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CL网络亮出2003年“家底”（论文文献综述）
李超[1]（2021）在《明末拟话本小说人物形象美学研究》文中提出
姜建伊[2]（2021）在《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影视教育教法研究是影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问题,旨在提升影视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术性。民族志影像是将影像视为书写工具的摄制活动,是影视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旨在通过影像,留存少数民族文化,记录社会变迁、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学术探究活动。本文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梳理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缘起、发展和建立系统教学教法的过程,探究其教育教法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典型教师的教学智慧,从而为影视教育提供具体生动的教学个案,推动云南影视教育和全国影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发展。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导论,提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学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如何展开的?”这一核心问题,从教育叙事研究方法、教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研究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建构分析框架。第一章,采用口述史研究的“时间、事件、人物”等关键概念,描绘民族志影像在云南的缘起、及其教育实践的发展。第二章,以云南本土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民族志影像的实践经验与民族志影像教育相结合,培养出云南第一代和第二代民族志影像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三章,以外国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英国、德国的民族志影视教育的问题意识、感官训练和合作拍摄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教学手法,引入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并将其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结合,培养云南本土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外国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四章,以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影视人类学”课程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描述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实践教学的系统性,分析其教学理论和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模式。第五章,从建构主义的“教育是师生合作,挖掘学生的教育潜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学生”出发,分析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合作式影像生产与影片文化共感”的教学智慧和实践教学理念。结语,回到叙事教育有的理论框架,讨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操作模式和教学系统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为我国影像教育提供学理和现实案例。
江爱华[3]（2020）在《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文中认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前身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于1953年建立,1987年3月剧团正式更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院的建立是戏曲艺术体制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其剧目建设承接着黄梅戏剧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脉络,关乎黄梅戏剧种的盛衰。本文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为个案,结合相关戏曲政策,对其成立66年以来创作排演的近460出剧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考察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主线来结构整篇博士论文的框架。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按其成就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建团伊始至千禧年为第一阶段,千禧年至2019年为第二阶段。按题材可分为四大类型,即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移植剧目的创作,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现代戏创作。第一阶段的建团初期,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催生了经典的诞生,促使黄梅戏一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表演取得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一支艺术人才队伍,黄梅戏新皖剧的地位得以确立。八十年代初至本世纪末,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催生了黄梅戏新经典剧目的诞生,黄梅戏出现了二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的表演继续发展。比之传统剧的改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排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剧化和雅化倾向。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相互成就。黄梅戏剧种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新媒体技术结合,黄梅戏电影、黄梅戏电视剧风靡一时,戏曲艺术人才代际更迭,群星闪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同侪中处于领军位置,可谓辉煌。进入两千年以后,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剧目创作整体态势趋向滞后和单一,三度振兴的呼声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没有推出代表性剧目作品,黄梅戏的舞台表演艺术没有更上层楼,艺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因此失去领跑资格和行业老大的位置,同一时期安庆市和湖北省的黄梅戏院团佳作频出、人才济济,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三驾马车齐驾并驱、平分秋色。虽然失去领军地位,但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排演了二十多部新编剧目,为新世纪剧目建设提供了多元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使得黄梅戏的高峰艺术作品成为可能、值得期待,三度振兴成为可能。考察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成为剧目创作的顽疾,三度振兴的道路依旧道阻且跻。
