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卫延安岁月——《回忆录》片断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李科[1](2020)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因依托绥远省境内的大青山而得名,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要求决策下,八路军120师主力于1938年秋开赴大青山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晋察冀比起来,面积较小、人口较少,但它在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大后方,自然环境和条件异常恶劣,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抗击日伪军,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以及当地的土匪进行斗争。在中共领导下,我八路军与民众参与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社会经济活动及文化建设,在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斗争经验,特别是富有民地域特点的特殊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地方文史资料、专着论文、报刊等相关文献资料,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发展、困难与恢复各时期进行论述。本研究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整体概述。首先论述根据地开辟之前,抗日战争的初期形势,特别是“七七事变”前后绥远形势。其次论述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位。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战略环境三个方面对大青山的地位以及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必要性进行阐述。之后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分为创建、发展、巩固与恢复三个时期,结合每个时期的特点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此部分通过根据地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我军的作战方针与战略战术来阐述对日斗争的过程。大青山除了日伪军这些公开的敌人以外,还有土匪的干扰、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大青山支队在绥中、绥南、绥西三个地区同时开展剿匪斗争,基本消除了匪患,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同时我军时常受到国民党“抗日民主自卫军”的侵袭。我军在抗战过程进行了三次反顽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地打退了顽军的进攻。除了大青山骑兵支队、游击队的军事斗争以外,地下斗争也成为大青山地区抗日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我党我军在日伪严密管控的重点城市、乡镇以及国际交通线开展了地下斗争,紧密配合武装的游击战争。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动委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并以各种方式全面进行政权工作。其中包括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蒙古族工作、干部工作、民政工作和妇女工作等几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蒙古族工作,成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中心工作,主要包括有在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蒙古民族工作部门,大力培养蒙古民族干部,组织蒙古民族抗日武装,制订保护蒙古民族利益的条例,从而改善蒙汉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力量。第四部分系统论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制度和政策。此部分首先对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进行论述,包括大青山地区的农业、工业、商业以及金融业方面的内容。其次是阐述日军在经济掠夺、经济封锁以及毒化政策下,我军的对敌经济斗争。最后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和不足。第五部分主要阐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事建设。首先是大青山武装力量的建设,包括大青山骑兵支队、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和敌后武工队。之后是对部队官兵的教育工作,包括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第六部分全面论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此部分通过教育、民间文艺、新闻出版、宗教四个方面对大青山地区文化教育建设论述。在教育方面,主要包括绥远地区的教育概况、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的方针政策与措施、根据地进行教育建设的困境及原因等内容。在民间文艺创作方面,通过对当时遗留下来的部分歌曲进行分析,对其内容、形式、特点进行阐述。在新闻出版方面,对当时创办的报纸、期刊进行梳理和归总,分析新闻出版物的作用和意义。在宗教发展方面,通过对绥远地区喇嘛教和基督教的发展情况进行归纳,阐述根据地对宗教的利用和发展。结语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地位和历史经验进行剖析。大青山抗日游击斗争,不仅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地政权组织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之,本文通过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困难以及恢复的过程,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论述,反映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权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繁荣富强,奋斗不息的精神。
周德秋[2](2020)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三五九旅的政治工作研究 ——以《王恩茂日记》为中心》文中提出政治工作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是军队克服困难、战胜敌军的必胜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建之初,党的有关领导人就认识到政治工作对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对日作战日趋激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由于与国民党合作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加上自身思想和外在压力的原因,出现一些思想落后、作战不积极甚至当逃兵的现象,导致政治工作被削弱,军队官兵思想出现混乱,军政军民敌军工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基于此,八路军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的指示,结合三五九旅士兵的特点,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三五九旅士兵的思想水平和作战积极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根据人民军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任务,整顿军队中各种落后的思想和现状,改善人民军队与政府、士兵、人民、友军等的关系,尽量争取敌对势力中同情中国革命的力量,达到人民军队思想高度统一、政治素质显着提高、对敌斗争奋勇向前的效果,最终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十分重要,能够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提供借鉴。