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金融》今年改为半月刊（论文文献综述）
陈婷[1]（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认为“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陈添翼[2]（2020）在《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账局萌芽于明末,成熟于康乾之际。账局兴衰发展的演变轨迹,可以窥探到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实际。账局的兴起、发展与全国商品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长途贩运、汉蒙民族贸易与恰克图贸易的兴起,扩大了商业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京债经营机构、印局、当铺等其他金融机构,为了满足扩大了的商业需求开始扩充业务,向工商业放款,当对工商业放款在其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账局经营必将走向专业化、专门化。账局专门从事辅助商业周转的金融借贷,以获取利息为主要目的,为商业运转提供资金支持。账局作为独立的行业分享了商业的部分利润。账局的制度设计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量身定制,并不适应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因而其被社会淘汰成为必然。账局的组织制度与经营管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账局的组织管理采用合伙制,账局由银股（钱股）和身股（人力股）两部分构成,银股和身股按股俸共享经营所得利润。账局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以完全分离为主,但不排除不完全分离的情况存在。在账局经营中银股负无限责任,而身股在营业亏累时,无分红可分,但每年仍可支取一定的应支银,负有限责任。账局的原始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人与商号以及官僚等,其经营资本主要来自股东投入的原始本银以及对外吸收的存款。账局的利润来源以出放借款所得利息为主,对外投资其他商号的分红与应支、银两的平色余利收入、银钱买卖收入、汇费及兼营其他商业的收入,占据一定的比例。在账局盈利情况下,支出结构中营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较大,经营性支出的比重相对要小些,反之则出现亏损。而疲账撇除所占比例影响账局的盈利情况。在正常情况下,账局的资本收益率大致在10%——20%之间。账局有限地吸收存款,以放款的出放量为标准,量出为入,当贷款放不出去时,即使是相熟客户,也会催促其将存款取回。其存款的主要来源为确实进行工商业经营的商人或商号。账局吸收存款要与客户开立约、票、帖、凭折等凭证,甚至业务往来频繁的相熟客户,不需开立何凭证,只需登注入双方账簿上即可。账局并未发展到将民间社会闲散资金以存款的方式吸纳组织起来,做为金融资本借贷给工商业运营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质上,账局是中国银行的早期阶段。账局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进行放款,商号组织均为无限责任制,商号股东的资产均可作为贷款偿还的来源。账局对放款严格管理,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客户的动态信息,以真实的商品交易为背景的商人或工商业字号为主要放款对象等因素,决定了账局采用信用放款的可行性及稳定性。账局自成立伊始就专门为工商业运行融通资金,进而开展了借贷业务,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业务,为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商号进行债权债务清算服务。其清算方式可以通过账簿直接拨兑,也可以通过信札下达支付命令。账局的清算主要在同时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商号间进行,这与上海钱庄的结算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账局是地方化、区域化的民间金融机构,其对外存放款遵循当地金融市场的借贷习惯。
周莹[3]（2020）在《民国时期三次内债整理研究 ——基于银政博弈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债务兼具财政与金融双重属性的特点,不仅使政府在处理债务问题中扮演主角,也让以银行为首的金融组织成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目前,我国地方债已经超过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成为最大的债券品种。同时,银行类金融机构是地方政府债的主要认购群体。由于地方政府债存在债务发行与用途监管缺位、偿还担保不确实及市场流动性较差等问题,导致许多省份的地方债与财政收支的矛盾加重,而防范化解风险则列在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如何更有效地化解风险,不仅要向国外学习,而且还可以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债务整理经验。民国时期,政府为了解决债务与财政收支矛盾,曾连续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内债整理事件,对银行等社会各界造成较大影响。本文在政府与银行实力变换的前提下,从银政博弈的视角分别对三次内债整理的动机、过程以及银政双方的效用变化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全面、客观地论证内债整理的逻辑与意义。