刘庆军[4]（2020）在《现代汉语动宾式惯用语扩展情况研究》文中指出惯用语虽属于固定短语,却往往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插入一些成分。如“碰钉子——碰了个大钉子”“打交道——打过几次交道”。学界对此已有初步探索,但对于动宾式惯用语扩展使用的范围、扩展形式的种类和扩展的规律迄今尚无充分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现代汉语中三音节动宾式惯用语的扩展情况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全面考察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成分的类型。通过大规模语料调查,结合调查结果和语感判断,按可插入成分类型在动宾式惯用语中所作的句法成分归成三类,助词、动词的补语和宾语的定语。助词有“了、过、着、的”四个;动词的补语有趋向补语、数量补语、结果补语、表程度义补语和可能补语五种;宾语的定语有数量定语、涉指示词语、性状义定语、格关系定语、“什么”和其他定语六种。第二部分对动宾式惯用语扩展中插入助词的情况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了”能够插入具有“实现过程”的动宾式惯用语中;“过”的表义特点“离散性质”要求所搭配的动宾式惯用语能够重复进行,有明确的“终结点”;能插入“着”的动宾式惯用语必有“时段持续”的语义特征;能插入“的”,动宾式惯用语本身必有“开始、持续、结束”等时间界限的特征。第三部分考察了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动词的补语的五种情况。趋向补语作为动宾式惯用语的扩展形式时,表示结果意义和状态意义,所以要求动宾式惯用语应该具有某种与之相配的语义特征。数量补语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数量和时间,所以一些表示状态的动宾式惯用语不能插入此类。动宾式惯用语的动作行为可以持续或可以终结,可以插入结果补语“完”;当同时具备[+自主]的语义特征和“获得”之类的积极价值意义,可插入结果补语“好”。表程度义的补语要求动宾式惯用语在范围、数量上有程度意义。插入可能补语的动宾式惯用语,一般不能是结果已经确定或者是对事件发生后的评价。第四部分考察了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宾语的定语的六种情况。一部分动宾式惯用语的整体意义或者名词可以被量化,则可以插入数量定语。从语感上动宾式惯用语均可以插入涉指示词语限制宾语范围,基本属于开放类。插入性状义定语时,若动宾式惯用语的宾语部分是修饰语和名词构成,则插入的可能性较小。能插入格关系定语的动宾式惯用语,一般要兼有[+多向][+损益]两个语义特征。插入“什么”有两种,一种表示实义的疑问,存在限制条件;一种表示虚义,基本属于开放类。插入其他定语时,其组成成分主要有“非格关系的名词”“动词及动词性短语+的”和主谓短语,扩展使用频率较低。本文详尽地考察了289条三音节动宾式惯用语扩展情况,包括动宾式惯用语扩展的范围,每一个动宾式惯用语的扩展形式,以及扩展形式的限制条件,分析表达的语义以及内在规律。这一研究成果对汉语惯用语词典编撰和对外汉语教学均有参考意义。
李国敏[5]（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陈沛酉[6]（2019）在《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文中提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严峻。这一情形使得“转型”成为各类组织解决危机、谋求生存的不二法则。高等职业院校组织亦是如此。但转型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建构,须是站在已有积淀上的优化与完善。因此,亟待从组织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来高职院校转型的过程、要素及逻辑。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考察法、历史研究法以及延伸个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和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伯顿·克拉克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围绕着高职院校组织的诞生与转型所形成的场域关系、转型要素及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家（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等多方行动体的核心利益考量,本研究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发生、变化及解决作为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核心议题”,从而确立了高职院校组织从升本导向到就业导向再到生涯导向的转型历程:（1）升本导向阶段（1980年～2003年）。1980年,“收费、走读、短学期、不包分配”的短期职业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蹒跚起步。而后经由1996年“三改一补”、1997年规范命名、1998年“三教统筹”、1999年高校扩招以及2000年管理权下放等等正式制度供给,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科为组织形式的高职院校组织种群获得了数量上的跨越式发展。（2）就业导向阶段（2003年～2010年）。2003年,在扩招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就业之际,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爆发。基于此,中央政府部门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转型目标,并综合运用择优项目引领示范与人才培养评估等举措,引导建立“地方政府主责、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实施”的组织转型场域关系。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对“高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高职应该如何办”达成多项规范性共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顶岗实习等等办学观念深入人心。（3）生涯导向阶段（2010年至今）。就业导向组织转型带来了就业率显着提升,但以数字为单一表征方式的一次就业率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反映各高校的就业情况。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发展等指标上的表现却不尽如意。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新危机引起高职院校组织场域中的行动体围绕着“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式转型策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顶层设计推动下,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制度化,高职院校组织亦与四年制大学重新建立起合作交流。同时,高职院校组织自身开始强调职业素养教育。其次,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在升本导向阶段,受国家政策分层歧视与升格诱导、市场生源选择偏好以及大学理性神话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力量等多重逻辑制约下的高职院校选择了模仿本科院校学科教育,即把升为本科院校当做规划目标,把大学课程进行“压缩饼干式”删减、把毕业生“专升本”率高低当做招生噱头的“漂移性”组织生存策略。在就业导向阶段,支配组织场域行动体实现就业导向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有:“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国家逻辑,“项目驱动”的科层制逻辑,“生源充盈”、“满足企业需求”的市场逻辑以及“职业主义”的教育逻辑。在生涯导向阶段,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受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国家逻辑、“国家推动、地方创新”的科层制逻辑以及“生源危机”、“产业转型升级下的企业新需求”的市场逻辑和教育“成人”逻辑的共同支配。
赵志远[7]（2018）在《政府间纵向职责配置视角下的“清单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启改革之路的各国政府,当前中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既具备一般性的改革条件,又由于体制和环境形成的多重矛盾而不得不应对一些特殊性问题。调整政府间纵向关系、形成合理的职责配置体系,理应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清单制度”的产生源于现代政府发展对权力运行规范化的要求。随着改革的推进,它的核心功能——对政府职责结构进行调整,开始突显出来。“清单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无论是对其阶段性和长期性的定位研究,还是具体环节的技术性研究,都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在中国,“清单制度”产生的时间并不算长,从政府间纵向关系的调整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更是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就已有的“清单制度”研究来看,一方面侧重于“清单制度”的定位和价值,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政府自我改革、权力制衡等视角;另一方面是基于某种定位,对“清单”的制定主体、标准与程序、配套制度等具体操作环节给出相应对策。由于“清单制度”来源于行政实践,因而其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紧密相连的特征就特别地突出。事实上,政府的实践行为在为学术研究提供素材和启发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思维。在“清单制度”的研究上,打破浮于表面的“短视性”探讨,真正触及权力本质是十分必要的。基于目前的“清单”定位,可以对“清单”本身进行解构,形成“清单”的两个层次——职权和职责。根据职权和职责自身的特点,形成责任明确、相互合作的政府间纵向关系是“清单”向“清单制度”进行跳跃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跳跃”过程中,从各类职权中归纳职责并形成一般性的职责层次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对职权的梳理工作已经在中国各级政府层面展开,这也是“清单制度”构建工作的一大进展。为了验证职责层次划分的可能性,结合国外政府的改革经验对中国政府“清单制度”的实践进行横、纵向的归纳总结就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按照改革侧重点的标准,中国“清单制度”的实践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而这种新的划分方式恰恰显示出其“职责配置和职责层次建构”的核心功能。对主体、内容、路径的技术性研究以及对案例的分析则更进一步细化了职责层次的内容。“清单制度”的推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政府改革的一般性问题: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强制推行,地方政府产生“应急式”改革;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推行整齐划一,地方政府变相抵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清单制度”改革应当遵循一种从强制性变迁到致诱性变迁的渐进性路径:前期在标准、程序等方面侧重顶层设计,自上而下适度施加压力;制度形成后,以制度释放的红利和地方政府的良性竞争带动自身运转。要在保证中央政府持续参与和激发地方政府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制度变迁路径,以功能的实现带动持续的制度变迁。最后,改革还要回归意识观念的转变。“清单制度”研究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但其影响因素复杂,发展速度也很快。要在强化责任观念、淡化权力观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细化职责配置视角下的“清单制度”研究。
