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将于2004年承办国际橡胶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乌云[1]（2019）在《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文中研究指明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化过程改变了中国内陆边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每个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从北部屏藩到抗战边疆,再成为现代国家的边境,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桥梁的使命,互通世界。本文以民族学为视角、历史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选择乌拉特地区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小见大”,全面梳理了内蒙古边境地区从边缘到中心、从边疆到边境、再从无国界线到最终确定边界的历史,探究了新的国际格局下中蒙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以期还原真实的边境历史。而这一历史并不仅限于“政治型”的大历史,也关乎不同边境群体的小历史,为人们展现更全面的边疆画卷,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意义所在。乌拉特地区历史变迁是近代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国家边界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条约下与各国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共赢。也是中国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为止的百年文明复兴历程,由弱变强,为打造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最现实写照。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基本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等。正文部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一,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面对外蒙古宣布独立、中苏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战争等不同历史危机与挑战,采取的立场和发挥的历史作用。二,建国初在同盟阵营下的中蒙“蜜月”期,内蒙古边境地区从传统边疆转变为现代边境地区,经历了看似和睦、并伴随了人畜越境、移民涌向边疆等不同的过渡状态。三,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下,随着中蒙两国边境矛盾的加深,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成为主要战备区之一,促进了边界的确定,进一步推动了现代边境制度的形成。四,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中蒙开启全面开放时代,双方互设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内蒙古边境地区又变成全球化视野下的经济合作区域,也成为了不同政治实体和社会文化接触的主要场域。五,进入21世纪,中蒙开启战略伙伴关系,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有了新局面,口岸经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成为了跨界民族的聚居地。结论部分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不断巩固和扩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它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开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新局面。而内蒙古边境地区作为互联互通中国与世界的主要通道和窗口,发挥了桥头堡作用,带来了中蒙两国发展的新机遇。
李建辉[2]（2019）在《博弈与共赢：地缘政治视域下跨境教育合作的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中国—东盟的个案研析》文中研究指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积极参与双边、多变和区域性、全球性教育合作,扩大教育开放。刚刚公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动与其他国家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也提出: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合作。地缘政治既是国际政治的理论延伸,亦是国际交往的实务展演。中国与东盟一衣带水、陆路相连、隔海相望,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地缘政治关联。地缘政治视域下,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包括:山水相连的地理区位优势,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脉络,优势互补的经济协作基础和成果丰硕的现实合作根基。通过借助“文明冲突论”和“风险社会理论”理论工具,基于“概率-影响-程度”三维度仔细梳理影响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地缘政治化风险程度,并结合“资源禀赋-博弈能力”象限模型进行研判:当前中国-东盟教育深化合作面临着地缘政治化风险趋强的困局。运用“一核多维”架构对当前“趋强”困局的根源进行剖析,新旧秩序交替大背景下的利益博弈是“核心”根源,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与西方势力遏制,东盟在亚太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重要性与日俱增,东盟将在未来“东-西”博弈棋局中扮演重要的“棋子”之一。跨境教育合作本质上已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是以政治为核心的综合问题。造成当前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地缘政治化趋强的“多维”根因主要表现为:地缘利益博弈为核心的内在动力,大国利益博弈为基础的外部压力,“儒-释-伊-天”多重博弈的文化信仰差异,中国国内省际间差异削弱“中国侧”合力以及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日趋地缘政治化。为有效规避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日趋严峻的地缘政治化倾向,应着重从基本前提、关键要素和具体路径三方面着手。基本前提包括坚持内生发展作为自由合作的根本前提,借助优化合作的技术手段进一步压缩时空距离,以文脉为纽带巩固双方合作的民心根基,以“互利共赢”作为深化合作的核心要义;关键要素包括:军事互信为前提,政治互敬为基础,成果互享为保障;具体路径包括:教育层面继续加快推进中国-东盟教育共同体建设,政府层面统筹协调“中国侧”对东盟的教育合力,民间层面维护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民间基础,国际层面营造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良好国际环境。
