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服务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一、论社区服务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刘丽丽^[1]（2020）在《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志愿行动是以促进不特定人群在知识建构、品德修养、人格形成、心理健康等方面获得成长的志愿行动,自愿性、非营利性和教育性是教育志愿行动的本质特征。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支撑是志愿精神,志愿精神是人类公共精神的汇聚,是公民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人类在反思现代性问题后所追求的价值。大力推动教育志愿行动能够促进志愿精神扎根社会生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不仅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个性化支援方案,还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学生教育志愿者的高尚行为能够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有道德的生活和完满生活。本研究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为研究对象,以人本主义激励理论为理论基础,采取中日比较的视角,重点剖析两国在激励机制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探索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路径。激励机制是激励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手段、环节等制度安排的总称,是用一系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激励空间维度、激励时间维度和激励逻辑维度三个维度。按照上述三个维度分析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激励机制,具体包括动员方式、法制环境、价值认同、动机管理、运行手段、评估反馈、保障奖励,这构成了本研究分析中日两国优势、不足及提出策略的基本框架。采用文本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源流、实践演进历程、法制建设情况及政策措施实施情况。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中日两国选取12所大学收集样本,共收集问卷样本442份,访谈样本176份,作品样本201份,撰写参与观察日志3万余字。研究发现,中日两国在建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方面各有千秋,批判性地吸取日本经验有利于不断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动机培育兼顾个人与集体、统筹调配物资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优势,应该继续坚持。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过强、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自我价值认同困难、大学生志愿组织专业化不足、评估反馈不畅及保障不够充分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动机模糊现象突出、组织架构不健全及监管有余评估不足。本研究在分析双方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政放权激活民间志愿组织活力等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策略。高明的激励策略应能够促使志愿者不断追求“超越自我”,让志愿行动成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载体,与自我融合,成为个体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杨帆^[2]（2020）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盐城市为例》文中认为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社区教育资源是课程资源的一种,是指社区内一切可供社区教育活动利用,能够提供发起、支持、承载、服务等功能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中利用社区教育资源,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价值观目标,可以使学生在社区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促进正确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有效性。本文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为切入点,对盐城市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在对比苏州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本文主要包括盐城市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现状、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有效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对策研究等内容。盐城市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过程中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现状研究主要包括社区教育资源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利用情况的测评体系构建和社区教育资源取得的成绩、利用现状、存在问题四部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学生对社区教育资源利用的知晓度不高,且存在区域差异;教师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意识不高,且存在区域差异;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且存在区域差异;“社-社”和“学-社”的资源共享意识淡薄。针对盐城市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社区教育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苏州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有效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对策,主要包括:激发学生了解社区生活的兴趣,强化联系社区深入学习的动机;加强“社区型”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社区资源整合能力;发挥社区教育资源潜力,推进学校道德与法治教育;优化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教育生态体系等。

陈慧^[3]（2020）在《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创造、储存、传递并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阵地。在城市社区邻里培育和谐文化,并以社区为载体,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推动城市社区的“家风、民风、社风”建设,有利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精神文明程度推动社区和谐,培育“家风、民风、社风”的精神文化有利于引导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发展潮流。和谐城市社区的构建离不开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也离不开社区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自治功能、生活与就业保证、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环境以及社区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建设,正如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现代开放与多元文化建设一样。推动城市社区“三风”建设,强化城市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如何有效地进行城市社区“三风”建设已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城市社区“三风”建设为主线,把“三风”作为切入点贯穿到整个城市社区建设的研究过程,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结合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相关概念及理论厘析,分析当前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现状,提出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的优化策略,本论文共分为五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的梳理和研究方法思路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主要涉及本论文的理论概念厘析,论述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的目标、功能,以及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的基本内容,强调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的战略地位,突出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性;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的成效,总结经验;第四部分发现城市社区“三风”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中原因;第五部分通过问题的提出优化策略,为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给予一定的建议和贡献。