田蕊[8]（2017）在《新家园之他者：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研究（1956-1966）》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工程而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多次发生。三门峡水库区的移民又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例。本文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为中心,探究国家、社会和移民等各方力量的互动关系,呈现时代背景下的大型水利工程移民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以档案文献资料与口述访谈材料为主,勾勒出一部陕西库区移民的历史。文章呈现了数以万计的库区移民离开原籍,与新家园相互适应,以及移民在各种身份之间寻找平衡与出路的过程。陕西库区移民具有复杂而多面的身份属性。他们既是相对于国家的个体国民,还是依赖土地而生的“农民”。这些复杂的属性统合于“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身份之下,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这种身份可以成为移民群体扭转与新家园博弈过程中所处颓势地位的重要武器;也可能化为加重新、老居民疏离关系的砝码,使库区移民最终成为“新家园之他者”。作为一次国家行为的人口迁移,国家政权不仅为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身份镶上特别的政治光环,还曾强有力地介入到迁安初期的各项活动之中。出于巩固成果的考虑,它可能成为移民群体借助或依附的力量。但同样出于对现实形势的考量,这种依附力量可能出现失效或反转的情况。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即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讨论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因由。此次移民是由修建水库派生而出,故本章系统梳理中共中央的治黄理想和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整体构想,以及身负巨大移民压力的陕西省的坚持与妥协:考察陕西省对于境内移民的总体规划、组织与初步应对。第二章具体呈现陕西库区移民的迁移过程。从迁安双方的协商、组织、接收与安置等方面,详细介绍移民外迁宁夏和内安渭北高塬的历程与最终归宿。第三章重点考察陕西库区移民,尤其“插社”安区“老户村”的移民,与新家园适应过程中的困境和应对策略。移民适时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掌握“上告”这一武器,借助国家政权争取自身利益,满足己方的身份期待。然而对类似国家政权等外部力量的过分依赖,使移民扭转相对弱势处境的目标同样存在无法实现的风险。第四章以发生在1961-1963年间的移民返库高潮为中心,关注移民夹缝中的身份,揭示他们在原籍与新家园之间摇摆不定、左右疏离的尴尬境遇。对安置区来说,这些三门峡库区移民是名副其实的外来者。故部分移民以内部联合的方式共同抵御外部压力,甚至要求基层单位对其进行二次“隔离安置”。同样,对于库区原籍而言,这些迁出的移民也不再是“本地人”。尤其在“拉吊庄”过程中,很多返库移民又卷入与原籍社队、国有农场的利益冲突和博弈之中,成为被原籍各方势力排斥的一方。第五章以蒲城县永平村移民安置为个案,考察迁入“客户村”的移民群体的实际境遇与内部关系,探究库区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疏离”的另一面相及其原因。
王君君[9]（2015）在《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当下正在中国不断推进的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希望通过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地规范与约束。它有利于为政府行政权力套上制度的枷锁、将其关进制度的笼子。政府行政权力以清单式、制度化的管理模式,有助于将政府机构打造成为一个四壁通透的“金鱼缸”,置于阳光下,接受各类社会主体的监督与制约。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公布了全国首份市长权力清单,掀开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发展序幕。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采用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正面权力清单的逆向管理思维,将我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向新的高潮。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从宏观层面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的建构与运行提出意见。南京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要求做了具体的努力,将全市51个部门纳入行政权力清理范围。其中,6个部门无行政权力事项,2个部门为涉密单位未列入公布,其余43个部门公布行政权力事项5122项（含许可事项194项）。属于市级行使的行政权力699项,属地行使的行政权力4423项。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创造了权力清单制度史上的新记录。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拟从当前中国政府正面权力清单制度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两个层面入手,针对相关试点地区的行政权力改革经验进行梳理与分析,冀望能为深化、完善中国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提供参考选择。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在于:（1）系统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内容与框架,丰富其理论基础。通过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概念界定、权力清单主体、客体、目的的系统分析;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区别及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运行机制的梳理,力图从各地的试点工作中,总结出可供借鉴的系统框架,为今后相关工作提供参考。（2）有助于推动政府行政职能与权力监督改革向纵深发展。当前政府的各项改革工作已迈入“深水区”。政府的每一次尝试与努力都牵涉到政府权力利益、社会资源的重组,涉及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力博弈。政府权力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权力下放,真正还权于市场、社会,这等于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研究有利于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力边界,保证各权力规范和有序运行。（3）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行政权力改革由正面清单制度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职责与使命是为市场与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政府应该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市场与社会活力,尽可能利用市场调节机制与社会自治力量实现“善治”。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同时也有助于给政府行政权力“减负”与“松绑”。本文通过系统的研究发现:（1）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出台是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权力力量博弈的结果。