上官小红[3]（2018）在《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华侨政策,分别在侨乡与海外展开了侨务工作。论文以现有档案资料为基础,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指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侨乡政府的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闽省政府施行的侨政是基于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因此,第一章主要阐述这一时期闽籍华侨在海外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量集中于东南亚;其经济实力颇为可观;闽籍华侨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报纸方面的起步较早,发展迅速,而闽属社团与闽籍侨领亦在华侨社会中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则论述民国时期福建省侨务机构的历史沿革及其职责、机构自主性等,这些机构处理的侨务工作以侨乡事务为主,海外事务相对较少。论文将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分为侨乡施政与海外侨政两个部分。福建省府的侨乡施政内容较多,为保持章节平衡,故将其分为上下两章,第三章与第四章包括了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尤其是战时兵役制度对华侨出入境的影响尤大;省府争取侨汇,动员与鼓励华侨汇寄侨款,支持银行与邮局介入侨汇工作,疏导战时侨汇汇寄阻隔,清理积压侨汇等;省府积极传达中央政府对华侨投资的鼓励政策,并因地制宜地制定福建省的鼓励政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引导华侨积极参与不同行业的投资,如战时的矿产、垦殖等,并承诺为华侨回国投资之实业提供便利与保护;倡导侨办教育,出台褒奖华侨兴资办学的政策,并对这些私立学校加强监管,要求设立校董会并向政府立案,鼓励华侨配合政府开展五年教育计划;为弥补侨务机构的不足,省府对归侨团体加强管控并使之协助政府处理侨务工作,如处理华侨出入境手续、协助赈济侨胞及引导华侨等工作;太平洋战争后,华侨大量回国,省府积极开展救济困难归侨侨眷的工作,设立了许多临时救济机构,负责救济工作,包括紧急救济与生产救济;为赢取海外闽籍华侨的侨心,保护归侨侨眷无疑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保护其免受勒索与压迫,处理侨民诉讼案件,除此之外,采取一些针对归侨侨眷的优惠政策等。第五章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福建海外侨政。从第一章中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侨情可知,闽籍华侨社会及其社团组织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海外闽属社团加强管理,在此基础上,省府努力争取华侨社团的支持,交由其主导劝募工作,并利用其宣传闽省政,福建省政府的海外侨务工作离不开闽属华侨社团的支持与配合,闽属华侨社团也借此提出省府改善侨乡政治等。海外宣慰、宣传亦是侨乡政府追求经济利益与争取侨心的重要工作;民初,闽省府积极呼吁外交部交涉荷属华侨升旗被虐案,闽省民政厅第四科还发表了保护海外闽侨的声明,战后吁请保护荷属华侨等。论文认为侨乡政府施行华侨政策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基于此,第六章对上述华侨政策及施政情形进行效果分析,认为福建的侨政以侨乡政策为主,争取侨汇、鼓励华侨投资、倡导侨资兴学、管理归侨团体等内容有明显的成效。但在管理出入境侨民、保护归侨侨眷等内容中难以落实到位,尤以争取侨心之关键的保护归侨侨眷的政策弊端最为显着。侨乡施政在经济上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政治上则少有成效。而海外侨政则受制于各种因素,使侨乡政府难以插手,仅能通过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与宣慰、各种途径的宣传及少有的保护华侨措施以加强其向心力,获得一定的效果,但保护海外华侨的效果并不显着。
陈永华（Chan Wing Wah）[4]（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提出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唐湘雨[5]（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认为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钟远明[6]（2017）在《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胜利后四年间内战成为主调,在内战背景下国统区铁路的经营与建设问题是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粤省铁路作为国统区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建设过程成为战后动荡四年间中国铁路的典型缩影与真实写照,且极具特色。该省铁路历经自清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近40年的发展,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孤悬岭南到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奠定其经营与建设的基本格局与重要基础;而战后四年则是衔接粤省铁路经营建设在抗战以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过渡转型阶段。此阶段开启的首要步骤是国民政府从日军手中接收粤省铁路各路段,恢复原有经营,在此基础上重启粤省铁路营运,但过程未如人意,对之后的经营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阶段开启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国民政府重建对粤省铁路的统一管理,推动该省铁路各路段进一步整合;而铁路管理新模式的引入亦是战后中国铁路管理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并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战争的贻害,国内外局势复杂,粤省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丕变以及粤省铁路自身基础状况限制等,粤省铁路在战后四年间的经营建设肩负“恢复战前标准”沉重任务之余还需致力于“推动建设”。