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生赈灾活动

一、贺金声赈济活动小议（论文文献综述）

丁明秀^[1]（2020）在《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这个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作为研究的史料依据。在全面搜集散落于东北各大报纸副刊与杂志中的有关沦陷区儿童文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梳理,深入解读,力图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以东北殖民语境为背景,利用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对儿童文学的类型、主题、艺术表现及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等多方面的考察,形成对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整体建构。纵向上,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放置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横向上,与同时期其他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进行对比。以期可以在宏观层面了解、把握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探求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东北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揭示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创作者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选择,归纳概括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第一部分梳理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二是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第二部分具体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殖民语境是沦陷时期东北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统治机构、文化政策、教育措施和文学阵地的分析,明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存语境。第三部分划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类型。以报纸《泰东日报》的儿童副刊《儿童专刊》《儿童周刊》《少年》等（1931—1945）、《大同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儿童与学生》等（1933—1942）、《盛京时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周刊》等（1933—1942）、《国际协报》的儿童副刊《儿童》等（1934—1936）及杂志《满洲学童》（1936.10—1945.3）、《新满洲》（1939.1—1945.4）、《新青年》（1935.10—1942.6）、《麒麟》（1941.6—1945.1）等作为切入口,梳理、评析东北沦陷时期的童谣、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剧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价值,以期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面貌。第四部分考察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通过对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的作家杨慈灯,郑毓钧、未名等有影响的作家及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创作情况的考察,致力于展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同时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和由此引起的作品主题转型,并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第五部分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多样主题与艺术特色。在殖民统治之下,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出反抗、潜隐反抗与迎合三种倾向,每种主题倾向中都包含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三种主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互相渗透和流变的特征。第六部分是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通过对东北沦陷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呈现的特征分析,勾勒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东北沦陷区这个特殊时空使得儿童文学既遭到殖民统治的束缚,也使其在政策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文化殖民主义的二律悖反性使得东北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张欢^[2]（2020）在《明清之际时事剧女性形象研究》文中认为明清之际时事剧,具有及时、真实传播当代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品质与价值,其揭露权奸专政、门户党争致使政治隳败的失序形势,直书“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鼎革之变导致战乱频仍的板荡时局,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干预性,为我们了解当时历史及被历史忽略的女性群体提供了另一条途径。