从政府自身角度而言,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容易导致权力寻租与权力腐败;从市场角度而言,过度的、错误的或不当的政府权力干预会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加剧市场投资、交易成本;从社会角度分析,政府权力在社会领域的肆意干预不仅有可能扭曲公共意愿,甚至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将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势在必行。（2）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政府行政权力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无法保证将政府权力完全罗列,并不能完全有效地约束政府的不当行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制度化形式明确市场主体的各类参与行为,以更灵活的管理方式激发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有利于减轻政府行政负担,强化政府监督职能。（3）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制度的有序运行需要结合责任清单制度,才能有助于实现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与约束,有利于推进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政府治理需要正面清单厘清政府权力边界,也需要负面清单明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管理理念,给予市场更灵活、自主的参与空间,更需要责任清单对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行为开出行政“罚单”,更好的规范、制约政府权力的发挥,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利益代理人与执行者。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主要是运用学术数据库与搜索引擎查找相关国内外文献资料,为本文的理论研究打下基础。历史分析法主要是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历史与社会维度审视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制度的发展脉络。实证分析则是通过对正面权力清单制度的东、中、西部试点实践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的试点工作进行深度剖析,以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路径。比较分析法是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政府权力制约模式的演变轨迹及不同国家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差异。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1）厘清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的内涵。通过梳理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资料发现,国外尚无“权力清单”的明确提法,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基本内涵含混不清。因此,本研究着力明确权力清单的内涵与外延,为今后研究做理论准备。（2）提出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从上述三个层面系统分析三个主体之间的权力运作关系。现有的研究资料很少有系统的剖析框架,全方位的研究政府行政权力所涉及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博弈。因此,本研究通过三维分析模型系统研究权力清单的本质与内容,彻底厘清政府行政权力边界问题。（3）系统进行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制度的双重实证研究。根据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资料,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对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制度同时进行双线研究。本文希望能从相关试点地区的工作入手,为当前的实证研究积累素材。本文的研究不足:（1）囿于本人有限的学术能力。本文在研究深度与广度层面,尚存在诸多不足。（2）有限的研究资料。当前关于正面清单制度的研究资料较少,关于负面清单部分都是基于国外相关国家的研究,本土性不强。因此,进一步深化本研究需要克服资料短缺的瓶颈。（3）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本研究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更深层次的研究需要今后不断拓展。
张莹莹[10]（2011）在《《音乐周报》十年发展研究（2000-2009）》文中指出本文研究是以2000-2009年《音乐周报》原件为文本,全面考察其创办背景,梳理报纸的基本情况,深层揭示其形式和内容背后所蕴含的音乐学和编辑学价值。揭示《音乐周报》办报的规律和方法。体现《音乐周报》与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拟采用编辑学研究相关的历史的方法、分类的方法、比较法、社会调查法、科学抽象法、功能研究法等方法。通过研究发现《音乐周报》在办报过程中内容和形式的安排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形式上,版面大小和版式形态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风格统一的,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伴随着主编人员的变换而出现版式风格、版面大小的明显改变。十年间两次全新改版是明显的分界线。内容上,基本内容的设置在很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10年的改版,内容出新、变化大。周报编辑队伍的建设具备了专业性的特质。作者群以本报记者及专业音乐工作者为主。读者人数没有被充分拓展,其音乐权威大报的价值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周报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和读者调查力度,使报纸内容尽量符合读者的期望、加大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力。重要新闻的设置和内容选择上是有规律可循的。重要报道是与“音协”工作重点同步的,音协在某一时期的工作重点,是周报头条新闻选择的风向标。把十年内所有的头条新闻进行归类,发现大概都集中在十几个类别之中,有一定的规律性。《音乐周报》十年来对“引导中国音乐界发展的方针政策、不同音乐品种的发展、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全国大型音乐活动、学术研究、重大社会活动（节日、突发事件等特殊事件）、能够保障音乐事业良好发展的事项以及边缘音乐文化”的关注和推动是不遗余力的;其“音乐评论”栏目新颖、涉及面广、观点鲜明、争鸣自由、组织有序。《音乐周报》的功能和作用,十年来除起到对各方面音乐新闻进行及时报道和信息解读的作用外,还有指明中国音乐前进方向、记录音乐发展历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发现并揭露音乐界存在的问题、界定问题、把问题明朗化、提示解决问题的途径,具有辅佐中国音乐良性发展的功能。
二、TCL网络亮出2003年“家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TCL网络亮出2003年“家底”（论文提纲范文）
（2）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叙事研究:教育学研究的新方法 |
| 二、影视教育研究:教学设计的构建与生成 |
| 三、民族志影像及其教育研究:民族文化的呈现与社会问题的探究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一、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云南民族志影像教学的发端、基础和建设 |
| 第一节 发端:“北吴南杨”的社会学与民族学调查 |
| 一、“北吴”的乡村研究 |
| 二、“南杨”的文化历史研究 |
| 三、影像:作为人类学研究工具出现 |
| 第二节 民族志影像的基础:民族学调查与纪录片摄制 |
| 一、“西南学”的跨学科方法实践 |
| 二、民族纪实片的拍摄实践(1957-1981) |
| 三、影视人类学拍摄实践(1980-) |
| 第三节 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
| 一、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星星之火” |
| 二、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机构的建立 |
| 三、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师资建设 |
| 第二章 云南本土教师“怎么教” |
| 第一节 从理论中学习 |
| 一、影视人类学的教学积累 |
| 二、影视人类学的教学理念 |
| 三、影视人类学早期教学实践 |
| 第二节 在田野中学习 |
| 一、拍摄目标:影片的文化解释 |
| 二、拍摄实践:长期的田野调查 |
| 三、教学方法:人类学视角的拍摄成果 |
| 第三节 边学边教 |
| 一、教学内容:素材融汇于心 |
| 二、教学方法:重视田野 |
| 三、授课:理论和实践并重 |
| 第三章 外国教师“怎么教” |
| 第一节 保罗·亨利:理论与实践的双线教学 |
| 一、实践经验:印第安本土研究 |
| 二、教学理念:分阶段培养 |
| 三、教学实践:参与式观察 |
| 第二节 芭芭拉·艾菲:感觉人类学的教学实践 |
| 一、实践经验:卡什纳华人田野 |
| 二、教学内容:“主题讨论”教学 |
| 三、教学方法:田野合作法 |
| 第三节 其他教师:快速成片和影像库教学 |
| 一、人类学影片教学 |
| 二、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像库教学 |