基于此,本文共分为以下三个部分: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王恩茂的日记为中心出发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三五九旅的政治工作,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王恩茂、王震等抗日人物,丰富对红色人物的研究和革命文化的研究;加强对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展现三五九旅自身的进步与成功;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比较,使得当今人民军队政治改革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创新和发展,取得新时期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进步。为此,要从《王恩茂日记》出发了解三五九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首先要了解王恩茂和《王恩茂日记》,说明三五九旅在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作战思维的转变、管理方式单一、生活困难以及所经地惨遭日寇欺凌等境况,所以三五九旅需要在军队中重点开展政治工作。由此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五九旅的主要工作机制、组织形式、工作原则、人员配置。三五九旅遵从总政治部的指示开展政治工作,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工作原则,并在军队内部设置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管理军队政治工作。其次是研究三五九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主要从三五九旅的士兵政治工作、人民政治工作、敌军政治工作等三方面展开。对于三五九旅的士兵政治工作,主要研究三五九旅进行政治教育、传承优良传统、检视政治工作、严肃军队纪律、改善军队待遇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对于三五九旅的人民政治工作,主要研究建立统一战线、保持军民情谊和动员地方群众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对于三五九旅的敌军政治工作,主要研究严防敌军渗透、争取敌军中间分子、争取顽固派等方面的政治工作。通过对三五九旅内部士兵、人民、敌军这三个方面政治工作的研究,揭示三五九旅在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从士兵文化素养的增强、群众对人民军队的认同、军队力量的增强、作战能力的提升以及军队士兵民族意识的提升等方面论述三五九旅在政治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三五九旅通过政治工作的开展,提升了该旅的整体实力,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最后,对全文进行一个总结。通过全文对抗日战争时期三五九旅政治工作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新时期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在于:坚持重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在新的时代下完善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培养体系,推动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发展,让新时期的人民军队焕发生机与活力。
杨景交[3](2020)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文中研究说明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大文学会议,它是新时期文艺工作得以蓬勃开展的新起点。这次会议从筹备到议题的选取,都受到了党中央、文艺领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会前,文艺界为如期召开会议铺平道路;会上,就如何处理“十七年文学”遗产问题展开了热议;会后,对会议精神予以传达、贯彻和落实。凡此等等,都使本次文大会与中国当代文艺体制在新时期的再建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开端,它是复杂历史和政治语境下的文学遗留物。在建国三十年期间,如何看待它的影响和价值,文坛、学界仍莫衷一是,有着非常大的争议。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后,有关“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定位问题才逐渐明朗化。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初文艺领域的一场“拨乱反正”大会,它承担了回顾、反思、总结建国三十年文学艺术价值,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提供方向指导的时代重任。它的召开过程,与“十七年文学”以新的形态和方式重新参与新时期文艺体制建构有着微妙的联系,它是“十七年文学”在新时期顺利完成“拨乱反正”的发生器和动力源。为了更好地探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如何推动“十七年文学”在新时期初顺利完成自身的“正名”之路,以此审视“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拟从以下三个维面进行论述:1.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艺体制的正名。“十七年”文艺体制的形成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性辨证地看待和继承毛泽东的文艺思想。2.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队伍的正名。第四次文代会对在政治运动和“文革”中罹祸的“十七年”作家进行了身份的官方认可和肯定,“十七年”作家们也借由此次会议契机,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辩诬”行为。3.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作品的解禁。第四次文代会以官方的权力,为一大批在“文革”期间被以各种名目划为“毒草”的“十七年”文学作品进行了“解禁”,肯定了这些文艺作品里承载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促进了“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重放的鲜花”重新参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王天丹[4](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李玮[5](2019)在《中国歌剧史视野下美声唱法中国化进程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歌剧诞生于欧洲,是以音乐展开的戏剧形式,美声唱法由伴随歌剧而产生、发展起来的。西洋歌剧和美声歌唱在传入中国后必然与中国固有戏曲形式及民族演唱方法产生碰撞,必然要面对适应中国观众进行“本土化”与“中国化”过程,从中国歌剧的演进与“美声唱法中国化”的互动关系着手探讨中国歌剧的发展和“美声唱法中国化”进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研究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伴随着中国歌剧的演进,美声唱法作为一种演唱体系传入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两代声乐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声唱法从教师队伍、教学体系建构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并进入抗战时期的两种不同文化区域。