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所了解的“二七”革命斗争（论文文献综述）
刘宗灵,严静[1]（2021）在《“要兵不要官？”——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兵运方针的政策导向、内在困局及其转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年内战时期,中共为了快速破坏国民党军队和建立绝对接受中共领导的独立军事力量,大力开展兵运工作。在工作中,中共基本上对目标部队里的中上级军官乃至整个军官集团抱持排斥、敌视的态度,甚而一度演化成在兵运工作及组织兵变起义时"要兵不要官"的激进政策。这实际上给中共兵运工作带来严重的内在困局。困局的产生,与中共所秉持的阶级观念和统战政策,共产国际的领导与苏俄经验的深度影响,以及近现代中国的统军模式与军事生态等因素息息相关。全面抗战前夕,历经挫折的中共终于在新形势下找到了一条兼具灵活性与原则性的兵运道路,实现了适应于时代的路线转型。
李敏敏[2]（2020）在《顺应论视角下访谈类文本翻译实践报告 ——以《山川菊荣专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一篇访谈类文本的翻译实践报告。访谈类文本是一种对采访人和受访人之间的对话加以梳理的文本类型。访谈一般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与其他文本类型相比,其口语化特征和交际性特征更为明显,如终助词的大量使用、基于语境来选择词汇和句式等。所以在翻译这类文本时,不能只拘泥于词句的一一对应,而是要站在目标读者的立场上,充分考虑目的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选择最合适的翻译方法。因此,本文以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作为本次翻译实践的指导理论,从语境顺应和语言结构顺应两个角度出发,对翻译实践中的难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翻译方法,力求得出通顺易懂的译文。为了顺应目标读者的语境,翻译时采用了如下方法:第一,在翻译时空词汇时,将该词汇所代表的时间或空间具体译出。第二,为专有名词和历史事件添加注释,以便更好地传递交际语境顺应中的文化信息。第三,基于访谈语境的语言规范来选择词句。第四,根据中文的语言习惯调整语序。从语言结构顺应的角度来讲,基于中日文语言结构的不同,笔者运用了转换词性法、语态转换法和长句分译法。在本次翻译实践的基础上,笔者总结了访谈类文本的翻译技巧,也反省了自身在翻译实践中的不足,笔者也会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的经验与教训应用到今后的翻译活动中。
李宇楠[3]（2019）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研究》文中提出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依靠的主要力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民党、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及某些官僚政客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中国,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展现,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即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重视的体现。本文对1920年代召开的前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进行了追溯,对其召开的历史背景、通过的主要文件、会议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当时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在此基础上,对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进行了深度考证和分析,以便为接下来关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会议议程及其历史意义做好扎实的铺垫。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文章重点详细考证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事宜,参会的重要领导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议程,以及会议做出的重要决策,如加入世界工会联合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工人权益的相关规定等,全方位的考证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本文重点所在。在前面考证的基础上,首先,将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在经济、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社会环境,进行全方位的对比,以提高对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认识与了解。通过与前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比较,本次劳动大会在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保障工人的权益方面作了更多努力。其次,与国民党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及政策对比,突出中国共产党对工人政策的正确性。文章最后明确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意义和成就。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于解放战争时期,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时隔19年召开的又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指导思想、组织建设、政策措施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了全国工人阶级赋予大会的历史使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在当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一,明确工人的地位与保障工人的权利;其二,推动了解放战争进程的顺利进行,加速了蒋介石政府的覆灭;其三,加强了中国工人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总之,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工人前行的道路。
靳茜[4]（2019）在《星星之火：中共山西汾阳早期党组织创建研究（1919-1936）》文中指出山西汾阳西依吕梁山,东濒汾河水,扼吕梁之咽喉,踞晋陕之要冲,是近代以来晋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统治晋西的中心区域,也是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势力盘根错节的重要场域,其创办的铭义中学、汾阳医院,与由书院改制的公立河汾中学一道成为党员和党组织的孵化器。1923年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汾阳支部和1925年夏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分别于河汾中学和铭义中学建立,就使得汾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开展宣传和革命活动的中心场域。但随着1927年阎锡山在山西掀起清党运动以后,中共汾阳党组织在与阎锡山地方政权、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势力、冯玉祥及汾阳军校武装力量等各种势力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实现了从1927年12月停滞到1931年5月重建的过程。中共汾阳特别支部的重建是汾阳社会各种势力平衡作用下的产物,当1933年冯玉祥率军赴察北抗日后,汾阳社会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中共汾阳特别支部便再次陷入阎锡山的白色恐怖中,于1934年再次遭到破坏。汾阳社会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关系网络使得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的孕育、生存和发展别具特色。