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着眼点（论文文献综述）
王思斌[1]（2022）在《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文中指出乡村振兴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在多大程度上振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多大影响,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业已形成的城乡过大差距,改变农村的弱势化、边缘化状态,以及提升农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和能力。由于简单的、一般化的"经济—社会政策支持"难以解决那些已经和仍在边缘化的中西部农村的振兴问题,要实现其振兴,必须有韧性地介入,实施有韧性的政策和培植农村的韧力。在此背景下,中西部农村的振兴发展特别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因为它是以乡村振兴为本、促进乡村韧性发展的政策,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振乡村人气和改善社会生活。它同时还是政策群,包括县域经济的振兴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发展,以及其整合发展,进而促进乡村的共同富裕。
王思斌[2]（2021）在《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总体上获得了重大发展,也有一些中西部农村面临"空心化"等困境。在走向现代化新征程和建构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成为重要和迫切的战略选择。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村居民是主体,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核心,增强农村活力是关键,集体性建设是重要内容。集体性是在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相互合作、共同受益、依存发展的群体活动的关系特征。它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力,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建构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文化复健等途径加强乡村的集体性建设。
曹萍[3]（2021）在《“双轮协调”驱动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及政策体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邢斯达[4]（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梅莹[5]（2021）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文中提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病”与乡村凋敝成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为城乡可持续发展及融合发展带来挑战。我国一向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此,国家先后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融合发展等战略规划。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了“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决策。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够对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结构、产业发展、资源环境等进行统筹协调,推动资本、资源、人才、土地等要素的双向流动。“逆城市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资源、资本由城市中心区向远郊、乡镇的集聚。从长远来看,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中心由于过度集聚造成的“城市病”及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的窘境,同时也能为村镇发展带去更多“资源”,为城乡融合及乡村振兴提供良好前景。括而言之,研究我国现阶段的“逆城市化”问题,既可以精准判定人口流动的新特点、新趋势;又可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本文首先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对中外有关“逆城市化”议题的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我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与城乡关系政策、人口政策密切相关,引出了第三章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逆城市化”表征的研究。其次,基于人口迁移动机理论、Tiebout“用脚投票”假说、家庭迁移决策理论、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一个内含“两侧、三维度”的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理论框架。然后,采用逐步剔除法,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十一市的人口“逆城市化”情况,最终发现上海、南京、武汉、南昌、昆明、贵阳等六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端倪,并构建了人口“逆城市化”趋势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综合评价得出这六市的整体“逆城市化”水平。再次,从供给侧出发,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得出城乡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显着影响人口的“逆城市化”流动。此外,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也会影响人口的逆向流动选择,不同群体的“逆城市化”动因可能不同。因此,第六章聚焦农业转移人口,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个体福利与家庭视角分析了收入水平、土地权益、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融入、家庭责任等因素对其“逆城市化”意愿的影响,且对这一关系的城市规模效应、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结合人口“逆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得出了建立城乡“等值”发展理念,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福利需求的差异性,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可及等引导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对研究切入点的创新。本文从“逆城市化”现象发生的事实切入,另辟蹊径,用“逆城市化”串联起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为城乡融合发展搭建了桥梁。此外,通过对我国本土“逆城市化”的发展逻辑、研究逻辑的总结归纳,提炼出本土“逆城市化”趋势的特性。二是对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起一个包含“两侧、三维度”的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供给角度与微观需求角度,统筹分析了经济维度、公共服务供给维度、个体福利与家庭维度相关因素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这一关系的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及城市规模效应。
骆明婷[6]（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张哲[7]（2020）在《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财富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居民家庭财富的不断积累,中国家庭资产结构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已经从40年前主要局限于现金和储蓄,逐渐向股票、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多种资产组合模式转变。但源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与金融结构,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和现金等无风险资产占比仍然很高,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不足。大量国外的现实经验显示,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对于家庭增收以及居民财富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差异化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选择也是形成居民及家庭间收入差距的非常重要原因。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我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合理现象明显,匮乏的金融资产投资知识和单一化的资产配置选择,使得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成为新时期制约农村居民财富提升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遵循由理论到实证再到政策的研究范式,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与资产选择理论,以现阶段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存在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配置选择问题为出发点,构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机理框架。进一步经验观察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现实表现,建立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模型,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计量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导因素,探析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并以城市居民为参考,展开了城乡对比以揭示城乡居民资产配置行为表现差异。