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铭隽[1]（2021）在《上海当代设计教育研究（1949年-2019年）》文中指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然拥有一套完整的运作系统,这个系统内除了对自身发展的关注外还应当对其历史有一份真实的、客观的、描述完整且权威可信的梳理。本文将上海当代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是上海解放初期对新式教育的初步探索,研究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上海设计教育在经过政府对上海地区的民办、公办设计教育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后而形成的较为完整并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的工艺美术体系。其次是对文革初期的上海设计教育和上海文革期间的两种主要教学模式以及文革末期上海设计教育进行讨论,发现虽然上海的设计教育秩序在此时已经完全被打乱了,但它并没有停滞,而是换了一种依附于“七二一大学”和“半工半读学校”的形式存在。再者是对上海设计教育在改革开放时期,1977年高考恢复至1999年上海高校扩招的这二十多年期间,上海设计教育随着上海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以及国外“三大构成”课程的引入对上海设计教育的恢复、转型和发展的帮助。最后,针对二十世纪信息时代加速发展时上海设计教育在面对新时代、新环境、新目标所做出来的前所未有改变。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以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条技术路线相结合,通过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田野考察法、文献研究法、相关分析法等方法,以科学、客观、严谨的态度对这70年期间上海设计教育中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体制、专业设置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事实出发系统的探讨上海设计教育发展脉络和目的,通过对其间演变规律提出新的建议和想法从而形成一份可靠、可考、客观、严谨、真实的新材料。
何茜[2]（2021）在《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互动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Y社会工作机构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变得日益多元化,单一的服务供给模式已经难以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这要求政府职能的加速转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社会工作机构积极参与和政府互动。新的互动合作必然会产生磨合与碰撞,理清双方的互动关系与困境,对促进社会服务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对重庆市Y社会工作机构与C区县县级政府、乡政府、村民委员会三级政府进行研究探索,旨在深入了解Y社会工作机构与不同层级政府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Y社会工作机构与县各层级政府实际上是一种资源依赖的互动过程,其互动总体表现为隐性控制下的选择性支持与依赖遵从中寻求发展。但不同层级政府与Y社会工作机构的互动关系表现却不尽相同。C区县县政府主要表现为政绩形象追求下的控制与支持;H乡政府表现为行政助手寻求下的控制与支持;具有准政府性质的村民委员会则表现为各司其职的共生共存。同时Y社会工作机构对于各层级的互动表现形式也各有差异。对于C区县县政府Y社会工作机构采取的是在遵从中寻求发展,对于H乡政府采取依赖下的遵从,对于村民委员会则采取互利互惠的共存。政府对Y社会工作机构实行控制,Y社会工作机构在这样的状态下选择依赖遵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在资源依赖上存在着一种非对等性。这种非对等关系的长期存在,必然会给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的互动带来矛盾与困境。首先关系的过度依赖,导致社会工作机构为了实现自身利益,采用非常规手段与政府达成“合谋”。其次,政府过度的权威控制与行政干预,导致社会工作机构不断让步,自我弱化。最后,过度的行政干预与理念差异,使得机构社工负担加重、专业价值感缺失,社工人才不断流失。基于以上,本文认为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实现,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首先政府要为双方的互动发展搭建一个良性的平台,其次社会工作机构也要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赵亚文[3]（2021）在《小组工作介入流动妇女社区参与能力提升的干预研究 ——以S镇T村流动家政女工为例》文中认为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范围与参与程度,是衡量居民参与水平和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流动妇女群体长期在城市就业,在社区生活,既是社区建设的参与者,也是社区建设的受益者。上海浦东新区S镇T村,外来流动人口基数大,占比高,外来人口中流动家政女工比例达60%以上。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能力呈现出参与意识的普遍缺乏,社区知识匮乏,社区互动能力有待提升的现实问题,要使流动妇女群体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唤醒女性社区治理的参与意识,提高女性社区治理水平,对流动妇女社区参与能力进行干预是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任务。本研究通过对T村流动家政女工进行问卷调查与结构式访谈,获得关于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现状与能力提升的困境的相关描述,以增能理论为指导,结合社会学习理论,以小组工作为载体,以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能力提升为目标展开研究。采用能力提升干预小组对上海市浦东新区S镇T村的10名流动家政女工进行干预活动,聚焦于“参与意识”、“参与知识”、“参与技能”三个能力提升层面设计活动,围绕“社区参与自我效能感”、“社区参与知识拓展”、“社区参与沟通合作技巧”开展活动。研究分别将干预组与对照组前测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定,将干预组与对照组前测和后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定。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流动家政女工成员在参与意识、参与知识、沟通合作技能上没有表现出显着性差异;而前测和后测数据比较中,干预组与对照组在社区参与意识、沟通合作能力与对照组产生了明显差异,同时干预组社区参与知识掌握程度呈现正向增长趋势;在干预后,小组成员的社区参与意识有明显提升,社区参与行为朝积极方向转变。