探究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的创建问题,就是要在理清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入手探究“中共早期党组织是如何在县域社会立足和生存的?”,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内因为进路,通过对中共汾阳早期地方党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党员、党组织、革命活动——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融入对外因的宏观考察,梳理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两起两落的独特创建历程,回答“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是如何诞生的?它处于什么样的关系网络中?它如何立足生存并实现自身发展?”等问题,进而分析中共早期地方党组织在创建过程中的特点。这既是还原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独特历史的一次实践,也将为考察中共地方党组织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中国县域社会实现“扎根”提供良好的素材。党员是党组织诞生的前提和基础,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共早期党组织的状态和气质。汾阳早期的一批中共党员主要以河汾中学和铭义中学的青年学生为主,多是富裕家庭或者基督教家庭出身,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汾阳各县及孝义、柳林、临县的曲峪镇和碛口镇,在毕业后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在具体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充分借助了地缘、血缘和业缘这三种传统的“社会资本”。汾阳早期党员的这些共性特征表明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与生俱来就与新式学校、基督教势力、地方传统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汾阳党团组织的建立是党团员数量和革命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1923年社青团汾阳支部和1925年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分别在河汾中学和铭义中学成立,使得汾阳乃至晋西有了宣传动员和开展革命活动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共汾阳党团组织分别诞生在两所学校的实践亦表明:虽然学校很适合孕育各种组织,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诞生党组织,它还受到核心领导人、学校的开放程度、所占有的社会资本以及后期体制建设等方面的影响。革命活动是中共宣示自身存在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共早期谋求生存的必要手段。中共汾阳党组织自诞生以来就处在了阎锡山地方政权、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势力的包围之中,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率军退驻汾阳,使得汾阳社会的关系网络更为复杂。中共汾阳早期党组织在与阎锡山地方政权、美国公理会基督教势力、冯玉祥及汾阳军校武装力量的互动中,首要目标是谋求生存,所以它充分利用和借助地方政权、基督教势力、武装力量等势力就成为一种常态。
陈景拴[5]（2019）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务院摄政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受战争与政争的影响变动十分频繁,直到北伐前夕,作为西方代议制政体三大核心的总统、国会、内阁已失其二,北京政府仅剩一个摄政内阁艰难维持局面。摄政内阁结束后北京政府上演了一出极为短暂的军政府过场,随即就由南京的国民政府派人接收了。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的就职以及《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的颁布预示了民元时期引进的西方代议制政体在中国的终结。可以说北京摄政内阁既是民元引进的西方代议制政体在中国的最后存留形式,又是西方代议制政体向军政府体制以及南方党军体制过渡的桥梁与枢纽。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总统与副总统的缺失共计产生了七届摄政内阁,分别为周自齐摄政内阁、高凌霨摄政内阁、黄郛摄政内阁、胡惟德摄政内阁、颜惠庆摄政内阁、杜锡珪摄政内阁以及顾维钧摄政内阁。而摄政内阁的产生则是源于《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与第六条所规定的国务院摄政制度,即“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任满之日止,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大总统应于任满之日解职,如届期次任大总统尚未选出或选出后尚未就职次任副总统亦不能代理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国务院摄政制度在袁世凯时代虽然经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修改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袁世凯的称帝行为却使得《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在其败亡后并不为国人所接受,因此《大总统选举法》才能一直发挥其效力。《大总统选举法》本是国家宪法的一部分,而通过《大总统选举法》与《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以及西方某些国家宪法的对比,可以看出《大总统选举法》中有关国务院摄政制度的法律条文其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则使得国务院摄政制度所适用的条件显得较为模糊与不确。尤其是在第二届高凌霨摄政内阁时期,中央政局反而因国务院摄政制度的实行平添了许多纷扰,国会与总统各执一词,摄政内阁因此而不成体统。但在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几届摄政内阁中,特别是在颜惠庆摄政内阁、杜锡珪摄政内阁以及顾维钧摄政内阁时期,人们往往不再纠结于国务院摄政制度所依据的法律条文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摄政内阁,而更多的是在讨论北京摄政内阁是否能称之为中央政府的问题。由于摄政内阁仅是非常时期的政治产物,其持续的时间越久,政府就会愈加萎靡不振,这从第一届周自齐摄政内阁就可以看得出来。但在民国北京政府后期,随着总统与国会的缺失,摄政内阁迟迟不能蜕变为正常状态下的政府,而这种非常态的状况只能使得政府的处境越来越糟。在此期间实力派虽曾作出过重选总统与重组国会的尝试,但都因各种原因而作罢,北京政府也只能在这种变态的政治形式中尝尽苦头后抑郁而终。
赵薇[6]（2019）在《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述评》文中提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平汉铁路工人就开始了抗日活动。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活动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并且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特点,它既有军事方面对日军的打击,也有扶助救济难民、维护抗战后方安定的内容。抗战期间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还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联合与对抗,以及二者关系对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直接影响。
