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2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黄小菊[1]（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王帅兵[2]（2020）在《南北朝隋-唐五代“居住类”概念场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概念场理论为指导,以“南北朝隋”和“唐五代”两个时期的“居住类”概念场为研究对象,运用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相结合的办法,深入探讨了“居住类”概念场名物词从南北朝隋到唐五代继承与发展特点、演变规律以及变化原因。论文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文章以概念场理论为指导,于是首先介绍了概念场理论的背景、国内概念场研究成果的综述,与本论文相关的居住类名物词研究的现状。其次介绍了本论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等。论文从共时层面,详细描写了南北朝隋时期和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名物词的情况。通过深入研究,得出了南北朝隋时期“居住类”概念场名物词单音节成员共有53个,即:屋、宅、舍、馆、庐、墅、驿、庵、穴、窟、洞、第、府、邸、楼、阁、宫1、殿、治、署、庙、寺、宫2、塔、序、庠、校、学、塾、黉、堂、厅、室、房、厢、庑、廊、厦、庭、廷、厅、阙、观1、魏、台、榭、亭、牢、狱、帐、幕、帷、幄等,其中南方有49个,北方有51个。南方特有1个,即:牢;北方特有3个,即:庙、洞、观2。唐五代时期共有名物词单音节成员54个,即:屋、宅、舍、馆、驿、店、庐、墅、庵、洞、穴、窟、第、府、邸、楼、阁、宫1、殿、治、署、庙、寺、观2、塔、序、庠、校、学、塾、黉、堂、厅、室、房、厢、庑、廊、厦、庭、廷、厅、阙、观1、魏、台、榭、亭、牢、狱、帐、幕、帷、幄。论文以南北朝隋和唐五代时期的若干单音节成员为纽带,并系联与之相关的双音节形式。论文从历时层面,对居住类概念场从南北朝隋时期到唐五代时期继承与发展作了研究,得出居住类概念场单音节名物词从数量上,由南北朝隋时期的53个发展到唐五代时期的54个。从数字上虽然只有1个的变化,即“店”,由中古的“店铺”发展为近代的“客店”“旅店”义。“店”在南北朝隋时期已经出现,但并不属于“居住类”概念场中的成员,主要表示商店、店铺之类售卖货物的地方;而在唐五代时期则开始表示对人们居住地方的称呼了。而从成员意义上来说,有些成员从南北朝隋到唐五代的意义增加了,而有些成员的意义则减少了。增加了意义的成员如:“阁”的“台阁”在唐五代时期增加了对居民建筑的称呼;“幄”在唐五代时期增加了表示对僧人居住地方“佛幄”的称呼;“台”在唐五代时期增加了对道教神仙住处“丹台”的称呼。减少了意义的成员有:“寺”。“寺”在唐五代时期减少了对道教神仙住处的称呼。同时从组合能力来看,有些单音节词降格为语素后,其构词能力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宅”“室”“房”“庭”“阙”“宫1”“府”“邸”“寺”等。这些单音节词降格为语素后,由南北朝隋时期发展到唐五代时期,其构词能力变弱了,也就是说与其它语素结合的双音节形式减少了。如以“宅”为例,南北朝隋时期构成的双音节形式有:第宅、屋宅、室宅、园宅、阳宅、显宅、铜宅、田宅、舍宅、居宅、甲宅、故宅、宅宇、宅舍等。到唐五代时期的双音节形式有:坊宅、第宅、屋宅、窟宅、田宅、宅舍、宅宇等;“庐”在南北朝隋时期的双音节形式有:舍庐、田庐、蓬庐、穹庐、车庐、精庐、直庐、草庐、衡庐、庐舍、庐垩、庐井、庐帐等。在唐五代时期的双音节形式有:穹庐、拂庐、匡庐、庐舍、庐帐等。“室”在南北朝隋时期的双音节形式有:宫室、别室、私室、庐室、居室、屋室、堂室、蓬室、内室、寒室、阴室、窟室、营室、民室、别室、衢室、暗室、富室、寒室、墙室、虚室、狭室、茅室、宣室、室家、室宇、室宅等;而在唐五代时期的双音节形式有:宫1室、仓室、屋室、第室、寝室、私室、密室、斋室等。也有些单音节词降格为语素后,其构词能力增强了。如“台”等。“台”在南北朝隋时期的双音节形式有:瑶台、台殿、台阁、台坞、台榭等;“台”在唐五代时期的双音节形式有:丹台、仙台、殿台、空台、池台、楼台、驿台、台殿、台阁、台榭、台寺等。从以上诸多现象来看,“居住类”概念场名物词从南北朝隋时期发展到唐五代时期具有以下特点:（1）稳固性。从南北朝隋到唐五代时期,大多数“居住类”概念场成员仍然保留了下来。可以分为单音节成员和双音节成员两种形式。单音节成员主要有:屋、宅、舍、馆、驿、庐、墅、庵、洞、穴、窟、第、府、邸、楼、阁、宫1、殿、治、署、庙、寺、宫2、观2、塔、序、庠、校、学、塾、黉、堂、厅、室、房、厢、庑、廊、厦、庭、廷、厅、阙、观1、魏、台、榭、亭、牢、狱、帐、幕、幄等。双音节成员主要有:屋舍、屋宅、瓦屋、宅舍、舍宅、屋舍、田舍、第舍、传舍;山馆、馆宇;穹庐、庐帐、庐舍;别墅;禅堂、高堂;厅事;宫1室、居室、屋室;空房;东厢、四厢;廊庑、堂庑;广厦、大厦;掖庭、天庭、殿庭;凤阙、魏阙、城阙;京观1、楼观1;台榭、楼榭;高楼、楼阁;高阁;宫1殿、宫1室、宫1阙、宫1掖、行宫1;殿庭、宫1殿、浴殿;州治;窟穴;甲第、第宅、府第;幕府、天府;邸第;塔庙;佛寺、寺观2、寺宇;庠序、胶庠;学校、太学、学舍;黉校;牢狱;牙帐、庐帐、毡帐;府幕、军幕;帷幄、毡幄等。（2）民族性。南北朝隋到唐五代时期的“居住类”概念场成员之间在民族性上也具有一定的差别,具体体现在:生活于汉民族和游牧民族地域的人们,在各自的生活区域之内,由于自身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各自民族对于“居住类”概念场名称的特定称谓。因此在汉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居住类”概念场成员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在游牧民族的“居住类”概念场中,多用“帐”“庐帐”“穹庐”“毡帐”“毡幄”“毡屋”“百子帐”等,在少数情况下也用到了“庐舍”;而汉民族的“居住类”概念场则多用“屋”“舍”“宅”“馆”“庐”“墅”“堂”“厅”“室”“房”“厢”“楼”“阁”“宫1”“殿”“第”“府”“邸”等单音节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双音节成员。（3）开放性。汉民族的文化具有包容性特征,它在保留自身特征的同时,还在内部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在“居住类”的概念场中,虽然从南北朝隋到唐五代时期,大多数“居住类”概念场成员都保留了下来,但是还能够体现出成员的历史性特征,具体体现在:“店”在唐五代时期成为了“居住类”概念场的新成员;而“宫2”在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中已经式微了;而“观2”代替了“宫2”成为了“居住类”概念场的新成员。此外,还吸收融合外域文化,具体体现在:关于佛教建筑的成员也融合到汉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中,如单音节成员“塔”;以及关于佛教建筑相关的组合形式,例如“佛幄”“僧堂”“禅堂”“佛堂”“佛殿”“宝殿”“梁殿”“僧房”“禅房”等。