最后,提出能够动员相关有利因素,有效释放经济效应的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政策建议。（一）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是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两个重要因素,金融可得性会显着影响农村家庭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占比的贡献率分别是16.62%、24.66%、15.34%,风险态度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贡献率分别是12.45%、20.80%、21.19%,说明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不仅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占比,还影响农村居民是否拥有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金融可得性的提高能降低现金、活期存款等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加合理的安排金融资产结构。第二,不同地区、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选择的影响因素不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表现出较明显的群体异质性。按地区、受教育程度、收入分组检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东部农村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易受风险态度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易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高受教育程度组农村家庭在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时更主要受个体特征因素影响,而低受教育程度家庭在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时则更多从自身的社会保障及不确定性角度来进行选择。高收入农村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教育与风险态度的影响,而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其资产配置行为则明显地受到身体健康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三,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更有可能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在东部地区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越倾向于持有生产经营资产以及房产等非金融资产,且金融资产中配置中倾向于减少高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持有。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对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不显着。但在东部地区,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越倾向于持有生产经营资产以及房产等非金融资产,从而家庭收入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产生了负向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概率越高,这种影响机制在东部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就家庭收入对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而言,在东部地区,收入越高的家庭持有高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比例越低。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偏低,因此家庭收入对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概率以及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影响都不明显。第四,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特征会产生财富效应从而显着影响消费水平,并会影响高收入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提档升级。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这主要是由于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农村家庭往往风险偏好较强,会伴随着预防性储蓄的下降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当金融资产大多是以现金和活期存款等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形式持有时,由于其变现能力较强所以也往往会刺激消费支出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特征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约为10%左右,并且在高收入组贡献更大,同时高收入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也会显着影响到消费结构的提档升级。第五,从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上来看,受教育程度,风险态度、金融可得性以及社会保险是造成农村居民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低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差距的8%可以由城乡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差异来解释。城市居民由于养老和医疗等方面有更大程度的保障,更敢于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也会降低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从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上来看,农村居民较低的受教育程度,风险规避性特征以及农村地区金融可得性较差也是造成农村居民在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上参与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另外,城乡消费差距的8.47%可以由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来解释,但城乡家庭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差异能为消费差距缓解提供支持。（二）论文的主要政策建议:第一,正确认识住房资产投资风险,合理配置住房和金融市场投资比例。在当前住房市场面临回调的背景下,正确认识住房资产风险。在住房市场和金融市场寻求一个合理配置比例成为农民保障自身利益需要正视的问题。第二,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引导农村居民形成合理投资理念。将投资基础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更早阶段植入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同时证监会、交易所等机构以及媒体应该在宣传市场规则和风险理念方面形成立体联动。第三,完善农村家庭社会保障体系和增收机制,减少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以社会救济为突破口、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逐步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实现农村居民资产组合的多元化。第四,加快创新金融工具,满足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需求。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创新发展各类证券、债券和票据等,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农村居民需要开发创新保险品种。第五,加强金融知识和文化传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能力。由于金融知识和金融文化是影响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各类金融机构和部门也要面向广大农村居民大力宣传金融知识,引导农村地区形成健康的金融文化。第六,发展农村生产性资产融资租赁市场,拓展金融市场配置空间。通过推广宣传农村地区生产性资产融资租赁业务,完善农村融资租赁的支持政策,拓展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资金空间。（三）研究创新点:第一,基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多维结构特征,考察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及财富效应。以往研究主要从农村居民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等角度关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本研究不仅关注这两个层面,而且还考察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流动性配置特征。由于不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收益率、变现能力存在显着差异,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流动性结构特征的分析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将探索契合农村经济金融环境、符合农户特征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多维特征配置机理,同时分析了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群体异质性表现,揭示了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复杂行为机理。第二,关注农村家庭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双向互动关系,识别家庭收入对农村家庭资产配置的复杂影响。家庭收入能够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但实际上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可能具有收入效应,即两者之间可能由于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以往研究对此并没有给予关注。本研究在发现农村家庭收入存在内生性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重新估计家庭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关系。第三,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和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展开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城乡对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着缩小,本研究以城市居民为参考展开城乡对比分析,不仅揭示了城乡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表现差异,而且具体考察了在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形成过程中由于金融资产配置差异产生的贡献大小。这一方面为新时期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方向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对象,另一方面检验了城乡差距形成中的资产配置因素,为新时期城乡生活差距的缓解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与视角。