围绕三次内债整理,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即导论。主要结合现实背景及现有研究概况提出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并对已有研究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评述,对研究结构进行了介绍,对重要概念、研究时间范围等作了明确界定。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即三次内债整理的背景。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财政及内债发展概况进行全面梳理和论述,厘清三次内债整理的制度环境和基本背景。第三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以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演进为研究线索,在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框架下分别对三次内债整理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定性与定量的交叉分析。在第三章中,首先,对1921年内债整理之前的债务发行、偿还情况进行梳理,并通过构建债务信用模型分析政府违约的动机,提出整理内债的必要性;其次,在“弱政府”与“强市场”的银政关系下构建不对称的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分析1921年内债整理过程及结果;最后,从整理公债偿债基金稳定性和新债发行情况两个方面讨论此次整理的可持续性。在第四章中,首先,提出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及政权稳固,“强政府”形成,在此背景下政府对金融市场加强管控,并与银行形成了“政治与经济互换”的合作关系;其次,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冲击及市场悲观预期下,提出1932年内债整理的必要性;最后,在纳什讨价还价模型框架下,对1932年内债整理进行博弈分析,并讨论政府和银行的利益得失。在第五章中,首先,分析政府以经济危机、日本侵华为契机实施了金融统制,政府与银行形成“大政府”与“小市场”的关系,银行已没有与政府博弈的实力;然后,讨论1932年内债整理后发生时间不一致性以及其产生的结果,指出政府整理内债的动机;最后,分析1936年内债整理对政府和银行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为第六章,对三次内债整理进行比较,分析三次内债整理的内在逻辑和根本原因,并通过梳理银政关系的演进及背后逻辑寻找三次内债整理产生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第五部分为第七章,即总结与启示。首先,对前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和归纳,得出了三点结论。然后,依据得出的结论提出三点启示,以为当下提供镜鉴。通过上述分析,论文主要得到以下四点创新:一是研究视角创新。论文以银政关系演进为线索,从政府和银行博弈的视角对民国时期三次内债整理的原因、过程及效果进行动态分析。二是研究方法创新。通过实证分析和博弈分析等定量方法研究三次内债整理的直接原因、博弈过程及效果,力求研究结论客观、精确。尤其在论述内债整理的过程及效果时,将银政实力变动关系的变量纳入博弈模型中,通过构建纳什讨价还价模型以及整合大量历史数据以论证三次内债整理的动机和对银政双方产生的影响。三是研究资料创新。通过对民国时期各类报刊关于内债的内容进行查阅和收集,如文章基于连续的《经济统计》、《银行周报》等资料整理出1923-1937年若干内债的市场价格;基于《银行周报》整理出重要银行持有内债额及相关收益的数据;基于《申报》整理出若干内债的实际发行情况和数额等。四是研究内容及观点创新。其一,三次内债整理产生的直接原因分别为维持债信、避免财政危机发生、提高政府财政能力。内债整理的根本原因则是无法解决的财政收支矛盾。同时,三次内债整理的直接原因中,1921年和1932年内债整理的动机皆属于市场行为,而1936年内债整理的动机则为政府行为。该区别是1933年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产生的结果。1932年内债整理中,政府承诺完善预算制度、节约军费且不再发行用于内战及政费的债券。在此思路下,试图完善预算制度以实现节约军费、平衡收支的财政计划,并大力发展经济,进行抗日。但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悖。孔祥熙代替宋子文成为财长后,既未切实执行预算制度,且大力支持内战政策,导致军费膨胀、赤字增加。所以,孔祥熙重新回到依靠借债解决赤字的方式上,使内债规模不断扩大。时间不一致性最终导致现有内债基金既无法覆盖全部旧债本息,又无法支持新债发行。政府只能通过行政干预——1936年内债整理——解决该矛盾,提高政府的财政能力。其二,1921年内债整理和1932年内债整理的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1936年内债整理的结果则为非帕累托改变。1921年内债整理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独立第三方——总税务司监管下的整理公债偿债基金;在可确实拨付的基金范围内,对时常违约的旧债实施减本和延长偿还期限,以保证每期基金可以支持各项旧债本息的偿还。在独立第三方监管的偿债基金框架下,各项旧债的本息基本按时偿付,债市价格逐渐走高,由此使债信重建,银行的利益得以维护。同时,基于部分旧债减少偿还本金及延长偿还期限,政府的债务支出负担得到减轻。所以,通过1921年内债整理,银政双方的效用都得到最大化的改善,实现了帕累托有效。1932年内债整理主要对23项旧债作降息延期处理;在内债担保制度下,每月向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拨付860万元用于偿还整理后的本息额;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公开财政;不再发行用于内战、政务的内债。