其中进入延安解决区后,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而在国民党统治区总体发展平稳,形成了美声唱法的第一波高潮。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歌剧及以表演正歌剧为主要目的的美声唱法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歌剧和民族民间唱法的发展势头更为强劲,总体上呈现了歌剧上失衡性演进和唱法上保守化发展的态势。专业院校和院团在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前对美声唱法只遵从丢失了真正的“美声唱法”传统的所谓“俄罗斯声乐流派”,使美声唱法的中国化步入艰难的困顿期。“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具有歌剧的某些特征,交响乐版“样板戏”在某种程度上更彰显出“歌剧化”特点。该期歌剧创作与表演出艺术政治化的某些极端性,创作理念上的偏执性,和表演方式上偏狭性,使歌剧严重偏离正歌剧和民族歌剧的正常轨道,形成中国歌剧发展艰难选择期,在“洋为中用”的名义下,美声唱法中国化步入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复苏后的中国歌剧呈现出良性发展的势头,形成“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局面。伴随着各种思潮的推进,中国歌剧的本体意识开始逐渐增强,美声唱法从观念上与国际接轨,美声唱法中国化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的创作兼顾了抒情性、叙事性与戏剧性的结合,彭丽媛等等新一代民族唱法歌唱家对《党的女儿》一剧的演绎,体现了美声唱法中国化的深化。总之,美声唱法与歌剧都是近代“西乐东渐”背景下传入中国的,在中国具有相互伴生的关系,二者时而并行同步,相互促进,进而前后错位、对立矛盾,共同形成互动前行的独特景观。
曾文丽[6](2019)在《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格非作为当代先锋文学与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先锋时期侧重于对形式技巧的探索,而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则成了格非创作重要的试验田;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小说中的历史依然是他传达创作理念的重要素材,并将人性、欲望、乌托邦、存在及现实等问题融入其中。结合其创作文本分析,虽然他的历史叙事不能脱离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的视域来讨论,但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共同作用下,格非从个人经验出发,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中意识形态束缚,以新的历史观念和叙事方式重新描绘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现代历史图景。“现代”无论从时间还是意义上探究都是一个多重且含混的概念,现代历史是一个急剧变动的时期,格非小说专注于现代历史不仅是一个独特现象,而且他在借鉴中西方文学资源和结合自身创作观念的基础上,从文化语境、历史图景以及叙事艺术等方面对传统革命历史叙事进行全面重构,并在创作的悖论性处境中确立其独特的现代历史叙事。本论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分析论证:绪论部分首先从中国的史传传统出发,梳理出文史互动在中国文学中的沿革;其次对“现代史”和“现代历史叙事”等现象进行深入探讨,进而引出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叙事;最后从目前有关格非小说历史叙事研究中确立本论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第一章主要把西方新历史主义和国内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建构作为格非现代历史叙事的文化语境,尤其国内新历史小说的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的历史观念对格非的现代历史意识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二章主要从反史诗性的现代革命史、民间立场的村落史和家族史以及欲望化的个人命运史等方面确立格非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现代历史图景,不同程度地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尤其是参照“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展现了多元历史的种种风貌。第三章则从历史视域去分析格非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一方面格非的先锋历史叙事的形式探索强调历史的荒诞化、宿命论及不确定性的审美追求;另一方面格非在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的历史小说具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历史变得具有抒情意味和真实的感觉;叙述视角的转变突出了格非的历史书写是个人化记忆的诗学。第四章则从辩证的角度深刻反思格非的现代历史叙事的意义及局限。
钟海林[7](2018)在《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文中提出严歌苓是当今汉语新文学领域中最着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因内涵丰富深邃、类型丰富多样、创作手法灵活多元、语言细腻清新而大受读者欢迎。与此同时,伴随她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她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和同时代作家相较,严歌苓小说的风格独具特色。她从女性立场出发对人性善恶所进行的揭示是十分犀利、深刻的。她的作品也彰显了女性、母性意识,语言常可触及人的心灵隐秘和柔弱之处,因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拥有宽广的胸襟,对人类苦难持有普遍的悲悯和同情,这又使其作品充满人性的温情,并给读者以人性的温暖。严歌苓以求变求新的精神进行着小说文体的创新。她的每一部小说作品都带有文体实验与探索的印迹。她多样化的文体展示着小说的无限可能。从文体学角度分析,小说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当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本论文主要借鉴小说文体学理论,从严歌苓小说文本出发,从体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文体因素方面着手,以多个单篇文本案例分析为基点,系统勾勒严歌苓小说文体形态特征,梳理严歌苓小说文体多样化的存在形态。严歌苓的小说文体以小说内容分类,可以分为史诗体和女性文体两类。她的小说创作追求史诗品格。从《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发表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她的这种美学追求。这类小说具有反映生活内容广阔、历史跨度长、人物众多和故事曲折等文体特征。她的作品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女性体验、女性的精神世界等。在小说中,她塑造出了扶桑、小渔、多鹤、小环、王葡萄、田苏菲、梅晓鸥、何小曼、萧穗子、张蓓蓓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女性生存境遇做出深刻反映和剖析,这也使她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作家,其小说可以说是女性小说的样板。史诗性品格、女性意识,以及多种叙事手法运用、丰富意象的营造、灵动的语言运用等,一起促成独具特色的“严歌苓文体”。以情节线索或表现方式分类,严歌苓小说可以分为传记体、传奇体、自由联想体、仿侦探体、象征寓言体等多种,有的文本同时兼具多种文体特征。她改造、发展了现有的文体,使这些文体以新的面貌出现。基于她孜孜以求小说文体的创新,勤于探索和实验,她的小说在文体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与中国当代作家相比,她的小说文体特征更加突出。本论文选取几部海外华文作家和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与她的作品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对比,更能发现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特色,由此,也可以看到严歌苓高超的文体驾驭能力。如果说张翎、莫言、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有属于自己文体的话,严歌苓有属于自己的文体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严歌苓多种小说文体的尝试及其独特文体的形成,与她小说的人性探索、她的世界观、编剧身份、商业化写作有着密切关联。总之,小说文体方面的创新追求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这一创作现象值得研究。