明清之际时事剧中女性形象依据身份地位主要分为官僚士大夫的家内女性及与其相关的风尘女子,她们在迁播流徙、战乱兵燹等暴力因素影响下生活空间发生由“内”向“外”的突变:即从一个相对封闭静穆的闺阃环境中被骤然抛入一个开放动荡的乱世之中,不得不被卷入社会、政治与战争的漩涡,或被动随顺凸显弱势,或主动抗争彰显强势,然无不是用血与泪、才与能演绎的生命叙事。故相对于和平年代中国传统女性的生活,对置身于乱世中的女性命运的观照和研究就具有更为深刻而特殊的意义。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绪论阐明了论文的选题及意义,对女性与明清之际时事剧研究现状作了总结与评述,通过对前辈学者相关概念论述的梳理与参照对“明清之际”等时间概念与“时事剧”的内涵外延进行界定,并据此对现存明清之际时事剧进行考订及其所涉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整理与列表呈现,为研究明清之际时事剧女性形象作铺垫。第一章对明清之际时事剧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本事考论。明清之际时事剧具有强烈的实录精神,剧中所涉女性形象大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通过考察官方史料、民间稗史笔记、方志、家谱及墓志铭等资料中的相关记载来还原明清之际时事剧中女性群体的真实面貌和现实处境。第二章分类论述明清之际时事剧中的女性形象。本章将明清之际时事剧中女性形象依据主体特征划分为贤德、忠义、贞节、淫荡四类并做具体阐述,其中前三类品行合乎儒家妇道规范的女性形象是剧作家着力塑造的正面典型。第三章探究明清之际时事剧中女性形象的男性视角。本章首先对官僚士大夫家庭生活伦理关系中的妻妾关系和谐与否、夫妻关系平等与否进行探讨;其次从以女性之有为反讽男性无能、以女性之忠义重振儒家纲常、以内外之权变稳定社会秩序三个维度对剧作家赞美女性英雄的动机进行分析;然后以“贞女忠臣”同构的书写方式与“道德权力”反构的规范力量为切入点剖析剧作家的贞烈书写;最后依据儒家“三从”社会性别伦理阐释女性共同体的分化,以此来深入呈现明清之际时事剧中女性形象所蕴含的男性视角与伦理底蕴。第四章从明清之际时事剧中女性形象看脚色制的应用。本章首先分析扮演明清之际时事剧中女性形象的各门女脚色的使用情况;然后从脚色制的内在规范性入手探究剧作家增设没有承担故事情节推进作用的女脚色的原因。

陈铭浩^[3]（2020）在《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绪论、总结及六章的内容。其中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等。第一章阐述了清太祖、清太宗、岳托、宁完我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这一时期的“恩威并用”、“诚信”、“参汉酌金”等思想成为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石。第二章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本章探讨了多尔衮、史可法、范文程以及洪承畴的思想,其中多尔衮的“一统”思想为清朝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总结了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康熙帝的“大一统”、“中外一体”、“尚德不尚威”等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梳理了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时期,雍正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雍正帝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六章比较了清前期统治者与前代着名帝王思想的异同,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好地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脉络。总结共包含五大部分,一是总结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以汉治汉”、“以汉攻汉”等不同于前代的思想体系;二是分析了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民族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三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四是概括了清前期统治者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五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董蕊^[4]（2018）在《清代吉林城的历史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吉林乌拉城”（鸡陵乌喇）简称“吉林城”,即今吉林市船营区的主城区,兴建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吉林（鸡陵）,满语沿近之谓;乌拉（乌喇）,满语沿大川之谓;意为沿江之城。吉林城居长白山之余脉,揽松花江于怀中,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条件宜人。清朝初期,在东北只设有盛京昂邦章京这一地方行政机构来管理庞大的东北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其行政职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当清朝统治基本稳定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在东北北部设置了镇守宁古塔等处昂邦章京,使东北地区有了一南一北两个平行的省级行政机构。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帝又命令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吉林地区开设造船厂,造船巡江以防止沙俄入侵。