刘长军[7]（2016）在《《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自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连续出现在党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党的决定之中。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实践进行指导,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目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关键时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用来凝聚全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进行得如何,既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关乎党的执政合法性。研究历史重在映照当代。本文选取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这一时段,从党报切入,回顾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简要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考察《人民日报》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的宣传;另一方面紧紧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重点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与推动。本文在具体研究中发现《人民日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时刻突出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鲜明特色,在宣传理论的时候强调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具体实践的,在宣传和推动党的中心工作中时刻不忘记解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本文总结梳理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及凝练了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启示,由此完成了研究历史照映当代的研究价值。本文共分为9章。第1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缘由、该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第2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办党报出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创办党报的历程,梳理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过程。第3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实际出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同时简要回顾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进程。第4章围绕着《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进行考察:一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二是梳理了《人民日报》如何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运用;三是考察了《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载体的宣传;四是介绍了《人民日报》与其他媒介联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推进。第5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是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二是结合党的中心任务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传播了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三是结合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本载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以及受到国内外欢迎的盛况。第6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与推动:一是针对城市工人和干部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推动党对工人和干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活动;二是针对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难,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三是助推城市的建设;四是宣传和配合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第7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建立的宣传与推动。第8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成效:一是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二是推动了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三是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第9章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一是分析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局限性;二是总结提炼了《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存在的现实启示。
柳哲[8]（2016）在《施荣庆: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先行者》文中认为在建党初期,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革命先驱施荣庆先生（1898-1934）,日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几乎湮没无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生前友好,包括他的儿女,也先后离世,他的许多事迹,如果不及时抢救发掘,将会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为此,我深感不安。如果我不将我所了解的乡贤施荣庆先生的事迹及时整理记录下来,既对不住已经逝去80年的施荣庆先生,更对不住家乡的父老乡亲以及我们的后人。
田宁[9]（2016）在《1930～1937年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述论》文中研究表明1930～1937年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各左翼文化团体和左翼文化工作者为主体,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在白色恐怖和民族危机并重的平津地区,广大左翼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开展文化斗争和政治活动。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场运动不仅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革命青年,锻炼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壮大了其革命队伍。尽管运动中存在着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等问题,但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是全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但由于不同的背景条件,活动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又各有其特点。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与抗日斗争紧密结合。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是革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低潮走向复兴的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在整个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党团组织、传播马列主义和批判反动文艺思潮以及组织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实现了对平津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组织上、思想上和斗争方式上的领导。