黄雪[4]（2021）在《合作协同与群社共生：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过程研究 ——以上海市街镇红十字会为例》文中认为在政府职能转型与群团工作改革背景下,上海市红十字会积极探索转型,建设街镇和村居红十字服务站点,创建并评选博爱家园,铺设红十字基层组织网络,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然而,基层红十字会的社区工作推进却举步维艰,一方面“郭美美事件”和“武汉疫情事件”引发公信力危机,导致社区民众普遍不信任、不认可、不参与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另一方面由于内嵌于政府部门的组织属性,红十字社区工作面临资源结构性匮乏窘境。为破除基层工作困局,街镇红十字会尝试以项目化方式协同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助力社区工作升级。调研中笔者发现,不同于一般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组织对行政资源的单向依附,街镇红十字会反而较为依赖社会服务机构。基于既有政社研究成果,本文从合作治理理论出发,沿着“互动缘起-互动内容-互动效应-互动机制”分析思路,兼顾群社双方视角,深入探究街镇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的互动过程,提炼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以合作为先导的良性互动生成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缘起于顶层推动、困境驱使和顺应改革背景下因目标契合而达成的合作共识。第二,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彼此交换合法性资源、生存性资源和发展性资源,以实现组织在社会服务供给领域增能赋权。第三,双方积极建构策略性信任机制、服务讨论机制和展示机制等微观行动机制,以保障彼此在平等协商下共享决策权。第四,双方在合作协同下走向群社共生,对社会组织发展、城乡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等产生多重社会效应,不仅有助于发挥红十字会“枢纽协同”的平台作用、重塑社区形象,还有助于社会服务机构实现长效性发展,双方“强强联合”更有助于精准回应社会需求。
王友鲜[5]（2021）在《制度支配、组织目标与社会组织的差异化行动逻辑 ——基于对P区公益招投标项目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市自2009年探索性实施公益招投标项目起,多年来通过对项目购买范围、购买方式、购买流程等内容不断规范化,保障了该项目的良性运转。笔者在参与P区公益招投标项目实践中发现,在市、区同质性的公益招投标制度框架下,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均愿意持续参与其中,有的组织“主动逃离”、有的组织“来者不拒”,还有的组织“肆意进取”,出现了同一制度框架下不同社会组织的差异化参与模式。鉴于目前既有研究对此现象缺乏有效的关注,本研究致力于对同一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型社会组织行动实践及其生成机制进行探究。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借助权变理论视角,从社会组织与制度环境的适应性角度切入,深入探究在同一制度背景下,不同类型社会组织采取不同行动策略的内在机制。同时,基于组织行政化程度、组织创办人身份以及组织资源整合能力三个维度,将参与公益招投标项目的社会组织划分为官办型社会组织、民办型社会组织及教师领办型社会组织。具体而言,官办型社会组织掌握着项目权力和体制优势,其资源整合能力较强,项目团队官僚化,目标是汲取项目资源,提高经济收入,因此,与公益招投标项目制度的适应度最高,从而呈现出“肆意进取”的参与态势。民办型社会组织资源整合能力较弱,项目团队灵活度较高,目标是提高组织竞争力,因此,基于生存理性的工具性取向,其一方面主动向体制靠拢,另一方面利用项目制度的权宜性空间,提高与项目适应程度,从而呈现出对项目“来者不拒”的态度。教师领办型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有限,项目团队专业化,目标是成为“小而精”的专业标杆,与公益招投标制度管理主义导向下的制度环境形态呈现出较弱的适应性,从而选择“主动逃离”。研究发现,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能力、项目团队以及组织发展3个维度上的发展目标不同,另一方面同一制度环境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外部支配程度不同,基于内外两种力量共同作用,进而型塑出差异化的项目参与模式。社会组织的发展目标为组织行为提供内在牵引,决定行为的走向,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形成外部推力,影响行为的同时塑造出与制度契合的组织形态。最后,本文对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形成有效助力进行进一步讨论。
梁明成[6]（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 ——以《劳动界》周刊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报刊是其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本文选取《劳动界》周刊为研究对象,以此为例来探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时代背景、传播主体、传播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历史影响和现实启示等。诞生于1920年的《劳动界》推动并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特别是在面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本文分五个部分对该刊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关注《劳动界》的产生背景。包括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该刊主办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情况等。第二部分梳理《劳动界》的创刊发行及作者群。包括创刊缘起、出版发行情况以及对作者群的分析等。第三部分分析《劳动界》的办刊宗旨与内容。包括该刊报道工人群众的悲惨境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探索劳工问题的解决办法等。第四部分解析《劳动界》大众化的传播方法。包括该刊从工人中来到工人中去的办刊理念、鲜明的栏目与议题设置以及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等。第五部分探讨《劳动界》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局限性以及对当下的启示等。本文以《劳动界》刊物为文本依据,对史料进行挖掘、研读和系统梳理,阐述其中的特点和规律,以此丰富党的创建史、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的认识,彰显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特别是“四史”教育提供参考。