于波[8](2018)在《延安时期以来抗战题材文学叙事的演变 ——从革命史观到新历史主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史互动是一个常见之相,形成了“真实观”的概念交叉,且与意识形态之间也建立了互文式的内在关联。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总会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伦理观念等等具体语境构成的鲜明烙印。文学真实反映历史真实,对历史真实而言,文学真实抵达的是它的精神事实,文学真实以其对主客观的高度结合,来探知历史事件的真相和人类心灵的秘密,它对于现在人们的最大意义,在于提供行事的借鉴。作为文学与历史形态兼具的历史小说,将历史形态赋予小说形式,包含着历史、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多重特性,有着更加复杂的面相。其中,意识形态便是历史小说一个极为重要的本体性特征,无论是作为历史小说文本内部的文体特征,还是作为文本外部的影响因素,意识形态都是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意识形态对于小说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对小说本体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往往成为小说叙事的旨归;其次是对小说的被接受度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接受情况;再次是对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甚至对作者进行思想意识的改造;还有就是对小说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综合起来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现当代文学中,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叙事主要呈现出来两种迥然不同的风貌,一种是革命历史小说,一种是新历史小说,反映出两个时代的不同意识形态对于小说书写方式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打通历史学科与文学学科的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抗战题材(抗战史)内容为贯穿主线,以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故事模式和史观建构为参照,侧重于从小说的话语形成过程、作者的写作资源取向、时代变革的影响等外在方面,以及作者的历史观念认知、小说叙事与历史史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等内在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分析,解读小说文本背后隐藏的历史真实、文学呈现和意识形态意涵之间的复杂关联性,既有历史之于文学的同步“共振”,又有文学对于意识形态的表意实践。本文采取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与文化理论解读的结合方式,通过对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全方位系统对比,在比较视野下揭示出新历史小说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和嬗变,展示新历史小说对于新时期文学脱离意识形态束缚的重要开拓意义,进而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内容和表现手法中去阐述时代的变革意蕴。对于文学叙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关系,本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要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指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创作的关于中共建党至建国其间的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作者通过描绘特定的历史场景,宣扬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肯定革命历史自身的正确性以及其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使作品具有了极强的鼓舞人心的力量。作品当中所表达的历史观念是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功用,将文学视为达成特定目的的方式与途径,承担起了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它不仅仅是展现工农兵“历史主体”的丰功伟绩,它更深刻层次上的叙事动机,是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来证明革命政权及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革命历史小说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革命史观作为理论支撑,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革命至上的创作理念与英雄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在作品中通过再现“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反抗,塑造“革命圣者”的英雄塑造模式,旗帜鲜明地表现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体现出“必然性”的进化观念、“革命至上”的历史本质化叙述。受到意识形态的规训,革命历史小说必然影响了作者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作者会对革命历史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描写,牺牲了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存在着思想艺术的诸多局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处于改革发展的纵深转变时期,意识形态及文化气候发生巨大变化。作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出现的一次充满变革色彩的重要流派——新历史小说,不再亦步亦趋遵循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具有历史反思精神和艺术化叙事方式,昭示了一种多元化历史观的调整。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和作品的影响,也受到市场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史观理解之“新”表现在:解构一元与关注生存,拆解了“二元对立”革命史观,以复线化的历史形式来消解一元化、整体性的历史,以个体的声音来代替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通过关注个体的生存体验建立属于“人”本身的话语空间;其创作手法之“变”表现在:一是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认知观念的改变,从关注历史的必然性、合法性,转向到关注历史的立体性、偶然性;二是新历史小说突破了宏大叙事的桎梏,去崇高化,反英雄化,确立了民间话语与民间叙事立场:三是新历史小说以虚构性、非史料撰写还原历史叙事,表达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四是新历史小说突破了以往“革命圣者”的英雄形象塑造,也突破了党史中的题材禁区,挖掘出历史的另一面真实。