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教育产业优化的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苏杰[1](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李杰[2](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白证尹[3](2020)在《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99年9月,中共中央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制定西部大开发新的指导意见”,这表明,西部大开发和开放工作即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节点,本文整理西部大开发政策研究的相关理论、实践经验和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的政策进行阶段性梳理,从理论层面分析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运用合成控制法来测度和分析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程度。同时,从资源禀赋、市场化水平、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探究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深层次原因,为研究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考察视角。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对西部整体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省际比较,发现对陕西、内蒙古、重庆、青海和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云南、新疆和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而对四川的影响并不显着。通过对西部地区39个地级市的考察,发现政策效应呈促进、抑制、不显着作用的城市个数比为5:4:4。第二,通过对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影响因子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自然条件成本系数降低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边际效用,而市场化水平和地方政府效率则提高了政策的边际效用,而且三个影响因子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第三,西部大开发提高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缩小了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但对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对地方政府效率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差异显着。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建议,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需要从总体性政策转向差异化区域政策;继续增加西部地区基础建设投资,同时加强西部各省市“软环境”的建设;提高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地方政府效率,建立官员长期绩效考核机制。
丁宇[4](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王小宁[5](2019)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是人的基本诉求与权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公众健康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两大因素。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能通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环境质量进而有效改善公众健康,因此探索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文献评述—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的现状及问题—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基于经济增长的多维度,首先全面评估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将经济增长作为促进公众健康的主要路径,揭示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并由此得出优化环境规制保障公众健康的路径。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主要内容如下:从保障公众健康是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出发,本文将环境规制概念界定为: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而保障公众健康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我国当前环境政策实践来看,环境保护法主要关注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保障公众健康虽然列入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尚未真正进入法律制度安排,而学术界主要关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对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关注相对薄弱。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是长寿且健康的生活,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更能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在梳理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理论和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首先从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四个经济增长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其次分析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最后分析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实践,以及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将环境规制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开创、发展、深化和成熟阶段,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采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分别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绿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显着正相关,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都显着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抑制经济增长绿色水平,整体上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均显着地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证明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存在多重路径,需要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实证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Baron和Kenny的三步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就总体效应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效应为正但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改善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着地降低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就中介效应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三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但总效应为正,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中介变量增强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四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且总效应为负。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来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都通过抑制经济增长缓解了公众健康的恶化,不同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恶化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优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判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处于环境规制演变的第三阶段,公众参与型市场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这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思路和方向。西部地区改善公众健康水平的政策建议。