通过上述整理,政府的债务负担减轻,每年还本付息数较原案减少近10000万元;同时,各项旧债偿还得到保障,债价回升,银行投资内债的利益得以维护。所以,通过整理内债避免了财政危机的爆发,银政双方实现共赢。1936年内债整理主要将30项旧债按照原来偿还期限的长短分别兑换统一公债中甲、乙、丙、丁、戊五种债项,即作了延期处理,绝大部分债项的利率并未改变,且偿还办法统一变成每年偿本付息两次;增发新债,即复兴公债和统一公债中未换偿旧债的余额部分。经过此次整理后,政府的财政支出得到了暂时性缓解,且具备筹发新债的能力;但由于极大地延长了偿还期限,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效用下降。所以,此次整理是非帕累托改变。其三,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弱政府”与“强市场”到“政治与经济互换”合作再到“大政府”与“小市场”的演变过程。1921年、1932年和1936年内债整理时的银政关系分别对应于上述三个阶段,这也是导致1936年内债整理为非帕累托改变而1921年和1932年内债整理是帕累托有效的主要原因。其中,1921年内债整理中,银行起主导作用,具体整理办法由银行家代表张嘉璈拟订,在减轻政府债务负担的同时维护了自身利益。1932年内债整理中,政府和银行共同商讨整理办法,在双方博弈下最终制订出具体的降息延期方案,实现共赢。而1936年内债整理实质是在金融统制背景下的一次政府干预行为,政府为提高财政能力强制对内债进行整理。所以,在整理内债过程中,银行几乎无博弈空间,利益受到侵犯。其四,内债整理实质是银行基于信用制度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财政对金融资源趋于无限制的需求之间的博弈和对抗过程。合理约束公权力、政府财政行为以及官员对政策连续性的影响是保证内债整理实现帕累托有效以及维持内债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优化内债的利率结构、期限结构和投资者结构也是保证内债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三次内债整理已经过去80多年,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水平等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且不可把当前的地方债等同于国债,但政府债的财政功能与金融属性、政府与银行关于债务的利益关系与博弈本质以及政府对内债政策的执行和优化目标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民国时期三次内债整理作为研究当前地方债重组的历史窗口,其经验仍然可以为当下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提供镜鉴。
邢蕊[4]（2020）在《民国时期上海新亚药厂研究（1926-1949）》文中研究表明新亚药厂是抗战时期发展颇为迅速的民族化学制药厂。新亚化学制药厂是1926年5月由会计师许冠群、药师赵汝调等人合伙创立的弄堂小厂。第二年改组为新亚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初创时期经营人寿水、化妆品、注射液和中性玻璃。“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受国内抵货运动的影响,药厂全面收缩化妆品,扩充制药部。先后设立药丸、药片、药膏工厂,购入机器设备。1933年原有厂房不敷应用,制药部迁入新闸路1095号,而麦根路用于专制各种玻璃。两年后设立新亚化学药物研究所研究国产药材的有效成分和星牌药品的剂型改良。到全面抗战前,药厂实现初步发展,行业地位提升。全面抗战初期,制药行业面临厂房被毁、财产侵占和交通阻隔等困境。新亚药厂积极应对。针对战时卫生材料和传染病增加的情形,上海本埠先后成立了新亚卫生材料厂、新亚血清厂等联系机构;为了实现普通原料自给和产品改良,成立新亚生物研究所的同时加大发明奖励刺激;为了开拓后方业务,成立香港新亚药厂转运原料、设备及药品。租界沦陷后,沦陷区设立商业统制会严格控制物资流动,上海与外界交通几乎断绝。新亚却发展成为以药厂为核心横跨金融、地产、棉纺织等各个领域,联系企业达35家之多的“新亚王国”。但好景不长,战后美药倾销,国民政府管制,制药行业陷入惨境,新亚药厂的经营也陷入困境。新亚药厂之所以能从弄堂小厂迅速发展为“新亚王国”,离不开药厂良好的环境适应力和产品竞争力。而药厂之所以具备两大竞争优势的背后又离不开总经理许冠群的经营和企业家精神的支撑。许冠群不仅是企业的创办者、所有者,更是抗战胜利前企业的最高经营者。他的社会关系、经营理念和企业决策都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新亚药厂在他的领导下表现出强大的活力,也随他的离开而走向衰落。所以本文将试图梳理新亚药厂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药厂对战争的应对,集中考察企业家许冠群对新亚药厂的影响。
乔傲龙[5]（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杜航[6]（2019）在《徐青甫统制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徐青甫是民国时期江浙士绅代表之一,他多次担任浙江省政府要职,也曾代理主持浙政。他的经济学着作丰富,其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革命救国论》、《物价问题之研究》和《粮食问题之研究》中,展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目前学界对其鲜有关注。本文通过对徐青甫统制经济思想的解读,主要结合其生平经历和着作,对徐青甫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统制经济思想进行探讨,旨在较为全面地了解徐青甫经济思想的成就,展现其价值,进而希冀能促进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论文主体部分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包含文章的绪论和徐青甫生平进行考述,涉及家世、早年游幕和政坛之后的政绩等。