（4）多义性。在“居住类”的概念场中,其中的大多数成员在表示某一类成员的时候,与其它意义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在表示某一类成员的意义的时候,往往还兼有其它的意义。如“寺”在表示官署机构的时候,还表示僧人居住的地方的称呼和尼姑居住地方的称呼。“堂”表示人们居住房屋的具体名称,还表示僧人居住的地方、学子学习的地方、古代的会食以及官吏考核的场所,如“禅堂”“佛堂”“学堂”“讲堂”“食堂”“考堂”等。概念场变化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原因;二是词语内部的原因。一、社会的原因:（1）社会的变化发展。社会的变化发展可以从建筑自身和语言系统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从建筑自身方面来说,南北朝隋到唐五代时期,中国的建筑一直呈现出稳固性的特征,因此与建筑相关的名物词也就一直沿用了下来;从语言发展方面来说,从南北朝隋到唐五代时期,国家由一个朝代进入了另一个朝代,社会也由分裂动荡而走向了大一统,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很多新现象和新事物,人们需要用新的称谓命名新产生的现象和事物。（2）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南北朝隋到唐五代时期,在北方社会中,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与汉民族的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形成了新的文化;而在南方的地区,由于北方社会的动乱,中原人士为了躲避战乱,大量迁徙到南方地区,与当地的土着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发生了冲突和碰撞。于是,引起了南、北方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产生了新的文化。（3）佛经翻译的作用。自从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佛教的教义,一些精通梵汉两种语言的译者开始将佛经翻译到中国。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些原来不属于汉语词汇系统的佛教词汇开始出现,如“殿”出现了“梁殿”“宝殿”“佛殿”的用法;“幄”出现了“佛幄”的用法;“堂”出现了“禅堂”“僧堂”“天堂”的用法;“狱”出现了“地狱”的用法等。二、词语内部的原因:（1）词汇分工的明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为了表达得贴合社会实际,词汇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明确。如“寺”在南北朝隋时期的“居住类”概念场中,可以表示官府机构的场所,还表示道教人员和尼姑居住地方的称呼。而在唐五代时期,佛教人员的活动场所用“寺”表示,而道教人员的活动场所则用“观2”表示。（2）人们语言表达明晰化的内在要求。人们在表述客观对象的时候,往往具有明晰化的内在要求。如在“狱”的组合形式上,南北朝隋时期多单用“狱”,而在唐五代时期,为了表述得更加明确,则多用“牢狱”“地狱”的组合形式,“牢狱”指出了“狱”禁锢他人的功能,“地狱”则强调了“狱”位于地下的特点,使“狱”表达的含义更加明晰化;如“精舍”在表示佛教人员修炼地方的时候,还带有较高修炼境界的意义。（3）语言内部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居住类”的概念场中,为了词汇表达得更加准确和符合客观的社会需要,当单音节词不足以充分表达所要表示意义的时候,往往利用词汇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通过双音节的形式,表达更加准确的意义。如在“幄”的用法中,出现了“毡幄”“佛幄”“毯幄”“帷幄”“幄幕”等组合形式,使表达更加符合客观事物本身。
莫琼[3]（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指出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车兰兰[4]（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马朝阳[5]（2018）在《《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选》与《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史上并峙之两座高峰,相映生辉之双璧。他们之间的关系,即《文心雕龙》对《文选》的编撰有否影响,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取得共识。本论文将全面对比分析两书之异同,以期贡献绵薄。对两书关系的探究不仅能够更好的分析两书的指导思想、文体观、文学观和具体作品,还能还原南朝时代的文风,加深对总集与文评着作不同性质、体例的关系之研究。无论是玲珑小巧之亭台楼阁,还是鲁灵光殿之嵯峨?嵬,都不能离开夯实之基石为支撑。对《文选》与《文心雕龙》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建立在对编者萧统以及着者刘勰关系的考证、两者成书的诸多问题这两个基础之上。根据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编撰与创作意图、成书时间、性质等方面的解析,加以刘勰任职东宫,被太子深爱接之,参与了《文选》的编撰工作,皆可见两书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年代相近且在流传过程中被广泛认可的总集与批评着作的相携而立,更能促进对南朝文学观念的探讨与认知。对文体分类与对作家作品的选录集中体现了两书诸多观念的同异,所以对文本的全面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可以避免只选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片面性。对各时期《文选》与《文心雕龙》作家、作品、文体的比对直接证明了《文选》受到了《文心雕龙》的一定影响。两书对作品的选录体现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以及以儒为宗的思想构建。萧统身为太子,编撰《文选》的首要意图当是“化成天下”之义,其次是重视悦目动魄之美。而刘勰深谙孔儒之道,《文心雕龙》字里行间充满了“经世致用”的深意,亦注意总结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在本质上皆与萧统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两书成书时间接近,而《文选》晚出于《文心雕龙》,但《文选》亦可视为一部选录式的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不仅体现于“选文以定篇”上,更显示在“敷理以举统”的理论层面。《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的研究,更关系到对南朝文学风貌的探究以及对“修辞异宜之着述体裁”（钱锺书语）之认识,便于把握相似文评观念下同时代不同性质文献之间的相携而立,把握大时代背景下的不同时代性和相同性,以推进二书关联之研究。