于德[8]（2019）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贫困问题是一个历史性命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古今中外、东西南北,概莫能外。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任务;消除贫困,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和美好愿望。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人口规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反贫困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的大事要事难事,也是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在长期反贫困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中,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反贫困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反贫困新模式,逐步加大反贫困投入力度,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彰显制度体制优势、减贫脱贫成效明显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得累计近7亿人口实现减贫脱贫并即将建成惠及近14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反贫困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政治高度突出扶贫工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高度落实扶贫工作,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高度推进扶贫工作,鲜明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督战,通过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工作要求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精准扶贫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形成了思想深邃、逻辑缜密、体系严整、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开展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针。鉴于此,本文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主题,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视角,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反贫困理论,深入开展研究,系统进行总结,不断丰富完善,以彰显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因而本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5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研究背景、贫困相关核心概念梳理、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重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哲学维度”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具有强烈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这既归因于其对古今中外反贫困思想理论的借鉴、继承、创新和发展,也归功于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长期实践积累和其他国家地区反贫困政策措施的重要启示,更源于这一思想内在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法,具有着深刻的哲学维度,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光芒。第二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以2013年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为逻辑起点,逐步展开为“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七个强化”等扶贫开发基本方略,具体细化为一系列精准扶贫配套政策措施,工作落实为一个个精准扶贫重要时间节点安排和目标任务要求,全面展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刻思考、精深谋划和强力推动,赋予了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鲜明内涵和主要特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中涵盖的精准扶贫、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理念思路,科学回答了扶贫工作实践中“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大现实问题,全面把握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主要特点,深刻揭示了我国贫困治理基本规律,深刻彰显出人民性、现实性、全面性、精准性和创新性等鲜明特征。第三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和理论创新”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我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指南,具有显着的实践特点和鲜明的理论特色。在实践特点方面,主要包括“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认识精准扶贫、“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实施精准扶贫、“一二三产融合”——从现代化经济规律的现实要求推进精准扶贫、“小康路上一个都能少”——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对待精准扶贫、“五级书记抓扶贫”——从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落实精准扶贫;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思想、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第四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新命题”部分。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引的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在理论上实现了创新性新发展、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但与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和人民的期待而言,仍面临诸多新难题新任务新要求,这也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未来要解决的时代新命题。主要包括研究宣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新问题、完善针对性解决方案,系统谋划未来新课题、拓展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等三个主要方面,因而2020后的精准扶贫工作必须树立新理念、推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第五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展什么样的扶贫开发工作、怎样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思想宣言,必将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进一步深化人民利益至上执政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指引下,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建立健全和丰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多方协同、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贫困治理体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历经脱贫攻坚工作实践的全面系统检验淬炼,取得了贫困治理的开创性、历史性伟大成就,为世界反贫困战略、国际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发挥了中国作用。结语部分对本课题论文进行了简明、扼要、系统的梳理总结,概要阐述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生成发展逻辑、理论实践特点、鲜明时代价值和重要研究意义,并前瞻性展望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发展动态。