顺治十八年（1661年）,成立水师营驻扎在今吉林市船营区街一带。康熙五年（1666年）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治所迁到宁古塔。康熙十年（1671年）,清朝为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增设了吉林副都统,以安珠瑚为副都统率军来到吉林地区造船,驻扎水师营。因有了地方行政机构,于是又开始兴建城池。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吉林城建成。新建的吉林城处于今吉林市船营区中心地带,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朝把宁古塔将军迁到吉林城,吉林城成为清朝省级行政机构的治所,将军衙署就建立在吉林城中,吉林城以其“远迎长白,近绕松花,扼三省之要冲,为两京之屏障”的重要地位,成为清王朝统治松花江、黑龙江以东广大疆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吉林城作为吉林将军的统治中心长达232年的时间,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当时“流人”、“流民”和内地商人大量涌入,吉林城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民事增多。吉林城曾经历了三次扩建,随着城区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也在不断扩展,并从最开始的军事守城过渡到商民共居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区域经贸中心,主要表现在城区以及周边交通的改变、行政体制与军事驻防的变化、区域贸易中心的形成、文教发展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等几个方面。这几方面的发展变化共同促成了吉林城在清王朝时期作为“边外七镇之首”的城市地位,也使吉林城在清代成为与盛京同等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李海涛^[5]（2017）在《《天南新报》研究》文中指出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岛登陆,随着英国殖民者招徕华工,开垦土地,兴建港口,建设街市,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新加坡这块古老的土地踏上了近代化城市发展的轨道。经济的兴旺和移民的持续涌入,使新加坡国际移民社会逐渐形成。1840年以后,下南洋的华工逐渐增多,特别是1860年后,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大规模移民潮的产生,使新加坡很快成为近代以来南洋华侨主要聚居地之一。华侨是近代新加坡人口结构中的最主要部分,是新加坡华侨经济兴旺的基础,近代新加坡华侨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新加坡华侨社团、华侨学校和华侨报业的产生和发展。《天南新报》作为新加坡华侨文化发展的重要平台和集中体现,应运而生。本文第一章以《天南新报》诞生的历史背景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近代新加坡国际移民社会,华侨经济,华侨文化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之上第二章展开对于《天南新报》创办、发行、编辑、撰稿人团队,受众群体,办报宗旨,报纸特点,报纸性质的研究。第三章分别从《天南新报》加强新加坡华侨经济和文化与祖国的联系,发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吁,推动新加坡华侨报业文化的发展等方面,研究《天南新报》与新加坡华侨经济、华侨文化的关系。第四章从考察《天南新报》主要社评撰稿人的生平、文论、影响、价值、贡献等角度入手,研究《天南新报》对于晚清改良、革命思潮的呼应和作用。第五章对于《天南新报》的影响力从国际视野、与其它报刊关系、社会思潮互动、引领社会运动等方面做了深入的剖析和论证。通过以上研究,力图清晰地梳理出南洋华侨社会与祖国、祖籍国的血肉联系,呈现出华侨社会在支持与配合祖国、祖籍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面所做贡献,论述《天南新报》在新加坡华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阐述《天南新报》的媒体品格和专业精神。并对各主笔人思想、主张进行剖析,考察他们在与社会思潮互动中留下的精神营养和推动社会思潮进步中所做贡献。本文利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馆藏《天南新报》,《星报》,《日新报》,《叻报》等报纸史料进行研究,其中以《天南新报》为主,并和同时期的《星报》,《日新报》,《叻报》等做概括性比较。在整理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之上,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构建新闻史研究的多维度空间。通过完善新闻史研究范式和拓展新闻史研究领域,更好地论证新闻媒体在启蒙思想、振奋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所体现的重要价值。本文还厘清了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学术上的疑点,做出诸如《天南新报》不是保皇会机关报,邱菽园不是保皇会员以及与康有为关系不深,邱菽园并没有资助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等论断。这些研究有助于推动新加坡华侨华人史及海外华人报刊史研究走向深入。

