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试行标准到期转正工作的紧急通告（论文文献综述）
张璐[1]（2020）在《行政迟延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效且公正地履行法定职责是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现代社会中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而往往现实中,迟延行政常有发生且并不能引起广泛重视。行政迟延不仅助长行政主体对权力的滥用、损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相互制衡,而且其违法性还可能直接破坏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出现了确认违法判决,2015年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增加了对“程序轻微违法”确认违法的裁判方式,2018年最高院行诉法解释中将期限轻微违法的情形规定在“程序轻微违法”中。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修改无疑是对迟延行为处理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丰富了以往在司法实践中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以程序瑕疵不影响相对人实体权利的理由驳回诉讼请求的方式。然而,对于具体行政迟延行为,其构成要件与分类标准还依然不甚明朗,其构成“行政程序违法”的程度也仍不清晰。程序违法不一定会带来必然的实体违法,对于纯程序瑕疵,不对实体权利造成影响的行政迟延行为,法院是否仍必须适用确认违法或撤销判决?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指正判决,或许能作为处理“程序轻微违法”情况时除确认违法判决之外的一条新路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一线法官,导致出现全国各地不同级别不同法院对相似的案件作出完全不同裁判的情况。对此,文章从司法裁判实例入手,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行政迟延行为进行阐述:第一章名为行政迟延行为的危害。通过四个同案不同判的案件以及十个与行政拘留有关的案件,引发对处理行政迟延行为现状的思考以及行政迟延行为的危害。第二章阐述行政迟延行为研究中的理论困境:当前我国对行政迟延行为的研究还面临着法律属性认定模糊、类型化解构缺失、违法性认定的理论分歧与规制的无所适从以及司法审查裁判标准不统一四个方面的问题。而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对这四个问题的逐一讨论:确定了行政迟延行为的构成需要从行为主体、内容、对象、时限、结果以及排除性要件等方面来综合判断;基于迟延行为的构成要件,在第四章中对行政迟延行为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给出了四种具体的类型化建议;并在第五章确立了迟延行为的违法性,即在无正当理由存在的情况下,迟延具有必然的程序违法性与或然的实体违法性,以及从实体法、程序法和追责层面来规制行政行为;在最后一章厘清了迟延行为司法审查的裁判方式,并探索处理行政迟延行为问题时除了确认违法判决与撤销判决之外的第三条路径。只有行政主体更加审慎、精细化地从程序上杜绝行政迟延行为的发生,依法行政,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法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社会利益的目的。
苏冬冬[2]（2020）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医药技术、医药经济和公共健康备受关注的当下,如何有效对医药发明进行专利保护,既可以激励医药技术创新和促进医药产业发展,又可以满足药品可及性和保障公众健康权益的实现,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和产业界讨论的重点话题。目前,我国药品注册审批环节不审查拟上市药品的专利状况,导致上市后的药品面临着专利侵权和退市的双重风险。药品注册审批环节缺乏有效的专利争议解决机制,难以有效保护药品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制度上需要引入一种机制将药品的注册审批与专利权的保护相联系。美国1984年的《Hatch-Maxman法案》首创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并在2003年的《医疗保险处方药改进和现代化法案》（MMA）中得到优化和完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包括程序链接和职能机构链接,涵盖简化新药申请程序、专利信息公示、专利声明、暂缓审批期、专利挑战机制、首仿药市场独占期等内容。我国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仅是对药品的审评审批与专利的权属状态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未建立实质意义上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我国既有规定过于简单宽泛,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实际运行效果不佳,难以满足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实际需求。为此,国家从宏观政策和立法层面提出要探索构建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这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讨论。为了保障医药创新政策的有效部署落实和立法工作的顺利推进,有必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建构方案。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进行全方位和体系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本文通过全面梳理和分析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产生的缘由、创立的背景、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发挥的功效,挖掘该制度所蕴含的宗旨和价值理念,剖析制度的内在运行机理及其缺陷,探寻该制度建立、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和重要影响因素,发现和解决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协调与衔接问题,剖析制度运行中产生的竞争法问题,在对比分析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国家的立法实践、实际运行状况及其实施效果、所进行的革新举措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不同立法模式的优缺点,吸收、合理借鉴这些国家在药品专利保护与药品监管制度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有益尝试、探索和经验,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医药创新政策和制度环境,确立我国的药品专利链接立法模式和构建出科学、合理、健全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完善我国药品专利保护与药品监管制度体系。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由六章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解读。本章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内涵出发,厘清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明晰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立的判断标准,梳理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产生缘由与演变过程,剖析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缺陷,确定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功能及作用,分析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基本内容。本章的内容为全文探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奠定了基础。就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本身而言,其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促进新药研发和及时确定专利法律状态的正效应时,也具有阻碍仿制药竞争和危及药品可及性的负效应。