姜郸^[4]（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城市社区既是观察社会治理水平的微观窗口,也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家园;既是社会矛盾冲突交织与化解的缓冲带,也是一切治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落脚点。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工作。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社区治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城乡社区治理”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区治理置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全局中进行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合作互赢”、“民主协商”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目标的关键词。那么,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十字路口,究竟哪条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拉近与理想目标之距离?治理理论中的新范式——“互动式治理”理论,似乎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本土化的互动式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中的发育显得应时应需,其价值内核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显得尤为契合。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构建不仅是一种理念构建,更是作为一种工具的机制构建,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完美融合,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现实需求的有力推手。本文考察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分析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现状、困境。为破解当前治理困境,本文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本土化机制构建及其实现路径。通过以中国特色的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为研究主题,以“行动者-制度-行动”作为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行动者即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市场参与的互动性为线索;以梳理互动式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以观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以田野调查方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案例分析;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创新的困境为问题意识。在以上分析的前提下,有利于能够深入理解互动式治理理论嵌入我国城市系统末梢——社区治理的契合性与可行性;同时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及构建路径,力图较为全面、系统、准确地回答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模式构建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理论来源,既有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本土化后的“善治”理论的继承,又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内涵,能够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构建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是在中国城镇社区区域范围内,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以“民主法治”、“责任理性”、“合作共治”为理念宗旨,以协调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为行动路线,促进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公共事务中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在宏观把握“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分析框架——“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一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都是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的过程,是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互推动、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变革、治理形态架构与转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不断地渐进、改进、调适、演化的结果。虽然社区治理真正推进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中国城市社区的早期实际存在却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依照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特征、社区制度和政策变迁、社区主体行动的互动逻辑为划分标准,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是沿着“行政管理-全面建设-多元治理”的发展脉络前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社区治理置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战略高度,也为互动式治理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源于复杂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因素,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长期处于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状态,行政色彩浓郁。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及建设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助推。新时代下中国城市社区处于急剧变革的状态,虽在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重重治理困境。故此,选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并研究该社区对不同问题的治理实践与创新。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着行动者角色迷失、社区资源整合困境、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和互动渠道不畅通等众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更为科学化、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破除社区治理困境。互动式治理机制则不失为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情境的合适选择。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包括行动者、制度、行动三要素。行动者层面,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利益偏好、资源权力的行动者——国家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市场行动者,三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互补与互嵌。制度层面则指对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框架,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行动者的法律政策体系。行动层面则关注行动者的行动空间、行动的共同目标、精神内核、互动逻辑等。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互动网络架构、互动规则建设、互动精神塑造、互动平台打造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相互统一、协调互动的,网络是基础、规则是关键、精神是动力、平台是保障,共同组成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建构之路。互动网络架构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总出发点和构建之基。互动规则建设则是从法治化、制度化和监督角度助力社区互动式治理建设,为其提供合法性与规范性保障。互动精神塑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文化内推力,其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重塑和社区公共体回归具有重要意义。互动平台打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落实载体。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是对“治理重心下移”改革方向的积极回应;是处理好城市社区中多元矛盾冲突的优良方案;是冲破当前治理重重桎梏的探索力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新之路。

