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滇桂黔三省区五州市所气象协作区与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论文文献综述）
冀晶娟[1]（2020）在《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认为传统村落是承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新一轮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依然是持续性关注的焦点。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与华南交汇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民族文化特征显着,传统村落与民居遗存丰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广西东北部与东南部地区,突出典型案例的探讨,相当一部分地区有待于作进一步挖掘与补充。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全域覆盖性普查,有利于展示广西多元地域文化,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将更深层地揭示传统村落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理论、居住领域性理论、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应民居、村落与区域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分布以及诠释性的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方法,借助Arc GIS、SPSS技术,构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数据为基础,按照“揭示分布规律—划定文化区—诠释文化景观—分析影响机制”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形成创新性结论。首次建立了广西全域1118个传统村落与民居样本数据库。研究对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开展全域普查,运用实地调研与建筑实测、文献整理与信息采集、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等方法,经过筛选判断,确定11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根据文化地理学中“因子”概念,以客观反映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景观特征为基本准则,综合考虑因子的历史性、完整性、独特性与可得性,建立了包括3大类、13小类的因子体系,涉及村落空间地理与行政区位、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环境要素、非物质环境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借鉴类型学分类方法对所有因子进行细化分类,建立因子属性数据库,为文化景观的呈现与诠释提供基础。揭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确定14组因子具有相关性,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广西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东北多、西南少”的特点;村落地理环境以山地为多,平原丘陵其次,多在低海拔区域,以微坡地形为主,坡向均质,靠近低等级河流分布;民居类型以单幢最多、堂厢其次、从厝较少,其中,中堂侧房型占单幢类民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泛,堂厢类民居分布于东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数量相当,交杂现象显着,从厝类民居则集聚于桂东南地区;布局形态以集中型、沿等高线阶梯布局型为主;水塘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水柜均处于西北部;村落规模以2-5公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建村年代以清时期最多,明次之;民族以汉族最多,壮、瑶、苗、侗族依次减少;语言以汉、壮语最多,侗、瑶、布努语次之。运用SPSS技术,进一步对两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有14组因子共存程度较高,多角度诠释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共性与差异性。科学划定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文化亚区,以区域及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系统呈现了村落与民居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根据文化区划的原则与方法,以民居类型为主导因子,借鉴居住领域性理论,初步判断宏观层面文化区大致范围,再结合多因子叠合法、历史地理法,考虑自然地物与行政区划的影响,确定文化区具体边界,形成开放型、围合型及兼容型3大文化区。其次,在3大文化区内,分别将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民族、语言等因子进行叠加,划定12个文化亚区。研究从区域层面详细阐明了每个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文化景观特征,并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读了各区域的文化景观现象。深入剖析了各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形成与分布机制。宏观文化区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广西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制度化差异两个方面,同时受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多民族文化融合等因素影响,文化区边界产生了历时性变化。其次,开放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由“前后”、“发散”向“左中右”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土着民族的生活本能需求、中原文化影响、人口增加及生态环境改变;围合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大家族共居向小家庭居住方式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行政区划与移民、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兼容型文化亚区具有民居过渡性、民族融合性的特点,影响机制表现为山地向丘陵平原地貌的过渡以及汉瑶壮多民族的融合。机制剖析过程中涉及与其它地区文化景观的对比研究,通过在更大地域范围下研究各民族、民系传统村落与民居的差异性与同质性,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影响与作用。
笪玲[2]（2020）在《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脱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使得扶贫开发工作必须下沉到村、扶持到户。传统的扶贫思路缺乏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充分认识,破解贫困的过程中脆弱性、无力感及排斥等社会问题严重。村寨旅游扶贫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正在消弭扶贫成效,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轨迹,科学分析其内生的减贫因子,探索新时期让经济增长成果精准“滴落”到贫困阶层的可持续途径。贵州村寨旅游扶贫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探索减贫道路、培育乡村业态、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村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全国性经验。梳理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探索村寨旅游扶贫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命题并有效激活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整合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按照“背景思考—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咨询交流—专题研究—重点突破”的程序,形成“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村寨旅游扶贫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锁定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命题,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技术路线,整合研究方法,明确论文创新,形成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及理论,对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可行性及局限性等要素进行系统辨识,为后续研究搭建平台;第三,选择贵州这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为典型的省份为研究对象,分析发展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主要阶段;第四,依托“省级层面的整体效果-特定区域的扶贫绩效-样本村的福利感知”搭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运用统计描述、扶贫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福利评估等要素,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科学、全面的量化评估;第五,系统总结贵州村寨旅游扶贫中政府主导、国际合作、生态补偿、管护机制、文旅融合、村民主体等成功做法,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辨析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乡村异化、机会萎缩、贫富差距、公地悲剧、文化消弭等现实挑战,洞悉深层次的约束缺陷;第六,以贵州传统村寨旅游扶贫模式中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对资源、资金、技术等影响旅游扶贫的常规因子进行分析,把基层治理、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文化资本、政策整合、产业融合等纳入分析框架,锁定“乡村治理”、“土地产权（产业发展）”、“文化增值”三个视角,分别选择典型的案例村寨,探索提升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科学路径;第七,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形成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体系、创新模式、差异化路径及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研究方法依托文献收集与综合集成有机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及统计分析法系统集成等思路。质性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视角,锁定深度田野调查村寨三个,通过“案内分析”及“案间较差”的程序,提高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定量研究,设计三个研究层面:（1）全省范围内的统计描述。刻画民族村寨旅游对贫困减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优化等方面的贡献;（2）典型区域的计量分析。