第二章,我国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章通过深入剖析药品专利链接的制度逻辑及其合理内核,挖掘出该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础和基本价值取向,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医药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探寻该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为药品专利权人提供了在药品上市前解决专利纠纷的途径,是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得以实现的手段之一。该制度遵循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契合利益平衡的立法旨趣、合乎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符合最优资源配置的要求和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立场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目标。该制度有助于强化药品专利权的保护,激励药品创新;有利于促进仿制药与创新药的充分竞争,实现医药产业的良性发展;有助于解决公民健康需求与药品供给不足的矛盾。该制度是解决我国药品专利保护不力、医药产业创新不足和高质量药品紧缺问题的重要途径,是落实国家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创新政策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制度设计。第三章,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比较法考察。本章主要考察了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同时结合近年来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规定,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和实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国家,其后得到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响应和仿效实施。实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国家基于本国实际和政策目标采取了不同的链接模式,且产生了不同的实施效果。美国将国内立法中的药品专利链接机制通过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推行。现阶段,由于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结构不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尚无法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标准。未来将会成为国际药品专利保护领域的一项基本准则。第四章,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配套法律制度。本章详细介绍了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相配套的药品试验例外、药品专利期限延长、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制度内容,分析了这三个制度的功能及作用、制度本身的利与弊,以及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几个制度实质上是围绕着药品专利保护与创新药研发之间的矛盾和药品专利权人的私人利益与和社会福利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药品试验例外制度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药品专利期限延长制度的并行实施,起到了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作用。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是药品专利链接的基础,药品专利链接是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延伸。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相关的各个制度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能够起到共同激励创新药物的开发和加快仿制药及时上市的作用。第五章,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探讨了美国和加拿大在应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问题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同时也考察了欧盟在应对相关问题上的经验做法。从微观的角度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实施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挖掘法院对同类案件作不同处理的法理依据,总结归纳相关行为的违法性判定要件。针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医药产业发展实际、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提出了我国应对相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滥用主要表现为药品专利常青（药品专利不当登记）和反向支付协议两类典型行为。药品领域的专利常青、反向支付协议问题本质上反映了药品创新激励保护和市场自由竞争之间的冲突与平衡问题。运用反垄断法规制药品专利常青行为和反向支付协议行为具有正当性基础,对这些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应遵循合理分析原则,综合衡量其垄断行为对竞争的正负效应,以判定是否落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第六章,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构建的体系化思考。本章在梳理及评析现有药品专利链接模式,分析我国与药品专利链接相关的现行立法规定、实施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立法与实践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和法制环境,提出该制度在我国建构的基本设想和具体实施方案。我国与药品专利链接相关的现行立法规定主要存在规定缺乏上位法依据、规定不具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突出问题。在药品注册审批实践中因药品注册申报引发的专利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而,在我国构建药品专利链接制度需要补充制度创设的依据和设计具有可操作性的专利链接方案。同时,在具体制度设计时,需要立足我国实际、注重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与衔接,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法律机制。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合理内核在于利益平衡,其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平衡设计,激励原研药企业继续研发新药并推向市场,鼓励仿制药企业挑战原研药企业的专利,使原研药行业与仿制药行业保持良性协调发展。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有效实施及其所追求的利益平衡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制约、配合和支撑,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促进原研药与仿制药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在中国语境下实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应当警惕该制度滥用可能带来的反竞争风险。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应科学评估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利弊,克服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消解该制度对药品可及性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王宏伟[3]（2019）在《我国药品质量安全监管方式现状与思考》文中研究指明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保障药品安全被视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和重大的经济问题,党和政府高度关注药品监管情况。