李青晓[7]（2021）在《大学教师积极独处现状研究 ——以上海市公办大学专任教师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积极独处在促进大学教师心理健康发展的同时,对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了让大学教师突破其科学研究原创性不足的瓶颈,创造出更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学校要努力为大学教师创造更多的积极独处时间,提供更好的积极独处空间,保证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活动中的积极独处质量。上海市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基础上,致力于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离不开上海市大学教师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的智慧和力量,提高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水平也就成为上海市追求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如何提高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水平,让大学教师创造出更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本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大学教师积极独处上。“积极独处”即大学教师个体在某一特定的时空里,有意识地、主动地避开外界干扰,不与他人发生任何信息交流或情感交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独立思考的过程。积极独处是大学教师自觉自愿的价值选择,积极独处要求大学教师具有自持、坚守和专注的品质,追求宁静的工作环境,与功名利禄保持一定的距离。积极独处的内在价值表现为:积极独处能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积极独处有利于创造科研成果;积极独处可以彰显学术职业的特殊性。笔者对上海市14所公办大学里493名专任教师展开问卷调查,并结合其中10位大学教师的访谈资料,对大学教师积极独处时间资源现状和积极独处空间选择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44.02%大学教师认为自己拥有的积极独处时间总量少,积极独处时间面临的干扰因素多,积极独处时间碎片化现象严重。因此,大学教师尝试通过深夜或节假日加班的方式探寻更多的积极独处时间,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有关大学教师积极独处空间的调查中,尽管54.77%的大学教师选择办公室作为积极独处的最佳空间,但是70.79%的大学教师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的办公空间受到干扰。办公空间自主权受限使大学教师心理上缺乏领域感和安全感。因此,大学教师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更安静的家庭或图书馆作为积极独处空间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根据以上调查,笔者从个体层面、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大学教师积极独处的影响因素:学科差异会影响大学教师积极独处空间选择;学校实施的绩效考评机制给大学教师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影响大学教师积极独处时间、空间和心境;我国提倡人际交往和科研合作的文化传统忽视了积极独处对大学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价值。为了促进大学教师学术职业的发展,笔者认为,大学管理人员应当尊重科学研究的规律,尊重大学教师积极独处偏好,为大学教师营造“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
黄润青[8]（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钱磊磊[9]（2020）在《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律制度及完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转基因技术于食品制造业的广泛应用,使得现今转基因食品逐渐成为人们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安全性却迟迟无法得到准确回应。消费者权利意识的日渐强化使其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知情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保障消费者权益,防范转基因食品可能对生命健康、环境安全所带来的风险,各国政府纷纷立足本国国情构建转基因食品监管体系,标识制度即其中的重要一环。2002年中国开始了于法律层面对转基因食品标识进行规范治理的进程,经过数十年的立法探索,形成了以标识管理目录为依据的强制标识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仍存在诸如专门性立法缺失、标识规则的内容不完善、标识管理目录未及时更新以及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现有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已不足以应对市场中出现的新情形,故对其进行完善已迫在眉睫。本文围绕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展开研究,首先明晰其中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提出其法理基础,并探讨相关利益冲突及平衡关系,其次通过对国内现行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的梳理分析,找出当前本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有待完善之处。最后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典型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找出其中有借鉴意义的部分,经充分考量我国国情后,提出可供参考的改进思路,主要可分为下述三个方面:第一,在推动标识制度的规范统一方面,笔者建议制定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专门性立法,明确其立法调整对象,同时将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限缩在合理程度内;第二,在健全标识规则的内容方面,笔者建议更新我国目前的标识管理目录,引入阈值规定,规范标识形式,以及增设有关非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规定等;最后,在优化监管机制方面,笔者建议确定监管主体及明确职能分工,加强监管信息的公开,引入可追溯制度和惩罚性赔偿机制。