尽管各项日常经营事务——机务、工务、财务、行车、警务以及客货运输等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基础极为脆弱,与抗战前水平仍相去甚远。此外,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积极参与战后中国铁路建设,美援也成为粤省铁路建设得以启动的重要资金依赖;而在引入利用美援的憧憬下,广东军政当局喊出“复兴华南”的号召,锐意以粤省铁路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建设项目,与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合作开展多项具有重要价值与长远意义的铁路工程,然而这些铁路工程在混乱的时局中始终未能完工,对广东地方经济建设推动作用有限,难以满足当地发展的需求。随着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行将崩溃,粤省铁路经营亦陷入空前困境;在人民政府正确政策方针以及原铁路职工的促成下,粤省铁路在新旧政权更迭过程中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民国路政在广东得以转换新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铁路事业的一部分。
吴文俊[7]（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认为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许正[8]（2017）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全世界在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六十余年的“长期和平”。这种所谓的“和平”,是在美苏紧张对峙、核武器的发明及其技术的扩散以及全球军备水平大幅升级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不仅没有使得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变得重要性,相反却变的更为突出。表现在安全观念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整个人类的共同安全,单个国家的安全是较为脆弱和没有保证的。在实现安全的手段上,安全机制作为中观层次解决方案中最具影响的流派之一,得到了学界人士更多关注。根据相关理论,安全机制是指国家这一行为者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在某个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领域上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安全机制的确立并不必然仰赖成员在制度或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与之相反,它常常是在对立的政治世界中寻求对威胁和武力使用的约束与控制。而且安全机制中的大部分属于问题性质,目的是解决特定的安全议题,应对威胁整个人类安全的议题。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安全机制“欧洲协调”应运而生,它所确立的谈判制度和协商精神,成为了之后各个安全机制所遵从的标准。无论是国际联盟、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还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安全机制,大体上都是在“欧洲协调”确立的原则上所构建的。尽管这些安全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甚至其中某些安全机制早已解体,但是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位于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西靠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一个地理相连数目高达六个的国家板块群,而且由于该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且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区域,从英法殖民时期至今以来便战乱不断,各个大国在不同时期的介入成为了威胁该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衍生的大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的地区的安全问题会不定期的爆发。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甚至被描述为“叛乱的地区”、“东方巴尔干”和“多米诺地区”。新建立的民族国家虚弱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后殖民时期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域内意识形态的一度两极化,跨国有组织犯罪、地区分离主义的猖獗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薄弱,都表明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特征。这些冲突不仅危及到某些国家政权的存亡,也对该地区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安全机制的构成上,根据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形势的历史和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包括次区域各国领导人及部门首长定期会晤机制;安全决策和信息交流机制,其中应设置秘书处、成员国常驻代表机构、观察员机制和对话伙伴机制,以加强六国间安全信息的交流;维和机制,其中应包含各国总参谋长会晤机制、安全理事会以及一支必要的维和部队,由各国总参谋长和安全理事会来统一指挥维和部队,应对域内各种安全威胁;核不扩散机制,包括负责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裁军事务部们,还有提供技术支持的裁军研究所;警务合作机制,包括警察首长定期会晤机制、联合武装执法巡逻机制、统一逮捕令制度、犯罪情报交流机制和警务培训制度等;联合演习机制,次区域各国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以增强次区各国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协同行动能力,增加政治互信。根据以上安全机制的构成,次区域的安全机制的构建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泰国和柬埔寨、柬埔寨与老挝、泰国和缅甸依旧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跨国拐卖妇女儿童和毒品犯罪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又纷纷涌现出,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地区安全问题变得愈发的棘手。