但是新历史小说存在着“当代性缺席”的问题,存在着对于历史的随意编排问题,还与市场化权力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新历史小说暗含着有关80年代的诸多深切反思,折射出这一时期文化界思想脉络的演进和历史观的转向,它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探索解放了新时期以来作者的历史观和创造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开拓意义。新历史小说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冲击和嬗变表现在:一是主题转变方面,体现在从描写革命斗争转向描写个体生存;二是在叙事转变方面,体现为从“大历史”的庄严叙述到“小历史”的随意改写;三是在史观转变方面,体现为从历史一元性到历史多元性;四是从功用转变方面,体现为从“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转换为“托物言志”的讽喻功能,来描写被遮蔽的边缘文化与人性欲望。从而有力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规训,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照意义。对于文学与历史、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本文的观点是:文学和历史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是最好的选择。40年代以来至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意识形态距离过近,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甚至处于附庸位置,在创作过程中和作品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其管制和约束。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管制有所松动,多元文化的格局逐渐形成,作者们得以相对自由的写作,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负有着某种特殊责任,自觉抵制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但是与意识形态距离过远,对当下社会生活较少关注,失去了介入生活的力量。新历史小说既应该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距离,也应该和意识形态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消除非此即彼的范式壁垒,力求给时代思想带来审美化的提升。
杨沙林[9](2017)在《齐越生平大事记》文中指出(1922年-1993年)1922年2月23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满洲里。原籍:河北省高阳县庞家佐村。乳名:宝锷;学名:齐斌濡。笔名:遥拉。1946年到解放区后改名:齐越。父亲:齐肇豫,字叔谦。毕业于北平俄文专修班专修馆。历任中东铁路黑龙江外交署翻译、胪膑县县长。
魏占兴[10](2017)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新闻“两栖写作”(以下简称“两栖写作”)是指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新闻学发展相伴生的一种写作活动,它兼及文学与新闻两个领域的专业创作活动与职业写作行为,是一种文学与新闻彼此交融、互动共生的写作现象。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写作类型,伴随遽变而多质的社会发展进程同步前行。作为“两栖写作”主体的两栖作家,通常为具有职业新闻记者经历的作家或颇具作家气质的新闻记者,他们既有记者对社会变动的敏感又有作家的文情与哲思;他们关注并介入现实生活,并以文字迅速反映社会事件,创作出了大量兼具文学与新闻双重特征的作品。人类的新闻需要和新闻活动古已有之,在报纸诞生之前,新闻囿于封建制度的保守和新闻载体的匮乏,只能隐含或曰孕育于文学母体之中。随着报纸的出现,新闻也加速了孕育过程,并最终脱离文学母体。襁褓中的新闻不可能独立生存,它需要源源不断地向文学母体汲取营养:作家转型为记者,文人演变成报人,为新闻强健了骨骼;文学语言、文本结构和语法修辞等为新闻充实了血肉;甚至文学体裁也在为满足新闻的成长需求不断进行着变型与衍生。20世纪30年代以前,萌生期的“两栖写作”表现为新闻意识渐强的作家以报人角色或身份从事文学-新闻“二象性”文本的写作活动。30年代初,左联根据革命斗争新形势需求,在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的进程中,确立了文学与新闻两大战线密切配合、联合作战的思想,积极开展具有鼓动性与战斗性的报告文学的理论研讨与创作实践。报告文学的勃兴直接推动了作家与记者开展“两栖写作”的热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抗战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庞大的作家群体开始向战地报道的方向“大迁徙”,使得文学与新闻的交叉地带变得宽阔而丰厚。显然,现代战争生活为两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现代读者也对战地记者提出了艺术性的报道要求,这两种因素充分激发了两栖作家的写作情怀,充分调动了他们进行“文学化新闻报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新中国成立后,两栖作家的写作姿态与写作立场无不以国家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国家和民族共同倡导的价值观念与准则作为价值航标。两栖作家在政治语境下所取的单向政治归属,也就从根本上决定其作品歌颂-批判两极模式的生成。然而,随着歌颂的不断升级,部分作家开始走向迷失,对“大跃进”等虚假存在所作出的荒谬的报道与歌颂,使两栖作家原本强调客观真实的文本迅速沦落为失范异化的赝品。这一时期,“干预生活”的特写的出现,可谓知识分子在新体制下履行社会批判职志的一种尝试。尽管这些特写作家在之后到来的政治风暴中悉数遭受致命打击,但它的出现与发展无疑为“问题报告文学”在80年代的回归与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期,随着以开放、多元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化的建构,作家们开始以自主的姿态进行创作。报告文学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低谷之后再度走俏中国文坛,并于80年代中后期呈现井喷式发展之势。在这种繁荣背后起推波助澜作用的“生力军”中,曾经或当时正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占了极大的比例。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使报告文学“歌颂与批判”的本性再次凸显。尽管顺应时代潮流,书写改革开放,讴歌主旋律的作品不断涌现,但“干预生活”的作品大有崛起之势,并以其深刻的启蒙意义参与着社会理性精神的重构。“两栖写作”是作家顺应时代潮流而“辗转”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一种写作现象。作品之所以在两个领域皆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作用与价值,是因为它们在选题、立意以及文本写作上皆充分借鉴了文学与新闻两种表现形式之所长,其表现力也体现出文学与新闻的互补与叠加,进而使作品呈现出异于单纯的文学或新闻作品的别样景观。作家在两个写作领域之间的身份变迁绝非偶然的、无意识的职业选择,而是随着不同时代政治与文化生态的演变而产生的一种有其内在规律与明确目的性的价值取向与身份再定位。“两栖写作”不仅参与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建构,而且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及民族精神的重铸做出了独特贡献,可谓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保卫延安岁月——《回忆录》片断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保卫延安岁月——《回忆录》片断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1)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依据与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2.1 国内研究综述 |