张晓容^[5]（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城市社区党建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党建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与形势任务要求相比,当前城市社区党建还存在不适应的情况,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发挥不突出,社区党组织的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社区党员队伍能力素质不强等问题,逐渐成为中共加强基层党建中需要破解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要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城市建设和发展,就必须强化城市社区党建的引领作用,提升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为建设现代化城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要在推动城市治理中展现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破解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所要面对的新问题,需要结合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从理论解析和实践探索层面上进行探究。伴随居委会到社区的变化,城市基层党建也从居委会党建进入社区党建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许多新情况,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分化,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利益矛盾逐渐增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党的组织覆盖面和工作覆盖面要随之扩大等等。这些问题考验着城市社区党组织的能力水平,给城市社区党建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城市社区党建科学化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更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有鉴于此,我们需从理论溯源、探索历程、经验总结和路径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和阐述。在理论溯源方面,在厘清社区、社区组织、城市社区组织、城市社区党建、城市社区党组织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为新时代中共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奠定理论根基。同时,对不同时期中共城市基层党建的探索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汲取所蕴含的理论智慧和历史经验。在现状分析方面,以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导引,全面介绍福州“133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通过对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和现场访谈,对存在的困境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以前瞻性视角探索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路径方法。研究基于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既注重对中共在不同时期加强基层党建经验得失的历史梳理,又基于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展开理论分析,试图实现历史与逻辑、理论研究与实证探索相统一,旨在探寻新时代中共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路径,实现城市社区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深度相融合,引领社区善治。提升城市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政治意义上,以历史思维审视在探索城市建设历程中的曲折与成就,必然能够自觉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感。在实践层面,这一工程需要以建构城市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新格局为目标,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为核心,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为重点,以协调社区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关系为基础,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筑牢根基,进而为中共城市社区党建提供创新思路与合力效应。

吕雯雯^[6]（2020）在《单位型社区治理中的居委会：角色及其行为逻辑 ——以河南省X社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基层社会实行着以单位制为主的管理模式,单位型社区便是这一时期的制度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层治理理念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社区成为基层社会的主要构成。在这一社会发展背景下,居委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围绕着社区治理,在单位型社区内出现了新与旧的碰撞。一方面,单位制的消解并未使其在社区的影响彻底消失;另一方面,居委会主导下的社区逐渐朝着现代化的治理方向发展。社区转型呈现出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影响着社区治理中居委会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单位型社区居委会为研究对象,以“日常生活”为分析视角,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角度对居委会在单位型社区治理场域中的角色及其行为选择展开讨论。在具体探讨过程中,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运用场域、资本、惯习等概念对居委会的角色和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在具体的单位型社区治理中,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居委会作为基层政府代理人,替代单位主导社区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采取“选择性应付”的行为方式应对上级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而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居委会也延续了单位制时代单位在社区管理中的行为路径,充当社区代言人,为社区谋取利益。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站在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单位型社区中的居委会,在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及其行为选择的逻辑上受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影响。社区治理将这两种力量汇集于社区场域之内,影响着居委会的角色和行为。一方面居委会依赖于政府的政治资本和单位的权力资本,造成自身认知偏差,走上行政化的治理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受限于社区自身资本状况,在单位制对社区参与的消解作用下,社区力量难以自下而上推动社区治理发展,社区自治发展受到限制。最终,无法实现单位型社区内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在最后针对居委会和单位型社区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

张建^[7]（2020）在《商品房社区形象塑造研究 ——以重庆D7社区为例》文中提出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市社区发展也逐渐由“单位制”转变为“社区制”。在此过程中,蓬勃发展的商品房社区逐渐成为“社区制”的主角。与“单位制”社区千篇一律的形象有所不同,商品房社区力求个性,追求独一无二的形象呈现。形象学派作为公共关系的主流学派之一,强调形象塑造在公关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形象也逐渐受到理论界与实践界的追捧。因此,塑造良好的社区形象也逐渐成为社区生存和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要素。本文正是基于对社区形象的关注,从CIS理论出发,选取重庆商品房住宅社区——D7社区作为个案,主要通过观察法与个案访谈法收集资料,研究当前商品房社区的社区形象塑造问题。全文首先对包括社区、社区形象、CIS理论等核心概念及相关内涵外延做了界定。同时,本文通过实地观察、个案访谈对D7社区形象塑造的现状进行了解,以CIS理论的三个部分对当前D7社区在形象塑造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发现商品房社区存在视觉形象的细节不周到、各行为主体较为分散且各主体认知偏差、社区理念知名度仍然较低等问题。最后根据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几点建议:在理念形象塑造方面,要不断推陈出新,加强理念认知,也要注意对社区理念的传播;在行为形象塑造方面,加强各主体行为形象塑造的同时努力搭建各主体沟通协作的伙伴关系,特别是要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视觉形象塑造方面,要完善社区基础视觉要素,创造统一的视觉形象。社区形象的塑造是当前城市社区,特别是商品房社区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但是目前尚无详细完备的模式可借鉴,社区形象的塑造也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本文旨在通过对D7社区的观察分析,梳理出当前社区形象塑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可以应对的措施,本文对社区形象塑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也可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和启发。