选取典型样本（黔东南州）,构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对扶贫绩效进行科学评估;（3）问卷统计及分析。通过问卷跟踪及田野调查,运用重要度-满意度（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IPA）分析模型进行村寨旅游扶贫的福利效应评价。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入由单维走向多维、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由效率走向共享、由产业单一走向产业协同的重要时期,理顺乡村治理夯实减贫基础、释放资源能量推动产业发、依托地方基因推动文化振兴,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实现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创造,这一扶贫模式在民族地区具有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三,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扎根于乡村社会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重要基础;第四,土地是重要的减贫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第五,文化资本是内生的减贫资本,旅游是促进文化资本增值并减缓贫困的重要动力;第六,我国未来的减贫特征,决定贵州村寨旅游扶贫必须形成以巩固主体多元的减贫格局、构建资源联动的减贫体系、撬动资金整合的投资机制、落实“益贫”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发展的产业格局及激活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源为核心质量提升战略,落实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等质量提升举措。
李杰[3]（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指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张洪滨[4]（2019）在《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文中指出川滇黔交界地区主要包括今川南叙永、古蔺,贵州黔西北以及云南滇东北等地区,曾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环境相对统一、封闭的地理单元。但自元代以来,该区域之政治、军事价值逐渐凸显,当地彝族势力（黑罗罗）成为王朝势力入主西南的最大阻碍。可以说,三省交界地区彝部土司的忠顺与否是决定三省社会长期稳定的风向标。明代以来,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掌控,中央王朝开始在三省改设流官,并推行移民实边之策,一步步推动对夷僚（獠）地区的深化改革。随着汉夷民族的相互融合与协同奋进,西南地区的社会开发速率得到快速升级,而川滇黔交界地区也因此迎来了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与变迁。尤其是在明万历到清雍正的130年（1600-1730）之间,播州、永宁、水西、乌撒、东川、乌蒙等土司相继迎来了改流,其“内地化”进程相继拉开序幕,政区结构设置与调整也渐已成型。不得不说,中国近代西南边疆的形成,与明清以来持续不断地西南政治改革与社会经济开发有直接关系,而川滇黔交界地区作为西南利益的核心区域无疑是决定整个西南未来走势的关键因素。以往学者对于西南地区的研究多关注于较小区域的纵向梳理或较大地理空间尺度的短期剧烈变化,而往往忽视了不同政区地理单元具有相似特征的某些特定因素的异同变化。本文以明清时期川滇黔交界地区土司社会的发展、变迁和转型为研究主旨,重在探讨夷汉两种不同文化体制间的对抗和消融现象,渐而阐释中国近代多民族西南边疆结构的成型过程。全文分上、下两编,共六章内容。上编主要讲明代川滇黔交界地区的社会动乱与变革,下编讲明末至清中前期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现象。相比于上编,笔者在下编中将黔北遵义地区纳入重点研究范围,力图更加全面清晰地展现明末以来中央王朝势力在西南地区的步步深入趋势。同时,由于西南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是一个异常丰富、庞杂的课题,笔者无法以有限地篇幅进行梳理架构,故而只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选择性探讨,并重点关注于社会转型的现象和结果,以示西南社会开发的剧烈变化。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当前西南边疆社会史在研究成果上的多元化和分散化,难免容易导致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性。本文虽只是较粗略地分析和展现西南核心区域的社会开发历程,但有意糅合各方家之长,在材料运用和研究方法方面以求有所突破。同时,借助于历史地理学在西南边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观点和认识,从而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刘静[5]（2019）在《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人文社会学科“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影响下,以“空间”作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化问题,成为介入许多研究问题的重要逻辑起点与研究策略。中国从1880年外国商人在华设立租界并创办工厂开始,近代工业拉开帷幕,此后历经近百年抗争、奋斗,逐渐改变了传统手工业时期的工业空间格局,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工业空间格局,同时也改变着国家以及区域的经济、城市等要素的空间结构。然而近代工业空间的现有研究基础却较为薄弱,传统研究多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的视角观察,对象多集中在对一些行业及典型区域、案例城市或单体建筑的研究,缺乏涉及多种行业的、全国与区域等宏观尺度的关于近代工业空间的整体性认知,且研究方法多囿于传统文献解读,注重历史描述,缺乏新的可以整合多元数据,进行量化与空间分析,并形成可视化研究成果的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面对既有的研究不足,本文尝试引入空间人文学的视角与方法,针对宏观尺度的中国近代工业空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尝试。文中运用空间人文学的视角与方法,结合近代工业史研究中对近代工业空间的理解与表述诉求,融合大数据思维,以及GIS、地理学、城市规划、历史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关注“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变迁”现象,并从这两条线索出发,选取全国至城市尺度的五个典型空间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尝试从多个角度切入,揭示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空间特征。在空间问题解读的同时也进行研究方法的探索,包括了总系统框架下空间人文学方法体系的运用,以及针对不同章节中所涉及的全国至城市尺度上不同的工业专题数据具体的采集、管理、分析与可视化方法的探索。首先,第一章介绍研究缘起,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既往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进而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资料以及研究展开的整体性框架。其次,第二章至第六章从“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变迁”两条线索出发,选取五个典型空间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中国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是在全国尺度上对近代工业的生产活动空间展开讨论,分三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二章选取近代工业史、资料集等文献资料,创建全国尺度近代工业企业点数据集、铁路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值、平均中心、方向分布、全局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展现近代完整时段的工业演化历程与整体分布模式,提取主要的工业集聚区,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第三章深入到工业产业特征层面,结合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结构分析指数,选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工业调查,创建全国尺度的工业产业特征点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等方法,解读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的部门结构构成、生产与销售、工人劳动与收支、工会组织等主要产业特征指标的空间分布状况;第四章结合工业区位理论与时空间行为研究理论,利用奏稿集、近代史资料集、企业史等资料,创建全国尺度近代工业布局历程中不同阶段代表性人物的工业布局行为点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初步展现在西方外来冲击与中国内因共同作用下,近代工业布局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城市空间变迁”是在全国尺度近代工业生产活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在区域尺度层级上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且资料相对丰富的工业集聚区作为典型案例,对近代工业发展与经济、城市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第五章选取传统手工业丰富,近代工业起步较早、较为发达,且工业经济数据相对齐全的鲁中、鲁东工业集聚区进行个案研究,利用地方志、实业志等资料,创建省级尺度的工业行业分布点数据集、商路线数据集与贸易联系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比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发展历程中工业经济空间态势的演化;第六章选取近代工业发展迅速、城市工业空间结构典型,且城市工业资料较为丰富的旧直隶工业集聚区进行个案研究,利用人口史、地名志、工业志、规划志及城市历史地图集等资料,创建省级尺度的城市规模点数据集与市级尺度的工业企业点数据集、工业空间规划面数据集、城市历史地图栅格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叠加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分析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最后,第七章从“全国尺度上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整体分布模式、近代工业的产业特征、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选择与区域尺度层级上近代工业发展同经济、城市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基本特征”和“引入空间人文学方法,构建中国近代工业数据基础平台,形成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数字空间图史,有效支撑了解释观点的形成,对传统文献研究方法进行了补充”两个方面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及后续可能的研究方向。
