 一、访谈传播的媒介特质 |
| 二、报刊访谈中莫言的角色 |
| 三、电视访谈的多元视角 |
| 四、媒体访谈中莫言的自我定位 |
| 第三节 互动：多领域的双向传播 |
| 一、对文学评论的回应与辩驳 |
| 二、包容与开放的新媒体意识 |
| 第四章 媒介与莫言的创作 |
| 第一节 莫言作品中的媒介 |
| 一、叙事发生与发展的动力 |
| 二、人物与故事的时代背景 |
| 三、社会与文化批判的承载 |
| 第二节 文学编辑、出版人与莫言的关系 |
| 一、“伯乐”与“千里马”：作家作品的发现与引导 |
| 二、伙伴与挚友：精神世界的碰撞与交流 |
| 三、内容与媒介：作家作品的传播与推广 |
| 第三节 坚守与突围：莫言与影视的关系 |
| 一、文学与影视互动发展的历程 |
| 二、莫言对影视改编的态度 |
| 三、莫言对影视媒介的矛盾情结 |
| 四、莫言创作的影视化倾向 |
| 第五章 莫言与媒介：启示与反思 |
| 第一节 媒介环境对作家的影响 |
| 第二节 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功能剖析 |
| 一、作家在文学及媒介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二、作家与媒介关系的模式与结构 |
| 第三节 作家多媒介传播的反思 |
| 一、从自发到自觉：作家的传播意识与智慧 |
| 二、从书斋到课堂：教育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
| 三、从现实到想象：作家影像传播的犹疑心态 |
| 四、从神坛到生活：作家在时政生活杂志中的缺席 |
| 五、从本土到海外：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与瓶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7）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为什么选社会运动? |
| 二、为什么从媒介切入? |
| 三、什么是社会运动? |
| 四、为什么是太阳花?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
| 一、社会运动研究 |
| (一) 集体行为论 |
| (二) 资源动员论 |
| (三) 政治过程论 |
| (四) 政治机会论 |
| (五) 框架建构论 |
| (六) 新社会运动论 |
| (七) 国家与社会运动 |
| (八) 抗争政治 |
| 二、社会运动与媒体 |
| (一)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二) 新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三) 新旧媒体关系 |
| 三、国内相关研究 |
| (一) 新媒体研究 |
| (二) 国内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研究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分析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过程 |
| (六)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章 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 |
| 一、中天新闻的“检视”建构 |
| (一) 违法乱纪:霸占“立法院” |
| (二) 政院事件:破坏者形象构建 |
| (三) 政院延续:警察VS学生的双面建构 |
| (四) 凯道游行:负面底色下的褒贬中立 |
| (五) 检视增加:漏洞百出的运动 |
| (六) 暴力因素:对“破坏”的关注与放大 |
| (七) 造神运动:学运领袖的神化与批判 |
| (八) 运动退场:对追责的强调 |
| (九) 服贸协议:多层次说理相挺 |
| (十) 对“中天”的小结 |
| 二、TVBS:流动的框架 |
| (一) 318之夜:狼藉与混乱建构 |
| (二) 框架首转:从质疑到中立 |
| (三) 二次转变:对“占领政院”事件的报道 |
| (四) 逐渐三转:过渡时期的TVBS报道框架 |
| (五) 凯道游行:支持与切割的微妙操作 |
| (六) 框架四转:对立、退场与质疑 |
| (七) 运动退场:话题刺激性炒作 |
| (八) 五转与切割:退场之日与包围中正一 |
| (九) 对警察、服贸议题及花边新闻的特殊报道 |
| (十) 对TVBS的小结 |
| 三、新闻e论坛:对运动空间的实时民粹化展演 |
| (一) 草根视角:媒体不报,我们来报 |
| (二) 政院之夜:突出警察暴力的实时播报 |
| (三) 凯道之前:支持立场的延续 |
| (四) 330凯道:跟随式直播 |
| (五) 退场前夕:双重标准下的正负建构 |
| (六) 退场之日:确认与升华运动价值 |
| (七) 抗争再起:连接运动框架的正面建构 |
| (八) 运动领袖:平凡化操作框架 |
| (九) 对“新闻e论坛”的小结 |
| 四、黑岛青脸书:运动核心的跟随式“喉舌”框架 |
| (一) 运动初期:实时播报的动员框架 |
| (二) 政院事件:及时切割与声援利用 |
| (三) 凯道前夕:转守为攻 |
| (四) 激情消退:改变策略维持动能 |
| (五) 退场之时:对运动的极尽讴歌 |