金磊[6]（2018）在《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州府、衢州府和严州府是明代浙江省下辖的三个州府。相对明代浙江省的其他州府而言,这三个州府是以往研究者在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忽视的一个地区。本文以明代处州府、衢州府和严州府作家为考察对象,研究明代三地之文学发展情况。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本研究整理所得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共计637个,其中重要作家有40余位,所能见到的存世诗文别集约50余种。根据整理所得的情况,在附录部分,写作了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的生平小传和诗文别集叙录,以备参考。文章结构大致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对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的意义,介绍对三府作家的研究情况并作出评论,同时也概述三府的府况,为后文的叙述提供背景介绍。正文部分共分三章,分别为明代处州作家、明代衢州作家和明代严州作家。明代处州作家部分,主要以刘基家族、缙云作家群、遂昌作家、陈中州、郑汝璧等人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明代衢州作家部分,则以金实、方豪、吾谨、童佩、柴惟道、方应祥等作家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明代严州作家部分,则以邵亨贞、徐尊生、商辂、姚夔、徐贯、徐楚父子等作家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同时对明代严州出现的两部戏文《杀狗记》、《三社记》进行介绍、分析与评价。文章的最后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一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看法。本文以人物为中心,按照地域、时代和人物的划分方法安排文章结构,按所属州府的不同先划分作家群,而后以作家群所处时代再来划分作家。从地域文化、作家生平、作家创作等方面,介绍、分析作家的诗文创作中表现出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尽可能地描绘出明代处州、衢州和严州地区文学发展的图景。
邓仕海[7]（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孙蕴[8]（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严忠良[9]（2017）在《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文中认为地方志以独特的体例记录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着述,是珍贵的地情文献。现存旧志大约八千多种,占现存古籍中的十分之一左右,数量宏富,内容广泛,对推动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生产都具有较高的价值。作为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湖北方志编纂历史悠久,数量之多,普及之广,在全国也有具有特殊地位,尤其是清代,方志编纂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某些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目前学界对湖北方志研究大多侧重于少数几种方志,而对湖北方志整体考察较为薄弱。本文以清代湖北方志为研究重点,兼及清代之前方志,利用文献法、计量学、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在爬梳新旧湖北方志、目录学着作、文集笔记等基础上,系统勾勒湖北方志发展脉络,分析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考述清代佚志状况,探究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组织概况。除了绪论外,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清代之前湖北方志发展脉络。在借鉴前人辑佚成果基础上,利用旧志资料,系统梳理清代之前湖北方志发展脉络。根据湖北方志发展概况,结合中国方志史特征,将湖北方志分为汉魏晋隋唐、宋元、明代三个阶段,探究各阶段湖北方志时空分布、存佚概况、编纂特色以及内容价值等。第二章:对清代湖北方志发展概况作一综述。从宏观的角度探究清代各阶段方志特征、志书种类、编纂体例,以期对清代湖北方志基本认识和把握。第三章:清代湖北方志的时空分析。清代是湖北方志史上的鼎盛时期,探究清代湖北方志的成就,分析方志繁盛的原因,着重探讨清代湖北方志时空分布的差异性及其缘由。第四章:探究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组织概况。从编纂流程、经费来源、人员配置等方面揭示方志编纂状况,认为清代湖北方志编纂已经形成了系统严密、有序有效的机制,是清代方志成就的重要体现。第五章:清代湖北佚志考述。系统梳理清代湖北散佚方志,考述书名、卷数、纂修者、流传及其散佚年代等内容;同时探究清代湖北散佚方志原因及其特征,整体上揭示清代湖北散佚方志状况。余论:从历史的脉络来认识和探究清代湖北方志发展的的时代成就,认为清代湖北方志数量宏富,种类齐全,方志理论成熟,修志质量大为提高,是传统社会修志鼎盛时期,同时指出由于清代湖北人才欠缺、学风保守和藏书不足,方志数量和质量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尚有一定的差距。