李冠燕[10]（2013）在《红色年代的经典图像 ——以国家博物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初期的30年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在全国人民政治热情高涨、国家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总体环境下,文化艺术领域也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新局面。在这样激情洋溢的红色年代,在这片生机勃发的广袤热土中,产生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一时期,众多画家听从党的召唤,认真学习苏联经验,以真诚的心态和强烈的热情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歌颂社会主义新事物,在艺术上奉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大量既具丰富思想内容又富于形式美感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不论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抑或其它美术门类,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内容和鲜明的时代气息。艺术创作紧密为政治服务,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新中国之初的30年是我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丰收期,一大批红色经典美术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图像。这个阶段,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闪现出耀眼的光芒。一批批作品的推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的创作组织、征集、收藏、保护、研究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因配合政治运动或筹办重大意识形态性展览等活动,曾于1951年、1958年、1965年、1970年四次组织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由此产生和保存了一大批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红色经典美术作品,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独具特色的重要篇章。本文以国家博物馆所藏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为研究基础,侧重于研究国家体制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策划、组织、引导,在作品传播、典藏等方面的作用,尤其较为细致地梳理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行文通过深入挖掘部分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披露了创作过程中若干鲜为人知的往事。这些未曾公开的档案文献的首次披露,为深入研究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依据,有助于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由于文献真实具体地展示了一些内情和细节,使得本文对于组织创作活动的历史面目有可能作出更为清晰地呈现。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沿革。这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背景,可以从中寻觅新中国美术发展主体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关联性。从现实主义的转变及建国之初30年纷杂的美术现象中,可找到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现实诉求与新中国美术发展主体脉络相适应的依据。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正是孕育于国家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土壤中,这几次创作也与国家博物馆的功能需要和历史发展进程相对应。第二部分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围绕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展开的多方面探索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的四次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进行了尽可能具体、细致的梳理。文章将美术创作中有关历史背景、组织引导、展览安排、创作方式、创作过程、作品产生和修改等多方面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并依据若干未公开的相关馆藏档案文献,得以修正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第三部分以极具社会影响的经典作品为例,讨论新中国美术创作在这一时段的相关问题。以新中国美术发展的立体背景为依托,结合国家博物馆及相关艺术机构收藏的同类经典美术作品,沿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主体脉络,分析红色经典作品中最具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题材、内容及艺术语言等。第四部分通过对创作活动的梳理,进而延伸至对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模式进行总体归纳。通过追溯主导创作的思想宗旨、功能目标,分析创作活动的观念原则、题材选择、创作方法、作品特征等多方面内容,探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精神指向和价值意义等。结语部分对国家博物馆体制在历次组织创作、展览出版、收藏研究方面的作用略作总结,并引出相关联的话题。进一步探讨国家意识形态目标、国家文化体制之于催生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模式、构建新中国美术传统、推进当代中国美术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通过对博物馆等国家文化机构的意识形态功能、工作架构和社会影响力等的考察,可进一步思考国家体制对美术发展的主导作用等问题。
二、我所了解的“二七”革命斗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所了解的“二七”革命斗争（论文提纲范文）
（1）“要兵不要官？”——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兵运方针的政策导向、内在困局及其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因时而变：从强调民众武装暴动到重视兵运工作 |
| 二、“要兵不要官”：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兵运工作的政策指向 |
| 三、现实与理念的悖论：中共兵运工作的实际情形及其张力 |
| 四、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兵运方针内在困境的成因及其转向 |
| （一）中共兵运方针内在困境的成因 |
| （二）新形势下中共兵运方针的转向 |
| 结语 |
（2）顺应论视角下访谈类文本翻译实践报告 ——以《山川菊荣专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要旨 |
| はじゎに |
| 1、翻訳実践の意义 |
| 2、先行研究 |
| 3、本稿の构成 |
| 第一章 翻訳実践のブロセス |
| 1.1 翻訳前の准备 |
| 1.1.1 テキスト内容の分析 |
| 1.1.2 テキスト特徵の分析 |
| 1.2 初訳 |