付寿康[6]（2018）在《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碳减排压力不断增大,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则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的优势在于资源,发展的矛盾也在于资源。以生态与资源为中心,“富饶的贫困”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富饶的贫困”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富饶”的类型与层次多样。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富饶”的对象具体化为“碳”。从“碳”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碳资源富集”与贫困之间的关联,探索“碳”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思考碳交易在民族地区减贫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总结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以资源禀赋理论、“两山”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外部性理论、“两个共同”理论为指导。围绕碳贫困这个中心,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展开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负外部性,生态保护正外部性与贫困问题之间关联的研究。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介绍碳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明确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与方法,把握其中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已有研究与调研,对新概念“碳贫困”进行界定。以贫困发生率高与贫困程度深的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碳资源禀赋,发展的差距与不平等,以民族地区同步小康的实现为目标,对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从地区以及人的发展权利与能力角度,探讨“碳”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外部性情况下的致贫原因、致贫机理。提出碳贫困是一种间接贫困,并指出碳贫困的特点、类型与应用,思考碳交易减贫的新方式。以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和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为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案例。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六盘水市灰碳贫困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排放的测算,量化碳源,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负外部性影响具体化,提出六盘水市应对灰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的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储量的估算,量化碳汇量及其价值,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正外部效应具体化,提出恩施州应对绿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以这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思考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的灰碳贫困与绿碳贫困问题,即通过碳交易破解碳贫困。将碳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制度设计,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脱贫攻坚中政府难以解决,解决不好的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而对碳交易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总体上介绍世界碳排放市场的结构及发展状况,论证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述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必要性,探讨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思路。最后,提出破解民族地区碳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何治民[7]（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认为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陈栋[8]（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指出“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陈艾[9]（2017）在《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文中认为习近平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凸显了藏区治理的重要性。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寻求区域治理的规律性。藏区独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致其治理应不同于整个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笔者以甘孜藏区为例,采用文献分析及实证研究法,探讨藏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意义上,治理理论主张“政府退、社会进”,即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或“没有政府的治理”。考察甘孜藏区,这一主张应转化为“政府进”、“社会进”,而且更强调政府的强作为,因为甘孜藏区有其特定的治理背景和要素结构。“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试图揭示藏区治理的内在意涵,即历史与区位形塑独有的治理情境,治理的主客体因素的特殊性促成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甘孜藏区治理的背景、要素、行动的探寻,可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松散治理等不可复制以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共同组合成今天甘孜藏区治理中需要政府强作为的背景。对甘孜藏区治理背景的刻画,可以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描述治理背景,内含着对治理历史的反思及区域地位的重新认知。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康藏的松散型统治不可复制,“以夷制夷”致使土司甚至有能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在新时期,藏区治理需要多级政府合力强作为。曾经的边缘地区形塑了现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凸显甘孜藏区治理的重要性,更需要政府的合力强作为。甘孜藏区是交通孔道,联结川滇青藏;它作为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它亦是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它更是多民族与多元交汇地。目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矛盾性强造就了甘孜藏区治理难度大的总体情境,其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与较发达地区相比,甘孜藏区呈现出脆弱性交织的特征,自然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并展现在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脆弱性来源于各种风险,既有农牧民的生计风险,也有区域性的社会稳定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影响社会认同;分裂势力的渗透使得维稳任重道远。多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使得区域的矛盾性很强:矛盾突发多发,即内地没有的矛盾藏区有,内地有的矛盾藏区更突出;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并容易发生性质变化。这些共同造成了难度极大的藏区治理。“政府+民众”是藏区治理独特的二元主体结构。多主体参与是治理理论的核心认知,内地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的三元主体结构正在逐步形成。藏区理想的治理主体结构的建构,需要引入“外地主体”的概念,即藏区治理应是三个体系的合力,包括政府主导体系、本地社会支持体系、区域外社会支持体系。现实治理过程中,因社会组织缺位,企业极少,藏区治理的实际参与者只有政府和当地民众,政府包括中央、省政府等上级政府以及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政府。政府成为藏区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较之于较发达地区,政府的角色更为多重,职责更重。民众的参与更多地存在于村庄的自组织治理中,力量有限。内容复杂是藏区治理客体结构的重要特征。宏观地看,在藏区的文化-社会-生态结构变迁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规范与社会行为的调适以及民众的心理、信念和行为的调适等,都需要政府“掌舵”,并加以引导和规范。在中观层面,甘孜藏区存在着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相互交织、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等,而环境治理、贫困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都呈现出非政府强作为而难以有作为的特征。在村庄层面,社区资源匮乏,导致发展的“内应力不足”,村庄发展需要政府大量供给公共产品,增量社区资源。调研发现,甘孜藏区政府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切合其治理情境。总体上,政府关注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并进一步改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政府大量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寓服务于管理,缓解社会矛盾;优化工作制度与工作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尊重和引导农牧民,增进诉求表达。这些治理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总之,我们强调,区域治理的规律性探索是治理研究的深化,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不断延伸的领域。区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蕴含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考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观察中。既需要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突破,也需要在现实的研究与批判中逐渐升华;既需要在宏观场域下发现关联,也需要在相对微观环境中剖析机理。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强调治理的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等。藏族地区治理需与其特殊的治理背景、治理情境、治理结构相契合。