茹烨坤^[8]（2019）在《资源动员视角下社区动员的策略探索 ——以上海市JY街区微更新项目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进入转型期,社区规划与建设的重点,已经由过去的“增量开发”向“存量调整”转变,社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逐步成为社区规划的主流。上海市JY街区是一个百年历史街区,然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原有的历史文化和风貌,都被今天破败的建筑、混乱的街景、公共设施短缺等问题所掩盖。街区居住空间品质低下、商业功能单一和街区历史价值的流失,更是加剧了街区的衰败。面对如此落后的物质环境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微更新改造为街区活力的恢复提供了新的契机。微更新作为一项社区集体行动,居民的广泛参与是其核心内容,而如何动员居民广泛的参与到其中,就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调研发现,由于该街区的微更新项目是由街道发起并推动实施的,因此其社区动员以行政动员为主,并存在社区动员主体单一、动员客体覆盖面不足、动员流于形式以及动员方式传统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政府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居委会作为社区动员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承担了较多的行政事务,致使社区动员往往带有命令的色彩。此外,社区动员的各项资源保障不足,也使得社区动员的效果差强人意。微更新追求的不仅仅是空间的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对社区资源的整合与挖掘,动员居民更加积极的关注社区、参与社区。因此,本研究从资源动员的视角出发,对街区内的S和J社区所拥有的资源进行维度划分,探求利用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微更新的有效策略。研究发现,借助社区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和道义资源等进行动员策略的实施,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得以巩固、社区规范得以形成和发展、社区信任得以加强,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对社会工作参与社区资源动员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并认为社会工作者在进行社区资源动员的相关实践时,应该以优势视角看待社区,重视社区资产的建设和居民潜能的挖掘;以专业角色链接资源,摆脱对政府的资源依赖,以“显隐结合”的创新理念引领社区的资源开发;还应该以自助的理念动员居民,通过建构社区公共话语和搭建居民参与的组织平台,来提升居民自己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李小姣^[9]（2019）在《社区文化中心建设研究 ——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社区文化中心是由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经办或作为主要文化资源供给主体的,满足民众基本和多样化文化需求为目的,建设在一定行政层级之上并通过一定的服务半径向民众提供全方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基层综合性文化阵地或组织。作为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基层的重要抓手,城市社区文化中心建设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对于保障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具有重大意义。社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作为人民生活的主阵地,其建设和发展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有密切关系。社区文化中心作为社区居民满足文化康乐需求的场所,也是政府部门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社区文化是社区的精神内涵所在,社区文化建设对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流动人口的加剧,社区文化中心建设作为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以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为宗旨,以提高社区居民素质、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社区综合文明程度为主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背景下,依据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针对性文件,结合青岛市市南区的实际情况,参照最新社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研究对象,对青岛市市南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进程和特点、管理体系和服务模式进行了梳理,在肯定当前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文化中心管理存在专项政策缺失、功能室布局安排不科学、管理模式落后、文化人才更新滞后以及服务水平失衡的问题,针对问题对可能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政府职能转变、文化供需存在矛盾以及认识存在局限性会导致青岛市市南区社区文化中心管理出现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建议,分别是制定专项政策、明确中心目标和建设标准科学化、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中心管理服务以及提高服务水平等四方面,由此能够完善青岛市市南区社区文化中心的建设和管理。

王宇^[10]（2019）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培育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通过在全社会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和广泛动员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大力弘扬,如何进一步融入生活并扎实践行成为全社会更为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什么渠道、以何种方式才能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又如何才能通过在鲜活的生活中的落细、落小、落实得以彰显?本文将问题的思考聚焦到社会成员生活的社区,通过分析调查得到这样的认识:社区培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弘扬和践行不应忽视的途径。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理论并尽可能为实践提供参考,是本文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这一主题,全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章社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重要作用研究。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培育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实践观、群众观等理论观点为指导,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探讨在城市居民社区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的理论视域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对策等,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上的实际运用。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社区功能为逻辑起点,论述了社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社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教育引导内容、发生教育引导行为、体现教育引导作用、保持教育引导效果的生活场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教育实践系统、开展实践养成活动、强化实践教育效果的中介要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制度建设契机、运行制度建设内容、检验制度保障作用的现实平台。社区培育的特殊作用主要包括:可以实现培育行为的场域全覆盖,可以直接融入社会生活的最基层,可以增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愿望和实践体验,可以促进制度建设和发挥制度保障作用等方面。第二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的思想理论基础与方法借鉴研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实践观、群众观为社区培育提供了分析其内容、对象、过程、路径的理论支持,从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角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问题研究奠定了“何以可行、对谁进行、如何践行”等问题的理论依据。