| 1.3 翻訳後の校正 |
| 第二章 适合性理论の绍介 |
| 2.1 适合性理论の概要 |
| 2.2 适合性理论と翻訳 |
| 2.3 适合性理论とイソタピューテキストの翻訳 |
| 第三章 翻訳方法のまとめ |
| 3.1 コソテクストを考虑した翻訳方法 |
| 3.1.1 时间セ空间を表す言叶の処理 |
| 3.1.2 固有名词セ历史事件に関する注釈の追加 |
| 3.1.3 イソタピューコソテクストに基づく语句の选択 |
| 3.1.4 语顺の调整 |
| 3.2 言语构造を考虑した翻訳方法 |
| 3.2.1 品词の变更 |
| 3.2.2 态の転换 |
| 3.2.3 长句の分割 |
| おわりに |
| 参考文献 |
| 付录1 原文 |
| 付录2 訳文 |
| 付录3 訳文の注釈一览表 |
| 谢辞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学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 |
| (二) 国内关于工人运动的研究 |
| (三) 国内关于全国劳动大会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一、前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历史回顾 |
| 二、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原因 |
| 第二章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 |
| 一、大会筹备事宜 |
| 二、会议议程及其重要决策 |
| (一) 确立了工人运动的总任务和不同区域内的工人运动任务 |
| (二) 决议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 |
| (三) 决定加入世界工会联合会 |
| (四) 对工人权益的保护 |
| 第三章 比较视野下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
| 一、与前五次劳动大会的比较 |
| (一) 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参会人员结构 |
| (二) 劳动大会的会址选择 |
| (三) 会议中心任务与内容不同 |
| 二、与国民党劳动大会对比 |
| 第四章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评析 |
| 一、第六次劳动大会的成就 |
| (一) 明确工人的地位与保障工人的权利 |
| (二) 对解放战争进程的影响 |
| (三) 加强了国际与国内工人运动的联系 |
| 二、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存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星星之火：中共山西汾阳早期党组织创建研究（1919-193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为什么是汾阳: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研究对象与问题意识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出生与出身:汾阳早期的中共党员 |
| 第一节 汾阳诞生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李舜卿 |
| 第二节 党员的社会构成 |
| 第三节 党员的发展策略 |
| 第二章 从河汾到铭义:早期党组织的诞生 |
| 第一节 信人还是信党:河汾中学诞生的团组织 |
| 第二节 铭义中学诞生的党组织 |
| 第三节 早期党组织诞生的特点 |
|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早期党组织的生存策略 |
| 第一节 裂缝中求生存——与地方政权的合作与斗争 |
| 第二节 借宗教兴革命——公理会势力下的红色火种 |
| 第三节 机遇与挑战并存——汾阳军校下的中共汾阳党组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务院摄政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务院摄政制度的实施缘起 |
| 一、国家政制效法欧美 |
| 二、南北军政格局的递嬗 |
| 第二章 国务院摄政制度的法律依据 |
| 一、1913 年《大总统选举法》 |
| 二、1914 年《修正大总统选举法》 |
| 三、从西法看中法之问题 |
| 第三章 历次内阁摄政述论 |
| 一、周自齐摄政内阁 |
| 二、高凌霨摄政内阁 |
| 三、黄郛摄政内阁 |
| 四、胡惟德摄政内阁 |
| 五、颜惠庆摄政内阁 |
| 六、杜锡珪摄政内阁 |
| 七、顾维钧摄政内阁 |
| 第四章 国务院摄政制度的消亡与历次摄阁之共性 |
| 一、国务院摄政制度的悄然消亡 |
| 二、摄政内阁之共性 |
| 结语 |
| 附录 历次摄政内阁成员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汇编 |
| 二、报刊 |
| 三、着作 |
| 四、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 |
| (一) 1931—1937年期间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 |
| (二) 1937—1939年期间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 |
| (三) 1939—1945年期间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 |
| 二、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特点分析 |
| (一) 以经济抗争为主的前期阶段 |
| (二) 军事化色彩浓厚是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主要特点 |
| (三) 后勤民政及宣传工作的开展是平汉铁路工人稳定内部环境的重要手段 |
| 三、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中的国共角力 |
| 四、结论 |
（7）《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目前的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评析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 |
| 1.4.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指向 |
| 1.4.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
| 第2章 《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1.2 列宁办报实践与论述 |
| 2.2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初步确立 |
| 2.2.1 中国共产党办党报的历史回顾 |
| 2.2.2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
| 2.2.3 晋察冀日报 |
| 2.2.4 华北《人民日报》 |
| 2.3 党中央机关报地位的确立 |
| 2.3.1 改变隶属关系,配备精干领导 |
| 2.3.2 突出面向全国的特点 |
| 2.3.3 发挥社论和重要评论的权威影响 |
| 2.3.4 确立在报刊中的核心地位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 3.1.1 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
| 3.1.2 引领社会发展的需要 |
| 3.1.3 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的需要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行性 |
| 3.2.1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 |
| 3.2.2 民主革命时期积累了有益经验 |
| 3.2.3 新社会对民众产生强烈吸引力 |
| 3.3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阶段 |
| 3.3.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4章 《人民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
| 4.1 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4.1.1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
| 4.1.2 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