董一丹[10]（2017）在《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协调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未来影响世界各国旅游业发展方向和竞争力的一大重要领域。滇、黔、桂三省（区）地理位置相邻,在历史渊源、自然资源、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趋同性。加之南贵昆经济腹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等区域合作发展规划覆盖了滇黔桂三省（区）,加强了该地区的区域经济联系。同时,在近几年三省（区）旅游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促进贵州、云南、广西三省的旅游业联合发展,是共同提升三省区域经济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目前,滇、黔、桂三省（区）旅游业已通过个别企业间实现了合作,但合作范围小、合作力度不够、合作效果不明显。因此,为了使滇黔桂地区旅游业合作达到预期效果,本文首先对滇黔桂地区旅游合作的必要条件、动力因素等做了详细分析。其次,将参与合作的三个主体——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说明了三省政府之间、跨省企业之间、跨省政府和企业之间会以考虑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合作或不合作的博弈。为实现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目的,本文作者在第五章重点研究了滇、黔、桂三省（区）参与旅游业发展的主体间应通过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政策的统一规划、企业间的利益共享、产业间的战略联盟等多方协调,才能有效建立起合作的协调机制,才能共同推进滇黔桂地区旅游业的跨区域联合发展。最后,对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滇桂黔三省区五州市所气象协作区与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滇桂黔三省区五州市所气象协作区与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诉求 |
| 1.1.2 多民族交汇下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挖掘与保护需求 |
| 1.1.3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理论与方法有待完善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地域分布差异未能真实反映传统村落的留存情况 |
| 1.2.2 既有定性研究未能细致呈现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特质 |
| 1.2.3 静态个案描述未能系统诠释传统村落与民居形成机制 |
| 1.2.4 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对象 |
| 1.3.3 理论基础与方法架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拓宽研究样本对填补村落分布空白区具有现实意义 |
| 1.5.2 构建理论体系将提升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的科学性 |
| 1.5.3 形成文化区划对村落多样性保护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
| 1.5.4 展示民族文化为世界提供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智慧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内外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乡土建筑与乡土聚落研究 |
| 2.1.2 我国传统民居相关研究简述 |
| 2.1.3 我国传统村落相关研究简述 |
| 2.2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2.1 早期以干栏形式的民居建筑研究为主 |
| 2.2.2 上世纪末突出民族性与地域性民居建筑探索 |
| 2.2.3 新世纪以来多学科交叉运用拓宽了研究广度 |
| 2.2.4 近期突出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特征与机制探讨 |
| 2.3 既有研究反映的特点与问题 |
| 2.3.1 区域上差异大,亟需挖掘非典型村落与民居 |
| 2.3.2 理论上缺支撑,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框架 |
| 2.3.3 对象上较孤立,未将村落与民居有机结合 |
| 2.3.4 方法上定性多,难以落实全样本的具体属性 |
| 2.4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新探索 |
| 2.4.1 持续关注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问题 |
| 2.4.2 大数据背景下谱系类研究的新进展 |
| 2.4.3 本文的研究基础与拓展之处 |
| 第三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生成背景 |
| 3.1 广西传统村落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 |
| 3.1.1 气候特征:热量丰裕,雨水充沛 |
| 3.1.2 地形地貌:土山石山多,丘陵平原少 |
| 3.1.3 河流水系:河网密度大,地下河发达 |
| 3.2 先秦时期广西古代文明产生及原始聚落形成 |
| 3.2.1 经济生产方式 |
| 3.2.2 社会组织形态 |
| 3.2.3 原始崇拜意识 |
| 3.2.4 聚落与住屋的形成与演变 |
| 3.3 秦统一至民国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村落形成与分布 |
| 3.3.1 秦与南越国:原有方国基础上开启封建统治 |
| 3.3.2 两汉至隋:以其故俗治,汉于治所土着广泛分布 |
| 3.3.3 唐宋时期:完善羁縻制度,族群分化与迁徙 |
| 3.3.4 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多民族形态形成 |
| 3.3.5 清至民国:实行改土归流,汉文化影响显着 |
| 3.4 广西传统村落的多元文化特质 |
| 3.4.1 基于地理与区位环境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3.4.2 基于族群分化与迁徙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构建 |
| 4.1 传统村落样本选取与因子体系构建 |
| 4.1.1 样本选定 |
| 4.1.2 因子体系构建 |
| 4.1.3 因子属性来源 |
| 4.2 传统村落自然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2.1 地形地貌 |
| 4.2.2 坡度坡向 |
| 4.2.3 河流水系 |
| 4.3 传统村落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3.1 传统民居 |
| 4.3.2 村落布局 |
| 4.3.3 历史环境 |
| 4.3.4 村落规模 |
| 4.4 传统村落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4.1 建村年代 |
| 4.4.2 世居民族 |
| 4.4.3 语言与民系 |
| 4.5 传统村落与民居数据库建立 |
| 4.5.1 数据库建立的技术路线 |
| 4.5.2 数据库内容及表达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分布规律 |
| 5.1 传统村落整体分布特征 |
| 5.1.1 传统村落分布形式的判断 |
| 5.1.2 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与集聚特征 |
| 5.2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属性分布特征 |
| 5.2.1 自然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2 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3 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3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1 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相关性分析 |
| 5.3.2 村落布局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3 民居类型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4 其它因子之间相关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1 文化区概念、原则与方法 |
| 6.1.1 文化区概念与划分原则 |
| 6.1.2 文化区划分方法与步骤 |
| 6.2 宏观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2.1 宏观文化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2.2 开放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3 围合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4 兼容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3 开放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3.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3.2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3 侗苗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廊火塘型文化亚区 |
| 6.3.4 瑶壮族+内凹圈层布局+前寝后堂型文化亚区 |
| 6.3.5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中堂后房型文化亚区 |
| 6.3.6 壮族+横排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7 壮族+集中与横排布局+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型文化亚区 |
| 6.4 围合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4.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4.2 湘赣系+集中与密集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3 多族系+集中与组团布局+单幢、堂厢及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4 勾漏系+纵列与组团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5 钦廉与客家系+块状拼合与密集布局+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5 兼容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5.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5.2 多民族+集中与沿等高线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6.5.3 壮族+集中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影响机制 |
| 7.1 宏观文化区划的影响机制 |
| 7.1.1 自然环境差异奠定宏观文化区划的基本构架 |
| 7.1.2 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制度分化与文化景观差异 |
| 7.1.3 经济技术发展促使文化区边界产生历时性变化 |
| 7.2 开放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2.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2.2 居住本能需求致使多个亚区呈“前后”序列特点 |
| 7.2.3 汉文化影响促使中堂后房亚区呈“发散”序列特点 |
| 7.2.4 人口增长导致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亚区呈“左中右”序列特点 |