李豪^[6]（2015）在《《唐大诏令集》研究》文中提出《唐大诏令集》一书由北宋宋绶辑录、其子宋敏求编纂而成。此书分门别类收录有唐一代诏令,是研治唐史的一部重要典籍。但至今,学界对此书却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有基於此,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唐大诏令集》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第一,《唐大诏令集》之编撰研究。论文在制诏总集编撰传统的视野下,结合宋氏父子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对《唐大诏令集》成书的原因、过程及意义作了合理的阐释。同时,论文又对《唐大诏令集》悬而未决的史源问题作了合理的分析,认为唐《实录》、唐人别集、唐代官文书及《唐年补录》是《唐大诏令集》的主要史源。第二,《唐大诏令集》之版本研究。论文对明清以来《唐大诏令集》诸藏本之流变作了详细的梳理,同时又对其现存主要版本之源流关系作了可靠的分析。第三,《唐大诏令集》之辑佚研究。通过参考宋代类书（《文苑英华》、《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徵引之文字,论文对《唐大诏令集》之佚篇进行了辑补;在此基础上,又对其类目作了补正。第四,《唐大诏令集》之价值研究。论文从史料价值及校勘价值两方面对《唐大诏令集》的价值作了探讨。《唐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有两个重要特征:一、唯一性,《诏令》中完整地保存了六百余篇他书不载或仅节录之诏令。二、原始性,《诏令》中所载诏令之史源均要早於《旧唐书》。论文又结合个案研究对《诏令》之史料价值作了具体而微的分析,并利用《唐大诏令集》对《旧唐书》徵引之诏令作了校订。第五,《唐大诏令集》之传播研究。论文探讨了《唐大诏令集》的散佚时间,论述了《唐大诏令集》在传播过程中性质的变化以及其对目录学的影响。第六,《唐大诏令集》之校勘研究。论文在评议清代以来学者们校勘《唐大诏令集》之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地采用《旧唐书》、《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文献对此书重新加以校勘,撰写校记千余条,并厘正《唐大诏令集》繋年数百处。论文以文献学研究为主,同时结合学术史、文化史之研究,对《唐大诏令集》进行了动态、系统的考察,可为今後《唐大诏令集》之整理以及唐史之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尹如娜^[7]（2015）在《《後汉书》重言词研究》文中指出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後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其语言隽永凝练,重言词的运用更是达到一种奇特的艺术境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本文以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後汉书》为底本,选取重言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穷尽式搜集、整理、统计,并运用分类、归纳的方法,对其进行分组研究,并对其形式、类别、词类、语法功能、位置分布作定量、定性的静态分类描写,总结《後汉书》重言词词汇系统的特点。此一研究,可以促进中古其他专着的重言词研究,也为後人深入研究《後汉书》的语言词汇提供参考资料。本文包含五部分:（一）绪论。分两部分论述:《後汉书》研究概述;本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内容及方法。前者包括范晔与《後汉书》、《後汉书》语言研究现状、《後汉书》词汇研究意义和价值。其中,从词汇研究、语法研究、版本校勘三个方面,重点对《後汉书》语言研究现状作详细综述。（二）重言词研究概述。分两部分:重言词研究现状;重言词的界定。在重言词界定方面,分别介绍了清代以前和清代以後学者对重言词的认识,包括对重言现象命名、重言现象词性及归类方面的认识。在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本论文对重言词的认识。（三）《後汉书》中重言的形式、类别描写及释义。其形式主要为AA式,AABB式相对较少。其类别可分为单纯式重言词和合成式重言词,AA式合成重言词数目较多,主要是形容词类,名词类次之,象声词、副词、动词类也不多,数量词、代词类最少。AA式单纯重言词数目相对少些,以形容词类为主,名词、象声词、副词、叹词类较少。AABB式合成重言词,以形容词类为主,兼有少量的名词、象声词。（四）《後汉书》重言词的语法功能研究。重点对《後汉书》中AA式重言词的分布状况进行统计,并根据具体语境,对重言词的语法功能进行分析,总结出《後汉书》中重言词的位置分布和语法功能特征。（五）本文结论。对本论文内容作概述。包括《後汉书》中重言词的形式、类别、词类、语法功能特征。

钱高丽^[8]（2014）在《汪机及其着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徽州是一个儒学浓厚,文教昌盛,文化发达的地方,众多徽州百姓在这片土地上世代耕读。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出门经商,转业从医等不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明清徽州名医辈出,并且形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派别——新安医学派。在新安医学中又有着医家众多,理论文献资料丰富,地位重要的一个派别“培元派”。汪机就是新安医学的奠基人和杰出的代表,也是“培元派”的创始人。本文主要通过四个部分在对汪机及其着述进行文献学研究：第一部分,主要对汪机的生长之地——徽州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分析,以及在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支撑新安医学发展的社会因素,以及新安医学的发展与徽州社会的关系。第二部分,对汪机的生平经行分析。通过文献记载对汪机的氏族进行梳理,对汪机的生平活动和重要的社会救灾活动经行研究。另外,从汪机的客观外部环境出发,通过对汪机心理的整合,探讨汪机弃儒从医的原因,并揭示汪机在此选择上所体现的内心的矛盾。第三部分,对汪机的着述目录进行研究。对汪机的医学类和非医学类着作做研究,考证其着作的详细情况,如卷数,版本和流传情况。同时对汪机的医疗学术思想即“固本培元”思想做相应的介绍和论述。第四部分,汪机作为新安医学的奠基人,收了一大批弟子门人作为其医学技术和理论的传承者。本章主要对汪机所授的弟子进行研究,并揭示《石山医案》作为医案资料所反映的当时社会面貌和社会价值。