| 4.1.3 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 4.1.4 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4.1.5 宣传列宁党的建设学说 |
| 4.1.6 宣传国家问题以及民族问题学说 |
| 4.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 |
| 4.2.1 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 |
| 4.2.2 号召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国家建设 |
| 4.3 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出版情况 |
| 4.3.1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全集选集的宣传介绍 |
| 4.3.2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单行中译本的宣传介绍 |
| 4.4 助推其他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 |
| 4.4.1 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动 |
| 4.4.2 与有关报刊联动 |
| 第5章 《人民日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
| 5.1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 |
| 5.2 宣传毛泽东思想 |
| 5.2.1 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 |
| 5.2.2 宣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
| 5.2.3 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
| 5.2.4 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
| 5.3 宣传《毛泽东选集》 |
| 第6章 《人民日报》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宣传 |
| 6.1 对工人和干部开展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 6.1.1 对工人阶级开展政治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动 |
| 6.1.2 对在职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与推进 |
| 6.2 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 |
| 6.2.1 对党和国家指示精神的宣传与推动 |
| 6.2.2 纠正错误,传播经验,确保工作正常推进 |
| 6.3 助力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 |
| 6.3.1 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城市工作的决定 |
| 6.3.2 推进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展示工农互助成效 |
| 6.3.3 宣传城市建设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顺序 |
| 6.4 宣传和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6.4.1 号召人民为工业化建设奋斗 |
| 6.4.2 阐明工业化建设的缘由、重点以及需要处理的关系 |
| 6.4.3 宣传展示工业化进程与成效 |
| 第7章 《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 |
| 7.1 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宣传 |
| 7.1.1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1.2 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1.3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宣传与推动 |
| 7.2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宣传 |
| 7.2.1 传播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主张,刊发社论和评论文章进行推进 |
| 7.2.2 介绍各地工作经验,展示社会主义改造成就 |
| 7.3 对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 |
| 7.3.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宣传 |
| 7.3.2 对其他法律法规的宣传 |
| 第8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 |
| 8.1 有助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 |
| 8.1.1 增进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
| 8.1.2 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升 |
| 8.1.3 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掌握 |
| 8.2 助推了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 |
| 8.2.1 助推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
| 8.2.2 助推国民经济的恢复 |
| 8.2.3 助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8.2.4 助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
| 8.3 促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
| 第9章 《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 9.1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局限 |
| 9.1.1 时代局限性较为明显 |
| 9.1.2 助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当批判 |
| 9.1.3 囿于苏联报刊的版式和内容 |
| 9.2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 9.2.1 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准则 |
| 9.2.2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 |
| 9.2.3 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径 |
| 余论“三个自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保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及科研成果 |
（9）1930～1937年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研究概况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
| 2.1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并存 |
| 2.1.1 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统治 |
| 2.1.2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直逼平津地区 |
| 2.2 中国共产党在平津地区的文化工作 |
| 2.2.1 马列主义在平津地区的早期传播 |
| 2.2.2 文化工作机构和文化团体的建立 |
| 2.2.3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的推动 |
| 2.3 平津作为文化古城的地域优势 |
| 第三章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