| 三、菲律宾的一分钟短片法 |
| 第四章 云南民族志影像的教学体系 |
| 第一节 教学理念:师徒传承 |
| 一、培养能够实践的人才 |
| 二、人类学视野下影像拍摄的“起点”与“终点” |
| 三、教师的拍摄反思 |
| 第二节 教学方法:人类学理论与影视学技术的结合 |
| 一、选题探索 |
| 二、拍摄技法 |
| 三、“看作业”的案例讲解 |
| 第三节 实践教学 |
| 一、进入田野 |
| 二、作业反馈 |
| 三、教学分析 |
| 第五章 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经验和智慧 |
| 第一节 教学理念的传承 |
| 一、选题的合作碰撞 |
| 二、拍摄基础:人类学理论的学习 |
| 三、田野调查实践与“四个成片”的拍摄 |
| 第二节 教学方法的整合和创新 |
| 一、讲故事的课堂 |
| 二、放在身边的田野实践 |
| 三、教学中的文化视角 |
| 第三节 教育拓展:“乡村之眼”的教学实践 |
| 一、乡村影像的“眼” |
| 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
| 三、影像理论的成长 |
| 第六章 结语:学习国外到云南经验 |
| 参考文献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3）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选题依据 |
| 二、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和研究方法 |
| 1.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章节设置与创新之处 |
| 1.本文的章节设置 |
| 2.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人、改戏和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建立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黄梅戏剧种的现状综述 |
| 一、人才济济的艺人群体 |
| 二、“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之常演剧目 |
| 三、“唱念做舞”的舞台表演概况 |
| 第二节 改人和改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筹建 |
| 一、改人: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的成立 |
| 二、改戏:《打猪草》、《蓝桥汲水》赴沪演出 |
| 第三节 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 |
| 一、旧的戏曲班社制的解散和分流 |
| 二、新的现代化戏曲体制的确立 |
| 第二章 黄梅戏剧目的改编、移植和创作 |
| 第一节 甄选与自觉:传统黄梅戏剧目的改编 |
| 一、瑕瑜并存:黄梅戏传统剧目综述 |
| 二、甄选:黄梅戏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整理 |
| 三、自觉:《罗帕记》的改编 |
| 第二节 移植与黄梅戏化:移植剧目的创作排演 |
| 一、跨剧种的交流和融合 |
| 二、黄梅戏化:移植剧《春香传》的创作排演 |
| 第三节 填补、突围与创新: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排演 |
| 一、填补:新编历史剧的创作缘起 |
| 二、突围:新编历史剧《宝英传》的创排 |
| 三、跨越:改编莎剧《无事生非》的创排 |
| 第四节 危机、迷茫和自由:现代戏剧目的创作排演 |
| 一、危机:社会主义新人的《王金凤》的创排 |
| 二、迷茫:文革现代戏的创排 |
| 三、自由:《风尘女画家》、《风雨丽人行》的创排 |
| 第三章 传统剧的改编与黄梅戏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经典剧的形成与剧目一度振兴 |
| 一、主流社会的悲喜:经典大戏《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的改编和排演 |
| 二、市井细民的日常:经典小戏的《打猪草》、《打豆腐》、《夫妻观灯》的改编和排演 |
| 三、电影与舞台的互映:电影《天仙配》与舞台版《天仙配》之比较 |
| 第二节 黄梅戏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一、知识阶层与剧目创作的离合 |
| 二、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三、艺术人才队伍的专任、转型和多元化 |
| 第三节 黄梅戏旦行、生行表演的发展 |
| 一、开山立派:严凤英与旦行表演的发展 |
| 二、舍京入黄:王少舫与生行表演的发展 |
| 三、贡献与障碍:王少舫与黄梅戏生行唱腔的发展 |
| 第四节 黄梅戏新“皖剧”地位的确立 |
| 一、旧“皖剧”的式微 |
| 二、新“皖剧”的确立 |
| 第四章 历史剧、现代戏的创作与黄梅戏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经典剧目的形成与剧目的二度振兴 |
| 一、女性题材的丰富和拓展:《龙女》、《风尘女画家》、《红楼梦》的创作 |
| 二、戏曲舞台的延伸:黄梅戏电视剧的流行和勃兴 |
| 三、黄梅戏音乐剧的尝试:《秋千架》创作排演 |
| 第二节 黄梅戏生行、旦行表演的继续发展 |
| 一、守正循矩:马兰旦行表演特色 |
| 二、由京入黄:黄新德生行表演特色 |
| 三、固定的生旦搭档对黄梅戏行当表演的促进 |
| 第三节 黄梅戏剧目剧化、雅化倾向 |
| 一、文革结束后现代戏剧目创作现状 |
| 二、改革开放与剧目创作的二度振兴 |
| 三、打造精品意识与黄梅戏剧目的剧化、雅化倾向 |
| 第四节 《柯老二入党》的剧化与《红楼梦》雅化之比较 |
| 一、剧目创作横向与纵向的处理不同 |
| 二、文人趣味与文化话语权的上移 |
| 三、剧化与雅化的精致与疏离 |
| 第五章 新世纪剧目创作现状与探索 |
| 第一节 滞后与平庸:剧目创排的现状 |
| 一、新世纪戏曲小剧场化的热潮 |
| 二、滞后与平庸:剧目创作现状 |
| 三、单一和重复:《遍地月光》、《孔雀西北飞》、《我的离骚》创排 |
| 第二节 创作的多元化探索 |
| 一、本土题材:小戏《六尺巷》的创作 |
| 二、生行担纲:《雷雨》的创排 |
| 三、歌舞演故事:《小乔初嫁》的创作 |
| 第三节 剧目三度振兴的期待 |
| 一、成就:剧目创作的高原 |
| 二、期待:剧目创作的高峰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教研科研成果、戏曲获奖 |
| 附件1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故事梗概 |
| 一、传统戏剧目 |
| 二、移植剧目 |
| 三、改编历史剧 |
| 四、新编历史剧剧目 |
| 五、现代戏剧目 |
| 六、电影、电视剧、广播剧、音乐剧 |
| 附件2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剧评、报道、谈艺录(1953—2006) |
| 附件3 传统黄梅戏剧目整理 |
| 附件4 2018年暑期田野调查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 |
| 致谢 |
（4）现代汉语动宾式惯用语扩展情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范围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动宾式惯用语中可插入成分的类型 |
| 第一节 助词 |
| 一、助词“了” |
| 二、助词“过” |
| 三、助词“着” |
| 四、助词“的” |
| 第二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动词的补语 |
| 一、趋向补语 |
| 二、数量补语 |
| 三、结果补语 |
| 四、表程度义补语 |
| 五、可能补语 |
| 第三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宾语的定语 |
| 一、数量定语 |
| 二、涉指示词语 |
| 三、性状义定语 |
| 四、格关系定语 |
| 五、“什么” |
| 六、其他定语 |
| 第二章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助词情况研究 |
| 第一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了”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了”的规律分析 |
| 第二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过”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过”的规律分析 |
| 第三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着”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着”的规律分析 |
| 第四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的”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的”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时制助词“的”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结构助词“的”的规律分析 |
| 第三章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动词的补语情况研究 |
| 第一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趋向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趋向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趋向补语“起(起来)”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趋向补语“上”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趋向补语“下”的规律分析 |
| (四)插入趋向补语“出”的规律分析 |