| 7.3 围合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3.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3.2 行政区划导致湘赣、钦廉与客家系亚区大家族聚居特征显着 |
| 7.3.3 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促使勾漏系亚区以小家庭居住方式为主 |
| 7.3.4 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致使多族系亚区居住方式趋于多元 |
| 7.4 兼容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4.1 文化亚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
| 7.4.2 大瑶山环境促使汉壮瑶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亚区形成 |
| 7.4.3 山地向平原过渡促进汉壮民族相互影响与亚区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2）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及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 |
| 五、资料数据来源与田野调查 |
| 第一章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民族村寨 |
| 三、民族村寨旅游 |
| 四、旅游扶贫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环境贫困理论 |
| 二、资源诅咒理论 |
| 三、精准扶贫理论 |
| 四、乡村治理理论 |
| 五、土地产权理论 |
| 六、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三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特点 |
| 第四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及局限性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 |
| 一、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 |
| 二、贫困原因错综,贫困治理复杂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的主要特征 |
| 一、是交融散布于崇山峻岭中的“活化石” |
| 二、拥有着适应山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智慧 |
| 三、凝固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之中 |
| 四、通过仪式性的活动确定社会结构关系 |
| 五、风险依靠有限自我救助社会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条件 |
| 一、资源禀赋 |
| 二、脱贫攻坚 |
| 三、市场驱动 |
| 第四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阶段 |
| 一、起步期(改革开放-1990年) |
| 二、成长期(1991年-2010年) |
| 三、成熟期(2011年-现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整体效果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大格局形成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推动经济发展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促进减贫增收 |
| 四、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改善人居环境 |
| 五、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重构人地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以黔东南为样本 |
| 一、绩效评价样本选择依据 |
| 二、扶贫绩效计算 |
| 三、绩效评价分析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一、福利的内涵及测量 |
| 二、基于可行能力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体系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四、福利改进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及挑战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一、政府主导:贫困地区的合理逻辑 |
| 二、搭建平台:高标准开展国际合作 |
| 三、生态补偿:优化旅游及人居环境 |
| 四、长效管护:乡村设施的投管机制 |
| 五、文旅融合:以旅游激活文化传承 |
| 六、村民主体: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挑战 |
| 一、异化与重构:传统乡村社会的“脱嵌” |
| 二、机会与风险:产业机会的盲目与麻木 |
| 三、能人与穷人:精英剥夺与贫富差距 |
| 四、扶贫与养贫:难以避免的“公地悲剧” |
| 五、增长与消亡:贫困减缓中“无根的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扶贫困境与乡村治理:来自肇兴侗寨的调查 |
| 一、肇兴侗寨概况 |
| 二、肇兴侗寨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现代意义 |
| 三、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四、旅游扶贫中基层行政与乡村社会的拉锯 |
| 五、破局:村寨旅游扶贫权利的有序归位 |
| 第二节 扶贫质量与土地产权:来自纳灰村的调查 |
| 一、万峰林纳灰村概况 |
| 二、布依族传统的农地习俗 |
| 三、纳灰村旅游扶贫历程 |
| 四、华冠背后:景区核心村寨的尴尬 |
| 五、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升村寨旅游脱贫质量 |
| 第三节 扶贫创新与文化资本:来自岜沙苗寨的调查 |
| 一、岜沙苗寨民族文化 |
| 二、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 |
| 三、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问题 |
| 四、岜沙旅游扶贫创新激活民族文化资本价值 |
| 第四节 案例思考: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方向 |
| 一、重组乡村治理结构是破解村寨旅游扶贫困境的重要基础 |
| 二、重赋乡村产业活力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 |
| 三、重构乡村文化价值是促进村寨旅游扶贫创新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及举措 |
| 第一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一、调整贵州村寨旅游扶贫战略的依据 |
| 二、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第二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举措 |
| 一、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 |
| 二、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 |
| 三、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不足及展望 |
| 结论 |
| 不足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组干部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部门及案例点主要访谈人员基本信息 |
| 附录五 “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六 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3）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4）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由与研究目的 |
| 2.理论运用及研究思路、方法 |
| 3.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4.篇章结构 |
| 上编 明代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治变革与夷汉文化冲突 |
| 第一章 明初川滇黔交界政区地理格局的形成 |
| 第一节 元代川滇湖广交界政区格局与民族分布 |
| 一、宣慰司设置始末及影响 |
| 二、三省交界地区的部族分布及社会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明王朝开辟西南 |
| 一、朱元璋平复云南的政治舆论攻势 |
| 二、平复云南的波折——由“和谈”到“武统” |
| 三、降服“蛮夷” |
| 第三节 明初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区构建 |
| 一、明廷重点经营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原因 |
| 二、贵州“西四卫”的设置与重庆道的畅通 |
| 三、奢香夫人与“龙场九驿” |
| 第四节 贵州建省与省界交错局面的形成 |
| 一、贵州设省的必要性 |
| 二、“犬牙交错”：贵州设省促使三省交界混杂分治局面的成形 |
| 三、驿传体系的完善与府卫混杂局面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卫所、土司与“生蛮”——新旧体制下的文化碰撞与社会转型 |
| 第一节 罗罗土司崛起与“都掌蛮”失势 |
| 一、土司崛起的原因——土司制度的本质与漏规 |
| 二、征讨和镇压:“生蛮”势力的削弱与演变 |
| 第二节 个案研究:奢氏土司的兴盛及领地扩张 |
| 一、考察缘起:川黔交界的黎民古镇 |
| 二、“自导自演”:永宁土司侵占毛坝 |
| 三、得陇望蜀:云安长官司消亡之谜 |
| 四、永宁土司的强盛及扩张的原因 |
| 第三节 移风易俗与夷汉有别:“汉化”政策在边疆的成效 |
| 一、明廷“以夏变夷”政策的效果体现 |
| 二、汉民的渗入与土司的应对 |
| 第四节 稳定的“旧制度”与特殊的新族群 |
| 一、稳固的罗罗社会:一条难以打破的婚姻法则 |
| 二、特殊族群的出现 |
| 小结 |
| 第三章 危机降临:土司社会的冲突与争斗 |
| 第一节 罗罗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 |
| 一、明中后期流民的迁徙及土地开垦的高潮 |
| 二、领主制经济的逐渐衰落 |
| 第二节 土司贵族的内部矛盾与权力分化 |
| 一、芒部争袭与沙保之乱 |
| 二、东川土府争印案及阿堂之乱 |
| 三、乌撒、沾益“彼绝此继”与乌撒内乱 |
| 四、安尧臣冒袭镇雄土官与永宁争印之乱 |
| 第三节 土目势力的崛起与阶级对立的加重 |
| 一、土目势力的崛起 |
| 二、夷民的反抗与上下阶层的对立 |
| 第四节 罗罗土司与明廷的关系恶化 |
| 一、从“轻徭薄赋”到“广征重敛” |
| 二、皇木采伐带来的沉重负担 |
| 小结 |
| 下编 从“改流”到“转型”:西南边疆的“内地化”高潮 |
| 第四章 明清之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社会冲突与政治变革 |
| 第一节 “平播之役”：明末西南大动乱的开始 |
| 一、播州杨氏与中央王朝的矛盾由来及关系演变 |
| 二、“平播之役”:王朝衰弱的前兆 |
| 三、杨氏覆灭改变西南格局 |
| 第二节 播州“改土归流”的内容及初步影响 |
| 一、明廷为何对播州进行改流 |
| 二、播州改流的主要内容 |
| 三、播州改流的初步影响 |
| 第三节 “水蔺之变”:“大土司时代”的终结 |
| 一、“水蔺之变”爆发的几个原因 |
| 二、“水蔺之变”对播州改流造成的影响 |
| 三、永宁改流与“大土司时代”的终结 |
| 第四节 动荡与变迁:明末清初西南边疆的势力争斗 |
| 一、明末西南罹难与蜀民南迁 |
| 二、清初西南地区的抗清势力及社会危机 |
| 三、吴三桂经略滇黔与反叛清廷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前期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治变革 |