首先需要优化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来改善公众健康水平,论文提出从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优化环境管理体制三个方面来优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和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两个方面优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其次重点从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方面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研究路径分析环境规制的健康效应,并构建以经济增长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具体作用机理,是对“环境规制—环境污染—公众健康”传统研究思路的完善,有助于厘清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路径,对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经济—健康”系统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毛丽佳[6](2019)在《空间关联视阈下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为研究地域,以空间关联视角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体而言,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厘清和界定跨省界地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相关概念,并对经济区和行政区关系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以民族学、经济学、管理学、经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地,本论文的研究以断裂点模型为研究工具,并对其参数应用进行拓展,从而进一步探究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县域间的经济空间联系关系,由此计算出重庆市黔江区的综合得分最高,有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潜力;进而对跨省界两两相邻的县域进行空间联系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以探究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空间联系。同时,本论文以空间关联视角,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在中药材、茶叶、畜牧养殖、矿产、旅游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空间关联性,但依然存在现代农业发展较为滞后、地理标志产品区域特色不明显、缺乏优势产业带、缺乏跨省界旅游文化产业合作、缺乏中心城市辐射和缺乏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等问题。本文基于空间关联视角,以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筛选原则为基础,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资源禀赋进行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运用区位熵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进行实证分析,计算得出第一、二、三产业和工业的优势分布县域,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对第一、二、三产业和工业进行综合得分排序,进而基本确定蔬菜、茶叶、烤烟、中药材、畜牧养殖、清洁能源、矿产升级转型、加工业、医药化工业和旅游业可以作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对象。综上所述,本论文以空间关联为视角,针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提出了特色自然资源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协同创新开发模式和打造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发展模式。由此,进一步地提出了促进武陵山区跨省界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六条对策建议,对武陵山片区跨省界区域特色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贾凡[7](2019)在《西部大开发以来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是继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发展过程中难以忽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厘清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机制、程度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西部大开发以来的近二十年,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机遇期。本文以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利用1999年至2015年西部地区的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力图从经济理论和现实上对该问题进行解释。通过本文工作,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历史变动状况:西部地区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不断提升,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内部技术创新能力差距较大呈现“阶梯状”分布;第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并行演进,呈共同发展趋势;第三,西部大开发以来,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可能有负面影响,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最后为西部地区下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张王勇[8](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认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孔阳[9](2019)在《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评估》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其经济增长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也因此拉大了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为了缩小西部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各地区在系统资源约束下的平衡发展,西部大开发政策于2000年开始正式实施。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涵盖产业调整、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和转移支付等诸多方面。截至2015年,西部地区的GDP总量为114966亿元,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近7倍。2000-2015年期间,西部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1.23%,其年实际GDP增长率从2000年开始逐渐缩小了与非西部地区的差距,从2010年开始反超,并保持着增长优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西部地区获得了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上的增长,然而,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即使没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的经济也会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由此,激发了人们对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的争论:是政策失灵,还是政策促进?为了排除内生性因素对政策结果的影响,进一步探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净效应、具体影响机制以及动态持续性。本文基于1994-2015年27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DID)设定了准自然实验,将西部地区的省/直辖市设定为处理组,非西部地区的省/直辖市设定为对照组,以便进行横向比较,并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以得出其政策的净效应。此外,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分析了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影响机制及政策效果的动态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显着提升了地区工业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使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4.66%,而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着,对农业水平、服务业水平和政府规模的影响显着为负;除此之外,政策效果不具有动态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为了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正向净效应,政府应当深化政策的执行;第二,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第三,在增加实物资本投入的同时,适当增加养老保险、扶贫和医疗等投入比重;第四,进一步提升教育水平等软实力,以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后续驱动力。