周银坤[9]（2018）在《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一是,伴随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作为其对立面的“统筹城乡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在向前积极推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尤其是,当这个过程涉及社会利益改革及调整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展就尤其缓慢;在现实中,“城乡差距”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二是,正是因为看到了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中央政府正在从顶层设计、国家战略、政策供给等层面,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路径。同时,理论界也在讨论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让渡”等问题。从这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出发,本文着力提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理论命题,试图以规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与解释当下中国“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与透彻的;但是,从“利益让渡”与“社会利益让渡”的角度来研究城乡关系的文献,还显不足。因此,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另一方面,从政府政策实践的角度看,“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政策及实践,也没有充分地展开,因此,它是一个新的实践任务。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提出并论证“城市利益让渡”的命题。这一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以江苏为观察样本,以计量方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第二,以“社会排斥”为理论视角,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与症结何在。第三,用三章的内容,从理论资源、现实场域、资源与条件、意愿与能力、动力与阻力等方面进行这一命题的理论建构。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以江苏为观察样本,计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建构奠定现实基础。本章认为,城乡差距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一是,江苏省城乡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他方面的差距;二是,对江苏省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开展系统的描述性分析,意在揭示江苏省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样态和现实图景。对此,本章主要研究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江苏省的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发展的整体差异入手,考察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样态;（2）对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实证考察;（3）从理论上揭示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对于全国的代表性与样本性。第二章:题名为:城乡发展差距的症结:排斥性制度。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应用“社会排斥”这一比较新颖的理论来探讨中国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关于城乡发展差距原因探讨的文章很多,但是,从社会排斥这一角度展开分析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本章选择这一理论框架进行研究,也是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论证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本章试图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阐述“社会排斥”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对于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意义;二是,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造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设计;三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剖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现状;四是,分析了现实中城乡关系中资源配置非均衡性的表现及种类。第三章:题名为:“通过‘城市利益让渡’再造城乡关系”。因此,从这一章开始的连续三章,都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即对“城市利益让渡”进行学理论证。而第三章是把本文的主题点明了,也试图把“利益让渡”与“城乡关系”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对接”起来。在第三章中,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从学理上寻求“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资源,这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还包括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资源。二是,探讨当下中国城乡关系再造的现实场域及其复杂性,即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在解构着城乡二元结构。三是,对“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进行理论建构与论证。第四章:主要是探讨“城市利益让渡”的具体问题,即模式、资源与能力等等。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总结了当下中国社会实践中具有“城市利益让渡”性质的三种模式,即“资源三下乡”、南京“为民服务专项基金”与项目制。二是,探讨了城市利益让渡中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以及各种具体的资源类型。三是,从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利益让渡的主观性意愿与客观能力等相关问题。第五章:题名为“‘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与阻力”。在这一章中,没有采用对策建议或政策建议类题名,是因为,本文认为“城市利益让渡”作为一个命题需要论证与建构,它需要学术、社会与政府的认同与认可,换言之,它离对策建议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不妨我们先来探析它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这一章,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其动力因素,是从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内在动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外在拉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政治压力三个方面展开的;而阻力因素,是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城市政府利益权衡的理性化与乡村承接能力的有限性四个方面展开的。
孟溦蕾[10]（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二、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着眼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着眼点（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重新理解新格局建构中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意义 |
| （一）新发展阶段中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共同富裕 |
| （二）新发展格局中乡村全面振兴的挑战与作用 |
| 1. 短板：中西部边缘农村在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挑战 |
| 2. 主场：乡村振兴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
|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指向 |
| （一）乡村振兴首先是“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为本”的振兴 |
| （二）为何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 |
| （三）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 |
|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重点领域与场域 |
| （一）从城乡严重不平衡发展格局走向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 |
| （二）以中西部县域经济的振兴发展为先锋 |
| （三）发展以乡村振兴为本的经济—社会政策促进共同富裕 |
| 1. 处理好产业转型升级与促进就业的关系 |
| 2. 处理好农村公共服务与发展能力的关系 |
| 3. 处理好农村社会服务与活化生活的关系 |
（2）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全面振兴乡村的时代意义与发展焦点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发展及其不平衡 |
| (二)乡村振兴：全面现代化的手段和目标 |
| 1.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和手段——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 |
| 2.新阶段新格局下全面振兴乡村的意义 |
| (三)全面振兴乡村的结构与本文的聚焦点 |
| 1.全面振兴乡村的结构 |