卫春梅[10]（2016）在《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文中指出佛教中佛是大医王,而药师琉璃光佛是专以消灾延年、祛病除厄、幸福往生救护众生的佛。药师佛信仰是佛教体系内以崇拜药师佛为核心而形成的佛菩萨信仰,这种信仰将《药师经》作为主要理论基础,根据十二大愿、九横死、幡灯续命法、净土等思想逐渐形成包括仪轨、道场、信众、场所、信仰活动等完整的宗教信仰形态并衍生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第一章对药师佛信仰的经典《药师经》及其思想传播进行梳理与阐释。第一,从历史文化角度探讨《药师经》在印度集成,认为它是药师佛信仰的理论源头,并分析《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和隋唐《药师经》译本在翻译者各自的思想和译经体系中的地位;第二,比较四种译本《药师经》的内容异同,着重研究各译本中十二大愿和九横死的异同,发现四个译本虽然出现时间不同,译者及翻译风格不同,但是主体内容具有较大一致性;第三,系统阐释《药师经》思想,一是考察在佛经中药、药师、药师佛的功能演变,认为这是药师佛信仰出现的文化心理条件;二是探讨《药师经》的主要理论,指出这些理论是药师佛信仰的理论核心,是药师佛信仰能够流播的理论前提条件。第四,《药师经》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主要理论基础,借助其他佛教信仰形式,在个人的宗教修养上表现为遵守佛教戒律和修持药师仪轨,以一定的修持实践形式和文学艺术形式在寺院开始推行,不仅在平民中流行,而且受到上层人士的注意,说明它已经具备初步体系化的宗教形态,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章按照历史系统梳理和研究隋唐时期《药师经》注疏。从历史记载分析隋唐的《药师经疏》相比于其它各朝代是最多的,但留存硕果不多,说明该时期药师佛信仰的兴盛。从作者所属法系考察隋唐的《药师经疏》多数出自玄奘的法相唯识系。从作者、作品体系、作品内容方面考察此时期仅存的敦煌S.2512佚名《药师经疏》、敦煌S.2551佚名《药师经疏》、太贤撰《本愿药师经古迹》二卷,发现各位作者虽然所依据的《药师经》译本不同,但是在引用佛学经典、发挥《药师经》思想时,基本上围绕般若、唯识、净土、涅盘四系经典,他们通过对《药师经》中出现的观点和术语作出系统解说及论证,实现作者本人佛学素养与《药师经》内容的完美融合,完成其《药师经疏》作品体系的创建。隋唐时期从《药师经》的翻译状况到《药师经》注疏的撰写与传播状况反映出药师佛信仰的思想理论传播发展较快。第三章研究唐代药师仪轨思想。在唐代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药师琉璃光佛印咒》表明药师仪轨方面的经典开始出现,随后一行撰《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金刚智译《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不空译《药师如来念诵仪轨》、最澄作《药师如来讲式》,说明该时期药师佛信仰开始重视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通过对这些仪轨的研究发现药师佛信仰的仪轨在经典中明确化是从阿地瞿多的《陀罗尼集经》开始,他以密教的立场将药师仪轨单列为《药师琉璃光佛印咒》,具体描述了药师佛坛法、礼拜、供养及受持的方法。后来的药师仪轨撰述多参考阿地瞿多译作的相关思想。从药师仪轨的撰写者和翻译者以及仪轨内容分析唐代药师仪轨发现,该时期药师仪轨思想均与密教思想关系密切,说明当时药师佛信仰的实践定位偏于密宗实践。第四章研究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社会表现状况,此时期药师佛信仰比前期更为兴盛,信徒们通过供养、礼拜、抄诵、持戒等修持实践和特定的仪式不断加强药师佛信仰的信念和信号体系,通过艺术、文学等形式向信众个体心理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推动药师佛信仰的发展。随着药师佛信仰的信念和信号体系的发展,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既存在大规模群体信仰行为,也存在个人的信仰行为,既存在单独的药师佛信仰,也存在与其他佛教信仰结合的药师佛信仰,这些行为以药师佛信仰的修持实践及仪式、药师佛信仰为核心的艺术表现与文学表现展现出来。隋唐药师佛造像和图绘较东晋南北朝更为丰富,造像者的范围扩大,遍及到包括达官贵族、僧尼及普通民众各个阶层,表明这个时期的药师佛信仰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力量更为雄厚且民间色彩更浓。隋唐药师佛信仰的文学表现形式较多,从《药师经》到药师经变到灵验故事、赞文、愿文的发展可以看出药师佛信仰者不仅有皇室高层,还有文人士大夫,亦有文化不高的下层民众,从而可以看到隋唐药师佛信仰的流播其途径之多样,其涉及社会阶层之广,其涉及社会生活之深。第五章解析药师佛信仰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宋、元、明、清、民国药师文献的影响和现代价值。从药师佛信仰基本宗教要素和文化表现形态入手分析药师佛信仰的宗教文化特征,药师佛信仰作为以崇拜药师佛为核心的佛菩萨信仰具有适应性功能,它的发展过程即是领域专门化过程、内容圆融化过程、形式多样化过程,同时药师佛信仰也具有密教属性和净土属性。从《药师经》着述和药师仪轨考察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宋、元、明、清、民国的药师文献影响发现,隋唐以后药师佛信仰的思想阐释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药师佛信仰的仪轨却被日益重视,此时人们信仰药师佛更为注重以修行实践行为获得消灾延年、祛病除厄、幸福往生的利益;药师佛信仰的最大特色就是信仰的现世性,其内涵就是在积极入世的基础上,针对个人和社会的痼疾进行医治,构建一方人间净土。总之,《药师经》在印度集成之后被传到中土,东晋时期被译出传播,直至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格局理论上表现为《药师经》的翻译和《药师经》注疏的撰写以及药师仪轨的翻译和撰写,社会表现上体现为药师佛信仰的修持、造像图绘以及文学创作。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在造像和抄经供养上主要表现为药师佛与其它佛菩萨、《药师经》与其它佛经共同接受供养,说明药师佛信仰对当时人们的心灵世界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以药师佛信仰的宗教文化特性的适应性功能经过宋、元、明、清、民国的实践性和现世性转换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药师佛信仰的现代价值表现在它的精神价值、医疗价值、教育价值。自东晋至今中国药师佛信仰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药师佛信仰既具有历史属性,也具有宗教文化属性。故此可采用文献学研究法为主研究药师佛信仰,结合其他方法从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不同视角探讨药师佛信仰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理论价值,着重解析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理论与社会表现形态,兼及隋唐以后药师佛信仰的理论,力图揭示药师佛信仰发展的思想脉络,以期能为社会良好发展提供借鉴。