而且,次区域既有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领土争端解决机制已逐渐沦为摆设,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效果上都远不足以应对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各类安全问题。由于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次区域各国在冷战时期曾多次兵戎相见。泰国在冷战初期,追随美国在次区域的反共政策,武装干预了越南和老挝的民族解放战争。越南在冷战时期为实现称霸东南亚的企图,在苏联的支持下,曾武装侵占了柬埔寨并与中国和泰国在边境上爆发了冲突。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多年,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争留下的后遗症,次区域各国的政治互信依然不足。而且,由于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和战争频发,再加上统一后的新政府采取了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需要依赖国际援助才能维持国家正常运转。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至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泰国和越南则是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越南在十年内连续遭遇两次经济危机;泰国军事政变频发,历届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经常夭折,缺乏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目前泰越两国的经济复苏仍未有明显起色。中国云南省作为与次区域各国对接的重要窗口,在中国国内各省的经济排名中常年处在倒数的位置,经济指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均严重滞后。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由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抑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在该地区展开角逐,次区域部分国家被迫在各大国的竞争缝隙中,采取平衡外交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次区域各国政治互信的不足,经济的落后和域外大国的干预等因素对该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路径,应遵循以“先易后难”与“合作求安全”以及“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理念,循序渐进的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首先,要加强次区域各国间的互信,建立互信机制,强化安全合作。根据现阶段次区域的安全形势,建立互信机制是完成构建安全机制的首要条件,实践的可行性相对更大。在“循序渐进”和“先易后难”的构建原则下,互信机制的构建需要搁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确看待其它国家的发展道路。争取前期成功建立起沟通协商子机制、危机评估子机制与危机评判子机制,以加强在平时以及预防或处理潜在安全威胁的协调。在以上三个子机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次区域国家间的互信机制。其次,进一步深化次区域各国间的经贸合作,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进程。继续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建设,首先,明确现阶段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不足。在政治、经济、人文方面继续推进经济走廊的建设。再次,拓宽融资渠道,吸纳更多的投资资金,为新阶段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还有继续深化次区域国家的环境合作。在深入推进以上三个领域的基础上,将老挝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加以重点经营,推进“中老友好合作条约”的谈判与签署,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以此给次区域其它国家树立典范,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模式向柬埔寨和泰国扩展,并最终覆盖到缅甸和越南。以“中路突破”带动两侧应该是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进行安全合作的一个较合适的选择。这些更为密切的经贸合作势必对地区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带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和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除此之外,还需要开展次区域功能性合作情报共享。其中包括推进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探索展开次区域金融合作、深化次区域国家间产能合作以及加强民间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的特殊功能,为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建设性思路。
刘雯[9]（2015）在《1949年以来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向他国政府和人民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具有非强制性、内外的互动性、发挥作用的长期性和长效性、意识形态属性等四大特征。它可分为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政府授权由社会组织实施的文化交流以及政府参与的文化交流三种形式。文化外交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树立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非洲国家成为中国争取友好合作的对象之一。在文化外交服务政治、文化外交应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以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契机开始了对非文化外交。此后,中国通过高层外访、教育合作、艺术团访演、文化展览、电影输出、主持或参加国际多边活动等方式加强同非洲国家的文化互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对非文化外交戛然而止,直至7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在于推动中非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中非经贸合作。