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凡清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改制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提出要求

一、杨范清对国企党组织在改制中提出要求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吴蕙君^[1]（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湛江市政府职能优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

殷书建^[2]（2021）在《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再次明确指出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分类分层推进国企混改。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今后三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可以预见的是,此后几年国企混改将进入快速推进、实质进展的新阶段。国企混改并非新鲜事物,它是过往国企改革的延伸,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党和政府对国企改革方向的新判断。随着国企混改的深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若干配套文件,形成了所谓的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根据知本咨询国企改革研究院统计,截至2020年8月,中央各部委出台的相关国企改革政策共有192项,涉及到国资监管、国企混改、产权管理、中长期激励、法人治理、税务政策等方面,各省出台地方国企的改革政策达到1488项。中央乃至地方出台的各式政策文件,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国企混改规范进行,然而,相较于法治引领,政策推进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起伏性,欲想新一轮国企改革通过混改的方式取得预期成效,法治的引领与保障必不可缺,这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于法有据改革精神正相契合。新阶段,如何“混好资本”,顺利引入非公有资本投资者,以及“改好机制”形成分权制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高效的国资监管体制,是国企混改直面的两大课题。市场化导向的分类改革背景下,作为国企混改的突破口和关键,竞争性国企混改必将直面该些课题。基于此,本文拟以竞争性国企混改为考察对象,细致梳理“混资本”过程与“改机制”之内（公司治理机制）、外（国资监管体制）部治理机制运行中所存困境,试图在政策之外运用法律这一制度工具给出解决方案,实现竞争性国企混改的法治化。第一章,主要讨论了竞争性国企混改基础理论,阐释了所有制、所有权、产权、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竞争性国有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相关概念,并在国内及国际两个角度分析了竞争性国企混改的必要性,同时认为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以及政策与法律双向增进的全面法治观构成了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的理论依据。第二章到第四章,通过不同视角梳理并归纳竞争性国企混改中可能存在的困境,以便提出针对性的法治建议:第二章主要梳理了“混资本”的过程困境,包括整体上市、并购重组、认购可转债、员工持股等不同“混合”模式,民间资本、集体资本、外国资本等不同“参混资本”形态以及决策审批、定价评估等“资本混合”程序;第三章从控制权、决策权、经营权以及监督权等方面梳理了“改机制”项下内部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第四章从国有资产监管以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方面梳理了“改机制”项下外部治理机制（国资监管体制）的运行困境。第五章,基于前文梳理的“混资本”过程困境与“改机制”运行困境,结合竞争性国企混改实际,提出了产权清晰、意思自治以及利益衡平的法治化原则,在“混资本”与“改机制”两个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法治化方案,并得出了结论性建议:当前,应在吸收现有政策文件精神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形式出台《竞争性国企混改促进条例》,以统筹兼顾不同层级的法律文件,同时修订《公司法》,增设“国有公司”章节,对国有独资、控股以及参股公司全面调整,以监管与履行出资人职责职能分离为基础,修订《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实现“资本”与“资产”的全面规范。