| 第一节 清初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冲突、变革与政区调整 |
| 一、平复滇黔交界强蛮始末 |
| 二、清初对黔西北地区的改流 |
| 三、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区调整 |
| 第二节 雍正年间对滇东北地区的改流 |
| 一、改流缘起:土司制度的失效 |
| 二、滇东北改流及其波折 |
| 三、滇东北改流的历史意义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改土归流与地方社会转型——以川东威远卫的置废变革为例 |
| 一、初创:“双重政区”与土流之争 |
| 二、衰变:屯田受毁与土目失势 |
| 三、蜕变:人口集聚与社会转型 |
| 四、结语 |
| 小节 |
| 第六章 清中前期川滇黔交界地区的社会转型 |
| 第一节 清代黔北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生态变迁 |
| 一、万里箐弯:清初黔北地区的林木园区 |
| 二 毁林转耕:箐林消退与山地开垦 |
| 三 桑竹之盛:技艺传播促黔北繁荣 |
| 四 对黔北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 |
| 第二节 厅的创置、演变及对川南社会的影响 |
| 一、叙永厅的设置与军粮供应 |
| 二、由“两省分治”到“事归一省”:直隶厅的演进成形 |
| 三、仁怀厅的设置及影响 |
| 第三节 黔西北地区的夷汉分布与民族关系变迁 |
| 一、黔西北早期移民的由来及特点 |
| 二、后期移民的不断迁入与汉夷关系的转变 |
| 第四节 滇东北的开发:铜矿引起的社会变迁 |
| 一、滇东北铜矿业的兴盛 |
| 二、滇铜外运与河道开发 |
| 三、夷民开化与汉夷交往 |
| 小节 |
| 结语 |
| 一、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近代西南边疆的成型 |
| 二、西南边疆的“内地化”:华夏“大一统”思想的最高形式 |
| 三、历史地理学与中国西南社会发展 |
| 附录一:川滇黔交界地区各土司世次状况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 |
| 致谢 |
（5）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进展 |
| 1.2.2 空间人文学的研究进展 |
| 1.2.3 近代工业空间常规路径下的研究不足以及空间人文学视角与方法的引入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界定 |
| 1.5 研究视角与方法解析 |
| 1.5.1 空间人文学的定义 |
| 1.5.2 空间人文学的空间研究范式 |
| 1.6 论文的内容与框架 |
| 1.7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1.7.1 研究资料与数据 |
| 1.7.2 研究方法 |
| 1.8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1840-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与整体分布模式 |
| 2.1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2.2 研究理论、数据与方法 |
| 2.2.1 地理学第一定律 |
| 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2.3 分析方法 |
| 2.3 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与整体分布模式 |
| 2.3.1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分期 |
| 2.3.2 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变历程 |
| 2.3.3 中国近代工业的整体地理分布特征与模式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工业产业特征的空间分布——对产品生产、销售、工人劳动、工会等要素的分析 |
| 3.1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3.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处理 |
| 3.3 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业特征的空间分布 |
| 3.3.1 工业部门结构分析 |
| 3.3.2 工业产品生产与销售概况 |
| 3.3.3 工人劳动与收支概况 |
| 3.3.4 工会组织概况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区位选择的时空分析——通过典型人物对近代国家工业布局演变的考察 |
| 4.1 研究理论 |
| 4.1.1 工业区位理论 |
| 4.1.2 时空间行为研究 |
| 4.2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主要历程与区位决策群体 |
| 4.3 区位决策代表性人物的选取与工业布局行为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4.3.1 代表性人物的选取 |
| 4.3.2 工业布局行为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4.4 近代工业布局不同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 |
| 4.4.1 政府为投资主体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李鸿章为例 |
| 4.4.2 民间资本开始介入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张謇为例 |
| 4.4.3 民间资本成为近代工业化重要力量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荣氏兄弟为例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工业转型与区域工业经济空间重构——鲁中、鲁东工业集聚区个案研究 |
| 5.1 研究区域与研究时段的选取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5.2 山东工业经济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5.3 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3.1 清时期山东手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3.2 民国时期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工业发展与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旧直隶工业集聚区个案研究 |
| 6.1 研究区域 |
| 6.2 近代工业发展与旧直隶城市群体空间结构变迁 |
| 6.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2 清时期直隶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
| 6.2.3 民国时期直隶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
| 6.2.4 近代工业对直隶城市群体空间格局的影响 |
| 6.3 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外部、内部空间结构变迁——天津个案研究 |
| 6.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3.2 天津近代各时期的工业发展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6.3.3 天津近代工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拓展 |
| 6.3.4 天津近代城市规划中的工业空间及其影响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近代工业数据基础平台构建的技术方案 |
| 一、建设目的与意义 |
| 二、参考的标准规范 |
| 三、技术架构 |
| 四、建设方案 |
| (一)中国近代工业历史地理数据库建设 |
| (二)中国近代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开发 |
| 附录B 本文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近代工业遗产历史价值分析的初步尝试 |
| 一、全国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工业遗产历史价值的初步分析 |
| 二、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的进一步解读 |
| (一)山东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各时期留存的工业遗产 |
| (二)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时间分布分析 |
| (三)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行业分布与产业链关系分析 |
| (四)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空间格局分析 |
| (五)小结 |
| 附录C 中国近代重要工业厂、矿名录整理表 |
| 附录D 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业特征数据 |
| D-1省级一级工业行业职工人数整理表 |
| D-2市县级一级行业厂数、资本总数、工人人数、产品总值整理表 |
| D-3主要城市工会数量及会员人数整理表 |
| 附录E 山东省工业贸易联系数据 |
| E-1方志中出现的部分工业贸易联系数据整理 |
| E-2《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中出现的主要工业贸易联系数据整理 |
| 附录F 天津近代重要工业企业名录整理表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发表的论文 |
| 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民族地区 |
| (二)碳贫困 |
| (三)碳交易 |
| (四)绿色发展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有关水贫困的研究 |
| (二)从资源开发中人的权利能力视角解释贫困原因的研究 |
| (三)有关碳源、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碳汇、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外部性理论 |
| (二)“两山”理论 |
| (三)自然资源禀赋论 |
| (四)可行能力理论 |
| (五)“两个共同”理论 |
|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碳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况 |
| (二)民族地区传统能源资源禀赋 |
| (三)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禀赋 |
| 三、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背景下的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自然资源富集型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二)生态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碳源：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 |
| 一、贵州六盘水市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六盘水市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一)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碳源分析 |
| (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三)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外部性影响 |
| 三、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测算 |
| (一)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