二、《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2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2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2）南北朝隋-唐五代“居住类”概念场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内容及方法 |
| 三、研究思路及目标 |
| 第一章 南北朝隋时期“居住类”概念场研究 |
| 第一节 南北朝隋时期北方“居住类”概念场研究 |
| 第二节 南北朝隋时期南方“居住类”概念场研究 |
| 第三节 南北朝隋时期南、北方“居住类”概念场之比较 |
| 第二章 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研究 |
| 一、表示一般情况的居住：屋、宅、舍、馆、驿、店、庐、墅、庵 |
| 二、表示各种房屋的具体名称：堂、厅、室、房、厢 |
| 三、表示供人们休息游乐的地方：庑、廊、厦、庭、廷、阙、观_1、魏、台、榭、亭 |
| 四、表示多层或高大而富丽堂皇的建筑：楼、阁、宫1、殿 |
| 五、表示官府人员办公的场所：治、署 |
| 六、表示人类原始时期居住的地方：洞、穴、窟 |
| 七、表示豪门大族以及富人居住的地方：第、府、邸 |
| 八、表示宗教人员的活动场所：庙、寺、观_2、宫_2、塔 |
| 九、表示古代学子学习教育的场所：序、庠、校、学、塾、黉 |
| 十、表示犯人居住的地方：牢、狱 |
| 十一、表示帐篷之类供人们居住的地方：帐、幕、帷、幄 |
| 第三章 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历时演变考察 |
| 第一节 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成员的变化 |
| 第二节 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成员组合形式及构词能力对比研究 |
| 第四章 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演变原因之探讨 |
| 第一节 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的特点 |
| 第二节 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时期“居住类”概念场演变原因之探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对于明代韩愈接受史的研究 |
| (二)对于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研究 |
| 三、选题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 |
| 第一章 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的接受 |
| 第一节 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 |
| 第二节 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诵习与选评 |
| 第二章 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的真伪问题再证 |
| 第二节 上图藏十卷本《唐文归》的韩文评点析论 |
| 第三章 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朱东观《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明末钱塘朱东观结社考述 |
| 第二节 因史观人,因人观文：朱东观《唐文归》与韩愈古文的选评 |
| 第四章 明代“唐宋八大家”阐释语境中的韩愈——兼及“八大家”概念的形成问题 |
| 第一节 洪武至正德时期韩愈古文的接受语境 |
| 第二节 嘉靖至万历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形成 |
| 第三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巩固与发展 |
| 下编 |
| 第一章 明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林希元《新刊正续古文类抄》选评韩文研究 |
| 第二章 明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选评韩文研究 |
| 第三章 明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孙慎行《孙宗伯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评韩文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
| 三、前贤研究概况 |
| (一)黄人着述整理 |
| (二)黄人生平研究 |
| (三)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 |
| (四)黄人文学理论研究 |
| (五)黄人文学编纂研究 |
| (六)黄人文学创作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意义 |
| 第一章 黄人与近代新型文学史的书写 |
| 第一节 从“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再到“中国文学史” |
| 一、文苑传:为文学家立传 |
| 二、艺文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 三、书目提要:指示门径 |
| 四、“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文学史”的区别 |
| 第二节 从国外的“中国文学史”到国人自着文学史 |
| 一、早期西方、日本学者所撰“中国文学史” |
| 二、国人自着文学史的发生 |
| 第三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创性 |
| 一、思想上的开拓性 |
| 二、观念上的开创性 |
| 三、内容上的创新之处 |
| 四、体例上的创新之处 |
| 五、方法上的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矛盾与局限 |
| 一、《中国文学史》的矛盾 |
| 二、《中国文学史》的局限 |
| 第五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之影响 |
| 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
| 二、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小说理论 |