| (六) 路过中正一:切割与声援 |
| (七) 运动领袖的“集权”建构和警察“暴力”建构 |
| (八) 对“黑岛青”的小结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动的“战场”:新旧媒体与运动的多面互动 |
| 一、内容层面 |
| (一) 旧媒体上的新媒体 |
| (二) 新媒体上的旧媒体 |
| 二、行动层面 |
| (一) 新旧媒体之间 |
| (二) 新旧媒体与运动之间 |
| 三、“互动”对内容生产的影响 |
| (一) E论坛:徘徊于“游击”与“正轨”之间 |
| (二) 中天:内部高度一致下的组织保证 |
| (三) TVBS:收视率挂帅下的无奈 |
| (四) 黑岛青:随运动阶段变化的内容生产 |
| (五) 作为在场的“新媒体” |
| 四、对媒体与运动的最终讨论 |
| (一) 318夜晚:“没有组织,怎么冲?” |
| (二) 政院事件:内外困境和控制不足下的悲喜剧 |
| (三) 退场转折:330凯道后的衰落 |
| (四) 传统媒体:聚焦、造神、监督和权力集中 |
| (五) 新媒体:根植于运动内部的建设性角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变迁、结构、话语下的太阳花 |
| 一、财团化、贫穷化、少子化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二、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 |
| (一) 历史因素及其发展背景 |
| (二) 国家性质与社会运动 |
| (三) 社会性质与社会运动 |
| (四) “结构”因素的综合性分析 |
| 三、话语、意识形态与太阳花 |
| (一) 国族认同焦虑和“反中国因素” |
| (二) 反黑箱服贸的民主诉求 |
| (三) 反自由贸易论述与“泛左”思想 |
| (四) 世代正义与青年参与 |
| (五) 对“话语”与框架建构论的讨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得出的几点结论 |
| 二、结论基础上的几点讨论 |
| (一) 社会运动发展与媒体的矛盾与困境 |
| (二) 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新媒体的“参与式实践” |
| (三) 关于“媒体悖论”的讨论 |
| (四) 对辩证技术观的呼唤 |
| 三、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讨论 |
| (一) 不同视角下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观感 |
| (二) 研究进场和资料获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新民晚报》上海申花足球报道研究 ——以2004-2013赛季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晚报体育报道特点 |
| 2.1.1 创办体育特刊 |
| 2.1.2 报道别出心裁 |
| 2.1.3 竞争环境激烈 |
| 2.1.4 报道方式单一 |
| 2.2《新民晚报》的研究 |
| 2.2.1《新民晚报》办报特色研究 |
| 2.2.2《新民晚报》报道内容研究 |
| 2.3《新民晚报》体育报道的研究 |
| 2.3.1《新民晚报》体育报道特色研究 |
| 2.3.2《新民晚报》体育报道方式研究 |
| 2.4 体育与媒体的关系 |
|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内容分析法 |
| 3.2.3 个案分析法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新民晚报》报道上海申花足球（2004—2013年）分析 |
| 4.1.1 报道数量分析 |
| 4.1.2 报道内容分析 |
| 4.1.3 报道主体分析 |
| 4.1.4 报道体裁分析 |
| 4.1.5 报道形式分析 |
| 4.1.6 报道立场分析 |
| 4.1.7 报道来源分析 |
| 4.1.8 报道风格分析 |
| 4.1.9 报道人物分析 |
| 4.2《新民晚报》报道上海申花足球的特点 |
| 4.2.1 坚持报道优势 |
| 4.2.2 地方特色明显，识别性强 |
| 4.2.3 报道具有娱乐化倾向 |
| 4.2.4 报道态度忽冷忽热 |
| 4.3《新民晚报》报道申花足球的经验启示 |
| 4.3.1 丰富体育报道经验 |
| 4.3.2 让更多人了解和参与足球运动 |
| 4.3.3 扩大受众范围 |
| 4.3.4 培养了一支体育记者队伍 |
| 4.4《新民晚报》上海申花足球报道存在的问题 |
| 4.4.1 题材和体裁模式墨守成规 |
| 4.4.2 缺乏受众互动 |
| 4.4.3 面对新媒体急需利器 |
| 4.4.4 报道缺乏深度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1.1 报道主题人性化 |
| 5.1.2 报道具有贴近性 |
| 5.1.3 《新民晚报》持续关注上海申花足球 |
| 5.2 建议 |
| 5.2.1 坚持晚报传统特色 |
| 5.2.2 深化深度报道 |
| 5.2.3 加强与读者互动 |
| 5.2.4 报道体裁多样化 |
| 6 致谢 |
| 7 参考文献 |
| 8 附录 |