江琴[10](2019)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民生国计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再次将“三农”问题提到一个全党、全民关注的高度。作为人口接近14亿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所体现的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依然相当突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全面把握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所体现的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封闭性和低效性特征,冷静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在区位、制度、产业、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各方面的现实困境,系统研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路径,对于有效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增加与社会文化进步、不断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战略意义。本文以传统农业改造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农业发展阶段论、农业资源互补论、农业规模经济理论以及农业产业化理论,以传统农业改造为研究主题,以西部民族八省区为研究目标,客观判断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基本特点,全面剖析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探索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体系,明确提出包括战略框架、制度安排以及战略路径的研究思想,为西部民族地区各个组织与主体进行传统农业改造提出决策咨询和政策指引。本文研究基本结论如下:(一)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态势缓慢。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虽整体上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因其农业发展独有的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封闭性、低效性,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仍呈现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业创新能力不足、农业现代理念缺乏、农业管理水平滞后的缓慢态势。(二)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困境重重。深度分析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发掘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演变基本态势缓慢的背后,存在着区位、制度、产业、人力资本、资金投入等五大制约困境。(三)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框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应探索构建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特色小城镇建设为战略背景,以促成产业兴旺、人才回流、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组织有效为战略目标,以探索特色农业主导、干旱地区节水、龙头企业引领、技术创新支持、人力投资推动的传统农业改造战略模式为战略重点的战略框架。(四)探索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制度安排。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面临的制度问题,提出以探索土地制度和改革户籍制度为前提、以创新教育培训制度为重点、以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的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特色制度安排。(五)明确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路径。通过深度剖析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基本态势和主要困境,从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加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培育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组织五个方面展开明确具体战略路径。
二、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教育产业优化的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教育产业优化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第7章 结语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R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一、文献梳理 |
二、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一、研究思路 |
二、结构安排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对口支援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三、府际关系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结语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3)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的研究 |
2.2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区域差异的研究 |
2.3 西部大开发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
2.4 西部大开发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 |
2.5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西部大开发政策演进轨迹与理论分析 |
3.1 西部大开发20年政策梳理及理论分析框架 |
3.1.1 西部大开发政策阶段性梳理 |
3.1.2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3.2 西部大开发政策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
3.2.1 影响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因素 |
3.2.2 资源禀赋差异影响产出的作用机制 |
3.2.3 市场化水平差异影响产出的作用机制 |
3.2.4 地方政府效率差异影响产出的作用机制 |
第四章 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评估以及区域异质性测度 |
4.1 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评估方法 |
4.1.1 方法选择和模型设计 |
4.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4.2 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评估结果 |
4.2.1 西部各省份合成控制拟合情况 |
4.2.2 西部地区各城市合成控制拟合情况 |
4.3 净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测度和分析 |
4.4 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 |
4.4.1 稳健性置换检验 |
4.4.2 双重差分法稳健性检验 |
第五章 净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作用机制检验 |
5.1 区域异质性影响因子数理统计分析 |
5.1.1 要素禀赋的测度和分析 |
5.1.2 市场化水平测度和分析 |
5.1.3 地方政府效率值测度和分析 |
5.2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影响因子检验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2.3 影响因子对政策效应的边际影响程度 |
5.2.4 稳健性检验 |
5.3 西部大开发政策作用机制分析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文章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研究意义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1 基本概念 |
1.3.2 研究范围 |
1.3.3 研究对象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内容 |
1.5.2 技术路线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2.1 相关理论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2.2 相关研究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2.2.4 研究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3.5 本章小结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4.2.1 人口城镇化 |
4.2.2 经济城镇化 |
4.2.3 整体城镇化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4.4 本章小结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5.2.1 土地资源 |
5.2.2 淡水资源 |
5.2.3 矿产与能源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5.4 本章小结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6.1.2 专业化程度 |
6.1.3 运输距离 |
6.1.4 运输成本 |
6.1.5 运输能耗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 |
8.1 主要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1.2.2 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3 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4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1.5 内容安排 |
1.6 创新之处 |
第2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基础理论综述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环境规制 |
2.1.2 经济增长 |
2.1.3 公众健康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2.2.3 健康生产函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3.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 |
3.1.2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3.2 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3.2.1 经济增长数量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2 劳动生产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3 产业结构升级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3 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3.3.1 基于经济增长四个维度的中介效应 |
3.3.2 基于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的总体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状况分析 |
4.1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4.1.1 环境规制的起步阶段(1949-1978年) |
4.1.2 环境规制的发展阶段(1979-1999年) |
4.1.3 环境规制的深化阶段(2000-2020年) |