通过史料的研究对其家世进行考证,明确徐青甫早年的行历对其统制经济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第二部分论述徐青甫统制经济思想的核心理论,包括土地公有、资本公管、通资联营、国家统驭对外贸易。统制经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主流思潮,通过对比同时代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来展现徐青甫的统制经济思想的特别之处。徐青甫经济理论的鲜明特征是清晰地认识在帝国主义和大资本主义压迫掠夺下中国的经济无法取得独立正常的发展,并且将摆脱这两大桎梏座位研究中围经济问题的基本前提,致力于寻找出一条富国强国之路,这一出发点是当时马寅初等知名经济学家不具备的特点。第三部分论述徐青甫货币金融统制思想研究,着重介绍徐青甫的虚粮本位理论、物品证券论、货币银行统制思想,侧重于介绍徐青甫货币本位思想的转变以及其在主政浙江中的政治实践,这也是同时代经济学家不曾有的实践活动,并且可以看出其经济思想在实践中成效,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第四部分对徐青甫的统制经济思想做一个整体评价。徐青甫是一个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有一个政治家,并且通过其特殊地位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徐青甫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些思想、言论、观点和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肯定和赞扬。如他的经济思想中如主张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思想既符合公平原则又顺应了世界财政改革的潮流,也革新了中国税制主张;通过“公债”购买土地使土地公有,推行“永耕田”来解决土地分配不公问题,通过创办各种农业机构来改善农村金融,进而促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复兴与发展的观点和主张;在中国建立真正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实行总分行制;推行二元货币制,节制资本,发展生产等等。研究提出的这些经济思想、言论、观点和主张,显然能够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经济制度改革和金融改革等经济政策提供正面的历史借鉴与启迪。
张格[7]（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谈笑[8]（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李尧[9]（2018）在《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随着汉口开埠,武汉地区的变化较为显着。晚清时期,在张之洞建议之下,湖北地区设立湖北官钱局以解决“钱少价昂”的难题。辛亥革命之后,伴随着时局变动,湖北官钱局在各方争夺之中,终在1926年破产。一时间湖北地区缺乏调解市场的金融机构,加之湖北省财政困难频繁,资金难以周转,创设湖北省银行成为必需。1928年张难先回鄂省主持财政,在其建议之下,湖北省政府设立湖北省银行。创建伊始,湖北省银行就与省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的领导任职均由省政府决策。作为湖北地方较为重要的官办银行,湖北省银行支持工商业发展,合理的调整农村金融市场,对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北省银行创设的重要原因是为解决湖北地方财政困难,因而,湖北省银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以外,主要是代理公库,发行公债、辅币券等,以帮助政府整理财政,筹集资金,缓解财政的困境。公库的代理是湖北省银行财政性职能最为有效的体现,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省银行财政性职能呈现出由集中到分散的走向。而发行公债是湖北省银行特有的权利,发行公债理由各式各样,但总体是为解决省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难题。公债发行之后,后期还本付息出现超期等问题,加大了整理的难度。在整理公债的过程当中,湖北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其他银行保持联系。创建省银行之初,就筹划发行辅币券,以便于商民交易,但更为重要的是为财政筹措资金,辅币券本以调解金融市场为目的,然而在流通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种种问题,假钞的出现,辅币券流通额控制不周,致使湖北地方金融市场进一步混乱。但整体上,湖北省银行在不断向前发展。总之,自1928-1938年,湖北省银行日益发展合理化、现代化,也为湖北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解决湖北财政困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张光润[10]（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提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二、《中国金融》今年改为半月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金融》今年改为半月刊（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经世》创办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持续深化 |