（9）新闻工作者的伦理困境 ——基于见习新闻工作者手记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路径与方法 |
| 1.4 研究新意与难点 |
| 2 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新闻伦理与新闻伦理学 |
| 2.2 伦理困境与新闻伦理困境 |
| 2.3 新闻道德失范与新闻工作者伦理困境 |
| 3 新闻工作者伦理困境个案分析 |
| 3.1 角色冲突引发的伦理困境 |
| 3.2 利益冲突引发的伦理困境 |
| 3.3 权利冲突引发的伦理困境 |
| 3.4 价值冲突引发的伦理困境 |
| 4 新闻工作者伦理困境的成因 |
| 4.1 新闻之中善与善的冲突 |
| 4.2 利益与价值权衡的偏重 |
| 4.3 理性与感性认知的偏差 |
| 4.4 内部与外部环境的碰撞 |
| 5 新闻工作者伦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
| 5.1 加强新闻媒介体制建设 |
| 5.2 优化新闻媒介的外部环境 |
| 5.3 提高新闻工作者应对伦理困境的能力 |
| 6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外对新闻从业者的研究 |
| 1.3.2 国内外对职业意识的研究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理论视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市场经济初期记者的职业意识(1978—1992) |
| 2.1 市场经济初期：国家与新闻业的关系调整 |
| 2.2 市场经济初期的职业意识解析 |
| 2.2.1 “青天”“良心”和“第二种忠诚” |
| 2.2.2 “中性报道”不等于中立报道 |
| 2.2.3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
| 2.2.4 “政治家办报”的新逻辑 |
| 2.2.5 无产阶级新闻学要“调查读者” |
| 小结 |
| 3 市场经济发展期记者的职业意识(1992——1998) |
| 3.1 多赢竞争：国家主导下的新闻产业化 |
| 3.2 市场经济发展期的职业意识解析 |
| 3.2.1 “记录历史”还是“影响历史” |
| 3.2.2 改变电视的语态,回归新闻本真 |
| 3.2.3 从人性出发 |
| 3.2.4 “讲人话”,不要“讲神话”和“鬼话” |
| 小结 |
| 4 市场经济纵深期记者的职业意识(1999至今) |
| 4.1 零和博弈：新闻业重寻国家行政扶持 |
| 4.2 市场经济纵深期的职业意识解析 |
| 4.2.1 “独立、独到、独家”的新闻专业主义 |
| 4.2.2 记者应是啄木鸟和社会学医生 |
| 4.2.3 “看见”和“关心”新闻中的人 |
| 4.2.4 作为“阐释共同体”和“反思社区”的职业意识 |
| 小结 |
| 5 结语：记者职业意识的变迁与国家、市场、新闻业关系的演变 |
| 5.1 职业价值观：“意识变迁”与“关系演变”的轴心 |
| 5.2 外在动因：市场化语境下的国家与新闻业的自主权博弈 |
| 5.3 内化动力：国家话语霸权的确立与记者新闻理想的沦陷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术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采访手记 当了一回“狗仔”（论文参考文献）
- [1]真人秀的建构、控制与交互 ——基于《小巨人运动会》参与式观察[D]. 范誉丹. 兰州大学, 2021
- [2]世界上所有的安逸都在你的脚边——从《清明上河图》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下）[J]. 陈清华. 南腔北调, 2019(05)
- [3]精神障碍与文学创作关系初步研究[D]. 陈智民.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9)
- [4]“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吴群涛. 武汉大学, 2017(06)
- [5]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D]. 肖熹.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8)
- [6]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D]. 吴晓东. 山东大学, 2016(10)
- [7]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D]. 许剑峰. 南京大学, 2016(05)
- [8]《新民晚报》上海申花足球报道研究 ——以2004-2013赛季为例[D]. 陈伟. 上海体育学院, 2015(03)
- [9]新闻工作者的伦理困境 ——基于见习新闻工作者手记的研究[D]. 秦超. 中国矿业大学, 2015(03)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变迁研究[D]. 陈科. 武汉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