| 第二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数量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数量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通用量词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自主量词“(一)下”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情态量词的规律分析 |
| 第三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结果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结果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结果补语“完”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结果补语“好”的规律分析 |
| 第四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表程度义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表程度义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表程度义补语“尽”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表程度义补语“足”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表程度义补语“够”的规律分析 |
| (四)插入表程度义补语“透”的规律分析 |
| 第五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可能补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可能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得/不+C(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得/不+了(liǎo)”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不得”的规律分析 |
| 第四章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宾语的定语情况研究 |
| 第一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数量定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数量定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数词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一)+通用量词(个)”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数词)+专用量词”的规律分析 |
| (四)插入数量词的规律分析 |
| 第二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涉指示词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涉指示词语的规律分析 |
| (一)插入指示词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这/那+量词”的规律分析 |
| 第三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性状义定语的情况研究 |
| 一、性状义定语的构成情况 |
| 二、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三、插入性状义定语的规律分析 |
| 第四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格关系定语的情况研究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格关系定语的情况 |
| (一)插入格关系定语的定性分析 |
| (二)插入格关系定语的句法语义关系分析 |
| (三)插入格关系定语的规律分析 |
| 第五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什么”的情况研究 |
| 一、插入的“什么”表实义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的“什么”表实义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的“什么”表虚义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的“什么”表虚义的规律分析 |
| 第六节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其他定语的情况研究 |
| 一、插入非格关系的名词作定语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非格关系的名词的规律分析 |
| 二、插入动词及动词性短语作定语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动词及动词性短语的规律分析 |
| 三、插入主谓短语作定语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主谓短语的规律分析 |
| 四、插入“人称代词+的”的情况 |
| (一)语料及语感考察 |
| (二)插入“人称代词+的”的规律分析 |
| 第五章 总结 |
| 第一节 内容总结 |
| 第二节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本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助词的语料实例 |
| 附录二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动词的补语的语料实例 |
| 附录三 动宾式惯用语中插入宾语的定语的语料实例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高校组织转型”相关研究 |
| 二、国外“高校组织转型”相关研究 |
| 三、“高职转型”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高等职业院校 |
| 二、组织转型 |
| 三、就业导向与生涯导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一、文献考察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延伸个案法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建立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场域互动与要素变化 |
| 二、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 |
| 第四节 篇章结构的安排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关键节点”:就业问题的变化 |
| 二、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阶段划分:从升本到就业再到生涯 |
| 第三章 升本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漂移性”诞生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校与环境矛盾 |
| 一、数量供给不足造成的人才浪费 |
| 二、结构供给矛盾造成的人才缺失 |
| 第二节 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混乱“前世” |
| 一、高职院校的雏形:职业大学的兴起、扩散与分流 |
| 二、“三教统筹”: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形成与缓慢发展 |
| 三、1999 年扩招后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激增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升本导向”组织要素的建构 |
| 一、“专升本”目标的形成 |
| 二、领导管理理念与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运行 |
| 三、学科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 |
| 四、组织文化整合 |
| 第四节 “漂移性诞生”的制度逻辑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诞生与扩散的逻辑 |
| 二、高职院校组织漂移的逻辑 |
| 第四章 就业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规范化”转型 |
| 第一节 “就业难”与“技工荒”的吊诡 |
| 一、“难中之难”: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
| 二、悖论:“中国制造”下的“技工荒” |
| 第二节 国家引导下的高职院校转型历程分析 |
| 一、转型目标的生成:“以就业为导向” |
| 二、转型项目的启动:“示范校”建设 |
| 三、转型成果的扩散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就业导向”组织要素的转型 |
| 一、目标使命调整:安心做职教 |
| 二、领导“职教”办学理念形成与组织结构调整 |
| 三、“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
| 四、组织文化:新公共管理主义盛行与企业文化融入 |
| 第四节 “规范化转型”的制度逻辑 |
| 一、国家的逻辑 |
| 二、科层制的逻辑 |
| 三、市场的逻辑 |
| 四、教育的逻辑 |
| 第五章 生涯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内涵式”转型 |
| 第一节 “好就业”与“就好业”的新矛盾 |
| 一、目标替代:就业导向异化为就业率导向 |
| 二、就业率导向形成的根源 |