| 一、日军进侵华北与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 二、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华北危局 |
| 第二节 中国的蓄力与抗战 |
| 一、中国军民局部的自发抗战 |
| 二、一二九爱国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 三、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
| 四、西安事变与国共和解 |
| 第三节 经世思想与近代文人论政 |
| 一、经世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 二、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 |
| 第二章 《经世》概览 |
| 第一节 《经世》的创办和沿革 |
| 一、萧一山其人 |
| 二、《经世》的创办 |
| 三、《经世》的沿革 |
| 第二节 《经世》的选题与稿件情况 |
| 一、《经世》的选题 |
| 二、稿件与栏目 |
| 第三节 《经世》作者群 |
| 一、从“文化重镇”河南大学说起 |
| 二、《经世》的主要编者和作者 |
| 第三章 《经世》对中国民众的抗战宣传 |
| 第一节 驳斥日本侵华谬论 |
| 一、日本侵华谬论 |
| 二、用事实揭穿日本侵略战争本质 |
| 三、从国际法角度揭露日军暴行 |
| 第二节 树立抗战必胜信心 |
| 一、由民族精神谈抗战必胜 |
| 二、树立蒋介石权威,强化抗战领导 |
| 三、颂扬前线战果与抗日英雄 |
| 第三节 宣传抗战到底与持久抗战 |
| 一、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到底 |
| 二、宣传持久抗战 |
| 第四章 《经世》对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 |
| 第一节 《经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 |
| 一、力主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
| 二、战费筹集需增税和举债 |
| 三、后方开发与经济建设 |
| 第二节 《经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讨论 |
| 一、对宪政基本概念的理解 |
| 二、围绕国民参政会的讨论 |
| 第五章 《经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应对 |
| 第一节 争取中立国支持抗战 |
| 一、日本是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
| 二、呼吁美英等国由中立转向援华作战 |
| 第二节 激起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 |
| 一、日本经济难以支撑旷日战争 |
| 二、侵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无穷灾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 |
| 附录Ⅱ.《经世》系列报刊目录 |
| 《经世》半月刊 |
| 《经世》战时特刊 |
| 《经世》季刊 |
| 《经世》月刊 |
| 附录 Ⅲ.《经世》系列报刊影印件 |
| 后记 |
（2）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六、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账局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账局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账局的起源 |
| 第三节 清代账局的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账局的资本及经营组织管理 |
| 第一节 账局的资本组织形式——合伙制 |
| 第二节 账局经营资本的来源及其构成 |
| 第三节 账局的收支结构与盈利 |
| 第三章 账局的业务与功能 |
| 第一节 账局的存款业务 |
| 第二节 账局的放款业务 |
| 第三节 账局的结算功能 |
| 第四节 账局的其他业务 |
| 第四章 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一节 北京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二节 太谷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三节 平遥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四节 祁县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五节 多伦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五章 账局与金融市场 |
| 第一节 北京账局的放款与利率行市 |
| 第二节 账局与标期制度 |
| 第六章 账局的衰落 |
|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账局的概况 |
| 第二节 账局衰落的原因探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民国时期三次内债整理研究 ——基于银政博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六、相关概念、时间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民国内债体系发展的背景及概况 |
| 第一节 1912-1936年政治经济概况 |
| 一、中央政权的嬗变 |