目前,我国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推进,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发展迅速,较好满足了公众对药品的需求,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日趋规范和完善,建立了包括国家、省、市、县四级行政监管体系,以检验检测、不良反应监测等为重点的技术支撑体系,以及涵盖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的法律保障体系。虽然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药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但近年来,药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而每一次质量安全事件,药品监管部门都会被推到舆论的火炉上烘烤[1]。如何加强上市后药品安全监管,提高监管效能,确保公众用药安全成为目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方式,收集了近年的药品飞行检查、国家药品抽验、不良反应监测等数据信息,包括:1.药品飞行检查。统计近几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公开药品飞行检查情况,具体分析飞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为今后药品监管提供借鉴。2.国家药品抽验,统计一个时间段内的药品抽验批次、不合格批次、不合格率以及探索性研究成果,并总结检查效果。3.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简要概述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对2013-2017年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进行整理,统计分析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情况,并汇总风险控制措施,为今后相关部门更有针对性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提供依据。4.药品投诉举报。统计分析2010-2017年药品投诉举报数据,从举报途径、承办部门等方面进行汇总分析。5.总结药品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专项行动以及创新监管形式,对其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对美国安全药品监管措施的比较分析和借鉴,最终提出适合我国药品安全监管的建议:①完善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②建立药品市场健康发展机制,如:药品企业制约机制、创新药研制激励机制、地方药品监管机制等;③遏制制售假劣药品违法行为;④拓展假劣药品监测能力和信息公开渠道;⑤提高药品监管队伍整体素质;⑥开展监管政策研究;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⑧强化部门协调联动提高社会共治能力。
李稷民[4]（2019）在《《行政诉讼法》框架下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构造》文中研究指明在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问题逐渐引起了更多学者的重视,同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实践也显露出了诸多问题。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相关的研究已经囊括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性问题、审查的方式与审查深度问题、司法权的界限问题、审查的标准问题等等。但目前的理论研究中普遍忽略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构造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现行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构造中实际存在着两种交错在一起的审查权。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后,逐渐在司法实践中确立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本文中简称为“规范审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法官法律选择适用权衍生出来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14年《行政诉讼法》对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权力进行了立法确认,但这种合法性审查权仍然无法脱离法律选择适用权的框架。不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与政策的推动下,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权”已经显现出了逐步脱离“法律选择适用权”的倾向性。然而行政规范的合法性审查仍然在形式上被“锁定”在法律选择适用的情境之中,与域外规范审查的构造相比,我国的规范审查并不是“完整”的行政规范审查制度。可以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规范审查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判定的“合法性审查权”,另一部分是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能否作为审查依据的“法律选择适用权”,以往的研究对此实定法现象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现行《行政诉讼法》规范审查构造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行政规范的“合法性审查权”与法官“法律选择适用权”的交错状态所引发的一系列审查实践难题（在后文中笔者将此问题简称为“权力交错”问题）。只有以此问题为核心,明晰规范审查中“依据审查”与“合法性审查”间的区别和界限,才能逐步将这种复杂的审查构造梳理清晰,从而构建符合我国规范审查构造的审查方式与方法,也能为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进一步发展明确路径。本文在法解释学的基本立场下采取“实定法描述——问题析出——问题分析——提出建议”的论证思路,综合法律条文的解释和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描述我国规范审查的实定法现状,在借鉴与比较外国法的基础上析出我国规范审查构造中的问题,运用理论法学中规范理论、法学方法论、法律论证理论等知识对规范审查构造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依据我国规范审查的构造提出审查方法上的建议。本文从架构上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进行总结与分析,描述目前司法实践中规范审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析出我国行政规范审查在构造上的核心问题:行政规范的“合法性审查权”与法官“法律选择适用权”的交错问题。第二章对我国规范审查构造中存在的两种审查进行界分,指明以法律选择适用权为基础的“依据审查”和“合法性审查”之间的区别。第三章依据两种审查的区别,对“权力交错”造成的审查方式上的混乱进行疏解,分析两种审查在逻辑上的关系与顺序,指出我国规范审查构造中审查顺序倒置的问题,并提出在这种构造下符合逻辑的审查路径。第四章以我国审查构造的特点为基础探讨规范审查中司法权的界限。最后一章依据我国规范审查构造中“依据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区别、关系、顺序与界限,提出审查标准与审查方法上的建议。
