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职业教育的“低谷”现象

一、职业教育“低谷”现象的再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曹勇^[1]（2021）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我国高校新时代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美育、双创教育、跨学科教育逐步成为重要内容。它使设计教育从专业领域进入通识领域,面向高校非专业学生的通识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但对它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因此,以其发展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概念剖析与设计研究为方法,对其概念内涵、课程内容建构、课题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并形成以下结论:设计通识是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以通识美育为育人目的的设计教育形态。它揭示了设计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探索活动在职业教育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往复运动。回归美育育人不仅是其应用功能,也揭示了设计创造力培养的主体内在根源和设计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本源。在育人与学科双重视野下,设计通识课程内容可分为设计语言、设计返身、设计自由3个层次,其知识形态特征应该是学科内的破界与贯通、学科外的跨界与交叉,其核心能力是设计形式生成的思维能力。通过“知觉-媒介-抽象”、“意义-符号-叙事”、“技术-结构-系统”、“观念-重构-生成”4种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训练,建立全人发展与身体、文化、技术与观念的广泛联系,它既是设计育人的特点,也是设计学科自身拓展的动力。通识设计的课题设计方法对应于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内容层次,表现为微观的基于具体内容的设计方法、中观基于应用情境的设计方法,但宏观层面上讲通识课题设计的本质不仅是“关于设计教育的研究”,更是一种“设计的研究”。课题作为人文性的教学设计“形式”,在抽象层面也具有媒介、意义、结构、观念4方面特征,由此打开课题设计更为丰富的可能。

李青^[2]（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纪维宠^[3]（2021）在《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城市托育服务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底,为进一步刺激人口增长,我国开始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但政策实施初衷并未实现,全国人口无论是在出生总量还是出生率,都呈现下滑趋势,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人口井喷式爆发增长并未出现,政策效果不够明显。之所以这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不敢生”“生不起”两个方面。这暴露出了我们国家在托育方面存在短板,部分家长对于婴幼儿照料成本、照料时间等存在顾虑,所以生育意愿不够强烈,人口增长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定了系列相关政策,提高托育服务水平。党的十九大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文件,都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提出了相关要求。可以说,0-3岁婴幼儿托育问题,已经成为了国家层面统筹考虑的问题。为此,该研究对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城市托育服务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选择济南市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寻找目前制约托育服务正常推进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解除托育服务困境。研究首先对全面二孩背景下城市托育服务的背景及意义进行了研究,对国外以及国内在城市托育服务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内容概括分析,对文章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总结。同时,分析了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在概念界定方面,主要对托育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生育友好环境建设总结;理论基础上面,从公共物品理论、儿童福利、社会公平等角度论述;在本部分还梳理了我国托育服务的历史,为下文打下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济南市为研究对象,从济南托育服务兴起、服务机构、规模、数量、主要措施等方面对济南的现状进行了概括,并深入一线托育机构展开调查,对全市在托育服务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为更好的总结、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在0-3岁托育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国外方面,主要以美国、日本为例,国内则以武汉、上海两个城市为例,对相关经验及做法进行了总结提炼和对比评价。针对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当前我国城市托育服务工作整体水平,提出了系统性的对策建议。

贾佳^[4]（2021）在《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朱海燕^[5]（2020）在《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的发展与创新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电视综艺节目一直处在一种“拿来主义”“泛娱乐化”的状态中,同时原创乏力、同质化困境已经成为电视行业面临的一个长期难以摆脱的困境。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强,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推进,各大电视台加强了电视文化节目制作的力度,电视荧屏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电视文化节目,这其中以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为代表,一经推出便受到一致好评。2016年底推出的朗读类节目《见字如面》,被称为“综艺界的一股清流”,2017年,央视又推出了收视口碑双丰收的《朗读者》等节目,真正意义上带动了该类型节目的发展,文化类综艺节目进入2.0时代。尤其是以《见字如面》和《朗读者》为代表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成为文化综艺市场上一个崭新的亮点。它们将“朗读”作为一种单独的形式搬上电视荧屏,并搭配访谈、轻表演等形式,改变了观众对于传统读书节目的刻板印象,它们所传递的朗读文化、民族精神被观众认可,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的崛起也预示着“内容时代”的到来。本文将以朗读类节目代表《朗读者》和《见字如面》为例,将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与传统的读书类文化节目进行归纳整理,从多个角度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总结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的特色和创新点,并分析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目前面临的挑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李慧^[6]（2020）在《护理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管理研究 ——以T卫生职业学校为例》文中指出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兼具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学生实践素养形成的核心途径;实践教学管理是保证实践教学质量、达成实践教学目标、生成师生实践能力的活动体系或过程。护理专业毕业生将来主要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其实践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础护理操作技能,并学会运用其解决临床护理问题。因此,实践教学对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护理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护理学理论知识,还要掌握规范的临床护理操作技能及恰切地运用护理批判性思维,并将其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以致用。基于此,本文以T卫生职业学校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护理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管理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问题,探寻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改进建议。本论文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梳理有关文献,界定“护理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等相关概念,了解关于护理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研究现状,并对已有文献进行评述。第二部分,对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介绍,主要包括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教师职业生涯周期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并对诸理论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予以阐述。第三部分,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T卫生职业学校的管理者、护理专业教师及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调查,了解护理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现状,总结现存问题,并进行归因分析。第四部分,针对T卫生职业学校护理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现状和管理问题,从强化教师个人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加强学校实践教学标准建设、完善社会实践教学保障体系等层面提出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争做“双师型”教师;完善实践教学能力管理组织、构建实践教学能力培训制度和评价标准、改善实践教学条件、优化实践教学课程设置;政府加大推动力度、加深与医院配合力度、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良性互动等改进对策。