| 二、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1912-1936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概况 |
| 一、民国政府的财政改革 |
| 二、财税收支概况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内债发展 |
| 一、内债发行制度 |
| 二、历届政府偿还方法的特征 |
| 三、内债流通市场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弱政府”背景下1921年内债整理的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信用失范的公债制度 |
| 一、公债规模 |
| 二、政府违约动机 |
| 三、信用失范下华资银行业的损失 |
| 第二节 重构公债偿借机制 |
| 一、“弱政府”与“强市场” |
| 二、博弈模型构建 |
| 三、“弱政府”背景下的内债整理 |
| 第三节 整理措施的可持续性 |
| 一、整理公债基金的稳定性 |
| 二、公债发行式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强政府”背景下1932年内债整理的银政博弈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银政结合的新格局 |
| 一、中央政府对银行业的制度化建设与管控 |
| 二、银政的财政合作 |
| 三、内债信用监管的新秩序 |
| 第二节 日本侵略下的市场预期与财政危机 |
|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市场预期与政府融资能力 |
| 二、“一·二八”沪变对财政危机的催化作用 |
| 第三节 应对财政危机的博弈过程及效用分析 |
| 一、博弈模型构建 |
| 二、1932年内债整理的博弈分析 |
| 三、银政双方的效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统制背景下1936年内债整理 |
| 第一节 国际危机时期的新格局 |
| 一、国际危机背景下的财政 |
| 二、金融统制 |
| 第二节 时间不一致性下的行政干预 |
| 一、遵守规则与相机抉择 |
| 二、时间不一致性的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内债整理的影响 |
| 一、对政府的影响 |
| 二、对银行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三次内债整理的比较 |
| 第一节 三次内债整理的内在逻辑与根本原因 |
| 一、财政需求与金融资源 |
| 二、财政赤字、内债政策与内债整理 |
| 第二节 银政关系的演变与内债整理效用 |
| 一、银政关系的演进 |
| 二、不同关系下内债整理的效用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结论 |
| 二、对当前债务问题的启发 |
| 附录 |
| 附表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一、报刊、档案资料 |
| 二、资料汇编 |
| 三、时人着作 |
| 四、现代着作及期刊 |
| 致谢 |
（4）民国时期上海新亚药厂研究（192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传统中药堂研究 |
| (二) 近代中国新药研究 |
| (三) 企业经营管理与个案研究 |
| (四) 研究评述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创新点与概念界定 |
| (一) 重点 |
| (二) 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四)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亚药厂的创办与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药厂的创办 |
| 一、近代中国上海西药制造行业发展概述 |
| 二、新亚药厂的创办与初期经营 |
| 第二节 药厂的初步发展 |
| 一、经营方向的转变 |
| 二、历次增资的动机与手段 |
| 三、药厂的组织结构与生产概况 |
| 四、稳步发展与行业地位的提升 |
| 第二章 战时环境下药厂的应对与经营 |
| 第一节 战争前期的应对与经营 |
| 一、战争初期的整体影响 |
| 二、药厂的应对及经营的转变 |
| 第二节 沦陷之后药厂的应对 |
| 一、沦陷后的环境变化 |
| 二、药厂的应对 |
| 第三节 内战时期药厂的经营 |
| 一、战后的经济环境 |
| 二、药厂的经营 |
| 第三章 新亚药厂的产品研发 |
| 第一节 早期的产品研发 |
| 第二节 星牌药品的研制 |
| 一、星牌药品的研究条件 |
| 二、星牌药品的研究结构 |
| 第四章 新亚药厂的产品结构及营销 |
| 第一节 新药药厂的产品结构 |
| 第二节 新亚药厂的营销 |
| 一、多样的宣传策略 |
| 二、营销网点的建立与调整 |
| 第五章 许冠群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许冠群的成长及经营理念 |
| 第二节 许冠群的关系网络 |
| 第三节 许冠群的企业决策 |
| 结语 |
| 一、战争对制药企业的影响与新亚药厂的发展特点 |
| 二、新亚药厂的核心竞争优势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致谢 |
（5）《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徐青甫统制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状况 |
| 2 徐青甫生平考述 |
| 2.1 出生家世 |
| 3 徐青甫统制经济思想理论 |
| 3.1 土地公有思想 |
| 3.2 资本公管 |
| 3.2.1 对资本的认识 |
| 3.2.2 资本公管具体举措 |
| 3.3 通资联营论 |
| 3.3.1 建立通资联营组织 |
| 3.3.2 具体实施计划 |