| 2.本文的关注点：以农村居民为本的振兴 |
| 二、 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发展乡村的集体性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发展及空心化问题 |
| (二)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乡村集体性 |
| 三、 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载体和层面 |
| (一)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载体 |
| (二)农村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几个层面 |
| 1.新集体经济的发展 |
| 2.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 |
| 3.发展乡村社会资本及文化复建 |
| (三)增强乡村集体性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
| 四、 结 语 |
（4）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热点与趋势的CiteSpace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热点与趋势 |
| 1.2.2 国外研究热点与趋势 |
| 1.2.3 中外“逆城市化”比较研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人口“逆城市化”趋势测度研究 |
| 1.3.2 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研究 |
| 1.3.3 人口迁移政策与人口流动特征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逆城市化” |
| 2.1.2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 |
| 2.1.3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迁移动机理论 |
| 2.2.2 Tiebout“用脚投票”假说 |
| 2.2.3 家庭迁移决策理论 |
| 2.2.4 可行能力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第3章 我国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逆城市化” |
| 3.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与计划性“逆城市化” |
| 3.1.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1949-1977 |
| 3.1.2 计划性“逆城市化” |
| 3.2 城乡关系缓和协调阶段与政策性、偶发性“逆城市化” |
| 3.2.1 城乡关系缓和协调阶段:1978-2011 |
| 3.2.2 政策性、偶发性“逆城市化” |
| 3.3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与区域性、多样性“逆城市化” |
| 3.3.1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2012-今 |
| 3.3.2 区域性、多样性“逆城市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人口“逆城市化”趋势研究 |
| 4.1 空间分布 |
| 4.1.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前置分析 |
| 4.1.2 常住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状况 |
| 4.2 总体特征 |
| 4.2.1 人口集中度指数（Hoover Index) |
| 4.2.2 ROXY指数 |
| 4.3 总体趋势 |
| 4.3.1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3.2 测度方法—熵值法 |
| 4.3.3 测度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口“逆城市化”的外部驱动因素分析 |
| 5.1 宏观经济因素与“逆城市化” |
| 5.1.1 理论假说 |
| 5.1.2 实证分析 |
| 5.2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逆城市化” |
| 5.2.1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2.2 理论模型 |
| 5.2.3 实证分析 |
| 5.3 制度因素与“逆城市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逆城市化”的内部驱动因素分析 |
| 6.1 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的动机分析 |
| 6.1.1 福利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1.2 家庭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1.3 个体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设置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选取与实证分析 |
| 6.3.1 计量模型与检验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引导策略 |
| 7.1 深化对“逆城市化”与城乡融合关系的认知 |
| 7.1.1 “逆城市化”一城乡关系不断深化的“题中之意” |
| 7.1.2 “逆城市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双向“助推器” |
| 7.2 引导策略 |
| 7.2.1 正确认识“逆城市化”性质,充分发挥其双向“助推器”作用 |
| 7.2.2 确立城乡“等值”理念,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7.2.3 精准识别福利需求差异,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可及 |
| 7.2.4 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的相对价值,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
| 7.2.5 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抓手,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空间协同发展 |
| 7.2.6 充分发挥人口流动政策的引导作用,构建分类指导型人口流动策略 |
| 结论与展望 |
| 研究结论 |
|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开展的研究活动 |
| 致谢 |
（6）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财富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家庭资产 |
| 1.4.2 金融资产 |
| 1.4.3 资产配置 |
| 1.4.4 家庭收入 |
| 1.4.5 财富效应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理论的早期模型 |
| 2.1.2 引入工资和劳动供给的资产选择理论模型 |
| 2.1.3 考虑风险偏好的资产选择理论模型 |
| 2.1.4 基于行为金融的资产选择理论模型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机理分析 |
| 3.1 农村家庭资产的功能属性 |
| 3.1.1 生产性功能属性 |
| 3.1.2 投资性功能属性 |
| 3.1.3 消费性功能属性 |
| 3.1.4 预防性功能属性 |
| 3.2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 |
| 3.2.1 金融环境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3.2.2 社会资本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3.2.3 风险特征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3.2.4 经济特征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3.2.5 户主特征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3.3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理论模型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模型的求解 |
| 3.4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
| 3.3.1 实际收入机制 |
| 3.3.2 流动性缓解机制 |
| 3.3.3 消费者信心机制 |
| 3.3.4 替代机制 |
| 第4章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典型特征及比较分析 |
| 4.1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环境分析 |
| 4.1.1 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 |
| 4.1.2 农村金融环境的变化 |
| 4.2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特征分析 |
| 4.2.1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特征 |
| 4.2.2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特征 |
| 4.3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比较分析 |
| 4.3.1 城乡家庭收入结构差异 |
| 4.3.2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与赋值 |
| 5.2.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本估计结果 |
| 5.3.2 分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4 夏普利值分解结果与分析 |
| 5.4.1 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原理 |
| 5.4.2 夏普里值分解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家庭收入与金融资产配置:内生性的检验与处理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基于双向因果关系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内生性检验 |
| 6.2.1 检验思路与模型 |
| 6.2.2 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 内生性处理: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再估计 |