郭书剑[10]（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二、《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当代设计教育研究（1949年-201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概念辨析 |
| 三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主要内容 |
| 六 创新观点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至文革前:上海设计教育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上海解放初期的设计教育(1949 年—1958 年) |
|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的上海设计教育(1958 年—1960 年) |
| 第三节 上海设计教育的整顿、调整时期(1960 年—1965 年)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设计教育(1966 年—1976 年) |
| 第一节 上海文革初期的设计教育 |
| 第二节 上海文革期间七二一大学 |
| 第三节 上海文革末期的设计教育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文革后至20 世纪90 年代:上海设计教育的深入探索 |
| 第一节 上海设计教育的恢复期(1977 年—1984 年) |
| 第二节 上海设计教育的转型期(1984 年—1992 年) |
| 第三节 上海设计教育的发展期(1992 年—1999 年)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21 世纪初至今:上海设计教育的加速发展 |
| 第一节 信息时代的上海设计教育(2000 年—2010 年) |
| 第二节 上海设计教育学科升级及发展(2010 年—2019 年)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上海当代设计教育大事记 |
| 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所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2）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互动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Y社会工作机构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研究 |
| 1.3.2 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研究 |
| 1.3.3 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互动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 |
| 1.4.1 概念界定 |
| 1.4.2 理论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质性研究 |
| 1.5.2 资料收集 |
| 第2章 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的互动缘起 |
| 2.1 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
| 2.1.1 社会服务供给的需要 |
| 2.1.2 政策实践的推动 |
| 2.2 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重要路径 |
| 2.2.1 对资金与资源的依赖 |
| 2.2.2 实现专业价值的驱动 |
| 2.3 Y社会工作机构基本情况 |
| 2.3.1 Y社会工作机构的成立背景 |
| 2.3.2 Y社会工作机构的资源情况 |
| 2.3.3 Y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领域 |
| 第3章 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的互动过程 |
| 3.1 县级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的互动过程 |
| 3.1.1 县级政府:政绩维护下的支持与控制 |
| 3.1.2 社会工作机构:顺从中寻求发展 |
| 3.2 乡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的互动过程 |
| 3.2.1 乡政府:行政助手寻求下的支持与控制 |
| 3.2.2 社会工作机构:依赖下的遵从 |
| 3.3 村民委员会与社会工作机构的互动过程 |
| 3.3.1 村民委员会:各司其职的共生共存 |
| 3.3.2 社会工作机构:互利互惠的共生共存 |
| 第4章 非对等资源依赖: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互动关系 |
| 4.1 社会工作机构对政府资源的依赖 |
| 4.1.1 资金资源 |
| 4.1.2 物质资源 |
| 4.1.3 政策信息资源 |
| 4.1.4 关系资源 |
| 4.1.5 社会公信力 |
| 4.2 政府对社会工作机构资源的依赖 |
| 4.2.1 专业服务方式 |
| 4.2.2 人力和智力资源 |
| 4.2.3 政绩形象塑造 |
| 4.3 非对等资源依赖关系的形成 |
| 4.3.1 生存发展资源的掌握 |
| 4.3.2 资源的不可替代性 |
| 4.3.3 资源分配权的绝对掌握 |
| 第5章 非对等资源依赖下的的互动困境 |
| 5.1 互动双方的“合谋” |
| 5.1.1 竞争形式化 |
| 5.1.2 机构的惰性 |
| 5.2 服务目标的偏离 |
| 5.2.1 服务目标的差异化 |
| 5.2.2 专业服务内卷化 |
| 5.3 行业人才的流失 |
| 5.3.1 多层级政府行政干预 |
| 5.3.2 职业危机的出现 |
| 第6章 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互动的优化路径 |
| 6.1 政府构建良性互动平台 |
| 6.1.1 政策制度的完善 |
| 6.1.2 权利空间的释放 |
| 6.1.3 第三方评估的引入 |
| 6.2 社会工作机构增强自身能力建设 |
| 6.2.1 专业素养的提升 |
| 6.2.2 人才队伍的建设 |
| 6.2.3 资金渠道的拓展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访谈提纲 |
（3）小组工作介入流动妇女社区参与能力提升的干预研究 ——以S镇T村流动家政女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理论视角与概念界定 |