| 3.4 统驭对外贸易 |
| 3.5 粮食统制 |
| 3.6 田赋征实 |
| 3.7 节制消费 |
| 4 徐青甫货币金融统制思想 |
| 4.1 虚粮本位论 |
| 4.1.1 思想来源 |
| 4.1.2 虚粮理论背景 |
| 4.1.3 理论构建 |
| 4.1.4 理论缺陷 |
| 4.1.5 同时期货币本位理论比较 |
| 4.2 物品证券理论 |
| 4.2.1 物品证券理论 |
| 4.2.2 物品证券与法币改革 |
| 4.3 货币银行统制思想 |
| 4.4.1 建立国家银行系统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 |
| 4.4.3 完善地方银行制度 |
| 5 结语 |
| 5.1 徐青甫统制经济思想特点 |
| 5.2 徐青甫统制经济思想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9）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湖北省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第一节 张难先与湖北省银行的创设 |
| 一、近代湖北经济与金融发展概况 |
| 二、湖北省银行创建始末 |
| 第二节 省银行的演进 |
| 一、机构设置与组织演变 |
| 二、内部发展 |
| 三、人事管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湖北省银行与省政府之关系 |
| 第一节 以官为职主导的资本结构 |
| 一、省政府与省银行的资本演变 |
| 二、省政府主导下的省银行资产 |
| 第二节 省政府对省银行的控制 |
| 一、省银行主要人员情况 |
| 二、省政府对省银行人员的任免 |
| 三、财政厅长贾士毅兼任省银行行长 |
| 第三节 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演变 |
| 一、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地方银行的管理 |
| 二、省银行的财政性职能 |
| 三、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变化——由集中到分散 |
| 小结 |
| 第三章 湖北省银行对公债的经营与整理 |
|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湖北财政的基本概况 |
| 一、湖北省财政收入构成 |
| 二、湖北省级财政收支结构 |
| 第二节 省银行发行公债及其统计分析 |
| 一、二三十年代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概况 |
| 二、省银行发行公债的开展 |
| 三、省银行发行的公债统计及分析 |
| 第三节 公债与湖北财政收入分析 |
| 一、公债的后续整理 |
| 二、公债对湖北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
| 第四节 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一、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二、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辅币券的发行与地方财政 |
| 第一节 发行辅币券的背景 |
| 一、湖北财政困境 |
| 二、辅币券问题的提出与实施 |
| 三、辅币券——筹措资金的手段 |
| 第二节 辅币券的发行及流通 |
| 一、省银行发行及销毁辅币券 |
| 二、民众生活当中的辅币券 |
| 三、辅币伪造案的出现：吕方正假托鄂省银行伪造辅币角票 |
| 四、辅币券导致地方金融市场混乱 |
| 第三节 辅币券印制法规的颁布及省银行的调整 |
| 一、《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印制辅币券暂行规则》的颁布 |
| 二、湖北省银行对辅币印制的调整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湖北省银行与地方财政 |
| 二、湖北省银行与地方金融 |
| 三、湖北省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湖北省银行历年大事记(1928-1938) |
| 湖北省银行章程(1936年公布) |
| 湖北省银行监理委员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理事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监察人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人事管理规则 |
| 湖北省银行储蓄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放款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分支行处所在地小本工商借贷章程 |
| 各类图表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中国金融》今年改为半月刊（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D]. 陈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D]. 陈添翼. 河北大学, 2020(03)
- [3]民国时期三次内债整理研究 ——基于银政博弈的视角[D]. 周莹. 中央财经大学, 2020
- [4]民国时期上海新亚药厂研究（1926-1949）[D]. 邢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6]徐青甫统制经济思想研究[D]. 杜航. 宁波大学, 2019(06)
- [7]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D]. 李尧.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