于晨^[7]（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李天航^[8]（2019）在《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研究 ——基于教师企业实践的个案剖析》文中研究表明高职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以了解企业发展需求、服务企业技术革新需要为主要内容,以形式多样的“产学研用”结合为载体,以提升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为目的。在此过程中,高职院校教师可感知整个工作流程、体验技能应用情境、积累职业岗位实践经验。这既是高职院校教师掌握工作世界动态发展的绝佳机遇,又是构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重要途径。学术界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的国际经验、分析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实施现状、探究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相关政策、考察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演变情况。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制度层面对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进行探讨,然而,对企业实践的主体——高职院校教师缺乏应有关注。高职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他们深嵌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时空结构中,持续地在企业场域中建构着多重身份。来自成人教育领域的转化学习理论以触发性事件为起点,以批判性反思为核心,以获得改变为目的,实质是学习者在新的环境或任务中形成新的意义观点并以此指引未来行动。转化学习蕴含着深刻性、实践性、经验性等特征与教师主体性学习身份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这一理论为分析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打开新的思路,转化学习就暗含在教师企业实践之中。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就是高职院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受触发性事件影响,质疑、检视原有意义观点,通过批判性反思形成新的认知的、社会语言的和个体心理的意义观点,摆脱旧观念的束缚积极投身于企业实践的过程。本研究主要包含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研究的绪论,由选题缘起、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方案的制定、研究创新点等内容组成,旨在提出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试图从中推导出研究的可行性与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概念界定与转化学习的理论阐述,通过对本研究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以及转化学习的理论源泉、核心概念等方面进行介绍,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做好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的个案呈现,结合初始访谈情况本研究最终选取四位高职院校教师,分别对他们的企业实践经历进行详细论述,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点。第四部分是在个案呈现的基础之上,对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过程、特点、方式和阻碍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具有情境性、质变性、个体差异性等特点;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往往采用自我导向学习和合作学习作为主要学习方式;教师个人对触发性事件敏感度低、已有经验的消极影响、批判性反思能力不强、理性对话能力不高是阻碍其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一大因素;企业方面制度失衡、未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和谐氛围缺失、“重要他人”的指导不到位,是阻碍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另一因素。第五部分是针对前一部分提出的阻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策略。对于策略的探讨,本研究又细分为三方面,分别是教师个人方面应增强触发性事件敏感度、激活与梳理经验、提高批判性反思能力、提升理性对话能力;企业方面应推动制度建立、丰富学习资源供给、营造和谐氛围、加强专业指导;学校方面应做好遴选企业工作、灵活组织企业实践形式等工作。

陈茜^[9]（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张宇^[10]（2015）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补偿研究》文中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启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篇章,是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战略举措,意在重新调整和配置资源与利益格局,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理念,注重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受损群体,失地农民深陷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囹圄,是社会转型的“深层次被动型边际人”,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巨大阻碍。本研究旨在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丰富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树立教育补偿的现代化功能,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良性循环系统,破解失地农民的“边际性困境”,使失地农民获得现代城市生存、发展和共同生活所需的资本和能力,具备现代性的人格特质,由社会发展阻力转化为社会进步的人口红利。循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坚持描述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辅以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借鉴了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独特性及其过程中人的现代性的地位与表征,从历史和现实国情全面考察了失地农民的“边际性”困境,提出将职业教育补偿作为失地农民补偿的创新性和补充式方案,论证职业教育补偿之于失地农民生存、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合理性和适切性,阐明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价值体现和表征,明确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责任主体、实施方式,及其教育内容,并尝试构建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思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包容性、理性化和专业化等人格特质。第二,与传统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不同,失地农民群体具有深层次被动型的边际性,表现出行为失范、角色认知混沌冲突、心理冲突及价值困境等“边际性”危机。第三,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具有损害矫正和资源分配正义两个维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适切性,主要通过资本构建和资本转换两个方式实现其价值,是破解失地农民边际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第四,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责任主体由政府、学校和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三大体系组成,为失地农民群体提供专业知识及技术、职业伦理与道德及市民行为规范等内容。第五,提升职业教育公信力,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补偿框架,提升职业教育现代性是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得以实施的思路。

二、职业教育“低谷”现象的再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职业教育“低谷”现象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城市托育服务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的发展与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护理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管理研究 ——以T卫生职业学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研究 ——基于教师企业实践的个案剖析（论文提纲范文）

（9）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补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职业教育“低谷”现象的再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D]. 曹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3]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城市托育服务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D]. 纪维宠.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4]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D]. 贾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朗读类文化综艺节目的发展与创新研究[D]. 朱海燕.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护理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管理研究 ——以T卫生职业学校为例[D]. 李慧.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7]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8]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中的转化学习研究 ——基于教师企业实践的个案剖析[D]. 李天航.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9]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10]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补偿研究[D]. 张宇. 天津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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