| 一、古、近代小说理论之衍变 |
| 二、黄人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小说理论的局限 |
| 四、黄人小说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三节 黄人的戏曲理论 |
| 一、晚清戏曲理论批评概况 |
| 二、黄人戏曲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元、明戏曲的批评 |
| 四、黄人戏曲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四节 黄人的诗学理论 |
| 一、晚清诗坛之概况 |
| 二、黄人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唐、清两代诗人的评价 |
| 四、黄人诗学理论评价 |
| 第五节 黄人的词学理论 |
| 一、晚清词学概况 |
| 二、黄人词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词论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黄人文学创作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的诗歌创作 |
| 一、黄人诗歌创作的主题 |
| 二、黄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
| 三、“诗界革命”背景下的黄人诗歌 |
| 第三节 黄人的词创作 |
| 一、黄人词题材 |
| 二、黄人词的特点 |
| 三、晚清词学视野中之黄人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科教育的转型 |
|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近代化与新式学校的产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求学活动 |
| 一、私塾教育的“旁听生” |
| 二、博览群书,广涉诸学 |
| 第三节 黄人的教育活动 |
| 一、黄人早期的教育活动 |
| 二、黄人与东吴大学 |
| 第四节 黄人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
| 一、思想启蒙方面 |
| 二、文科教育方面 |
| 三、培养人才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之转型 |
| 第一节 晚清出版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创办的报刊 |
| 第三节 黄人与小说林社 |
| 一、黄人与小说林社的关系 |
| 二、黄人在小说林的编辑、出版活动 |
| 三、黄人与小说林社同人的交游 |
| 四、黄人对小说林社的影响 |
| 第四节 黄人与国学扶轮社 |
| 一、国学扶轮社创办的背景与时间 |
| 二、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 |
| 三、黄人在国学扶轮社的文学史、辞书编纂与古籍刊印活动 |
| 四、黄人与“国学扶轮社”同人的交游 |
| 五、黄人对国学扶轮社的影响与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社团之转型 |
| 第一节 近代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黄人与三千剑气社 |
| 第三节 黄人与南社 |
| 一、黄人入南社之缘由 |
| 二、黄人入南社后活动概述 |
| 三、《南社丛刻》所选黄人之诗文 |
| 四、黄人与龚自珍诗风之比较 |
| 五、黄人与南社同人的交游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5）《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萧统与刘勰交接研究 |
| 第一节 刘勰及东宫职事考论 |
| 一、刘勰生平及家族世系 |
| 二、任职东宫通事舍人及职事 |
| 第二节 刘勰与修《文选》说 |
| 一、萧统“爱接”刘勰论 |
| 二、刘勰与修《文选》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选》《雕龙》关联综论 |
| 第一节 两书修撰背景异同论 |
| 一、魏晋南北朝文化大背景 |
| 二、两书时代背景同中存异 |
| 第二节 两书修撰动机异同论 |
| 一、两书阅读对象为时代文坛 |
| 二、两书皆旨在匡正文坛时弊 |
| 三、两书同冀立言以流芳千古 |
| 四、两书化成天下与经世致用 |
| 第三节 两书文献性质关联论 |
| 一、创作论与范本 |
| 二、文评论与总集 |
| 三、泛文学的取向 |
| 四、两书相携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选》《雕龙》体类比较 |
| 第一节 两书体类综论 |
| 一、两书体类汇总论 |
| 二、两书体类时代论 |
| 三、两书体类对比论 |
| 第二节 两书体类分论 |
| 一、赋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 二、诗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 三、骚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 四、其他诸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 第三节 两书体类比较的意义 |
| 一、文体演变与两书分体 |
| 二、儒学五经与文体衍生 |
| 三、通变与新变的文体观 |
| 四、文、笔之辨的文体观 |
| 五、两书体类对文体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选》《雕龙》作家作品比较 |
| 第一节 两书选论作家作品综论 |
| 一、两书选论作家作品比较总汇 |
| 二、两书选论作家作品异同析论 |
| 第二节 两书作家作品同选考察 |
| 一、同选作者异选作品 |
| 二、同选作者同选作品 |
| 第三节 两书作家作品异选考察 |
| 一、《雕龙》选录,《文选》未选 |
| 二、《文选》选录,《雕龙》未选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文选》《雕龙》思想、文学观比较 |
| 第一节 《文选》《雕龙》思想比较 |
| 一、萧统与刘勰的思想构建 |
| 二、两书论选所体现的思想 |
| 三、两书思想论比较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选》《雕龙》文学观比较 |
| 一、文学观对宇宙本源认同 |
| 二、文质观对论选标准把握 |
| 三、雅丽到典丽的文学取向 |
| 四、两书相较与南朝文评观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的述评 |