| 3.1 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1930～1933） |
| 3.2 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1933～1935） |
| 3.3 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团体走向抗日救亡（1935～1937） |
| 第四章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团体的主要活动 |
| 4.1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团体的政治斗争 |
| 4.1.1 纪念十月革命节 |
| 4.1.2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
| 4.1.3 公葬李大钊 |
| 4.2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团体的文化工作 |
| 4.2.1 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
| 4.2.2 批判反动理论和错误思潮 |
| 4.2.3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文艺创作 |
| 第五章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
| 5.1 鲁迅与“北平五讲” |
| 5.2 范文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传播者 |
| 5.3 潘漠华：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 |
| 5.4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 |
| 第六章 平津地区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之比较 |
| 6.1 平津地区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相同点 |
| 6.2 平津地区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不同点 |
| 6.2.1 平津地区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不同 |
| 6.2.2 平津地区与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成员的组成不同 |
| 6.2.3 平津地区与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主要活动不同 |
| 6.3 中国左联与北方左联的关系 |
| 第七章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及存在的问题 |
| 7.1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 |
| 7.1.1 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7.1.2 配合了革命战线的武装斗争 |
| 7.1.3 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人才 |
| 7.2 平津地区左翼文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
| 7.2.1 行动上的冒险主义 |
| 7.2.2 组织上的关门主义 |
| 7.2.3 宣传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红色年代的经典图像 ——以国家博物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新时代,新美术——新中国美术与国家博物馆 |
| 第一节 新中国美术的历史行程 |
| 一 新中国美术与现实主义 |
| 二 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几个阶段 |
| 第二节 国家博物馆之历史沿革 |
| 一 风雨中走来——从筹备到两馆正式建立 |
| 二 曲折中壮大——两馆合一、并立与新馆组建 |
| 第二章 新创作,新成果——革命历史题材美术的几次重大创作活动 |
| 第一节 为筹备中的革命博物馆而组织创作 |
| 第二节 第一次主题性创作活动——以庆祝建党30年为缘起 |
| 一 “七一”展览的筹划 |
| 二 美术作品的征集 |
| 三 后续的创作活动 |
| 第三节 第二次主题性创作活动——新馆的筹备与建立 |
| 一 创作背景——新馆筹建 |
| 二 创作活动的实施 |
| 三 展览的开放和美术展品鉴别定级 |
| 第四节 第三次主题性创作活动——60年代中后期的陈列修改 |
| 一 新的历史语境和新的筹划 |
| 二 创作人员的选择与调整 |
| 三 日程安排和创作进展 |
| 四 毛泽东着作学习 |
| 五 几次座谈与讨论 |
| 第五节 第四次主题创作——“党史陈列”的修改 |
| 一 “党史陈列”的筹备与新的功能诉求 |
| 二 展陈布置及修改 |
| 三 作品推出与后续反响 |
| 第六节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延续 |
| 一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全国美展 |
| 二 为中国革命纪念馆创作的美术作品 |
| 三 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35周年美术家座谈会 |
| 四 “中国革命史陈列”的调整和修改 |
| 第三章 新经典,新篇章——革命历史题材美术的经典价值和示范意义 |
| 第一节 油画钜制——《开国大典》 |
| 一 筹措及创作 |
| 二 绘画语言 |
| 三 几度修改 |
| 四 多次参展 |
| 第二节 “安源工人运动”题材的主角转换 |
| 一 “红海洋”中的《毛主席去安源》 |
| 二 《刘少奇和安源矿工》和《毛泽东和安源矿工》的创作 |
| 第三节 经典作品和创造经典的人 |
| 一 罗工柳的几件作品 |
| 二 《血衣》与王式廓 |
| 第四章 新模式,新经验——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特征 |
| 第一节 功能诉求与“两结合”的创作模式 |
| 第二节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艺术特色 |
| 第三节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基本要素 |
| 一 创作核心 |
| 二 创作主体 |
| 三 创作方法 |
| 四 价值取向 |
| 五 从生活到创作 |
| 第四节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其它实践 |
| 结语 |
| 附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我所了解的“二七”革命斗争（论文参考文献）
- [1]“要兵不要官？”——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兵运方针的政策导向、内在困局及其转向[J]. 刘宗灵,严静. 民国档案, 2021(02)
- [2]顺应论视角下访谈类文本翻译实践报告 ——以《山川菊荣专访》为例[D]. 李敏敏. 山东大学, 2020(10)
- [3]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研究[D]. 李宇楠.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4]星星之火：中共山西汾阳早期党组织创建研究（1919-1936）[D]. 靳茜. 山西大学, 2019(01)
- [5]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务院摄政制度研究[D]. 陈景拴. 河南大学, 2019(01)
- [6]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述评[J]. 赵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9(01)
- [7]《人民日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49-1956）[D]. 刘长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6(02)
- [8]施荣庆: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先行者[J]. 柳哲. 云南档案, 2016(08)
- [9]1930～1937年平津地区的左翼文化运动述论[D]. 田宁. 天津大学, 2016(02)
- [10]红色年代的经典图像 ——以国家博物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为中心[D]. 李冠燕.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