0.2.2 国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0.3.1 行文结构及研究内容 |
0.3.2 研究方法 |
0.3.3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概述 |
1.1 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位 |
1.1.1 大青山地区的地理环境 |
1.1.2 大青山地区的人文环境 |
1.1.3 大青山地区的战略环境 |
1.2 “七七”事变前后的绥远形势 |
1.2.1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绥远形势 |
1.2.2 绥远抗战 |
1.2.3 援绥抗战运动 |
1.2.4 “七七”事变后的绥远形势 |
1.3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1938.3-1938.12) |
1.3.1 大青山支队的组建 |
1.3.2 游击区的开辟 |
1.3.3 动委会的建立 |
1.4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时期(1939.1-1941.12) |
1.4.1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
1.4.2 骑兵支队与游击队的建立 |
1.4.3 抗日民主政权下的统战工作 |
1.4.4 根据地发展时期的军事斗争 |
1.4.5 根据地发展时期的经济工作和教育事业工作 |
1.5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困难与恢复时期(1942.1-1945.8) |
1.5.1 根据地的困难局面 |
1.5.2 隐蔽政策的实行 |
1.5.3 反对摩擦打击顽军 |
1.5.4 敌后武工队的建立 |
第二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事斗争 |
2.1 根据地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 |
2.1.1 大青山地区八路军的兵力 |
2.1.2 大青山地区日军的兵力 |
2.2 对日军事斗争 |
2.2.1 与日军的正面斗争 |
2.2.2 粉碎敌军围攻战斗 |
2.2.3 粉碎敌军的“报复性”扫荡斗争 |
2.2.4 反攻之战 |
2.3 军事斗争中的对伪工作 |
2.3.1 伪军的军事力量及我军对伪政策 |
2.3.2 八路军在军事斗争中对伪军的争取工作 |
2.3.3 对伪工作的经验教训 |
2.4 清剿土匪斗争 |
2.4.1 匪患形成的原因 |
2.4.2 大青山地区的匪患情况及党对土匪的政策 |
2.4.3 大青山地区的剿匪斗争 |
2.5 反顽斗争 |
2.5.1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 |
2.5.2 第一、二次反顽斗争 |
2.5.3 第三次反顽斗争 |
2.6 地下斗争 |
2.6.1 城市的地下斗争 |
2.6.2 乡镇的地下工作 |
2.6.3 国际交通线的地下工作 |
第三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
3.1 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政治基础 |
3.1.1 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 |
3.1.2 动委会的建立 |
3.1.3 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 |
3.2 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内容 |
3.2.1 政权体系的建设 |
3.2.2 政权形式的建设 |
3.2.3 法制建设 |
3.3 抗日民主政权下的干部工作 |
3.3.1 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工作 |
3.3.2 开展干部的教育工作 |
3.3.3 注重干部的审查和反腐工作 |
3.4 抗日民主政权下的统战工作 |
3.4.1 团结傅作义将军 |
3.4.2 争取各阶层各团体的爱国力量 |
3.4.3 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
3.4.4 联络会党 |
3.4.5 组织信教人群 |
3.5 抗日民主政权下的蒙古族工作 |
3.5.1 设立蒙古族民族工作机构 |
3.5.2 大力培养民族干部 |
3.5.3 努力争取蒙古王公上层 |
3.5.4 大力开展蒙古族群众工作 |
3.6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取得的成绩和不足 |
3.6.1 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3.6.2 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 |
3.6.3 加强了根据地的法制建设 |
3.6.4 推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第四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
4.1 根据地经济概况 |
4.1.1 大青山地区的自然环境 |
4.1.2 大青山地区的社会生产 |
4.2 根据地的经济工作 |
4.2.1 开展春耕工作 |
4.2.2 推动手工业发展 |
4.2.3 发展商业贸易 |
4.2.4 管理金融业 |
4.3 根据地的财政工作 |
4.3.1 根据地的财政制度和政策 |
4.3.2 根据地的主要财政收入 |
4.3.3 根据地的主要财政支出 |
4.4 对敌经济斗争 |
4.4.1 日寇在大青山地区的经济掠夺、封锁和“毒化” |
4.4.2 我抗日军民的对敌经济斗争 |
4.5 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和不足 |
4.5.1 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 |
4.5.2 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存在的不足 |
第五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事建设 |
5.1 根据地武装建设 |
5.1.1 骑兵支队 |
5.1.2 抗日游击队 |
5.1.3 敌后武工队 |
5.1.4 根据地的群众武装 |
5.2 根据地部队官兵教育 |
5.2.1 思想政治教育 |
5.2.2 军事教育 |
5.3 根据地军事建设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
5.3.1 根据地军事建设取得的成绩 |
5.3.2 根据地军事建设取得的经验 |
第六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
6.1 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的方针政策与措施 |
6.1.1 绥远地区教育情况概述 |
6.1.2 抗日民主政权下的教育建设 |
6.1.3 根据地进行教育建设的成绩及困境 |
6.2 根据地民间文艺的创作 |
6.2.1 根据地民间文艺的内容 |
6.2.2 根据地民间文艺的形式 |
6.2.3 根据地民间文艺的特点 |
6.3 根据地新闻出版物的发展 |
6.3.1 日军殖民统治下对绥远地区新闻出版广播的侵略活动 |
6.3.2 根据地新闻出版业、电影业的发展 |
6.3.3 根据地新闻出版物发展的作用及意义 |
6.4 根据地宗教的建设 |
6.4.1 绥远地区宗教发展概况 |
6.4.2 根据地对宗教的利用和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2)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三五九旅的政治工作研究 ——以《王恩茂日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选题意义 |
2 研究综述 |
3 研究方法 |
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1章 三五九旅开展政治工作的背景 |
1.1 三五九旅的成立及基本情况 |
1.2 三五九旅面临的现状 |
1.2.1 对内作战思维的转变 |
1.2.2 纪律管理方式单一 |
1.2.3 物资贫乏和生活困苦 |
1.2.4 所经地惨遭日寇欺凌 |
1.3 王恩茂和《王恩茂日记》 |
1.3.1 王恩茂 |
1.3.2 《王恩茂日记》 |
第2章 八路军三五九旅政治工作体系 |
2.1 工作机制 |
2.2 组织形式 |
2.3 工作原则 |
2.4 人员配置 |
第3章 军队的士兵政治工作 |
3.1 进行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 |
3.1.1 编写教材,多元教育 |