4.2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1 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2 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3 西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3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4.3.1 地方政府在思想上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 |
4.3.2 地方政府在行动上对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不足 |
4.3.3 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体制上权责不清 |
4.3.4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工具上重政府、轻市场 |
4.3.5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对公众参与重视不够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5.1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5.1.1 经济增长数量 |
5.1.2 劳动生产率 |
5.1.3 产业结构升级 |
5.1.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 |
5.1.5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综合指数 |
5.2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6.1 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 |
6.2 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6.2.2 实证分析结果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的政策建议 |
7.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1.1 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7.1.2 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 |
7.1.3 优化环境管理体制 |
7.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2.1 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 |
7.2.2 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 |
7.3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3.1 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
7.3.2 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
7.3.3 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
7.4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水平的其他政策建议 |
7.4.1 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原则 |
7.4.2 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 |
7.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不足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观点与研究结论 |
8.2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空间关联视阈下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1.2.1 关于特色产业的研究 |
1.2.2 关于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 |
1.2.3 关于省际边界经济联系的研究 |
1.2.4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创新点 |
第2章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理论基础 |
2.1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基本界定 |
2.1.1 跨省界地区的基本界定 |
2.1.2 跨省界民族地区的基本界定 |
2.1.3 特色产业的基本界定 |
2.1.4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概念 |
2.2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
2.2.1 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
2.2.2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形成因素 |
2.2.3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
2.3 经济区和行政区关系演化 |
2.3.1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前 |
2.3.2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 |
2.3.3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期 |
2.3.4 第四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 |
2.4 特色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2.4.1 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2.4.2 有利于提升地区产业核心竞争力 |
2.4.3 有利于推进城乡统筹协调 |
2.4.4 有利于集聚各类生产要素 |
2.4.5 有利于促进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2.4.6 有利于跨省界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本章小结 |
第3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及其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分析 |
3.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基本概况 |
3.1.1 地理区位概况 |
3.1.2 自然资源情况 |
3.1.3 民族文化资源 |
3.1.4 资本现状 |
3.1.5 科教文卫发展情况 |
3.1.6 政策环境 |
3.2 产业与产业结构特征 |
3.2.1 产业结构现状 |
3.2.2 产业结构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4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分析——基于对康弗斯断裂点模型的改进 |
4.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空间关联的天然基础 |
4.1.1 地缘关系的紧密性 |
4.1.2 民族文化的相似性 |
4.1.3 自然资源的共有性 |
4.1.4 经济发展的共通性 |
4.1.5 社会发展的依存性 |
4.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的经济空间分布分析 |
4.2.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 |
4.2.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的经济空间分布分析 |
4.3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联系空间作用的评价与结果——基于对康弗斯断裂点模型的改进 |
4.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模型 |
4.3.2 对康弗斯断裂点模型的改进 |
4.3.3 指标体系的选择与权重赋值 |
4.3.4 数据处理与评价结果 |
4.3.5 经济联系空间作用及其特征分析 |
4.4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各县域功能定位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空间关联的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5.1 武陵山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资源类型、分布特征及比较分析 |
5.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5.2.1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渝东南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5.2.2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湘西州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5.2.3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恩施州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5.2.4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铜仁市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5.2.5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
5.3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
5.3.1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制约现代农业发展 |
5.3.2 地理标志以初级农产品为主,区域特色不明显 |
5.3.3 缺乏具备资源特色的优势产业带 |
5.3.4 缺少跨省界旅游文化产业的合作 |
5.3.5 城市体系发育尚未成熟,缺乏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
5.3.6 缺乏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社会管理边缘化 |
本章小结 |
第6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选择及评价体系研究 |
6.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意义 |
6.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筛选原则 |
6.2.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选择的必要性 |
6.2.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选择的思路 |
6.2.3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选择的原则 |