| 6.3.1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介绍 |
| 6.3.2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结果 |
| 6.3.3 平衡性检验与敏感性检验 |
| 6.4 分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估计模型设定 |
| 7.3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7.3.1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
| 7.3.2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
| 7.3.3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财富效应的分组检验 |
| 7.4 夏普里值分解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城乡差异实证研究 |
| 8.1 问题的提出 |
| 8.2 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考察与城乡对比 |
| 8.2.1 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与城乡对比 |
| 8.2.2 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与城乡对比 |
| 8.3 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分解 |
|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正确认识住房资产投资风险,合理配置住房和金融市场投资比例 |
| 9.2.2 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引导农村居民形成合理投资理念 |
| 9.2.3 完善农村家庭社会保障体系和增收机制,减少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 |
| 9.2.4 加快创新金融工具,满足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需求 |
| 9.2.5 加强金融知识和文化传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能力 |
| 9.2.6 发展农村生产性资产融资租赁市场,拓展金融市场配置空间 |
| 9.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8）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背景 |
| 三、贫困相关核心概念梳理 |
| 四、研究意义 |
| 五、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六、研究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七、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哲学维度 |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精准扶贫思想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贫困问题研究 |
| 二、精准扶贫思想之源—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反贫困思想 |
| 三、精准扶贫思想之根—中华传统文化扶危济困价值理念 |
| 四、精准扶贫思想之鉴—西方反贫困理论 |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现实基础 |
| 一、习近平个人实践经历 |
| 二、中国特色扶贫道路 |
| 三、世界反贫困探索 |
| 四、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现实需求 |
| 第三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哲学维度 |
| 一、从发展传承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逻辑 |
| 二、从人民主体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逻辑 |
| 三、从联系普遍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整体逻辑 |
| 第二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一、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
| 二、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 |
| 三、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四、精准扶贫的策略方法 |
| 五、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 |
| 六、精准扶贫的组织保障 |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鲜明特征 |
| 一、彰显人民性 |
| 二、注重现实性 |
| 三、体现全面性 |
| 四、强化精准性 |
| 五、富有创新性 |
| 第三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和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 |
| 一、“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认识精准扶贫 |
| 二、“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实施精准扶贫 |
| 三、“一二三产融合”—从现代化经济规律的现实要求推进精准扶贫 |
| 四、“小康路上一个都能少”—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对待精准扶贫 |
| 五、“五级书记抓扶贫”—从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落实精准扶贫 |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创新 |
| 一、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 |
| 二、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思想 |
| 三、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四、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 |
| 五、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
| 第四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新命题 |
| 第一节 着力解决精准扶贫新命题 |
| 一、研究宣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
| 二、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新问题,完善针对性解决方案 |
| 三、系统谋划未来新课题,拓展中国特色扶贫道路 |
| 第二节 树立践行精准扶贫新理念 |
| 一、注重创新引领,激发人才科技发展动力 |
| 二、注重协调引领,形成有机联动发展态势 |
| 三、注重绿色引领,彰显生态文明发展方向 |
| 四、注重开放引领,构建内外连通发展格局 |
| 五、注重共享引领,打造全体共有发展平台 |
| 第三节 推出完善精准扶贫新举措 |
|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 二、建立健全反贫困保障体系 |
| 三、强化教育反贫困战略地位 |
| 第五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 |
| 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 |
| 五、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思想宣言 |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价值 |
| 一、深化人民利益至上执政理念 |
|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促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
| 四、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三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世界意义 |
| 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理论借鉴 |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路径模式 |
| 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支持帮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与重要文献 |
| 二、研究专着 |
| 三、中文期刊 |
| 四、外文期刊 |
| 五、网页资料 |
| 六、报纸 |
| 七、硕博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致谢 |
（9）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成果“形式上的考察” |
| 二、国内研究内容考察:研究主题分类 |
| 三、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四、文献的总体评述与本文的研究方向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与思路 |
| 二、研究内容与关键问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城乡发展差距的实证考察——以江苏为观察样本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 以江苏为观察样本 |
| 一、城乡发展中的“两个现象” |
| 二、观察样本选择江苏省的理由 |
| 三、本章的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江苏城乡发展差异的现实样态基于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一、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发展的整体差异 |
| 二、江苏省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
| 三、江苏省城乡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 |
| 第三节 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及变化趋势的实证考察 |
| 一、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基于两种实证分析 |
| 三、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程度的变化趋势分析 |