| 1.3.1 理论视角 |
| 1.3.2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收集方法 |
| 1.4.2 资料分析方法 |
| 第2章 T村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能力困境与提升需求 |
| 2.1 T村社区以及流动家政女工基本情况 |
| 2.1.1 社区与社会组织概况 |
| 2.1.2 T村流动家政女工基本情况 |
| 2.2 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现状 |
| 2.2.1 社区参与意愿较低 |
| 2.2.2 参与社区活动层次较浅 |
| 2.2.3 社区参与能力不足 |
| 2.3 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能力困境分析 |
| 2.3.1 社区参与自我效能感较低 |
| 2.3.2 社区参与获取信息能力匮乏 |
| 2.3.3 社区参与互动技能的缺乏 |
| 2.4 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能力提升需求分析 |
| 2.4.1 自我效能感提升需求 |
| 2.4.2 社区知识拓展需求 |
| 2.4.3 社区互动技能培养需求 |
| 第3章 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能力小组工作介入过程分析 |
| 3.1 小组准备 |
| 3.1.1 组员招募及信息收集与整理 |
| 3.1.2 小组工作理念及目标的制定 |
| 3.2 干预方案的制定 |
| 3.2.1 干预设计的项目理论 |
| 3.2.2 干预设计的现实依据 |
| 3.2.3 干预设计的技术路径 |
| 3.2.4 干预手册的编写 |
| 3.5 小组介入过程、内容与途径 |
| 3.5.1 自我效能感: 针对态度、价值和信念的介入 |
| 3.5.2 参与知识: 聚焦资源与经验共享的介入 |
| 3.5.3 参与技能: 合作沟通行动途径和方法介入 |
| 3.5.4 参与能力巩固的介入 |
| 第4章 流动家政女工社区参与能力提升的小组工作评估 |
| 4.1 小组工作过程的评估 |
| 4.1.1 组员满意度评估 |
| 4.1.2 参与意识提升的服务过程评估 |
| 4.1.3 参与知识拓展的服务过程评估 |
| 4.1.4 参与技能提升的服务过程评估 |
| 4.1.5 社会工作者自我评价 |
| 4.2 小组结果的评估 |
| 4.2.1 培养社区参与技能成效评估 |
| 4.2.2 提升社区参与意识成效评估 |
| 4.2.3 拓展社区参与知识成效评估 |
| 第5章 总结与讨论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小组干预成效 |
| 5.1.2 增能理论视角在小组工作中的适用性 |
| 5.2 研究讨论 |
| 5.2.1 小组干预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 |
| 5.2.2 干预效果评估不足的原因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流动妇女社区参与能力调查问卷》 |
| 附录2 流动妇女社区参与访谈提纲 |
| 附录3 团队信任量表 |
| 附录4 小组干预手册目录大纲 |
| 附录5 《小组组长轮岗表》 |
| 附录6 《小组活动满意度调查表》 |
| 附录7 《小组工作活动记录表》 |
（4）合作协同与群社共生：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过程研究 ——以上海市街镇红十字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红十字会研究 |
| 1.2.2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 |
| 1.2.3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基层红十字会 |
| 1.3.2 社会服务机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质性研究取向 |
| 1.4.2 个案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对象及其选取 |
| 1.4.4 资料收集方法 |
| 1.4.5 资料分析方法 |
| 1.5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
| 1.5.1 理论视角 |
| 1.5.2 分析框架 |
| 第2章 互动缘起:目标契合下合作共识的达成 |
| 2.1 顶层推动:创新社会治理宏观背景下的制度性要求 |
| 2.1.1 社会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 |
| 2.1.2 群团工作改革与社会力量培育 |
| 2.1.3 红十字会参与基层社区治理 |
| 2.2 困境驱使:优化红十字会社区工作下的能动性应对 |
| 2.2.1 基层红十字会组织体系的建设情况 |
| 2.2.2 基层红十字会社区工作面临的困境 |
| 2.2.3 借专业之力,破基层红十字会之难 |
| 2.3 顺应改革:机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下的优势性发挥 |
| 2.3.1 强化红十字会工作效能:方法专业与内容创新性 |
| 2.3.2 盘活红十字会社区资源:社会多重主体整合机制 |
| 2.3.3 形塑红十字会正面形象:以专业服务获居民承认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互动内容:双向增权下组织资源的互换 |
| 3.1 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互换 |
| 3.1.1 社会服务机构获得社区“入场券” |
| 3.1.2 基层红十字会打好居民“感情牌” |
| 3.2 物质与人手的生存性资源互换 |
| 3.2.1 社会服务机构获得服务资金和活动场地 |
| 3.2.2 基层红十字会获得“专家库”和“劳力行” |
| 3.3 关系与能力的发展性资源互换 |
| 3.3.1 社会服务机构获得拓宽关系网络的机会 |
| 3.3.2 基层红十字会获得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互动机制:能动逻辑下策略行动的建构 |
| 4.1 基于制度关系网络的信任机制 |
| 4.1.1 不用疑人:“信得过你,才能把项目交给你” |
| 4.1.2 广结善缘,丰富合作主体 |
| 4.2 围绕主线创新的服务讨论机制 |
| 4.2.1 服务专精:“突出主线功能,力争形式创新” |
| 4.2.2 厚积薄发,雕刻核心能力 |
| 4.3 追求外部印象绩效的展示机制 |
| 4.3.1 印象制胜:“要做得好,更要宣传展示得好” |
| 4.3.2 科学管理,将宣传制度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互动效应:群社共生下良性合作的生成 |
| 5.1 “枢纽协同”发挥红十字会平台效应 |
| 5.1.1 沟通街镇、村居与专业机构的社会公益服务平台 |
| 5.1.2 连接学校、医院、企业与社区的志愿者交流平台 |
| 5.2 “精益求精”重塑红十字会社会形象 |
| 5.3 “强强联合”精准回应社区民众需求 |
| 5.3.1 应急管理培训助力平安社区构建 |
| 5.3.2 志愿养老服务补充社区居家养老 |