| 一、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二、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的状况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四、若干说明 |
| 第二节 自然环境、历史地理与社会发展概况 |
| 一、自然环境与历史地理 |
| 二、社会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明代处衢严作家的概况 |
| 一、作家的空间与时间分布 |
| 二、作家群体与作家作品特征 |
| 第一章 明代处州作家 |
| 第一节 明前期以刘基家族为代表的处州作家 |
| 一、刘基的生平与着作 |
| 二、刘基的文学作品 |
| 三、刘琏、刘璟和刘廌 |
| 四、叶子奇 |
| 五、永乐至宣德间的作家 |
| 第二节 明中期处州作家 |
| 一、缙云作家群 |
| 二、遂昌作家 |
| 三、其他地区作家——何镗和陈中州 |
| 第三节 明后期处州作家 |
| 一、郑汝璧 |
| 二、项应祥 |
| 三、郑赓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衢州作家 |
| 第一节 明初至正德年间的衢州作家 |
| 一、金实 |
| 二、胡超 |
| 三、方豪 |
| 四、吾谨 |
| 第二节 嘉靖年间的衢州作家 |
| 一、徐鸣銮徐惟辑父子 |
| 二、宋淳 |
| 三、徐霈 |
| 四、张文介 |
| 五、童佩 |
| 六、柴惟道 |
| 第三节 万历至明末的衢州作家 |
| 一、万历至崇祯间的文章大家 |
| 二、万历至崇祯间的笔记作家 |
| 三、释传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严州作家 |
| 第一节 明初严州作家 |
| 一、邵亨贞 |
| 二、鲁渊 |
| 三、徐尊生 |
| 四、明前期其他诗文作家 |
| 五、徐(田臣)与《杀狗记》 |
| 第二节 正统至正德间的严州作家 |
| 一、正统至正德间以商辂为代表的严州官僚作家群 |
| 二、商辂 |
| 三、姚夔 |
| 四、徐贯 |
| 五、明中前期其他严州作家 |
| 第三节 正德以后的严州作家 |
| 一、徐楚父子与《青溪诗集》的编纂 |
| 二、明中后期到明末的严州作家 |
| 三、其沧与《三社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存世别集情况 |
| 一、明代处州作家存世别集 |
| 二、明代衢州作家存世别集 |
| 三、明代严州作家存世别集 |
| 附录二: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小传 |
| 一、明代处州作家小传 |
| 二、明代衢州作家小传 |
| 三、明代严州作家小传 |
| 参考书目 |
| 一、诗文总集、选集与作家别集、着作文献 |
| 二、诗话、史料、传记、方志 |
| 三、今人编纂文献、现代研究专着与学位、期刊论文 |
| 致谢辞 |
（7）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一) 边政方面 |
| (二) 边吏方面 |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蜀汉时期 |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五、隋朝 |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 一、僚人 |
| 二、党项 |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 四、东女国 |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 六、吐蕃 |
| 七、爨 |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 一、招抚西南 |
| 二、官署机构 |
| 三、行政建置 |
| 四、羁縻府州 |
| 五、军事部署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 二、分治两川 |
| 三、两税三分 |
| 四、韦皋镇蜀 |
| 五、宪宗抑藩 |
| 六、德裕筹边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 一、健全制度 |
| 二、因地制宜 |
| 三、不断创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8）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之前湖北方志的编纂 |
| 第一节 汉魏晋隋唐时期湖北方志编纂 |
| 第二节 宋元时期湖北方志编纂 |
| 第三节 明代湖北湖北方志编纂 |
| 第二章 清代湖北方志的编纂 |
| 第一节 清代各阶段湖北方志特征 |
| 第二节 方志种类 |
| 第三节 方志体例 |
| 第四节 方志举略 |
| 第三章 清代湖北方志数量时空分布分析 |
| 第一节 繁盛的清代湖北方志 |
| 第二节 清代湖北方志的时间分布 |
| 第三节 清代湖北方志的空间分布 |
| 第四章 清代湖北方志组织编纂与经费来源 |
| 第一节 清代湖北方志修志流程 |
| 第二节 清代湖北方志经费来源 |
| 第三节 清代湖北方志的修志人员 |
| 第五章 清代湖北散佚方志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湖北散佚方志考述 |
| 第二节 清代湖北散佚方志特点 |
| 第三节 清代湖北方志散佚原因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所发表科研成果 |
（10）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药师佛信仰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资料、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药师经》的汉译及其早期传播 |
| 第一节 《药师经》在印度集成及其翻译 |
| 一、《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在印度集成 |
| 二、《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翻译 |
| 三、《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的翻译 |
| 四、《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翻译 |
| 五、《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的翻译 |
| 六、四译本《药师经》翻译背景与特色 |
| 第二节 《药师经》译经版本对比研究 |
| 一、四种《药师经》译经版本整体结构对比 |
| 二、四种《药师经》译经版本之十二大愿对比 |
| 三、四种《药师经》译经版本之九横死对比 |