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内容更加丰富、形式多样化。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政府对文化的重视使得中国对非文化外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相关机制趋于成熟,并且确立了由文化部主管并协调各部委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管理体制。新时期中非的人文往来密切,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媒体合作初具规模。总的来说,建国后的中国对非文化外交呈现出了始终以和平为目标、注重双方互动、意识形态不断弱化、从政府主导到官民协作的特点。它为加强中非政治互信、推动中非经贸往来、提升中国在非洲的文化软实力以及促进非洲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进一步推动对非文化外交的发展中国具有文化资源丰富、硬实力基础坚实、中非关系牢固等三大优势,同时也面临中非文化差异较大、管理机制分散、资金不足、文化传播手段相对单一等四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应采取加强教育文化合作培养非洲的中国通和中国的非洲通、推动文化外交管理体制的改革、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重视公共媒体与文化外交的结合、充分发挥在非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等措施应对之。
王鹏[10]（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二、中国将于2004年承办国际橡胶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将于2004年承办国际橡胶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念界定 |
| (一)边疆、边境与边界的概念界定 |
| (二)边疆与边境的地理范围 |
| (三)国际关系与边界意识 |
| (四)时间范围的确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研究 |
| (二)国内、外关于边疆、边界、边境的研究 |
| (三)国际关系研究 |
| (四)乌拉特相关研究 |
| 四、基本史料 |
| (一)民国时期史料 |
| (二)建国以后的史料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1911—1949)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清朝的覆亡与“外蒙古独立” |
|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三、民国前期的乌拉特草原与中苏交通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南京政府的边疆政策 |
| 二、成为抗战前线的内蒙古地区 |
| 第二章 同盟阵营下的和睦边境(1949—1962) |
| 第一节 同志加兄弟般的和睦边境 |
| 一、友谊边境 |
| 二、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 |
| 第二节 边境轶事 |
| 一、借境放牧 |
| 二、越境事件 |
| 第三节 建国初的边疆移民 |
| 一、边疆移民 |
| 二、知识青年支援边境地区 |
| 第三章 对立时期的中蒙边境(1963—1989)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与中蒙边境 |
| 一、中苏关系的恶化 |
| 二、中蒙边界的最终确定 |
| 第二节 中蒙边境线上的乌拉特中旗 |
| 一、中蒙冷淡时期的边境 |
| 二、乌拉特中旗境内的边界线 |
| 第三节 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一、巴彦淖尔盟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 |
| 二、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第四节 边境检查制度的雏形 |
| 一、民兵组织 |
| 二、武装放牧点和堵卡站 |
| 三、“净化边境” |
| 四、会晤站 |
| 第四章 全面开放的中蒙边境(1990—2004) |
| 第一节 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 |
| 一、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概况 |
| 二、甘其毛都口岸发展现状 |
| 三、口岸与园区一体化模式 |
| 第二节 口岸与边境社区的联系——以图古日格嘎查为例 |
| 一、边境社区——图古日格嘎查 |
| 二、口岸建设中当地牧民的生活变迁 |
| 第五章 战略伙伴时期的中蒙边境(2005—2014) |
| 第一节 中蒙关系演变与对外贸易发展 |
| 一、中蒙关系及其演变 |
| 二、中蒙对外贸易 |
| 第二节 乌拉特中旗边境地区的新格局 |
| 一、口岸贸易发展对乌拉特中旗经济的影响 |
| 二、边境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
| 三、新兴口岸城市——甘其毛都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博弈与共赢：地缘政治视域下跨境教育合作的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中国—东盟的个案研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深度访谈法 |
| 1.4.3 个案研究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地缘政治 |
| 2.1.2 地缘政治风险 |
| 2.1.3 跨境教育合作 |
| 2.1.4 跨境教育共同体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文明冲突论 |
| 2.2.2 风险社会理论 |
| 第3章 地缘政治视域下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基础分析 |
| 3.1 山水相连: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地理区位 |
| 3.2 源远流长: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历史脉络 |
| 3.3 优势互补: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经济基础 |
| 3.4 成果丰硕: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现实成就 |
| 3.4.1 破冰萌芽期(1991-2002) |
| 3.4.2 稳步发展期(2003-2009) |
| 3.4.3 快速成长期(2010-2012) |
| 3.4.4 深化拓展期(2013-至今) |
| 第4章 中国-东盟教育合作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局及其根源解析 |
| 4.1 地缘政治困局:跨境教育合作地缘政治化风险趋强 |