| 5.4 “顺势而上”实现专业机构长效发展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合作治理视角下群社良性互动的生成路径 |
| 6.1.2 以服务为导向互换资源的群社共生状态 |
| 6.2 研究讨论 |
| 6.2.1 “群社互动”与一般政社互动的差异 |
| 6.2.2 非竞争性购买带来的社会服务场域固化问题 |
| 6.2.3 追求印象绩效带来的基层红十字会服务内卷化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访谈人员名单 |
| 附录2 红十字会管理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3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4 社会服务机构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5 社区民众访谈提纲 |
（5）制度支配、组织目标与社会组织的差异化行动逻辑 ——基于对P区公益招投标项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权力关系视角下的政社合作策略 |
| 1.3.2 资源依赖视角下的政社合作策略 |
| 1.3.3 项目制视角下的政社互动策略 |
| 1.3.4 社会组织自主性行动策略 |
| 1.3.5 以往研究述评及反思 |
| 1.4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
| 1.4.1 理论视角 |
| 1.4.2 分析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1.5.2 资料的收集方法 |
| 1.5.3 资料分析方法 |
| 第2章 制度同构逻辑下公益招投标项目化实践图景 |
| 2.1 上海市公益招投标发展历程 |
| 2.1.1 公益招投标的创新探索 |
| 2.1.2 公益招投标的稳步发展 |
| 2.1.3 公益招投标的危机转向 |
| 2.2 P区公益招投标项目概述 |
| 2.2.1 P区公益招投标项目概况 |
| 2.2.2 P区公益招投标项目化实践机制 |
| 2.3 公益招投标项目制度限度 |
| 2.3.1 行政逻辑下的内容设定 |
| 2.3.2 服务开展过程中的内卷化 |
| 2.3.3 项目监管的形同虚设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体制寄生与项目汲取:官办型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
| 3.1 唯项目是从:成为政府的代言人 |
| 3.1.1 贴合街镇工作需求 |
| 3.1.2 利用政府权威施压 |
| 3.1.3 项目常态化运作 |
| 3.2 制度适应:体制优势与资源依赖 |
| 3.2.1 组织团队官僚化 |
| 3.2.2 资源动员能力强 |
| 3.2.3 生存取向下的强依赖 |
| 3.3 项目拥抱:体制寄生下的游刃有余 |
| 3.3.1 项目“垄断”态势 |
| 3.3.2 服务浅表化 |
| 3.3.3 社区团队规范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制依附与组织发展:民办型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
| 4.1 权宜性回应:制度框架内的灵活运作 |
| 4.1.1 “初次相识”:社会工作者协会引荐 |
| 4.1.2 “达成合作”:政府意志嵌入下的项目服务 |
| 4.1.3 “持续性合作”:服务内容选择性执行 |
| 4.2 制度磨合:项目运作下的内部调适 |
| 4.2.1 一人多用:提高团队技能 |
| 4.2.2 多方联动:弥补组织短板 |
| 4.2.3 提高产出:聚焦项目收益 |
| 4.3 项目挺进:组织发展成熟 |
| 4.3.1 拓展资源网络 |
| 4.3.2 打响品牌名声 |
| 4.3.3 形成部门的垄断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制桎梏与价值追求:教师领办型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
| 5.1 追求价值:制度环境下的专业坚守 |
| 5.1.1 相识契机:社区建设指导中心引荐 |
| 5.1.2 初步接触:服务内容延伸 |
| 5.1.3 持续合作:服务成效聚焦 |
| 5.2 难以共处:组织发展与政策导向的张力凸显 |
| 5.2.1 组织基础薄弱 |
| 5.2.2 团队专业化弱化 |
| 5.2.3 组织定位模糊 |
| 5.3 项目逃离:服务、团队、组织发展桎梏 |
| 5.3.1 专业服务由主转辅 |
| 5.3.2 项目团队人员内耗 |
| 5.3.3 组织发展目标偏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支配与组织目标冲突下的行动选择 |
| 6.1 组织目标差异 |
| 6.1.1 组织团队发展目标差异 |
| 6.1.2 组织资源整合能力差异 |
| 6.1.3 项目承接需求目标差异 |
| 6.2 制度支配程度差异 |
| 6.2.1 体制寄生:与制度环境的高度契合 |
| 6.2.2 体制依附:与制度环境的努力靠近 |
| 6.2.3 使命驱动:与制度环境的背道而驰 |
| 6.3 不同类型社会组织权宜性实践逻辑 |
| 6.3.1 权力紧握与责任下放 |
| 6.3.2 行政嵌入与利益为先 |
| 6.3.3 价值坚守与专业坚持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7.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7.3.1 研究创新 |
| 7.3.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 ——以《劳动界》周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背景介绍 |
|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保存情况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文献保存情况 |
| 1.3 研究意义、方法与局限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局限 |
| 第2章 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1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
| 2.1.1 俄国输出社会主义革命 |
| 2.1.2 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
| 2.1.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
| 2.2 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 |
| 2.2.1 劳工神圣的思潮 |
| 2.2.2 上海的工人运动 |
| 2.3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
| 2.3.1 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 |
| 2.3.2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
| 第3章 《劳动界》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