| 第二节 质量观变化与高职院校转型分析 |
| 一、“服务社会需求”的高职院校质量提升运动 |
| 二、“服务学生需求”的精英高职院校实践探索 |
| 三、后示范期组织场域行动体满足双需求的举措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生涯导向”组织要素的转型 |
| 一、目标使命调整:从“示范”到“优质” |
| 二、领导办学理念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 |
| 三、“促进学生生涯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
| 四、组织文化:自主发展的开放型文化模式 |
| 第四节 “内涵式转型”的制度逻辑 |
| 一、国家的逻辑 |
| 二、科层制的逻辑 |
| 三、市场的逻辑 |
| 四、教育的逻辑 |
| 第六章 结语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一、场域互动关系: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脉络” |
| 二、自主发展探索: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特色” |
| 三、多重制度逻辑: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指南” |
| 第二节 研究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政府间纵向职责配置视角下的“清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由：从现代政府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谈起 |
| 二、选题的理论价值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清单制度”研究的综述：从价值性分析到技术性分析 |
| 一、“清单制度”定位和价值的相关研究 |
| 二、“清单制度”具体操作的相关研究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基于核心功能继续深化、细化技术性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限度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研究工作的限度 |
| 第一章 “清单制度”的基本定位与“功能-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清单”的基本属性 |
| 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 |
| 二、作为规范性法律文件 |
| 三、作为行政自制性文件 |
| 四、“清单”的两个层次：职权与职责 |
| 第二节 “清单制度”：以理顺权责家底为阶段性目标 |
| 一、理顺权责家底的特性之一：从横向上归纳一般性 |
| 二、理顺权责家底的特性之二：在纵向上预留差异性空间 |
| 三、理顺权责家底的特性之三：与法律、法规的互动关系 |
| 第三节 “清单制度”：以构建中国特色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目标 |
| 一、作为理顺政府间纵向关系、推动财政体制改革的平台 |
| 二、为地方政府提供处理政、市、社关系的空间 |
| 三、作为打破“同构模式”的替代性制度安排 |
| 第四节 “清单制度”的理论框架：功能-制度变迁 |
| 一、制度变迁发生的现状 |
| 二、功能-制度变迁：新的推进路径 |
| 第二章 “清单制度”的中国实践 |
| 第一节 “清单制度”发展的划分阶段 |
| 一、2000年至2014年：“清单”权力梳理功能的探索阶段 |
| 二、2014年至2016年：由“权力”到“权责”的修正阶段 |
| 三、2017年至今：职责划分的初步探索阶段 |
| 第二节 “清单制度”实践中的发展与困难 |
| 一、“清单”实践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
| 二、“清单”实践过程中的困难 |
| 第三节 “清单制度”实践的两点基本判断 |
| 一、“清单制度”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
| 二、“清单制度”的核心功能构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
| 第三章 “清单制度”的要素研究 |
| 第一节 “清单制度”主体研究 |
| 一、“清单制度”中主体研究的实质 |
| 二、中国“清单”编制主体现状 |
| 三、基于中国政府过程特点的分环节主体研究 |
| 四、公民在“清单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参与 |
| 第二节 “清单”内容研究 |
| 一、“清单”内容类别的划分问题 |
| 二、“清单”内容的依据问题 |
| 第三节 “清单制度”形成路径研究 |
| 一、“清单制度”形成的两种路径 |
| 二、“清单制度”构建中路径选择的建议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清单制度”下职责层次内的再划分 |
| 第一节 样本的选择和基本数据的选取 |
| 一、样本的选取 |
| 二、基本数据的选取 |
| 第二节 省级政府“清单制度”建构：以河北、江苏、广东为例 |
| 一、基础数据比较 |
| 二、省级政府“清单”案例小结 |
| 第三节 省辖市政府“清单制度”建构：以成都、武汉、杭州为例 |
| 一、基础数据比较 |
| 二、省辖市政府“清单”案例小结 |
| 第四节 “清单制度”：职责层次内的再划分 |
| 一、对框架图的解释 |
| 二、“清单制度”的调整机制：发挥多层级政府结构的优势 |
| 结语：继续构建基于职责划分的“清单制度” |
| 一、明确“清单制度”构建面临的挑战 |
| 二、深化职责配置视角下的“清单制度”探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新家园之他者：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研究（1956-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因由 |
| 一、决策:中共中央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整体构想 |
| 二、陕西省的初步回应 |
| 三、陕西省库区移民的总体设计 |
| 第二章 离乡:“外迁”与“内迁”(1956-1959) |
| 一、迁往银川 |
| 二、安置计划的改变与各方应对 |
| 三、省内安置:县内移民与迁往渭北 |
| 第三章 适应之难:作为博弈一方的移民(1960-1961) |
| 一、多重“彼此之分” |
| 二、上告:移民的武器 |
| 三、“武器失灵”:以盟庄大队安民问题的处理为例 |
| 第四章 夹缝中的移民:徘徊在新家园与库区之间(1961-1963) |
| 一、安区的“外来者” |
| 二、“拉吊庄”:与新乡党同返库区 |
| 三、库区“乱曲”:“外迁”移民的强势加入 |
| 四、“全员撤离库区” |
| 第五章 “新老疏离”的另一面相:以永平村为个案 |
| 一、溯源:走进蒲城永平 |
| 二、“新、老居民两相安” |
| 三、难以遮蔽的“另相疏离” |
| 四、引发“另相疏离”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9）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问题 |
| 3、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路线、可能的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研究思路 |
| 3、可能的创新 |
| 4、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基础理论 |
| 一、政府权力制约的经典理论 |
| 1、亚里士多德分权理论 |
| 2、洛克三权分立思想 |
| 3、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理论 |
| 4、杰斐逊双重分权理论 |
| 5、政府权力制约理论在本研究中指导性与应用性 |
| 二、政府失灵论 |
| 1、公共选择学派的基本理论 |
| 2、斯蒂格利茨的“缺失”论 |
| 3、政府失灵行为表现 |
| 4、“政府失灵论”在本研究中的指导性与应用性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1、委托代理理论发展 |
| 2、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假设 |
| 3、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立足点 |
| 4、委托代理理论在本研究的指导性与应用性 |
| 四、社会资本论 |
| 1、社会资本的内涵 |
| 2、社会资本的属性 |
| 3、社会资本理论溯源 |
| 4、社会资本理论在本研究的指导性与应用性 |
| 五、交易成本论 |
| 1、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 |
| 2、交易成本的形成原因 |
| 3、交易成本的分类 |
| 4、交易成本的解决 |
| 5、交易成本理论在本研究中的指导性与应用性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 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政府权力制约模式 |
| 一、前工业社会: 单向度的权力控制 |
| 1、家国同构的统治型政府权力模式 |
| 2、垂直的权力监察系统 |
| 3、具备一定约束力的谏官制度 |
| 二、工业社会: 双向权力制约 |
| 1、管理型政府行政权力模式 |
| 2、市场主导、政府宏观调控型的经济治理模式 |
| 3、市场博弈能力的提升挑战全能行政权力控制 |
| 三、后工业社会: 对政府权力的多重制约 |
| 1、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权力模式转型 |
| 2、资源配置层面市场主导取代行政计划 |
| 3、社会变革倒逼政府行政权力改革 |
| 四、比较分析 |
| 1、政府治理模式的差异 |
| 2、政府行政权力地位转变 |
| 3、政府行政权力制约主体的变化 |
| 第四章 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规制政府行政权力的重要工具 |