顾闻^[3]（2019）在《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心是在分类治理的背景下进行公司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有企业的功能为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并按照分类治理的模式进行改革。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功能从本质上说就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政府通过公益类国有企业实现其经济政策,以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同时实现其经济调控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商业类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出资或控股,通过商业化运作,以国有资本总体上的保值和增值为最终目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独立市场竞争地位的国有企业。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一种通过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公司管理层、董事等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的契约关系以及管理和控制公司内部和外部结构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很多疑难杂症都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不完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研究对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公司化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有利于有效行使国家所有权职能、保障国有企业投资者权益、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随着《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一系列公司治理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然而目前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产权主体缺位、股权结构不合理、董事会权力界限模糊、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完善、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等问题,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第一,产权主体缺位问题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是抽象的产权主体,在我国国资委不能有效的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企业实际上面临产权主体缺位的现状。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多年来未能得到解决,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对公司治理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第二,合理的股权结构是良好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基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股持股比例过高,其他非国有股所占比例小。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在持股比例和公司资金控制上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经理以及股东会的相互制衡机制很难实现。第三,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机构,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界限仍不够明晰,我国法律制度没有对不同种类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职权进行分别设置,外部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仍然较低,而且董事会的职权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董事会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以上问题不利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严重,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第四,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仍存在信息披露渠道单一、缺少专门的信息披露法律细则、自愿信息披露动力不足、国有企业内外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主要表现在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缺失、高管薪酬和企业经营业绩脱节、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高管薪酬标准不合理等问题。产权主体缺位会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产权主体缺位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没有清晰的产权,公司治理是没有意义的。产权理论认为公共产权是天然缺位的,但法律应明确产权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论证了公共产权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然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我国出资人职能转变,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有效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但是国家无法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能,国资委既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能,又承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但两种职能无法同时履行,很难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国家和企业的实际经营者之间有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容易产生国有资产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我国可以借鉴新家坡淡马锡的做法,构建政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控股子公司的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而国资委仅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将很好的分离政府和企业,实现商业类国有资产的良性运作,从根本上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治理的类型,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良治的基础。基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的股权结构存在的特殊问题,适当引入并建立优先股和金股等类别股法律制度,建立制衡性公司治理结构。优先股可以在商业一类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将商业类一类国有企业部分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不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国有控股股东持有的优先股不具有表决权,在公司的控制比例大大缩减,公司的控制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向制衡性公司控制结构发展。而金股制度的实质是政府虽然仅占有国有企业少量的股份,但是却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具有否决权。金股制度可以在商业二类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如国防、交通、能源等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在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上应保留控制权。适当引入双层股权结构,从股权结构上降低国有股的比重,但国有股仍拥有绝对的投票权,始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股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股减持应采用渐进式模式,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平稳过渡。同时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比例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权力界限是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针对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界限不明晰的问题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董事会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对经理的任免权和监督权。一方面,构建董事会职权独立行使的法律保障机制,按照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和非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分类进行董事会内部机构的设置,同时设立专业委员会,健全董事会选拔机制,保障董事会职权得到有效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董事会的职权得到有效的制衡,完善董事会职权制衡机制。第一,国资委不能既当出资人又当监管人,明确国资委的主要职能。第二,将国资委的出资人职权即股东权分离出来,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行使,从而保障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独立经营。第三,我国相关法律进一步规定党委核心领导的具体职权,以及区分党委核心领导和董事会独立经营权。第四,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通过审计署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同时对于其他非国有独资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监事会行使其法定职责。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是公司治理中外部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全面、规范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有利于遏制内部人控制现状,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控制,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降低监督的成本,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可区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有企业,对于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公开披露完整的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处于竞争行业的非上市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参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制定信息披露的具体法律规范,信息披露的方式以及公开程度应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作出相应的规定。而另一类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安排可以根据不同的企业区别对待。构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具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拓宽信息披露的对象和渠道。建立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的惩罚措施、民事及刑事责任。建立内部和外部一体化的多层次监督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国有资产属性教育。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薪酬合理程度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以及国有企业盈利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为了加强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建立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优化高管薪酬结构。区分商业类国有企业中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国有企业高管的选聘、晋升方式、薪酬标准。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主要由基本年薪和绩效组成,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企业的薪酬设置标准分别制定。完善薪酬委员会制度、构建高管薪酬审查决定制度、薪酬追回制度。我国薪酬委员会应由外部董事组成,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高管的业绩等要素独立制定合理的薪酬方案。根据商业类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明确高管薪酬审查决定权的行使主体、审查程序以及审查的激励措施及法律后果,保障高管薪酬方案合理、公正。创设薪酬追回制度,规定国有企业高管因虚假、欺诈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或因为决策错误导致财务报表错误等情形的,其特定时期的薪酬全部予以追回。实现薪酬信息披露的多层级管理、薪酬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规范化、高管选聘标准信息透明化。