6.3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资源禀赋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
6.3.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资源禀赋评价 |
6.3.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影响因素 |
6.4 基于空间关联的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
6.4.1 建立指标体系的原则 |
6.4.2 选取指标 |
6.4.3 对区位熵模型的改进 |
6.4.4 特色产业实证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7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
7.1 特色自然资源发展模式 |
7.2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
7.3 旅游产业协同创新开发模式 |
7.4 打造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发展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8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
8.1 打造跨省界连片特色现代农业小镇,实现特色农业协调发展 |
8.2 突出地理标志产品民族特色,扩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
8.3 立足优势资源特征培育优势工业产业带 |
8.4 以共有的民族人文资源助推特色旅游产业协调发展 |
8.5 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培育中心城市 |
8.6 实现地方政府间跨域协调合作 |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展望与不足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9.3 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西部大开发以来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主要框架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2.1 技术创新相关理论 |
2.1.1 技术创新的概念 |
2.1.2 技术创新的特征 |
2.2 产业结构相关理论 |
2.2.1 产业结构的概念及划分 |
2.2.2 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 |
2.2.3 产业结构优化的特征 |
2.3 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研究 |
2.4 文献述评和本文的研究视角 |
第三章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历史 |
3.1 技术创新的历史分析 |
3.1.1 基于不同视角下技术创新的历史分析 |
3.1.2 基于因子分析法技术创新水平历史分析 |
3.2 产业结构优化历史分析 |
3.2.1 产业结构优化的度量 |
3.2.2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历史演变 |
3.2.3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演变状况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 |
4.1 技术创新通过生产要素配置影响产业结构 |
4.2 技术创新通过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 |
4.3 技术创新通过产业关联影响产业结构优化 |
4.4 技术创新通过提高生产率影响产业结构优化 |
4.5 技术创新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影响产业结构优化 |
4.6 技术创新通过改变需求影响产业结构优化 |
第五章 西部大开发以来技术创新影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 |
5.1 空间模型选取 |
5.2 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实证研究 |
5.2.1 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
5.2.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5.2.3 模型选取与实证结果 |
5.3 结果解读 |
第六章 对策与建议 |
6.1 重视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
6.2 重视人才工作 |
6.3 重视区域产业布局 |
6.4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高技术引进力度,提升成果转化能力 |
6.5 完善制度保障,加快体制改革 |
结论与展望 |
结论 |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一) 史料来源 |
(二) 研究现状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阶段界定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二) 研究阶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一、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
(一) 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主要目标 |
(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内在要求 |
二、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现实依据 |
(一) 西藏高等教育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央政府给予重视 |
(二) 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需要中央政府的帮扶 |
第三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 |
一、探索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帮扶民族地区创建高等教育 |
(二) 和平解放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教育进行帮扶 |
(三) 西藏高等学校在创建过程面临着师资匮乏问题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一) 动员内地大学生长期支援西藏公学 |
(二) 上海市选派教师支援西藏师范学院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一) 进藏建藏成为早期援藏工作的主导思想 |
(二) 政策实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 |
(三) 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 |
四、探索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快速起步 |
(二) 帮助西藏初步建立起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
(三) 打开了西藏高校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关系 |
第四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 |
一、调整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一) 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帮扶 |
(二) 加快发展西藏高等教育成为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 |
(三) 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特殊政策帮扶西藏高等教育 |
(二) 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省市和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三) 中央组织部组织内地高校选派干部支援西藏高校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一)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初步成形 |
(二)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机制趋于合理 |
(三) 支援政策制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
四、调整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一)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
(二)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
(三) 西藏高校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
(四) 西藏高校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
第五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至今) |
一、拓展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一) 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二) 中央对西藏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
(三) 实现西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加大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二) 中央组织部的高校干部援藏政策不断加强 |
(三) 教育部组织内地高校强力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四) 相关内地省市组织开展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一) 支援政策体系趋于成熟 |
(二) 支援政策实施机制不断健全 |
(三) 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
(四) 对口支援逐渐向对口合作转移 |
四、拓展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一) 西藏高校树立起了现代化办学理念 |
(二)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 |
(三)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和层次稳步提高 |
(四) 西藏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升 |
(五) 西藏高校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
第六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与特征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 |