| 一、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维度考察 |
| 1、政府层面的反思 |
| 2、市场化改革层面的分析 |
| 3、社会领域的“善治”需要 |
| 二、将政府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可行性: 中国的视界 |
| 1、法律制度层面的分析 |
| 2、公共参与的考察 |
| 3、执法层面的审视 |
| 三、认知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
| 1、制定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目的 |
| 2、明确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使命 |
| 3、定位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主体 |
| 4、厘清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客体 |
| 第五章 中国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形成动因: 三维场域的分析 |
| 一、政府层面的内在动力: 权力自我变革的客观要求 |
| 1、全能政府神话的破灭 |
| 2、政府失灵行为 |
| 3、政府治理能力的顶层设计 |
| 4、公共服务的伦理追求 |
| 二、经济领域的外部施压: 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
| 1、市场权力扩张要求与政府行政审批制约间的矛盾 |
| 2、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与政府权力主导间的冲突 |
| 3、市场低成本追求与准入高门槛间的张力 |
| 三、社会领域的强烈诉求: 社会与政府的博弈 |
| 1、社会自治要求与政府权力压制间的矛盾 |
| 2、公民参与意愿与政府权力干预间的尴尬 |
| 3、社会监督需要与利益集团权力自我保护间的冲突 |
| 第六章 中国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构成要素与运行机制考察 |
| 一、建构权力清理的目标锁定基准 |
| 1、于法无据的权力事项 |
| 2、于法有据但不符地方实际的问题 |
| 3、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事项 |
| 4、职能部门的权力交叉重叠问题 |
| 5、权力行使中擅自增加环节的问题 |
| 二、明确内容: 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涵盖事项 |
| 1、清理权力: 梳理政府及部门职责 |
| 2、确认权力: 编制权力目录与运行流程图 |
| 3、配置权力: 现有权力的调整、优化 |
| 4、公开权限: 公开权力清单与流程 |
| 5、制约权力: 建立健全全程监督制度 |
| 三、系统整合: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应协调的几组关系 |
| 1、数量与质量关系 |
| 2、权力下放与承接关系 |
| 3、共性与个性关系 |
| 4、“清单”与“网”的关系 |
| 四、推进逻辑: 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落实程序 |
| 1、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原则 |
| 2、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时间安排 |
| 3、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步骤 |
| 五、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机制 |
| 1、政府内部权力动力机制 |
| 2、政府与市场的权力作用机制 |
| 3、政府与社会的权力互动机制 |
| 第七章 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实施案例: 各地试点的现状考察与反思 |
| 一、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1.0时代: 三个试点地区执行效果考察 |
| 1、东部地区的试点: 江苏睢宁的干部系统化改革 |
| 2、中部地区的试点: 河北成安的权力改革之路 |
| 3、西部地区的试点: 成都武侯“一把手”权力勘界 |
| 二、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2.0时代: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实施 |
| 1、上海自贸区简介 |
| 2、上海自贸区成立的现实条件 |
| 3、上海自贸区管理制度的创新 |
| 4、负面清单模式与传统正面清单制度的区别 |
| 5、上海自贸区制定的负面清单 |
| 三、比较分析: 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执行现状反思 |
| 1、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成效 |
| 2、当前存在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
| 3、比较分析 |
| 第八章 他山之石: 若干国家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实践及启示 |
| 一、权力清单制度发端: 英国公民宪章运动 |
| 1、行政权力实施标准 |
| 2、官方信息获取: 信息自由法的保障 |
| 3、贯彻行政权力标准的外部控制 |
| 4、行政权力的救济: 控诉程序启动 |
| 二、最少的权力干预: 美国负面清单制度考察 |
| 1、雏形: 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
| 2、发展: 与若干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 |
| 3、成熟: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
| 4、美国的负面清单制度 |
| 5、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
| 三、较少权力干预: 韩国权力清单制度考察 |
| 1、取消贸易壁垒: 以申报取代审批 |
| 2、设定负面清单: 具体行业、领域的公布 |
| 3、贸易保障措施: 相关法律的制度保障 |
| 四、对我国权力清单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
| 1、政府的“自我削权”: 监管重于审批 |
| 2、权力的合法性溯源: 法律制度的完善 |
| 3、重视负面清单: 激发市场活力 |
| 第九章 对策建议: 推进与优化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若干思考 |
| 一、完善和强化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促进政府行政权力自我改革 |
| 1、摸清家底: 法无授权不可为 |
| 2、自我削权: 行政审批制度转型 |
| 3、财政控制: 预算审批制度创新 |
| 4、金融改革: 优化金融服务 |
| 5、挤压权力弹性: 控制自由裁量权 |
| 二、必须完善负面清单模式: 推动市场结构调整与升级 |
| 1、市场活力加法: 交易成本最小化 |
| 2、负面清单制度: 法无禁止即可为 |
| 3、克服市场负效应 |
| 4、复制与推广自贸区模式 |
| 三、必须落实责任清单制度: 强化社会监督与制约 |
| 1、知情权保障: 公布政府权力清单 |
| 2、参与权保障: 完善听证制度 |
| 3、监督权保障: 社会主体监督权益的法律确认 |
| 4、媒体的监督权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音乐周报》十年发展研究（2000-200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对象的提出及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业概况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纸发展的历程 |
| 第二节 当代报纸的分类 |
| 第三节 当今音乐类报纸的特点 |
| 第二章 《音乐周报》概况 |
| 第一节 《音乐周报》的创刊及发展情况 |
| 第二节 《音乐周报》的办报宗旨 |
| 第三节 《音乐周报》的编辑队伍、作者与读者群体调查 |
| 第三章 《音乐周报》的版式、内容及文化价值研究 |
| 第一节 《音乐周报》的版面形态 |
| 第二节 《音乐周报》的内容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目录 |
| 致谢 |
四、TCL网络亮出2003年“家底”（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末拟话本小说人物形象美学研究[D]. 李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D]. 姜建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D]. 江爱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4]现代汉语动宾式惯用语扩展情况研究[D]. 刘庆军. 沈阳师范大学, 2020
- [5]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D]. 陈沛酉. 天津大学, 2019(01)
- [7]政府间纵向职责配置视角下的“清单制度”研究[D]. 赵志远. 南开大学, 2018(05)
- [8]新家园之他者：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研究（1956-1966）[D]. 田蕊.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9]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研究[D]. 王君君. 南京大学, 2015(01)
- [10]《音乐周报》十年发展研究（2000-2009）[D]. 张莹莹. 西安音乐学院,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