| 四、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整体性评价 |
| 第四节 城乡关系的逻辑: 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 |
| 第二章 城乡发展差距的症结: 社会排斥 |
| 第一节 社会排斥: 城乡关系的一个分析视角 |
| 一、社会排斥: 一个富有解释力的概念 |
| 二、社会排斥用于中国城乡关系分析 |
| 第二节 资源配置型排斥 |
| 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屏障 |
| 二、排斥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
| 第三节 公共服务型排斥 |
| 一、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
| 二、二元性的医疗卫生制度 |
| 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义务教育制度 |
| 第四节 城乡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 |
| 一、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历史考察 |
| 二、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现实考察 |
| 三、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政治安排 |
| 四、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具体表现 |
| 第三章 通过“城市利益让渡”再造城乡关系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资源 |
| 一、西方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资源 |
| 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反哺农业”的理论阐述 |
| 三、我国学术界关于“城市支持乡村”的探索 |
| 第二节 城乡关系再造的现实场域及其复杂性 |
| 一、当下中国现实场域的复杂性 |
| 二、中国城乡关系的基本格局 |
| 三、现代化进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
| 四、社会发展大趋势解构着城乡二元结构 |
| 第三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论证与建构 |
| 一、“城市利益让渡”问题的提出 |
| 二、从权利让渡到“利益让渡” |
| 三、“社会利益让渡”是否可能 |
| 三、“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辩护 |
| 第四章 “城市利益让渡”的模式、资源与能力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实践模式解读 |
| 一、“资源三下乡”模式 |
| 二、“项目制”模式 |
| 三、“为民服务专项资金”模式——南京的个案 |
| 第二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资源类型 |
| 一、城市利益让渡的两种资源: 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 |
| 二、城市利益让渡的具体资源分类 |
| 第三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意愿与能力 |
| 一、城市利益让渡的主观意愿 |
| 二、城市利益让渡的客观能力 |
| 第五章 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与阻力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因素 |
| 一、城市利益扩展: 城市利益让渡的内在动力 |
| 二、乡村资源优势: 城市利益让渡的外在拉力 |
| 三、宏观社会背景: 城市利益让渡的政治压力 |
| 第二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阻力因素 |
|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 |
| 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 |
| 三、城市政府利益权衡的理性化 |
| 四、乡村承接能力的有限性 |
| 结语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论文创新点摘要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选题的理论依据 |
| 2.选题的实践依据 |
| 3.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2.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3.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论文的研究方法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问题 |
| (五)论文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
| 1.马克思关于全面生产理论和人类四生活论断 |
| 2.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观点 |
| 第二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
|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背景和概念内涵 |
| 2.马克思主义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第二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产机制创新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分配制度完善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现代市场体系培育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消费政策调整 第三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坚持党的领导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产业发展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创新建设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道德素质提升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化发展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和谐文化构建 第五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民生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公正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稳定创设 第六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产业发展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明建设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消费转型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循环经济机制完善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环境保护制度调整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资源节约政策进步 第七章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互作用 |
| 第一节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 |
| 1.经济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 |
| 2.政治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证性作用 |
| 3.文化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导引性作用 |
| 4.社会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障性作用 |
| 5.生态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性作用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促进作用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方式的创新性作用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方式的变革性作用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文化方式的推动性作用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社会方式的牵引性作用 |
| 5.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生态方式的促进性作用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作者简介 |
四、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着眼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J]. 王思斌. 探索与争鸣, 2022(01)
- [2]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J]. 王思斌.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3]“双轮协调”驱动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及政策体系[D]. 曹萍.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4]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5]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D]. 梅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6]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7]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财富效应研究[D]. 张哲. 西南大学, 2020(01)
- [8]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D]. 于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D]. 周银坤.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