本文还根据社区培育的实际需要,探究和借鉴了与社区生活中的培育资源、居民生活体验、居民群体态度等问题相关的研究方法,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社区培育问题的认识,对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社区开展价值观教育的情况及其融入生活、营造归属感、强化践行、延续学校教育影响等做法也进行了简要阐述。第三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提出过程的梳理和实践基础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覆盖到社区的过程是以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状况为基础的。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归纳和调查发现,社区建设已经具备的基础和资源状况深刻影响社区居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活动的参与愿望。为此,必须充分考察我国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在建设基础和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的不同社区开展培育的具体化问题。据此,本文分别选择我国社区建设程度较好并具有较强示范作用的广州、深圳、北京和上海等地区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建设发展速度快,可调度资源相对较多,政府投入也比较充分的社区,开展培育的基础就比较好,反之,社区建设发展速度慢,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活动参与愿望低的社区,开展培育的基础就比较差。本文认为目前社区培育能力的现状可以大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具备培育组织系统但组织能力相对较弱、社区活动丰富多彩但培育动员能力相对较弱、培育意识较强但宣传能力相对较弱、投入持续增加但资源调度能力相对较弱。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策略包括:在目标融入方面,进行社区培育目标与社区建设的紧密结合,提高居民对社区建设的满意度,为社区培育打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资源协调方面,增加社区培育的社会资本注入,强化社区居民归属感和社区共同体意识,为社区培育营造丰富的资源储备和舆论环境。在队伍建设方面主要解决社区培育的领导力量和培育主体问题。第四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的教育引导研究。阐述社区培育应该坚持对居民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社区教育引导具有场景生活化和对象分散化的特点。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的瓶颈,是社区资源不足导致的居民活动参与度不高。社区党组织借助其明确的宗旨定位、成熟的组织系统、强大的资源调度能力成为承担教育引导功能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同时,社区教育引导需要坚持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方法并主要通过文化熏陶实现。社区培育的教育引导包括:内容结合方面,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社区生活中的独特内涵,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区生活中的切入点。需求强化方面,可以借助居民价值评价中的自我服务偏见、个体印象管理和从众心理影响等社会心理特点,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注和传递。共识塑造方面,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增加资源投入、强化居民动员、把控议题选择、提升说服技术,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效果。在实施过程中,社区实现教育引导的资源构成主要包括以社区生活场景为代表的环境资源、以居民文化活动为代表的活动资源、以社区规章制度为代表的制度资源和以社区传媒为代表的媒体资源等四个方面。社区主要通过环境创设、活动体验、规范强化等文化熏陶路径,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社区文化熏陶实现教育引导。第五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中的实践养成研究。社区实践养成是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带动下,依托社区生活环境,借助社区生活内容,居民自愿参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活动载体。社区实践养成更注重培育活动的渗透性、体验性和生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实践养成主要包括强化居民的社区角色、挖掘社区的培育资源、促进居民的培育体验等三个方面内容。由于居民普遍关注社区公共服务发展和建设情况,因此实践养成活动只有融入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系统才能引发更多的居民参与。为此,要依靠和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作用、发挥社区居委会基层群众自治的服务功能、强化社区服务站的执行效能以及建立相关体制或机制有效促进社区其他社会组织的协调来开展。在整体统筹的前提下,社区实践养成活动要将国家价值目标融入政府公共服务、将社会价值取向融入社区公益建设项目、将个人价值准则融入社区志愿服务等各有侧重的三个方面来推进。第六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培育制度保障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培育需要来自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系统保障。经济制度方面主要包括在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根本保障的基础上,通过国家力量统筹社区建设资金,有重点的继续强化市级财政对社区培育的投入。通过挖掘不同类型的社区培育资源使社会各方资金积极投入社区建设并建立社会资金使用监管办法,为社会资金进入社区提供制度支持。在政治制度方面则依靠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保障社区培育的政治地位、依靠社区党组织引领和建设社区培育的队伍、依靠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社区培育的实践基础。在文化制度方面,主要体现在通过国家文化制度保障社区培育的观念导向,通过文化管理体制保障社区培育的有序开展等。总之,本文认为社区培育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群众生活中落细、落小、落实的现实路径。社区培育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需要激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需要结合社区生活实际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社会功能,需要强化社区的培育能力。为此,社区可以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与制度保障,紧密依托社区建设基础,始终围绕居民社区生活需求,扎实推进社区培育制度的创新,以期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论社区服务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社区服务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盐城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单位型社区治理中的居委会：角色及其行为逻辑 ——以河南省X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商品房社区形象塑造研究 ——以重庆D7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资源动员视角下社区动员的策略探索 ——以上海市JY街区微更新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社区文化中心建设研究 ——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社区服务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D]. 刘丽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2]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盐城市为例[D]. 杨帆. 苏州大学, 2020(03)
• [3]城市社区“三风”建设研究[D]. 陈慧.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4]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D]. 姜郸. 吉林大学, 2020(08)
• [5]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D]. 张晓容.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单位型社区治理中的居委会：角色及其行为逻辑 ——以河南省X社区为例[D]. 吕雯雯. 郑州大学, 2020(03)
• [7]商品房社区形象塑造研究 ——以重庆D7社区为例[D]. 张建. 西南大学, 2020(01)
• [8]资源动员视角下社区动员的策略探索 ——以上海市JY街区微更新项目为例[D]. 茹烨坤.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9]社区文化中心建设研究 ——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例[D]. 李小姣. 青岛大学, 2019(02)
•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培育研究[D]. 王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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