(一) 外部动力因素 |
(二) 内部动力因素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为例 |
(一) 路径依赖是公共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二) 路径依赖下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的变迁过程 |
(三) 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第七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绩效与问题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绩效评估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 |
(二) 提升了支援高校的综合办学能力 |
(三) 促进了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边疆安全稳定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一) 政策制定多头管理与政策资源配置不足 |
(二) 部分执行主体动力不足及政策执行失真 |
(三) 政策监控和评估缺乏制度规范 |
第八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创新面临的挑战 |
(一) 加快内涵建设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
(二) 支援政策目标、任务与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策略 |
(一) 加强各政策部门的协调与配套政策制定 |
(二)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自觉性及执行力度 |
(三) 健全政策监控和评估工作机制 |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2 西部大开发政策概述 |
2.1 实施背景 |
2.2 主要内容 |
2.3 西部现状 |
3 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评估模型构建 |
3.1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4 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的实证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4.2 政策净效应计算 |
4.3 敏感性分析 |
5 结论分析 |
5.1 研究结论 |
5.2 对策建议 |
5.3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录: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和承担的科研任务 |
(10)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3.1 主要创新 |
1.3.2 不足之处 |
1.4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1.4.1 基本结论 |
1.4.2 研究展望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西部民族地区 |
2.1.2 传统农业 |
2.1.3 传统农业改造 |
2.2 基础理论 |
2.2.1 改造传统农业思想 |
2.2.2 农业发展阶段与资源互补论 |
2.2.3 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 |
2.2.4 农业规模经济理论 |
2.2.5 农业产业化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2.4 理论与实践启示 |
3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的基本态势 |
3.1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线索 |
3.1.1 解放前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3.1.2 1949-1978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3.1.3 1978-2000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3.1.4 2000-至今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3.2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 |
3.2.1 农业经济贡献 |
3.2.2 农业产业结构 |
3.2.3 农业生产水平 |
3.2.4 农业创新能力 |
3.2.5 农业现代理念 |
3.2.6 农业管理水平 |
3.3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分析 |
3.3.1 基础性评价指标选择 |
3.3.2 体系构建和权重计算 |
3.3.3 农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
3.3.4 农业发展区域性分析 |
3.3.5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3.4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基本特点 |
3.4.1 区域性 |
3.4.2 民族性 |
3.4.3 传统性 |
3.4.4 封闭性 |
3.4.5 低效性 |
4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主要困境 |
4.1 区位困境 |
4.1.1 地质地貌 |
4.1.2 自然灾害 |
4.1.3 区位条件 |
4.2 制度困境 |
4.2.1 土地制度 |
4.2.2 户籍制度 |
4.2.3 宗教文化制约 |
4.3 产业困境 |
4.3.1 农业技术水平低下 |
4.3.2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
4.3.3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
4.4 人力资本困境 |
4.4.1 总体发展水平低下 |
4.4.2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
4.4.3 人力投资主体单一 |
4.5 资金投入困境 |
4.5.1 财政支农不足 |
4.5.2 金融支撑不力 |
4.5.3 社会援助不够 |
4.5.4 内生能力缺乏 |
5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战略框架 |
5.1 战略背景 |
5.1.1 西部大开发战略 |
5.1.2 “一带一路”倡议 |
5.1.3 脱贫攻坚战略 |
5.1.4 乡村振兴战略 |
5.1.5 特色小城镇建设 |
5.2 战略意义 |
5.2.1 调整农业结构 |
5.2.2 发展现代农业 |
5.2.3 建设特色小城镇 |
5.2.4 推动乡村振兴 |
5.2.5 维护社会稳定 |
5.3 战略目标 |
5.3.1 产业目标 |
5.3.2 人才目标 |
5.3.3 文化目标 |
5.3.4 生态目标 |
5.3.5 组织目标 |
5.4 战略模式 |
5.4.1 特色农业主导型 |
5.4.2 干旱地区节水型 |
5.4.3 龙头企业引领型 |
5.4.4 技术创新支持型 |
5.4.5 人力投资推动型 |
6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特色制度安排 |
6.1 探索西部民族地区土地制度 |
6.1.1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
6.1.2 探索土地资源配置制度 |
6.1.3 摸索异区土地置换制度 |
6.2 改革民族地区农民户籍制度 |
6.2.1 探索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 |
6.2.2 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制度 |
6.2.3 促进自由流动与利益分配 |
6.3 创新民族地区教育培训制度 |
6.3.1 完善学前教育公共体系 |
6.3.2 优化实施9+3 教育模式 |
6.3.3 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 |
6.3.4 加大教育对口支援力度 |
6.4 强化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 |
6.4.1 完善社会保险救助体系 |
6.4.2 推进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
6.4.3 实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
7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战略路径 |
7.1 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 |
7.1.1 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
7.1.2 强化电力基础设施 |
7.1.3 加强通讯设施建设 |
7.1.4 修复病险水利工程 |
7.1.5 引入排污环卫设施 |
7.2 加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 |
7.2.1 加大财政投资力度 |
7.2.2 设立专项投资基金 |
7.2.3 拓宽人力投资渠道 |
7.2.4 优化人力投资结构 |
7.2.5 提高人力就业保障 |
7.3 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 |
7.3.1 提高农技人员素质 |
7.3.2 构建信息技术平台 |
7.3.3 提高农业机械水平 |
7.3.4 引进生物化学技术 |
7.3.5 加强科技成果推广 |
7.4 培育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 |
7.4.1 科学确定龙头企业 |
7.4.2 加大农业政策扶持 |
7.4.3 加快产业基地建设 |
7.4.4 加强企业招商引资 |
7.5 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组织 |
7.5.1 创建微观管理组织体系 |
7.5.2 推动微观技术组织创新 |
7.5.3 促进微观金融组织发展 |
7.5.4 扩大农业经纪人规模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教育产业优化的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D]. 白证尹. 西北大学, 2020(07)
- [4]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5]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D]. 王小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空间关联视阈下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研究[D]. 毛丽佳.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7]西部大开发以来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贾凡. 西北大学, 2019(01)
- [8]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评估[D]. 孔阳. 三峡大学, 2019(06)
- [10]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D]. 江琴.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