| (二)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的测算 |
| (三)六盘水市煤层气抽采与碳减排 |
| 四、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 |
| 一、湖北恩施州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效益 |
| (一)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种类 |
| (二)林业碳汇与恩施州碳汇林 |
| (三)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的外部性分析 |
| 三、恩施州碳储量的估算与价值量化 |
| (一)恩施州碳储量估算 |
| (二)恩施州碳储总量及其总价值的分析 |
| (三)恩施州户用沼气碳汇效应与碳交易 |
| 四、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恩施州绿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减贫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碳贫困的民族地区碳交易参与研究 |
| 一、世界碳交易市场的结构及发展概况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必要性 |
| (三)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可行性 |
| 三、当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与困境 |
| (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成效 |
| (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困境 |
| 四、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作用与意义 |
| (一)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模式优化的要求 |
| (二)民族地区挖掘生态正外部效益,碳汇资源变扶贫效益的需求. |
| (三)民族地区减小碳排放负外部效应,共享资源开发利益的要求. |
| 五、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与案例 |
| (一)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探索 |
| (二)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成功案例 |
| 六、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基于湖北恩施州的调研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族地区碳交易破解碳贫困的基本路径 |
| 一、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 |
| 二、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
| 三、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
| 四、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 |
| 五、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
| 六、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经历与成果 |
| 附录B：生物量和蓄积量转换模型参数表 |
| 附录C：农作物根冠比、含碳量、水分系数和经济系数 |
| 附录D：碳排放系数及折标煤系数 |
| 附录E：六盘水精准扶贫背景下碳贫困破解路径研究的调研提纲 |
| 附录F：碳汇林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附录G：户用沼气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致谢 |
（7）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 |
| 三、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四、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五、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六、文章中“关键词”的界定与解读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 三、研究价值、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田野点介绍 |
| 第一节 S村概况 |
| 一、花垣县概况及历史沿革 |
| 二、S村概况 |
| 第二节 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 |
| 一、富饶的资源 |
| 二、贫困的经济 |
| 第三章 S村的贫困对象识别 |
| 第一节 贫困对象识别问题 |
| 一、贫困对象识别标准 |
| 二、贫困对象精准识别与建档立卡 |
| 三、贫困对象瞄准偏差 |
| 四、贫困对象瞄准偏差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S村贫困对象识别与社会争议 |
| 一、“光棍”SLJ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
| 二、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偏差 |
| 第四章 S村的民族生境与产业扶贫策略 |
| 第一节 S村土地“稀缺”与“飞地”扶贫 |
| 一、S村的土地“稀缺” |
| 二、异地扶贫的理论依据 |
| 三、S村“飞地”扶贫的实施 |
| 第二节 “飞地”扶贫成效与问题分析 |
| 一、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二、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三、扶贫对象在扶贫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S村的在地扶贫产业 |
| 一、S山泉水项目 |
| 二、“11.3”工程和“418”项目 |
| 三、S村蔬菜产业 |
| 第五章 S村的习俗特点与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
| 第一节 S村乡村旅游的发展 |
| 一、S村乡村旅游资源 |
| 二、S村的乡村旅游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苗族传统习俗 |
| 一、S村苗族传统习俗 |
|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苗族传统习俗的缓慢调适 |
| 第三节 S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
| 一、S村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扶贫成效 |
| 二、S村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 |
| 第六章 S村传统生计的生态原理 |
|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的实质 |
| 第二节 传统养蜂业的复兴与脱贫成效 |
| 一、孤儿LXL |
| 二、LXL的养蜂脱贫之路 |
| 第三节 S村林副产业与生态扶贫问题 |
| 一、S村林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二、S村桐油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三、S村油茶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第七章 S村的生态脱贫之路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源流 |
| 二、文化生态与贫困问题 |
| 第二节 S村的可持续脱贫 |
| 一、生态环境是可持续脱贫的根基 |
| 二、民族文化是可持续脱贫的工具 |
| 三、历史记忆是提高可持续脱贫的路径选择的指南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 |
| 二、着作类 |
| 三、论文类 |
| 四、网络文献类 |
| 五、外文文献类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1:六盘山区等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 |
| 附录2: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县名单 |
| 附录3: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
| 附录4: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细则 |
| 附录5:湖南关于推进立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
| 附录6: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
| 附录7:花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
| 附录8:S村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
（8）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五、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俐侎人的族群身份与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俐侏人概况 |
| 一、族群名称及其历史渊源 |
| 二、族群地域分布情况 |
| 三、族群人口发展及流动情况 |
| 第二节 俐侎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生活 |
| 一、俐侎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 |
| 二、历史遭遇的地域投射:俐侎人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三、俐侎人的总体教育状况 |
| 第三节 现今俐侎人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
| 一、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 |
| 二、政策待遇的忽视问题 |
| 三、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 |
| 第二章 俐侎人的族群风俗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俐侎人的民间信仰 |
| 一、万物有灵:祭社林、田地、山神、畜神、龙洞等 |
| 二、多神崇拜:祭家庙、土庙、石佛 |
| 三、俐侎人的禁忌和习惯法 |
| 第二节 家堂祭祀与族内融通:俐侎人的节庆礼仪 |
| 一、“桑沼哩”:俐侎人的情人节 |
| 二、火把节:俐侎人的“团圆节” |
| 三、春节和其他节日:对祖先的敬畏与祈求 |
| 第三节 早婚内婚与葬祭以礼:俐侎人的婚丧嫁娶 |
| 一、婚姻 |
| 二、丧葬 |
| 三、生育 |
| 第四节 靠山吃山与自给自足:俐侎人的衣食住行 |
| 一、一袭黑衣掩映下的风华:俐侎人的服饰文化 |
| 二、靠山吃山的简约自然:俐侎人的饮食文化 |
| 三、依山而居的大通房:俐侎人的建筑文化 |
| 四、“交通基本靠走”:俐侎人的出行方式 |
| 第五节 心口相传与自我强化:俐侎人的语言文化 |
| 一、俐侎人的民族语言 |
| 二、俐侎人的民歌小调 |
| 三、俐侎人的民间故事 |
| 第三章 俐侎学生学校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复刻:国家教育的区域化写照 |
| 一、学校日常教育结构 |
| 二、教育管理活动结构 |
| 第二节 守望:学校教育的地方性意义 |
| 一、教育维稳 |
| 二、教育支边 |
| 第三节 洞察:地方教育的本土化努力 |
| 一、教育场域中的本土课程 |
| 二、学校场域中的地方知识 |
| 第四章 俐侎学生社会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嵌入与共变:社会场中的教育场域 |
| 一、俐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 |
| 二、俐侎地区的社会力量的教育作为 |
| 第二节 早婚与懒散:俐侏族群文化的教育影响 |