胡耀丹^[4]（2018）在《党组织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路径与机理研究》文中提出独特的制度背景、产权结构和市场环境,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具有的“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型”结构和其所面临的“党政合一”制度约束,以及我国《宪法》《公司法》《共产党章程》确保的党组织在企业中所具有的政治核心地位,使得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成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特色优势。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了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标志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进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却鲜有研究直接考察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投资固然能为企业带来规模效应,但通常也伴随诸多风险,如增加在职消费、造成公司股东财富的过度损失以及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等。党组织在企业的投资活动中所起作用是什么?是一味响应组织号召做强做大企业,为了扩张而投资,还是能够识别有效率的投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是扮演管家角色还是“掠夺之手”的角色?这些作用是否受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选取资本投资、研发投入和企业并购这三种最为常见的企业投资活动为维度,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高阶梯队理论以及有限理性理论,在制度梳理的基础上,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分析这种作用是否受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遵循从规范到实证的研究范式,第一章介绍了本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框架,第二章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资本投资、研发创新和企业并购几个角度回顾国内外现有研究,第三章从国企改革、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历史沿革及企业投资的三个层面分别梳理制度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投资活动的作用机理。第四章开始是实证部分。本文选取2007-2016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四个不同的指标来度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从资本投资、研发创新和企业并购三个角度分别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归纳研究不足和展望。本文经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帮助企业识别投资机会,减少非效率投资,维持企业稳健发展。“十八大”再次巩固和强调了党组织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在“十八大”之后更明显。第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对管理者形成一定的监督制衡,抑制由管理者权力和过度自信导致的通过研发攫取私利的行为,促使研发决策更为稳健和谨慎,提高企业研发效率。第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使企业并购决策趋向于稳健,有助于减小企业采用并购战略进行盲目扩张的概率,在已发起并购决策的企业中,党组织倾向于减少大金额并购活动,缩小并购规模。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掠夺之手”理论不适用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形式的政府干预。本文具有以下几点重要的贡献和创新:第一,系统论述了党组织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路径和机理,并提供经验证据证实了党组织的“维稳”作用,有助于学术界和实务界更好地理解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对于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角色和作用,理论界及实务界均未达成一致,实践中对这一领导体制更是普遍持有悲观态度。本文首先梳理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历史沿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具有法理基础和历史背景,是伴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而来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其次,本文用逻辑推理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党组织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发现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投资活动中主要起维持企业稳健发展的作用,能够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及非理性行为对企业效益的影响。第二,探究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路径和机制,为现实生活中解决或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高阶梯队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分析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投资活动的作用机理,填补了现有研究在路径分析不充足方面的缺陷,同时也扩充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和经济后果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对于管理者权力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导致的投资效率低下、国有资源不合理利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抑制作用,可作为如何提高国有资产利用效率的参考。第三,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和管理者背景特征方面的研究。高阶梯队理论常被应用于探讨管理者不同背景特征对管理风格和企业业绩的影响,现有研究从管理者多个维度的特征出发研究管理者背景特征对高管行为决策有较大影响,而较少有研究将管理者的“党委属性”和“理性经理人”作为管理者背景特征分析其对高阶梯队理论中管理者心理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投资效率为落脚点,探讨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会如何影响其管理风格和企业业绩,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和管理者背景特征方面的研究。