贾淑荣^[9]（2012）在《金代武将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代以武立国，武将作为金王朝政治的重要支柱和立国安邦的重要力量，承担着统管军队、维护国家秩序和国防安全等重要职责，在金朝的建立、发展及对外交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代武将群体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恰当地评价武将群体在金代政治、经济、军事中的作用；制定选拔、约束武将的政策措施；探讨武将整体实力的盛衰与金代国运的关系等，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历史上武将群体的了解，有利于全面地认识金代社会，而且有助于从全新的视角看待金朝的兴亡，梳理出金朝政治史的一条新线索。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六章予以阐述：绪论：介绍本论文选题意义及武将概念的界定，梳理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总结目前已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并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金代武将群体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程。本章论述了金代武将群体由单一的女真族，逐渐演化为契丹、渤海、汉族等多民族的集合体。并通过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整理出叛辽降金、叛宋降金武将近150名。在这个集合体中，女真武将一直是金代武将群体的主体，金代中期以后，武将群体在构成上出现了显着的变化，在重要的军事机构中，虽仍以女真武将为主，但已经出现契丹族、汉族、渤海族武将担任元帅左、右监军以及元帅左、右都监及枢密副使之职的现象，甚至到金后期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等军事机构中较高级别的军事长官，也出现了由非女真族将领担任的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金代武将群体金初的能征善战、勇立军功、以军功选拔为主到中期武举选拔、女真武将渐趋汉化及金代后期的武将群体渐趋弱化的特点是相辅相成的。第二章：金代军事建制与武将的官阶和职能。本文对金代的军事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在金代的军事建制中，无论是中央直属军还是地方治安军，金代对其统领的武将，主要通过官阶确定其主要的职责。金代在不同时期，武将的官阶都有变化。同时，在金朝军事管理机构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了武将官阶和爵位制度。而其官阶与爵位又与其军功密不可分，不同官阶和爵位享受不同的俸禄和待遇，从而极大地调动了武将的积极性，使其在建立和扞卫金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武将的官阶和职能，得出武将对外统兵作战，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对内镇压征讨各种反叛势力，维护了金朝的统治秩序；宿卫京师稳定了金朝的统治中心，保障了皇权的安全与稳定；戍边防守既巩固了金的边防又有效地防止外敌入侵；而外交职能，特别是武将作为使节出使，在军事外交中，也显示了金朝的震慑力。第三章：金代武将的选任与管理。本章对金代武将的选任途径及管理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金代武将把军功作为入仕主要途径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由于女真习俗是“贵壮贱老”，“壮者皆兵”，勇立军功已成为常态。其二，频繁的战争，客观上给武将凭借军功入仕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其三，军功入仕的武将不需寒窗苦读，较容易升迁，是金代武将比较容易选择的途径。其四，统治阶级尚武，使武将因军功入仕成为最佳首选。同时对金代武将的武举入仕、荫补入仕及换授入仕进行了分析，认为多数荫补的武官与军功入仕的武官相比，缺少必要的实战经验，通过贵族官僚的身份坐享这种荫补特权，其实质是为了保证和维系上层官僚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世袭特权。本章还探讨了金代对武将的管理，认为无论是机构的设立还是具体的考核、奖惩、致仕等方面的制度，都体现了金朝行政管理的系统性和有序性。金代对武将在制度上考核、惩黜等方面的管理，对武将过渡嚣张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从而使金朝武将的管理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后世的官吏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第四章：金代武将的军事战略战术。本章主要探讨了金代女真武将在对辽、宋作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以辽、宋将帅为主要目标，引导和控制其心理活动，使其判断失误，决策失措的军事谋略心理战；以及通过示形造势，使辽、宋将帅产生恐惧、疑虑和动摇而放弃与金作战的军事威慑心理战的运用，使金多次出奇制胜,打败强大的对手,出色完成了军事战略任务的军事心理战术，而金朝南下攻宋获胜，也得益于武将精湛的骑兵战术。同时，金代武将吸收了中原先进的战略战术，并加以创造，形成了独具女真特色的攻城战略战术，并多次打败了擅长防御战术的宋王朝，成为中国军事战略战术史上的奇观。第五章：金代女真武将的经济来源与社会生活。本章论述了武将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在金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并分析了武将的经济来源，除了正常的俸禄、赏赐、及土地经营外，还包括对外征伐中的掠夺。尤其是非正规经济的来源，刺激了武将对外征伐的欲望，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亡辽灭宋。武将除征伐、镇戍等军事活动外，也有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他们作为金代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饮食、服饰、住居还是文化娱乐等活动，在具备女真族特征外，又有自己的武将特色，并得出武将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使其在豪放中亦不失细腻，细腻中又独具豪放的特色。金代武将对中原文化的仰慕，特别是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使女真族的尚武精神逐渐丧失，世宗虽为此进行过“女真化”运动，但却没有唤回渐趋淡化的民族意识，勇武强悍的武将精神，逐渐被文弱儒雅的气质所代替，金代武将群体逐渐走向衰弱，金朝的昔日雄风已不复存在。