| 4.2 地缘政治困局形成的根源解析:“一核多维”架构 |
| 4.2.1 中国和平崛起背景下新旧秩序交替的新时代 |
| 4.2.2 东盟在地缘政治格局的地位与作用日趋重要 |
| 4.2.3 地缘利益博弈:跨境教育合作地缘政治困局的内在动力 |
| 4.2.4 大国利益博弈:跨境教育合作地缘政治困局的外部压力 |
| 4.2.5 文化信仰差异:“儒-释-伊-天”多重博弈的影响 |
| 4.2.6 国内省际间差异:削弱跨境教育合作“中国侧”合力 |
| 第5章 深化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未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对策探讨 |
| 5.1 巩固与优化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基本前提 |
| 5.1.1 内生发展:自由合作的根本前提 |
| 5.1.2 时空距离:优化合作的技术手段 |
| 5.1.3 文脉纽带:巩固合作的民心根基 |
| 5.1.4 互利共赢:深化合作的核心要义 |
| 5.2 削弱与规避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地缘政治化的关键要素 |
| 5.2.1 前提:军事互信 |
| 5.2.2 基础:政治互敬 |
| 5.2.3 保障:成果互享 |
| 5.3 提升与优化中国-东盟跨境教育合作的具体路径 |
| 5.3.1 教育层面:继续加快推进中国-东盟教育共同体建设 |
| 5.3.2 政府层面:统筹协调“中国侧”对东盟的教育合力 |
| 5.3.3 民间层面:维护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深厚民间基础 |
| 5.3.4 国际层面:营造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良好国际环境 |
| 结论与展望 |
| 附表1: 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系列文件明细表 |
| 附表2: 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以来系列文件明细表 |
| 附表3: 2018年东盟国家与中美日三国(10+3)军事力量明细表 |
| 附表4: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海地区军事对抗或军事挑衅行为明细表 |
| 附表5: 国内外关于东盟研究代表性智库机构一览表 |
| 附表6: 中国主要城市与东盟各国首都的每周直航往来航班明细表 |
| 附表7: 部分“双一流”和行业院校与东盟深化“产学研”合作领域展望表 |
| 附图1: 东盟部分国家侵占我国南海岛礁情况示意图 |
| 附图2: 2018年全球智库数量占比分布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3）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概况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闽籍华侨数量估算与海外分布 |
| 第二节 闽籍华侨的经济地位与职业结构 |
| 第三节 闽籍华侨的文教社团及其影响力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务机构设置与侨务理念的演变 |
| 第一节 福建暨南局的兴废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闽省的侨务机构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上) |
| 第一节 出入境管理与移民 |
| 第二节 争取与疏通侨汇 |
| 第三节 鼓励华侨回省投资政策 |
| 第四节 倡导侨办教育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下) |
| 第一节 侨政与福建归侨团体的兴起 |
| 第二节 福建归侨侨眷之战时救济 |
| 第三节 保护归侨侨眷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福建海外侨政 |
| 第一节 管理与密切联络海外闽侨社团 |
| 第二节 海外宣慰与宣传 |
| 第三节 保护海外华侨 |
| 第六章 侨政效果 |
| 第一节 侨乡施政效果 |
| 第二节 海外侨政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5）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以前粤省铁路从分治到整合的进程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分治的形成 |
| 一、美国方面关于省三支线的兴筑及其困境 |
| 二、商办铁路公司对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与经营 |
| 三、英国势力笼罩下广九铁路的兴筑与经营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前粤省铁路的整合 |
| 一、省内整合:政治介入粤省铁路内部事务 |
| 二、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四大铁路管理局(工程局)合并 |
| 第三节 抗战爆发前后粤汉广九两路接轨 |
| 一、接轨问题的起源 |
| 二、中央、地方与英国关于接轨问题的立场与纠缠 |
| 三、两路接轨促成“香港通道”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粤省铁路经营的恢复与统一管理的重建 |
| 第一节 粤省境内粤汉、广九等路段的接收与营运初步恢复 |
| 一、陆军第二方面军铁路接收事宜 |
| 二、交通部驻粤人员的铁路接管 |
| 三、粤省境内粤汉、广九等路段交通营运的恢复 |
| 第二节 海南岛铁路之接收与初期经营 |
| 一、日军对海南岛铁路的营建概况 |
| 二、海南岛铁路接收乱局 |
| 三、海南岛铁路接收初期之经营及困难 |
| 第三节 粤省铁路统一管理的重建 |
| 一、粤汉区铁路管理局之建立 |
| 二、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在粤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抗战胜利后粤省铁路的日常经营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营运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 |
| 第二节 粤省铁路经营中的主要事务 |
| 一、机务 |
| 二、工务 |
| 三、财务 |
| 四、行车 |
| 五、警务 |
| 第三节 客货运输状况及其进步与不足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抗战胜利后粤省铁路新工程与广东地方建设 |
| 第一节 美援、“复兴华南”计划与粤汉区铁路 |
| 一、打造华南“美式铁路典范” |
| 二、以铁路带动“复兴华南”计划 |
| 三、“美援”的落差 |
| 第二节 开发海南岛:海南环岛铁路之建设及窘境 |
| 一、海南环岛铁路建设基础与建筑计划 |
| 二、开展海南环岛铁路计划中的困难 |
| 三、环岛铁路计划的搁置与地方民众的反应 |
| 第三节 连通粤汉干线与广三段:建设广州西南大桥 |
| 一、工程缘起 |
| 二、战后路局、省府与市府合作筹筑西南大桥 |
| 三、工程计划与中辍 |
| 第四节 运输煤炭以济广东:狗牙洞支线建设 |
| 一、缺煤的广东 |
| 二、粤湘边境、粤北煤矿的早期开发与狗牙洞支线雏形 |