| 3.1 《劳动界》创刊缘起 |
| 3.2 《劳动界》刊物概况 |
| 3.2.1 出版发行情况 |
| 3.2.2 读者对象范围 |
| 3.2.3 同类报刊比较 |
| 3.3 《劳动界》作者群分析 |
| 3.3.1 发起人:陈独秀和李汉俊 |
| 3.3.2 撰稿人:知识分子和工人 |
| 第4章 《劳动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 |
| 4.1 报道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 |
| 4.1.1 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
| 4.1.2 政治和社会地位低下 |
| 4.1.3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下的女工问题 |
| 4.2 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4.2.1 劳动价值理论 |
| 4.2.2 剩余价值理论 |
| 4.2.3 社会主义理论 |
| 4.3 探索劳工问题的解决之道 |
| 4.3.1 改善条件与争取权益 |
| 4.3.2 结成团体与组织工会 |
| 4.3.3 主体意识与罢工方式 |
| 第5章 《劳动界》的传播方法 |
| 5.1 从工人中来到工人中去 |
| 5.1.1 深入调查与工人投稿 |
| 5.1.2 编读往来与读者互动 |
| 5.2 完备的栏目和鲜明的议题 |
| 5.2.1 引领思想的理论栏目 |
| 5.2.2 报道事实的新闻栏目 |
| 5.2.3 工人执笔的投稿栏目 |
| 5.2.4 寓教于乐的文学栏目 |
| 5.3 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 |
| 5.3.1 文风朴实无华 |
| 5.3.2 语言鲜明生动 |
| 第6章 《劳动界》的传播效果与启示 |
| 6.1 《劳动界》的首创意义 |
| 6.1.1 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 |
| 6.1.2 引领早期工人运动的大方向 |
| 6.1.3 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 |
| 6.2 《劳动界》的局限 |
| 6.2.1 内容的科学性不足 |
| 6.2.2 报刊的传播面有限 |
| 6.3 《劳动界》的启示 |
| 6.3.1 坚持走群众路线不动摇 |
| 6.3.2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6.3.3 利用红色资源做好“四史”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读研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7）大学教师积极独处现状研究 ——以上海市公办大学专任教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研究进展 |
| (二) 研究述评 |
| 三、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基础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过程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过程 |
| 第二章 积极独处的特征和价值 |
| 一、积极独处的核心特征 |
| (一) 自觉自愿的价值选择 |
| (二) 自持、坚守和专注的品质 |
| (三) 追求宁静的工作环境 |
| (四) 与功名利禄保持一定的距离 |
| 二、积极独处的内在价值 |
| (一) 积极独处能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
| (二) 积极独处有利于创造科研成果 |
| (三) 积极独处可以彰显学术职业的特殊性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积极独处时间资源现状 |
| 一、积极独处时间总量少 |
| 二、积极独处时间干扰因素多 |
| (一) 不容推卸的各类会议 |
| (二) 手续繁杂的财务报销 |
| 三、积极独处时间碎片化现象严重 |
| (一) 时间碎片化影响大学教师科研思考的完整性 |
| (二) 时间碎片化影响大学教师科研思考的深入性 |
| 四、探寻更多积极独处时间 |
| (一) 在深夜中探寻 |
| (二) 在节假日中探寻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积极独处空间选择现状 |
| 一、办公室作为积极独处空间 |
| (一) 办公空间受到干扰 |
| (二) 办公空间的干扰因素 |
| (三) 大学教师对办公空间的心理感知 |
| 二、家庭作为积极独处空间 |
| (一) 家庭作为积极独处空间的优势 |
| (二) 选择家庭作为积极独处空间的个体差异 |
| 三、图书馆作为积极独处空间 |
| (一) 图书馆使用情况 |
| (二) 图书馆的优势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学教师积极独处影响因素和对策建议 |
| 一、积极独处的影响因素 |
| (一) 个体层面: 学科差异 |
| (二) 学校层面: 绩效考评机制 |
| (三) 社会层面: 文化传统 |
| 二、对策建议 |
| (一) 尊重科学研究规律 |
| (二) 尊重个体积极独处偏好 |
| (三) 营造“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 |
| 总结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致谢 |
| 卷内备考表 |
（8）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律制度及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调整的一般理论 |
| 2.1 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概念界定 |
| 2.1.1 转基因食品概念 |
| 2.1.2 食品标识概念 |
| 2.1.3 转基因食品标识概念 |
| 2.2 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理基础 |
| 2.2.1 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 |
| 2.2.2 食品安全的预防原则 |
| 2.3 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 |
| 2.3.1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生产经营者商业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 |
| 2.3.2 产业发展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平衡 |
| 第3章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现状和不足 |
| 3.1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现状 |