3.1.2 开展批评,进行反倾向斗争 |
3.2 干部以身作则,传承优良传统 |
3.2.1 以身作则,做合格干部和党员 |
3.2.2 警惕错误示例,传承优良传统 |
3.3 召开各项会议,检视政治生活 |
3.3.1 召开干部会议,总结政治工作 |
3.3.2 健全支部会议,坚持党的领导 |
3.4 严肃军队纪律,展现军队风貌 |
3.4.1 重视军纪,廉洁生活 |
3.4.2 提高警惕性,系统化扩兵程序 |
3.5 改善士兵待遇,关心士兵生活 |
3.5.1 改善军队待遇,增强军队力量 |
3.5.2 关注士兵生活,凝聚军队兵心 |
3.6 团结军队力量,积极生产劳动 |
第4章 三五九旅的人民政治工作 |
4.1 联系社会各界,建立统一战线 |
4.2 联系广大群众,保持军民情谊 |
4.3 动员地方群众,展现团结力量 |
第5章 三五九旅的敌军政治工作 |
5.1 严防敌军渗透,揭破欺骗阴谋 |
5.2 争取敌军中间分子,化劣为优 |
5.3 争取顽固派和中间派,团结一切力量 |
第6章 三五九旅政治工作的影响和意义 |
6.1 增强了士兵的政治文化素养 |
6.2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军队的认同 |
6.3 团结了军队士兵,巩固和扩大了军队的力量 |
6.4 严肃了作战纪律,增强了信心,提升了作战能力 |
6.5 提升了军队士兵的民族意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科研概况及荣誉奖励 |
(3)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学界研究概述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艺体制的正名 |
第一节 会议关键:还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貌 |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导作用 |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受到林、江集团的歪曲利用 |
三、文代会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本清源” |
第二节 会议热点:“双百”方针的恢复 |
一、“双百方针”带来的新气象 |
二、“双百方针”的重新张扬 |
第三节 会议精神:“二为”口号的修正 |
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弊端 |
二、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 |
三、“二为”方针的具体提出 |
第二章 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队伍的正名 |
第一节 “十七年”作家群体的尴尬身份 |
一、纳入体制 |
二、批判改造 |
第二节 与会代表的选取:“十七年”作家们的辩诬 |
一、与会代表名单的选取和拟定 |
二、“胡风”集团平反最佳的时机 |
三、丁玲政治名誉的恢复 |
第三节 第四次文代会对作家身份价值的确认 |
一、胡耀邦的总体设计 |
二、会议筹备小组的最大努力 |
三、“五代同堂”的盛况 |
第三章 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作品的解禁:“重放的鲜花” |
第一节 “毒草”的解禁 |
一、“文革”时期确认的“毒草”类型 |
二、为“毒草”正名的举措 |
第二节 对“十七年”人道主义精神的接续 |
一、“十七年”人道主义思潮的退隐 |
二、文代会对“十七年”人道主义的回应 |
三、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思想的显现 |
第三节 对“十七年”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正名 |
一、“十七年”的现实主义探索到“文革”的伪现实主义 |
二、文代会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肯定 |
三、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新时期文学的复归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史料运用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一) 政治部(处) |
(二) 政训处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中国歌剧史视野下美声唱法中国化进程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大众化与西方化的早期探索——三、四十年代中国歌剧的并进性演进与美声中国化的初兴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歌剧的萌发 |
第二节 并进期美声唱法中国化与中国民族歌剧的大众化方向 |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歌剧 |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歌剧的歌唱群体 |
三、向大众学习: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歌剧的演唱方法 |
四、关于民族歌剧唱法的争论 |
第三节 并进期美声唱法中国化与中国正歌剧的与西方化趋向 |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歌剧概况 |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声唱法声乐教学的兴起及美声歌唱家群体 |
三、向西方学习: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歌剧美声唱法的歌唱理论与方法 |
四、关于美声唱法中国化初期所存在的问题 |
小结 |
第二章 歌剧戏曲化的成就与局限——五、六十年代中国歌剧的失衡性演进与美声中国化的困顿 |
第一节 失衡期美声唱法中国化与中国民族歌剧的戏曲化倾向 |
一、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发展背景及以戏曲为基础的创作导向 |
二、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的歌唱群体 |
三、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的歌唱理念与演唱方法 |
第二节 失衡期美声唱法中国化与中国正歌剧的艰难前行 |
一、五、六十年代“中西结合”名义下的正歌剧 |
二、五、六十年代正歌剧的歌唱歌唱群体 |
三、五、六十年代正歌剧美声唱法教学及方法理念 |
四、五、六十年代的“土”“洋”之争与向“俄罗斯声乐学派”学习.59小结: |
小结 |
第三章 戏曲歌剧化的艰难选择——“文革”时期中国歌剧的艰难演进与美声中国化的错位 |
第一节 样板戏——“文革”时期中国歌剧的艰难选择 |
第二节 美声唱法的错位及其影响 |
一、“文革”时期歌剧的歌唱群体 |
二、“文革”时期美声唱法与歌剧的演唱方法 |
小结 |
第四章 时代性与国际化——八、九十年代中国歌剧的多元演进与美声中国化的深化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歌剧的概况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正歌剧的国际化路向与美声唱法接轨诉求 |
一、新时期正歌剧创作演出的多元化与国际化路向 |
二、新时期正歌剧美声唱法的国际化 |
三、新时期正歌剧美声唱法的歌唱理论与方法 |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民族歌剧的规范化路向与民族唱法科学化 |
一、新时期民族歌剧的综合化路向 |
二、新时期民族歌剧唱法的科学化与民族化 |
三、八、九十年代关于唱法的争论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6)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中国文学中史传精神的沿革 |
(二)“现代史”与“现代历史叙事”的确立 |
(三)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
一、格非小说现代历史叙事的文化语境 |
(一)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
(二)国内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建构 |
(三)新历史小说之“新”与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意识 |
二、格非小说现代历史叙事的历史图景 |
(一)反史诗性的现代革命史 |
1.非英雄化的现代战争 |
2.反乌托邦的革命乌托邦 |
(二)民间形态的现代村落与家族史 |
1.诗意的历史空间——江南村庄 |