王刚[5]（2019）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改革思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袭上述提法,只是将“完善”两字改为“健全”两字。在字字珠玑的两届党的全会公报中均提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问题,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也反映出“两法衔接”中存在诸多问题。“两法衔接”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的衔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是关键性环节,长期以来“两法衔接”不畅的原因也大多出自这个环节。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以下简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对于推进我国“两法衔接”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文章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一是移送机制产生的原因。该机制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侦查机关审查并及时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的联动工作机制,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社会治理、规范执法、实现公正的需要。二是规范性文件出台的脉络。有关该机制最早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移送规定》）,随后公、检、法、行等多家机关都根据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规范。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从最初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渐覆盖到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保护环境,督促公、检、法、行等机关依法履责,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作用。三是实务机关探索的成果。行政执法机关从选择合适的移送时机、划分清晰的移送步骤、确定明确的执法状态对优化移送程序进行了探索。侦查机关从审慎开启侦查程序,适度进行“借壳侦查”进行了探索。检察机关从拓展多样的外部监督方式对加强移送监督进行了探索。上述做法中,有的合理、合法,适合大范围的推广;有的虽然行之有效,但是潜在的隐患较多,需要加以改造;有的思路超前,需要上位法的支持。第二部分,域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比较与借鉴。行政犯罪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增多的,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早于我国,其拥有一些管制市场经济的成熟机制,其中就包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考虑到域外的此类机制根植于其本国的政治土壤中,与其基础性制度息息相关,所以本文不可能对域外的此类机制进行全景式的论述,只能选取我国移送机制中三个亟待解决且与域外情况有可比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三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作用、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限制、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规制。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警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案情较轻且当事人已认罪等情况下也可以向法庭提起公诉,这种公诉权的分散,削弱了检察机关在移送中的决定权;美国的检察机关主要起到了回应公众的关切,对某些事关公众利益的涉嫌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并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再决定是否起诉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反驳证据在法庭质证中使用;美国并不刻意区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界限,其将证据审核的重心放在了非法证据的排除上。第三个问题方面,在令状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警察投诉制度的综合作用下,英国形成了侦查人员“不能、不愿、不敢”交叉适用两种权力的格局;美国最高法院在伯格一案的判决中将警察以行政调查为借口收集刑事证据的行为认定为“规避性搜查”的两种情形之一,并提出了以行为目的来辨别行为性质的判断方法。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法国、德国的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对涉嫌犯罪案件起诉前,会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政治考量、国家形象等因素,再做出最优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方面,法国的检察官可以提取行政执法机关获得的任何材料,按照刑事证据规则进行甄别后,合格的可以进入刑事程序;受追求实体正义理论和严格证明理论的影响,德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言在证人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情况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行政执法机关的鉴定报告等可以在制作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在法庭上朗读。第三个问题方面,法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警察机关在行政法院、检察机关、预审法官的多重制约下,自由裁量权较小,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空间不大;德国的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在职权和身份上的界限比较明显,前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后者负责刑事侦查,侦查人员很难动用行政调查权调查刑事案件。三是混合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既可以被动的接受报案,也可以主动发现犯罪线索,还可以指挥司法警察开展初步侦查;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一般监督,通过对行政处罚案件条款的适用、案件性质的判断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来保障移送工作的正常运转;日本的检察机关虽然可以指挥警察进行侦查,但其决定是否移送和起诉的裁量权受到反则金制度和检查审查会的多方掣肘。第二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证据保全程序为行政言词证据发挥作用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如果证人在行政程序中所出具的证言对证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且证人有可能在庭审前遭遇不测,那么检察机关可以申请法官开启证据保全程序,要求证人重新做供并记录在案。日本注重发挥行政言词证据的反驳作用,即当事人、证人在行政、刑事两种程序中所做的陈述不一致时,以前程序中的陈述反驳其后程序中的陈述,以达到去伪存真的作用。第三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司法警察在侦查中受到了检察官和预先侦查法官的双重监督,利用行政执法的名义收集刑事证据已经十分困难,再加上意大利普遍设立的行政法院促使行政执法机关养成了循规蹈矩的执法习惯,客观上也排斥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做法。俄罗斯在初步调查权力的授予、程序的细化等规定为侦查员初步掌握案情、获取启动证据、权衡利弊关系提供了合法的途径,也就替代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作用。日本的行政令状制度所确定的如果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有实质性关联,那么此类程序应先取得司法令状方可进行的标准,也使侦查机关假借行政执法的名义逃避司法控制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归于无效。四是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比较中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法国、德国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监督、引导作用的发挥,英国、美国等国家对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开放性态度,美国、日本对“借壳侦查”的判断方法和规制方式都对完善我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有借鉴意义。