| 三、支线工程开展与相关概算 |
| 四、推进支线工程的现实困难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路政在广东的转换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深陷经营困境 |
| 一、财政极度困难 |
| 二、粤省铁路工潮迭起 |
| 三、路局高层离心离德 |
| 四、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南迁广州 |
| 第二节 广州机厂等设备人员迁台 |
| 第三节 人民政府对粤省铁路的接管与改造 |
| 一、接管前夕之情形 |
| 二、粤省铁路的接管与改造过程 |
| 三、粤省铁路交通恢复与营运展望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7）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 二、失业率 |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 一、区域分布 |
| 二、行业分布 |
| 三、成份构成 |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8）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欧洲协调”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欧洲协调”的形成背景 |
| （二）“欧洲协调”的形成 |
| （三）大国对“欧洲协调”的基本认同 |
| （四）“欧洲协调”遭遇的挑战及其解体 |
| 二、国际联盟的成立与发展 |
| （一）国际联盟成立的背景 |
| （二）国际联盟的发展 |
| （三）国际联盟安全机制解体的原因 |
| 三、联合国安全机制的成立与发展 |
| （一）联合国的建立 |
| （二）联合国的作用和缺陷 |
| 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
| （二）冷战时期北约军事战略的调整 |
| （三）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转型 |
| 五、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
| （二）华沙条约组织的发展 |
| （三）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 |
| 六、“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安全机制的成立与发展 |
| （一）欧安会安全机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欧安会安全机制的作用 |
| 七、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发展 |
|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
| （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
| 第二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形势的历史与现状 |
| 一、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
|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 |
|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 |
| 二、二战时期远东重要战场 |
| （一）二战时期日本南进政策的形成 |
| （二）日本对缅甸的入侵 |
| （三）中美英盟军反攻缅甸 |
| 三、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区 |
| （一）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
| （二）越南战争 |
| 四、冷战结束后次区域安全问题凸显 |
| （一）泰国南部地区分离主义运动 |
| （二）毒品犯罪问题 |
| （三）武器走私问题 |
| （四）非法移民问题 |
| （五）湄公河航运安全问题 |
| （六）经济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 第三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与构建的必要性 |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 |
| （一）各国领导人和部门首长会晤机制 |
| （二）安全信息和决策交流机制 |
| （三）维和机制 |
| （四）警务合作机制 |
| （五）裁军与军控机制 |
| （六）联合演习机制 |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面临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加剧 |
|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既有的国际机制无力解决安全问题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制约因素 |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间政治互信不足 |
| （一）越南与柬埔寨 |
| （二）泰国与越南 |
| （三）老挝与泰国 |
| （四）中国与越南 |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经济落后，财政困难 |
| （一）柬埔寨 |
| （二）缅甸 |
| （三）老挝 |
| （四）泰国 |
| （五）越南 |
| （六）中国云南省 |
| 三、域外大国的影响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俄罗斯 |
| （四）欧盟 |
| （五）澳大利亚 |
| （六）印度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路径 |
| 一、明确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原则 |
| （一）倡导“以合作求安全”的理念 |
| （二）逐步稳妥的推进安全机制构建 |
| （三）秉持“积极推动”的政策取向 |
| 二、加强次区域国家互信，强化安全合作 |
| （一）构建次区域国家互信机制的可行性 |
| （二）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前提 |
| （三）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方法 |
| （四）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阶段目标 |
| 三、深化经贸合作，发展经济，加大安全投入 |
| （一）进一步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力度 |
| （二）拓宽融资渠道，为新阶段经济合作提供拥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
| （三）继续深化次区域环境安全合作 |
| （四）重点经营中国与老挝的关系，借此加强与次区域其它国家的合作 |
| 四、开展次区域功能性合作情报共享 |