2.异化的伦理关系——颓败家族 |
(三)欲望化的个人命运史 |
1.历史理性之外的情欲 |
2.暴力革命中的权力欲 |
3.失语与“复苏”的女性 |
三、历史视域下格非小说的叙事艺术 |
(一)先锋历史叙事的形式探索 |
1.空缺与存在:历史的荒诞化 |
2.重复与循环:历史的宿命论 |
3.时间与圈套:历史的不确定性 |
(二)新世纪历史小说的传统倾向 |
1.精神危机与日常写实:历史的真实性 |
2.古典语言与诗性写作:历史的抒情性 |
(三)叙述视角的转变 |
1.限制性的叙述视角 |
2.历史的个人化记忆 |
四、格非小说现代历史叙事的悖论性 |
(一)格非小说现代历史叙事的意义 |
1.历史寓言:指向当代的历史对话 |
2.新历史:现代性反思 |
(二)格非小说现代历史叙事的局限与反思 |
1.虚无历史:不可知论的走向 |
2.民间历史:边缘魅力的迷失 |
3.游戏历史:历史世俗化倾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现状 |
二、本论文的创新点、研究意义及基本思路 |
第一章 小说文体类型及严歌苓小说文体 |
第一节 小说文体概述与小说文体类型 |
第二节 新小说文体构成因素与新小说文体创新变化 |
第三节 严歌苓的小说文体观念和创新 |
第二章 多样化的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一) |
第一节 史诗体:《一个女人的史诗》等 |
第二节 女性文体:《第九个寡妇》等 |
第三章 多样化的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二) |
第一节 传记体:《陆犯焉识》等 |
第二节 自由联想体:《人寰》等 |
第三节 仿侦探体:《密语者》等 |
第四节 传奇体:《赴宴者》等 |
第五节 象征寓言体:《床畔》等 |
第四章 多样化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三) |
第一节 严歌苓的叙事个性 |
第二节 舞动的语言 |
第五章 严歌苓与海外、当代作家文体抽样分析 |
第一节 严歌苓与当代小说文体 |
一、《雌性的草地》与《爸爸爸》 |
二、《舞男》与《长恨歌》 |
三、《第九个寡妇》与《蛙》 |
第二节 严歌苓与移民小说文体 |
一、《我不是精灵》与《色·戒》 |
二、《人寰》与《桑青与桃红》 |
三、《扶桑》与《金山》 |
第六章 严歌苓小说文体的演变及得失论 |
第一节 人性探索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第二节 世界观转变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第三节 编剧身份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第四节 商业化追求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延安时期以来抗战题材文学叙事的演变 ——从革命史观到新历史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评述 |
三、论文写作思路 |
第一章 文学与历史、意识形态的互文考辩 |
第一节 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概念交叉 |
第二节 作为小说的历史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 |
第三节 抗战题材在不同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演变 |
第二章 意识形态规训下的革命历史小说 |
第一节 革命历史小说的缘起与发展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指引与文学制度化的确立 |
第三节 革命历史小说的故事模式:阶级斗争和革命反抗 |
第四节 革命历史小说的史观构建:革命至上和英雄主义 |
第三章 时代转型中的新历史小说 |
第一节 新历史小说的内涵和外延 |
第二节 转折年代的时代语境与知识界思想转型 |
第三节 新历史小说的故事模式:疏离宏大与关注民间 |
第四节 新历史小说的史观表象:解构一元与关注生存 |
第四章 新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冲击和嬗变 |
第一节 主题转变:意识形态主题的解构 |
第二节 叙事转变:从“大历史”的叙述到“小历史”的改写 |
第三节 史观转变:从历史一元性到历史多元性 |
第四节 功用转变:从“文以载道”到“托物言志” |
结语 新历史小说的走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齐越生平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930年 (8岁) |
1935年 (13岁) |
1941年 (19岁) |
1942年 (20岁) |
1943年秋 (21岁) |
1944年 (22岁) |
1945年 (23岁) |
1946年 (24岁) |
1947年 (25岁) |
1948年 (26岁) |
1949年 (27岁) |
1950年 (28岁) |
1951年 (29岁) |
1952年 (30岁) |
1953年 (31岁) |
1954年 (32岁) |
1955年 (33岁) |
1956年 (34岁) |
1957年 (35岁) |
1958年 (36岁) |
1959年 (37岁) |
1960年 (38岁) |
1961年 (39岁) |
1963年 (41岁) |
1964年 (42岁) |
1965年 (43岁) |
1966年 (44岁) |
1971年 (49岁) |
1972年 (50岁) |
1973年 (51岁) |
1974年 (52岁) |
1975年 (53岁) |
1976年 (54岁) |
1977年 (55岁) |
1978年 (56岁) |
1979年 (57岁) |
1980年 (58岁) |
1981年 (59岁) |
1982年 (60岁) |
1983年 (61岁) |
1984年 (62岁) |
1985 (63岁) |
1986年 (64岁) |
1987年 (65岁) |
1988年 (66岁) |
1989年 (67岁) |
1990年 (68岁) |
1991年 (69岁) |
1992年 (70岁) |
1993年 (71岁) |
后记 |
(10)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蔚为大观的“两栖写作” |
二、“两栖写作”研究现状 |
三、“两栖写作”研究试图探索的几个问题 |
第一章“两栖写作”的“春笋时节” |
第一节 现代报刊催生文本新样态 |
第二节 新写实文体的传承与流变 |
第三节 作家的新闻意识与叙事张力 |
第二章“峥嵘岁月”的上下求索 |
第一节 政治文化生态催生“两栖写作” |
第二节 报告文学的盛行与“两栖写作” |
第三节“战争书写”的生成与流变 |
第三章 共和国旗帜下的“价值航标” |
第一节 政治归属与写作倾向 |
第二节 唱响新中国的主旋律 |
第三节 歌颂与批判的变奏曲 |
第四章“破茧”之后的开新与守正 |
第一节 主体回归与记者转场 |
第二节 启蒙语境开新求变 |
第三节 守正固本和而不同 |
第五章“两栖写作”的共生与互补 |
第一节 和合共生的近缘性 |
第二节 新闻内核与文学演绎 |
第三节 文学介入与新闻魅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保卫延安岁月——《回忆录》片断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D]. 李科. 湘潭大学, 2020
- [2]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三五九旅的政治工作研究 ——以《王恩茂日记》为中心[D]. 周德秋. 湘潭大学, 2020(02)
- [3]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D]. 杨景交.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5]中国歌剧史视野下美声唱法中国化进程考察[D]. 李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8)
- [6]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叙事研究[D]. 曾文丽.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7]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D]. 钟海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8]延安时期以来抗战题材文学叙事的演变 ——从革命史观到新历史主义[D]. 于波. 山东大学, 2018(12)
- [9]齐越生平大事记[J]. 杨沙林.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7(01)
- [10]20世纪中国文学—新闻“两栖写作”流变论[D]. 魏占兴. 兰州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