| 第三节 《药师经》的思想阐释 |
| 一、佛教经典中的药、药师及药师佛的内涵 |
| 二、《药师经》的主要理论内容 |
| 第四节 《药师经》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一、东晋至南北朝《药师经》传播的社会表现 |
| 二、东晋至南北朝药师佛信仰传播的条件 |
| 第二章 隋唐《药师经》注疏与药师佛信仰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药师经》注疏总览 |
| 一、唐代《药师经》注疏种类 |
| 二、唐代《药师经》注疏者的法系 |
| 三、敦煌S.2512与S.2551《药师经疏》的撰写时间 |
| 第二节 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佛学思想 |
| 一、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毗昙学思想 |
| 二、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佛教三时思想 |
| 三、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十佛号思想 |
| 四、敦煌S.2512《药师经疏》的发心行愿思想 |
| 第三节 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佛学思想 |
| 一、敦煌S.2551《药师经疏》结构还原总览 |
| 二、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疏引统计及分析 |
| 三、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净土思想 |
| 四、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戒学思想 |
| 五、敦煌S.2551《药师经疏》的摄生思想 |
| 第四节 《本愿药师经古迹》的佛学思想 |
| 一、《本愿药师经古迹》的唯识思想倾向 |
| 二、《本愿药师经古迹》的因果思想 |
| 第三章 唐代药师仪轨与药师佛信仰研究 |
| 第一节 阿地瞿多与《药师琉璃光佛印咒》 |
| 一、阿地瞿多的密教活动 |
| 二、《药师琉璃光佛印咒》的翻译特色 |
| 三、《药师琉璃光佛印咒》解析 |
| 第二节 一行与《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 |
| 一、一行行历及其佛学渊源 |
| 二、《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的撰写特色 |
| 三、《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解析 |
| 第三节 金刚智与《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 |
| 一、金刚智行历 |
| 二、《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的翻译特色 |
| 三、《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解析 |
| 第四节 不空与《药师如来念诵仪轨》 |
| 一、不空行历 |
| 二、《药师如来念诵仪轨》的翻译特色 |
| 三、《药师如来念诵仪轨》解析 |
| 第五节 最澄与《药师如来讲式》 |
| 一、最澄行历及其佛学渊源 |
| 二、《药师如来讲式》的撰写特色 |
| 三、《药师如来讲式》解析 |
| 第四章 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社会表现 |
| 第一节 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修持实践 |
| 一、药师佛信仰的日常修持实践内容丰富 |
| 二、药师佛信仰呈现特定的仪式化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艺术表现 |
| 一、隋唐药师佛造像较为常见 |
| 二、隋唐药师佛信仰图绘丰富 |
| 第三节 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文学表现 |
| 一、隋唐药师佛灵验故事增多 |
| 二、隋唐药师赞是弘传药师佛信仰的方式之一 |
| 三、隋唐药师佛信仰的愿文具有实用倾向 |
| 第五章 药师佛信仰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和现代价值 |
| 第一节 药师佛信仰的基本特征 |
| 一、以崇拜药师佛为核心的佛菩萨信仰 |
| 二、药师佛信仰适应性特征 |
| 三、药师佛信仰之密教特性和净土特性 |
| 第二节 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后出药师文献的影响 |
| 一、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后出《药师经》着述的影响 |
| 二、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后出药师仪轨的影响 |
| 第三节 药师佛信仰的现代价值 |
| 一、药师佛信仰的精神价值 |
| 二、药师佛信仰的医疗价值 |
| 三、药师佛信仰的教育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2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南北朝隋-唐五代“居住类”概念场演变研究[D]. 王帅兵. 郑州大学, 2020(08)
- [3]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4]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5]《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D]. 马朝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6]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D]. 金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8]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
- [9]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D]. 严忠良. 武汉大学, 2017(06)
- [10]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D]. 卫春梅. 南京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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