王爱武^[5]（2018）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国企混改的进程非常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个案出现,从1993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实施,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确认却晚于这些实践工作。我国混改经历了先试点,再调整,最终以理论、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这与我国改革过程中行动领先理论的特点相符。国企混改过程中,国企需要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逐步公司化、股份制,管理方式也从行政管理转变为公司治理。国有出资人身份的转变与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相伴而行,也开始了混改企业公司治理的行为。1993-2003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欠佳,制度体系不健全,导致混改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了加强约束,国家在立法工作上强化了维护股东权益的立场,这使得公司治理行为在我国实施之初,就采取了股东会中心的治理模式。后来随着国企推进股份制工作,大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与国有出资人同时出现大量个人投资者,形成中国最早的“中小股东”。他们数量众多,又属于纯粹的财务投资,导致公司治理行为又具备了一些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特点。我国上市公司最早以国企为主,国有股东直接任命企业经营者,导致大股东与内部人利益一致,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公司治理行为,这是一个久拖未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迈进。国企混改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深化而加快速度、加大力度,而传统的国企公司治理框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发展需要。本文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国企混改历程的分析,探讨国企混改过程中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混改国企的公司治理趋势与模式选择。本文研究主题是混改过程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现状,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全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四种形式,以及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概况。第二节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方式。第三节回顾了我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沿革。第三章是从公有制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出资人身份研究。其中,第一节回顾了建国初期至1978年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时的国家出资人作为国营企业所有者的总貌,以及当时暴露出的两个尖锐问题,是国家出资人作为国企所有者三重身份叠加问题,以及国企中内部人的劳动激励与约束问题。第二节研究回顾了国有出资人旨在提高国企效率展开的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拨改贷、利改税等改革,分析了出资人与企业在改革方面存在的偏差问题。本章特别指出,国有出资人试图摆脱国企债权人的角色,但在当时外部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该目标并未达成。第三节系统阐述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随着外部市场的不断发展,国有出资人努力从国企所有者向股东转化,通过混合来促进国企转型改革。第四节描述了国有出资人如何建立了财政部门+国资委的国资、国企监管模式,并解读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第四章是混改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及成因剖析。第一节深入探讨了我国股份制公司以及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和特性问题,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系统成因。第二节系统阐述了混改中国企公司治理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问题,二是国企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第五章是关于伪公司治理结构的解析。本章分为四节,探讨了伪公司治理的定义和特征,成因及土壤,及其对混改的危害,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第六章是国际的公司治理借鉴,本章介绍、分析了英美的自由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与日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及各自局限,并提出对我国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借鉴经验。第七章是国企混改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历史及未来趋势。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在我国的应用经验,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也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同时分析了以此为基础的国企混改难点。第二节提出本文的观点,未来混改国企需要采纳利益相关者中心主义作为理论框架,以促进资本的“共融”,并描述了利益相关者中心的独特特征。第三节系统阐述了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定位和应发挥的优势,以及如何共同塑造利益相关者中心的公司治理环境和行为。第八章是未来国企公司治理效率优化的微观机制,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阐述混改对不同所有制资本提出的新要求,并指出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各自需要做出的努力和调整。第二节指出不同资本形成的系统性垄断格局,这种格局必须予以打破,否则可能使企业混改流于形式。最后是案例分析。作者希望通过对民航业中的海航控股混改的案例分析来印证本文的部分分析结论和预测。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产生于国有出资人的身份转变行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经济系统发展初期,政府被迫为国企选择了一条以保护自身权益为主要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前的治理模式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更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未来的企业混改突出的是资本混合。混合并非毫无条件、毫无界限,新的混改政策已经消除针对所有制的歧视性条款,但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混改仍然需要较多的特定条件和因素才能顺畅运行。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及民营企业在改革40年来都已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不停地发展壮大。新时期的混改是基于市场需要,基于资本回报要求的混改,不再是以前“抓大放小”行政命令主导的企业处置。资本之间不契合,企业之间不了解,行为方式不相容,都将扭曲企业混改。从一些混改案例看,理想状态的混改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但只要各股东还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去争夺控制内部人,混改就会扭曲变味。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提出了伪公司治理结构,指出这是一种国有企业混改不彻底的表现,最终导致公司治理沦为形式,出资人对国企的管理又不得不回到行政管理的老路上。二是提出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生态与运转原则。通过让国有出资人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新的作用,形成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框架,引导参与混改的资本方弱化对内部人的争夺,共同为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努力。三是从国有出资人角色转变视角重新梳理了国企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历程,分析了政府作为国营、国有企业出资人,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三重身份叠加效应,逐步通过改革措施转换为目前主要公司制、股份制国企的股东角色,履行资本运营、过程监督职责。四是指出国有出资人已经通过改革从公司治理层面摆脱了“所有者缺位”困境,填补了“监管缺位”,使国资监管和国企管理走向更加市场化的阶段。本文研究领域跨度较大,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并重,兼顾中外,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整理法、历史考察法,以及比较分析法。