| （一）推进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 |
| （二）探索展开次区域金融合作 |
| （三）深化次区域产能合作 |
| （四）加强民间交流，为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提供建设性思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1949年以来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一章 文化外交的理论探析 |
| 第一节 文化外交的含义 |
| 一、文化与外交的定义 |
| 二、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
| 三、文化外交的定义 |
| 第二节 文化外交的基本特征 |
| 一、非强制性 |
| 二、内外的互动性 |
| 三、发挥作用的长期性和长效性 |
| 四、意识形态属性鲜明 |
| 第三节 文化外交的三种形式 |
| 一、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项目 |
| 二、政府支持的文化交流项目 |
| 三、政府参与的文化交流项目 |
| 第四节 文化外交的功能 |
| 一、文化外交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 |
| 二、文化外交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
| 三、文化外交是树立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探索阶段(1955-1977年) |
| 第一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起步 |
| 一、中国文化外交的指导思想 |
| 二、对非洲未建交国家的文化外交 |
| 三、对非洲建交国家的文化外交 |
| 四、国际多边舞台上的中国对非文化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挫折和恢复 |
| 一、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挫折 |
| 二、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恢复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发展阶段(1978-1999年) |
| 第一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进一步发展之背景 |
| 一、中国外交理念的转变 |
| 二、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发展 |
| 一、规模的扩大 |
| 二、内容的丰富 |
| 三、形式的多样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成熟阶段(2000—至今) |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背景 |
| 一、中非关系全面发展 |
| 二、政府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机制化和组织体系 |
| 一、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机制化 |
| 二、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组织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繁荣 |
| 一、人文往来 |
| 二、教育合作 |
| 三、媒体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特点及作用 |
| 第一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特点 |
| 一、始终以和平为目标 |
| 二、注重双方的互动 |
| 三、意识形态不断弱化 |
| 四、从政府主导到官民协作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作用 |
| 一、增进中非互信 |
| 二、推动经贸的往来 |
| 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
| 四、促进非洲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当前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优势、挑战及对策 |
| 第一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优势 |
| 一、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
| 二、中国硬实力稳步提升为文化外交提供物质基础 |
| 三、中非关系稳固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面临的挑战 |
| 一、中非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大 |
| 二、管理机制分散 |
| 三、资金投入有待提高 |
| 四、文化传播手段尚待发掘 |
| 第三节 加强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对策 |
| 一、加强教育文化合作,培养非洲的中国通和中国的非洲通 |
| 二、推动文化外交管理体制的改革 |
| 三、拓宽资金来源扩大资金投入 |
| 四、重视公共传媒在文化外交中的桥梁作用 |
| 五、充分发挥在非华人、华侨的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中国将于2004年承办国际橡胶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D]. 乌云.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2]博弈与共赢：地缘政治视域下跨境教育合作的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中国—东盟的个案研析[D]. 李建辉. 广西大学, 2019(01)
- [3]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D].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4]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5]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6]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D]. 钟远明. 武汉大学, 2017(06)
- [7]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8]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D]. 许正. 苏州大学, 2017(04)
- [9]1949年以来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研究[D]. 刘雯. 武汉大学, 2015(01)
- [10]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