第六章：金代武将与金朝国运的兴衰。本章论述了在冷兵器时代，武将的整体实力与政权强大的关系。认为金初，在大批有谋略、有胆识、能征善战武将的辅佐下，政权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其国运也随之兴盛。金朝中期，较为和谐的内外政策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使武将渐趋汉化。同时贪图安逸享受的奢靡之风的盛行，使金代武将尚武精神趋于衰退。金朝末年，由于武将整体实力的下降，以武立国的金王朝，最终“亦以兵终”，其国运也走向了衰亡。从而得出，金代国运的兴盛取决于军事实力是否强大，而军事实力的强大又与武将的强弱密切相关。因此，金代武将从逐渐强大到渐趋衰亡，恰恰是金代国运由盛转衰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金代武将的颓变，亦是金代国运衰亡的动因之一。结语：在前面几章对武将群体具体考察研究的基础上，阐述金代武将群体的基本面貌，金代武将群体的演进态势，金朝武将群体与国运兴衰关系等三个方面加以归纳，并阐述金代武将不同时期在构成、特点、选任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不同特色以及金代武将的兴衰与金朝国运兴亡密切相关。

杨海梅^[10]（2012）在《无仁宗文人圈及其辞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元代诸位皇帝当中，尊儒重文倾向最明显、用力最深、最突出的元代帝王。他从小师从于汉族大儒李孟，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孔孟思想的影响。元代伊始不行举业，元仁宗对汉族文化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延佑二年重开科举。除此之外，元代仁宗时期，翰林院、集贤院人才济济，仁宗还下令建崇文馆、昭文馆、弘文馆等，召集大量博学之士，形成以元仁宗为中心的文人圈。他们为元王朝的统治出谋划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历史学家称仁宗统治时期为“延佑儒治”。当前学术界关注元仁宗对儒家思想的推广情况的不少，但研究多是集中于元仁宗圈中的某位作家，对仁宗周围文人圈辞赋创作情况的集体关注的论文和着作并不多见。鉴于这种现状，本文将元仁宗文人圈的辞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归纳、比较分析，对活跃在元仁宗时期官场和文坛的文人辞赋作品进行深入探析，总结他们在辞赋创作上的共性和差异，进而探讨其对元代辞赋的贡献，期望引起对这个时期辞赋作家集体的关注。本文共分五部分，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分别如下：第一章：元仁宗文人圈的形成。本章主要是追本溯源，介绍元仁宗文人圈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二章：元仁宗文人圈的主要辞赋作家。本文按这些作家被仁宗启用的时间先后，将其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以姚燧为代表的东宫府臣；以刘敏忠为代表的世族老臣；以袁桷为代表的当朝儒臣。本章对这些汉族文人的生平，以及他们和元仁宗的交往进行介绍。第三章：元仁宗文人圈的辞赋创作思想。本章从辞赋作品入手，对以上作家在辞赋方面的创作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他们辞赋创作思想的共同点。第四章：元仁宗文人圈辞赋的艺术特色。本章具体分析该文人圈主要文人的辞赋作品，并对其艺术境界进行比较分析。第五章：元仁宗文人圈对元代辞赋的贡献和影响。本章主要包括确立元代赋风和选拔人才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贺金声赈济活动小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贺金声赈济活动小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之际时事剧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吉林城的历史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5）《天南新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大诏令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後汉书》重言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汪机及其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金代武将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无仁宗文人圈及其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贺金声赈济活动小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D]. 丁明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明清之际时事剧女性形象研究[D]. 张欢. 扬州大学, 2020(02)
• [3]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 陈铭浩. 兰州大学, 2020(01)
• [4]清代吉林城的历史变迁[D]. 董蕊.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5]《天南新报》研究[D]. 李海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6]《唐大诏令集》研究[D]. 李豪. 南京大学, 2015(01)
• [7]《後汉书》重言词研究[D]. 尹如娜. 西南民族大学, 2015(01)
• [8]汪机及其着述研究[D]. 钱高丽. 安徽大学, 2014(08)
• [9]金代武将群体研究[D]. 贾淑荣. 吉林大学, 2012(03)
• [10]无仁宗文人圈及其辞赋研究[D]. 杨海梅. 山西师范大学,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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