朱珊珊^[6]（2018）在《新时代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国有企业党建重要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本论文围绕这个课题,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一部分,阐释和分析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论述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实践意义;第三部分,客观总结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主要做法,提炼其基本经验;第四部分,深入剖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五部分,提出国有企业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对策建议。第一部分阐释和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二是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三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四是国有企业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首先是党的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再次是国有企业自身属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最后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和加强。因此,国有企业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落实自己的重大责任,在理论上既是必然、更是必须。第二部分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意义重大。一是在实践中,党的领导与国有企业密不可分。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党的领导的支柱性力量,国有企业在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新的根本前提。二是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助于确保自身健康发展。三是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改革的各项目标,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积极主动作为。第三部分总结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主要做法。一是统一思想,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形成普遍共识;二是明确权责,推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内嵌融合;三是坚持原则,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在干部选用中的领导把关作用;四是融入中心,推动党的领导贯穿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全过程;五是固本强基,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国有企业纵深发展;六是强根铸魂,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质量。实践中取得的基本经验可总结为“五个必须”,即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举旗定向作用。这些做法和基本经验,使国有企业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四部分剖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即:现行法规政策对国有企业党组织法定地位界定含混,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法定地位不甚明确;二是国有企业党组织融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目前国企党组织与其他法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与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有待兼容,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有待提升,“新、老三会”的衔接机制有待完善;三是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问题,主要是参与决策的机制不健全、内容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和保障不到位;四是国有企业党的领导“核心”与“中心”工作融合问题,党的领导作用发挥悬浮化,党委会与董事会协同运作偏心化,“核心”与“中心”融合脱节化;五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问题,目前,违法违纪问题不同程度上仍存在,“一把手”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薄弱环节,内部监督“九龙治水”格局分散,纪委同级监督存在文化与管理上的障碍,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失;六是国有企业党组织自身建设和作用发挥问题,这主要是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党建工作不受重视、党组织作用发挥不足、党建工作力量相对薄弱、党建活动创新意识不足。这些主要问题,为国有企业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切实落实自身责任提出了挑战。第五部分提出新时代国有企业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对策建议。首先要秉持“五个必须”的基本原则:一是必须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二是必须坚持抓好党的政治建设这个根本性建设;三是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四是必须正确认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五是必须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其次要多措并举有力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所以,一要在国有企业的企业章程、制度规范、治理结构中赋予国企党组织明确的法定地位;二要努力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国企特色,体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的现代企业制度;三要理顺国有企业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四要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体制,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实行产权代表委任制和经理班子的聘任制,处理好“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五要推进“领导核心”与“经营中心”的深度融合,即实现“核心”与“中心”的观念融合、战略融合、职能融合、组织融合;六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确定法定地位、统筹协调处理好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等方式,完善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重大决策机制;七要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体要落实好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并加大企业内部巡视监督,形成内外部监督合力,确保国企国资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等;八要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如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制度、党建工作公开述职与民主评议制度、党建工作监督问责考评制度等;九要通过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分类分层次推进党建工作、夯实党建基层基础等建立健全完备顺畅的党建工作组织体系;十要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四化”问题,要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作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做好国有企业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领导干部队伍,培养一支作风优良的党务干部队伍,探索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党建工作方法。通过以上,国有企业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才能做出更好更大贡献。

解甲博^[7]（2018）在《国有电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党举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间,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以及相关决定,其中就包含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而在《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并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2号文）的出台标志着新一轮国企改革拉开序幕。此轮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最大亮点,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发54号文）是国有企业推进混改的纲领性文件。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将七大垄断领域的混改作为我国2017年的重点工作任务来抓。中央对于在垄断领域推进混改的政策要求的迫切性在不断强化。在传统七大垄断领域中,以自然垄断特性为代表的电力行业,成为下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另一方面,新一轮电力体制机制改革与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几乎同步进行,可见国家对电力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国有电力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是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实现方式,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在电力领域实现的重要路径与形式。本文以“为何混改”、“谁能混改”、“跟谁混改”、“如何混改”的逻辑思路,运用文献分析法及比较研究法,基于自然垄断理论及政府规制理论对我国国有电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国有电力企业混改的具体对策。研究发现,国有电力企业混改能够有效激发国企活力、提升行业市场竞争力、丰富电力服务能力、提升客户用电体验,尽管几年来我国电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混改推进进程缓慢、效果不显着、内生动力不足、配套政策滞后等,基于此,本文就电力企业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对混改需要关注的混改领域、合作对象、混改方式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完善相关混改政策、进一步放开非公经济的电力市场准入、建立健全改革创新容错机制、完善企业内部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国资监管机制等政策建议。