| 3.1.1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规范梳理 |
| 3.1.2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现有监管体制 |
| 3.1.3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司法实践 |
| 3.2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不足 |
| 3.2.1 缺乏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专门性立法 |
| 3.2.2 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则的内容不完善 |
| 3.2.3 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监管制度不健全 |
| 第4章 域外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
| 4.1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研究 |
| 4.1.1 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概述 |
| 4.1.2 美国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沿革及现有规范 |
| 4.1.3 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监管机构 |
| 4.2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研究 |
| 4.2.1 欧盟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概述 |
| 4.2.2 欧盟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沿革及现有规范 |
| 4.2.3 欧盟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监管机构 |
| 4.3 日本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研究 |
| 4.3.1 日本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概述 |
| 4.3.2 日本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沿革及现有规范 |
| 4.3.3 日本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监管机构 |
| 4.4 域外实践的启示 |
| 4.4.1 相关立法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并作出适时调整 |
| 4.4.2 制定详尽的标识规则以充实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 |
| 4.4.3 明晰监管机构的权责范围有益提高标识制度的实施成效 |
| 第5章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完善对策 |
| 5.1 立足我国国情推动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规范统一 |
| 5.1.1 制定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专门性立法 |
| 5.1.2 明确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调整对象 |
| 5.1.3 确立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合理限度 |
| 5.2 健全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则的内容规定 |
| 5.2.1 更新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目录 |
| 5.2.2 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具体内容 |
| 5.2.3 引入标识阈值规定 |
| 5.2.4 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形式 |
| 5.2.5 增加有关“非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规定 |
| 5.3 优化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监管机制 |
| 5.3.1 合理确定监管主体及权责分配机制 |
| 5.3.2 加强转基因食品标识监管的政府信息公开 |
| 5.3.3 引入可溯源制度 |
| 5.3.4 进一步完善以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代表的市场惩戒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四、《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当代设计教育研究（1949年-2019年）[D]. 张铭隽.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互动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Y社会工作机构为例[D]. 何茜.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3]小组工作介入流动妇女社区参与能力提升的干预研究 ——以S镇T村流动家政女工为例[D]. 赵亚文.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4]合作协同与群社共生：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过程研究 ——以上海市街镇红十字会为例[D]. 黄雪.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5]制度支配、组织目标与社会组织的差异化行动逻辑 ——基于对P区公益招投标项目的实证研究[D]. 王友鲜.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 ——以《劳动界》周刊为例[D]. 梁明成.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7]大学教师积极独处现状研究 ——以上海市公办大学专任教师为例[D]. 李青晓.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8]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9]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律制度及完善研究[D]. 钱磊磊.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1)
- [10]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