| 一、早恋早婚:小登科压倒大登科 |
| 二、懒散宽松:族群生活习性的教育制约 |
| 第三节 害羞与实用:俐侎族群心理的教育影响 |
| 一、害羞腼腆:封闭环境下的闭塞心理 |
| 二、实用实际:打工潮的影响和追逐眼前利益 |
| 第五章 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社会学分析 |
| 第一节 护佑与闭环:俐侏族群文化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社会护佑: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学生的“放任自流” |
| 二、社会闭环: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族群再生产的维持 |
| 第二节 维稳与接轨:教育体制对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维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结构化功能 |
| 二、接轨:国家教育结构的同化与涵化作用 |
| 第三节 抵制与反哺:俐侎学生在结构化环境中的微权力 |
| 一、文化抵制:对族群传统社会结构的反抗与超越 |
| 二、文化反哺:由俐侎学生推动的区域社会变迁 |
| 第六章 反思与奠基:从田野经验到迈向区域教育社会学 |
| 第一节 走进田野:田野调查的初见与追索 |
| 一、初入田野:满腔热诚和不知所措交织的旅程 |
| 二、再访田野:灵活变通与随时跟进并存的探险 |
| 第二节 形成文本:田野资料的处理与运用 |
| 一、处理访谈资料:录音的整理、筛选和取用 |
| 二、处理纸质文献:材料的归类、编码和提取 |
| 第三节 未来之路:迈向一种“区域教育社会学” |
| 一、“区域教育社会学”何以可能 |
| 二、区域教育社会学的田野经验 |
| 三、区域教育社会学的实践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康藏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 |
| 二、历史上的羁縻统治与土司制度的研究 |
| 三、目前民族地区及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 |
| 四、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对象(个案简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治理理论:理论渊源及基本范式 |
| 一、治理:发展的共同话语 |
| 二、公民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 |
| 第二节 治理的公民社会基础及其反思 |
| 一、真的可以“没有政府的治理”? |
| 二、“进”与“退”:简要的国家-社会关系之思考 |
| 三、“进”与“退”:藏区社会组织条件缺失 |
| 第三节 “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 |
| 第三章 治理反思及多边联结带:历史与区位 |
| 第一节 松散:历史上治理政策之弊 |
| 一、王朝的松散管理不可复制 |
| 二、“以夷制夷”:政治二元性,土司等足以与中央王朝抗衡 |
| 三、强硬统治反而不利,需张弛有度 |
| 四、强作为:维护主权、地区稳定 |
| 五、强作为:发展之基 |
| 第二节 多重边缘形塑多边联结带 |
| 一、“中心—边缘”说到“多边联结带”的学理解说 |
| 二、交通孔道:连接川滇青藏 |
| 三、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 |
| 四、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 |
| 五、民族交汇地:文化结点连结多元文化 |
| 第四章 难度大:甘孜藏区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多重脆弱性交织:治理环境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风险大:脆弱性的源头 |
| 一、生计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 |
| 二、社会稳定方面极具风险:维稳任重道远 |
| 第三节 治理难度大,需要政府主导 |
| 一、治理难度大的具体表现:曾经的门难进、脸难看及其转变 |
| 二、治理中的矛盾性强,需要政府创造性地利用冲突 |
| 第五章 二元结构:治理主体结构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参与是“治理诸要素及其关联”的核心 |
| 一、治理结构:诸要素及其关联 |
| 二、各学科关于治理中“参与”的解说 |
| 第二节 治理主体二元结构:政府不得已而强作为 |
| 一、应然:“外地主体”也应该参与其中 |
| 二、实然:谁在参与社会治理,藏区与其他地区差异显着 |
| 三、谁以什么样的地位和方式参与治理 |
| 第六章 内容复杂:治理客体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中的各种调适,政府“掌舵” |
| 第二节 非政府强作为便难有作为:环境与社会治理的交织 |
| 第三节 非政府强作为便难有作为: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 |
| 一、大面积慢性贫困的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 |
| 二、村庄贫困治理“契合”村庄社区治理 |
| 三、资源有限,导致“内应力不足” |
| 第七章 政府作用力凸显:努力改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公共服务改善民生 |
| 一、公共产品供给关照农牧民生产生活 |
| 二、努力托底:关照最贫弱的群体 |
| 第二节 政府行为:寓服务于管理 |
| 一、融为一体:异地迁入人口管理与服务 |
| 二、双法共用:大调解中心及其服务 |
| 三、深入仔细:网格化管理 |
| 第三节 工作制度设置及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 |
| 一、群众工作全覆盖:七项任务 |
| 二、干部找群众:挂帮包、干部驻村包村 |
| 三、门好进、脸好看:便民服务中心及其服务 |
| 四、倾听民声:诉求表达与反复协商 |
| 第四节 尊重、引导农牧民 |
| 一、尊重农牧民意愿 |
| 二、将政府的工作嵌入村庄自组织之中 |
| 三、努力整合农牧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及水平 |
| 1.3.3 国内外文献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 |
| 2.1.2 协调机制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区域一体化相关理论 |
| 2.2.2 集聚经济相关理论 |
| 2.2.3 博弈论 |
| 2.2.4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3 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
| 3.1 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必要性 |
| 3.1.1 是解决三省（区）边界共生资源冲突问题的有效方法 |
| 3”的区域旅游合作效应'>3.1.2 利于形成产业集聚，实现“1+1+1>3”的区域旅游合作效应 |
| 3.1.3 是提升区域旅游形象和旅游产品品牌竞争力的关键 |
| 3.2 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可行性 |
| 3.2.1 区位因素：三省（区）地理位置相近，地形地貌相似 |
| 3.2.2 资源因素：三省（区）旅游资源具有趋同性与互补性 |
| 3.2.3 市场因素：三省（区）各具国际声誉的旅游景观 |
| 3.3 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动力因素 |
| 3.3.1 宏观动力 |
| 3.3.2 中观动力 |
| 3.3.3 微观动力 |
| 4 行为博弈视角下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矛盾与冲突 |
| 4.1 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核心利益主体 |
| 4.1.1 政府 |
| 4.1.2 企业 |
| 4.1.3 行业协会 |
| 4.2 核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博弈分析 |
| 4.2.1 滇、黔、桂三省（区）政府间的行为博弈 |
| 4.2.2 旅游企业间的行为博弈 |
| 4.2.3 滇、黔、桂三省（区）政府与企业间的行为博弈 |
| 5 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协调机制构建 |
| 5.1 滇、黔、桂三省（区）政府间协调机制 |
| 5.1.1 建立滇黔桂地区政府领导定期会晤机制 |
| 5.1.2 实现滇黔桂地区旅游规划的全域统筹机制 |
| 5.1.3 完善滇黔桂地区旅游联合发展的政策运行机制 |
| 5.2 滇、黔、桂三省（区）政府与企业间的协调机制 |
| 5.2.1 建立滇黔桂政企之间长期有效地平等对话协商机制 |
| 5.2.2 建立滇黔桂政企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 |
| 5.2.3 完善滇黔桂政府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 |
| 5.3 滇、黔、桂三省（区）企业间协调机制 |
| 5.3.1 建立滇黔桂三省（区）旅游产业联盟 |
| 5.3.2 建立滇黔桂三省（区）一站式旅游服务体系 |
| 5.4 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协调机制运行 |
| 5.4.1 机制运行的原则 |
| 5.4.2 机制运行的方式 |
| 6 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协调机制运行的保障措施 |
| 6.1 加强合作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
| 6.1.1 加强政府间的信任 |
| 6.1.2 加强企业间的信任 |
| 6.1.3 加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任 |
| 6.2 调动各利益主体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
| 6.2.1 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密度” |
| 6.2.2 发挥行业协会的带动作用 |
| 6.2.3 政府、企业积极进行对外宣传 |
| 6.3 防范对跨区域旅游联合发展带来的不利因素 |
| 6.3.1 防止损害旅游消费者及旅游资源开发所在地居民的利益 |
| 6.3.2 防范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自然灾害 |
| 7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
| 7.1 全文总结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滇桂黔三省区五州市所气象协作区与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冀晶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2]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笪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2)
- [3]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D]. 张洪滨. 暨南大学, 2019(03)
- [5]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D]. 刘静. 天津大学, 2019(06)
- [6]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D]. 付寿康.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7]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8]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9]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D]. 陈艾.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滇黔桂地区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协调机制研究[D]. 董一丹. 贵州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