王剑^[8]（2018）在《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国有军工企业是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军工企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统筹考虑国家背景、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研究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科学的领导体制是保障一个组织规范高效运作的基础。六十多年来,我国国有军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企业运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历史演变和现实反思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着重思考并探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方案。其改革方案从有利于发挥管理者效力、提高企业运营水平、规范国有企业权力使用与监督以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化、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落实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问题出发,聚焦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同实现公司股权多元化相结合,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中,论证了新老三会如何代表利益相关者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国有军工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党政一肩挑”的实现形式,建构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前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领导体制模型,为国有军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强化党的领导,合理规避风险,兼顾各方利益,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

叶岩^[9]（2018）在《国有企业党委参与企业重大决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党委参与企业重大决策是其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的必然要求,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是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伴随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趋势的日渐增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日臻完善,为更好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落实国有企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面临诸多新课题。本课题研究思路围绕“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体系建构→效果评价”的线索展开。在理论分析层面,文献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研究现状,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包括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必要性、国有企业重大决策所涉及利益相关者以及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职责与权限等内容。在实证分析层面,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选取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为例,按照“扎根分析规范程序”,进行单案例与多案例结合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总结提出了充分明确企业对党委参与决策的必要性、科学定位党委参与重大决策过程中职责与功能、构建有效的参与决策机制等当前条件下国有企业党委有效参与重大决策的共性经验。在体系建构层面,首先对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机制的决策主体要素、客体要素、目标要素、信息要素、环境要素进行分析,建构了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研读《党章》、《公司法》及文献,从“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过程视角出发,设计并分析了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内容、程序和途径。在“效果评价”层面,构建了我国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中航工业集团企业党委为研究对象,对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参与重大决策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参与重大决策总体效果良好,但仍有需改进空间。基于课题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相关对策建议。文章的主要创新点是:（1）研究视角创新:从“核心利益相关者”和决策全流程视角出发,对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内容、有效途径、参与机制进行了理论体系建构;（2）研究方法创新:引入扎根分析法,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以单案例与多案例结合的三重编码提取国有企业党委参与决策的共性经验,以定量分析增强定性分析的可靠性;（3）研究内容创新:基于决策主体、客体、目标、信息、环境五要素和决策机制,构架国有企业党委参与重大决策有效性评价的指标体系,为课题成果的实践运用提供有效支撑。

谢忠平^[10]（2018）在《破解国有企业党建“四化”难题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解决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关键在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强化国有企业党组织整体功能,特别是突出国企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健全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机制,落实党管干部原则,推动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加强和规范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方式方法,严格执行党建工作责任制,确保从严治党在国有企业落到实处。

二、杨范清对国企党组织在改制中提出要求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杨范清对国企党组织在改制中提出要求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2）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党组织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路径与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有电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国有企业党委参与企业重大决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破解国有企业党建“四化”难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杨范清对国企党组织在改制中提出要求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湛江市政府职能优化问题研究[D]. 吴蕙君. 广东海洋大学, 2021
• [2]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D]. 殷书建.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D]. 顾闻.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4]党组织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路径与机理研究[D]. 胡耀丹. 云南财经大学, 2018(05)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D]. 王爱武.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新时代国有企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研究[D]. 朱珊珊.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国有电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D]. 解甲博. 东北大学, 2018(02)
• [8]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D]. 王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9]国有企业党委参与企业重大决策问题研究[D]. 叶岩.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破解国有企业党建“四化”难题的思考[J]. 谢忠平.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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