我国可以从丰富查阅权的种类、扩展询问权的对象、提升建议权的实效、加大督促权的力度入手,强化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权力;从增加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行政证据种类入手,将“证据三性”作为判断行政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标准;从客观看待“借壳侦查”在追求实体正义方面的特殊功用入手,既学习日本对“借壳侦查”的规制之策,又不像美国一样对“借壳侦查”全盘否定,而应对“借壳侦查”的启动主体、启动标准、适用程序、责任承担、救济途径作出统一规定,使侦查机关有章可循。第三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与保障。涉案当事人、涉案财物、涉案证据的移送共同构成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有机整体。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对案件移送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一是涉案当事人的移送。涉案当事人是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向侦查机关移送涉案当事人有助于其完成强制嫌疑人到案的任务。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将延长移送期间作为惩罚当事人的手段,扭送式移送负面效应比较明显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涉案当事人实施随案移送机制,严禁先行移送案件的有关材料,待到满48小时后再移送涉案当事人的行为;在行政执法人员遭遇辱骂、威胁、殴打等非常事件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以防其带着情绪执法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案物品的移送。涉案财物包括受害人财产、违法所得、不合格产品等,移送涉案财物有助于审判机关利用其价值来修复被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安机关有选择性的接受涉案财物,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就费用支付产生争议等问题,建议通过公安机关承担涉案财物保管和处置的主要责任,行政执法机关协助公安机关进行保管和处置,地方政府发挥兜底作用进行综合处理等方式予以规范。三是涉案证据的移送。涉案证据是形成证据链条的基本素材,移送涉案证据有助于审判机关确定刑事责任的归属。针对符合“证据三性”的行政言词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采用何种补救性的措施淡化行政言词证据的主观色彩,特殊的实物证据以何种形式进入刑事程序才能发挥其证明作用等问题,建议从合理界定行政言词证据直接移送的适用范围,参照刑事标准规范行政言词证据的收集程序,明确特殊实物证据的收集方式和移送载体等方面加以解决。四是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应移尽移的落实与否关系到案件移送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应移尽移的落实的因素有很多,既包括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等传统因素,也包括权力授予不足、经费保障不足等新因素。建议从在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遭受较大破坏的领域,为行政执法机关增设侦查部门;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经费予以全额保障,严禁将罚没返还作为筹资渠道和奖励手段等方面保障应移尽移的落实。五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为了整合信息资源,提高移送效率,各地纷纷建立了具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功能的网络平台,此类平台在畅通沟通渠道、形成执法合力、促进信息共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对此类平台只能在某一地域内发挥作用,阻碍了案件移送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协同推进的问题。建议从统一技术标准、完善移送功能、确定录入信息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全国统一的移送平台,从而将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侦查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将所有的行政犯罪罪名纳入到移送平台当中。第四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接受与处置。相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送领域中的“以法代刑”“有案不移”等现象的受关注程度,学术界、实务界都对侦查机关在上述领域中的“借壳侦查”、“案情反馈不规范”、“交叉使用强制措施”等现象关注甚少,但是上述现象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对正常移送秩序的破坏隐秘而又巨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一是接受案件后特殊合作方式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出于逐利违法、规避风险、完成考核等原因超过必要限度进行“借壳侦查”,对人权和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鉴于“借壳侦查”的潜在危害,需要设定不得在刑事立案后进行“借壳侦查”,不得干预适用的正常执法,不得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性权益三条限度。同时从强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强制性制裁权力,保持行政执法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适当授予侦查机关初步调查权力等方面对其加以规制。二是接受案件后强制措施变更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交叉使用行政强制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以便达到“方便执法”或规避司法审查的目的。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采取将被留置盘问和行政扣留的时间计入刑事拘留的时间,以行为的目的作为判断强制措施性质的依据,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等措施进行破解。三是接受案件后案情进展反馈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不向行政执法机关反馈案情进展,既挫伤了后者移送案件的积极性又容易使行政执法陷入被动。建议通过侦查机关建立案情定期反馈责任清单、检察机关对案情反馈进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通过函询了解案情三个方面对案情反馈进行规范。第五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制约与监督。“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而保障“法之必行”则要内靠坚定的法治信仰,外靠严密的多重监督,这个道理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领域中同样适用。当然加强监督也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规范的权力制约和适度的信息公开对其提供有力的支撑,前者可以区分各个公权力机关的职责边界,减少互相推诿的空间;后者可以将权力的运行过程晒在阳光之下,让潜规则无所遁形。一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权力制约。针对权力制约中存在的案件移送工作的牵头部门缺位、各部门难以发挥各自优势、部门本位主义占据上风等问题。建议通过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担任案件移送的牵头组织者;监察委员负责责任追究,统一行使党纪、政纪、国法;检察机关负责法律监督,对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作为移送机制的两端负责具体实施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多重监督。针对移送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机关无法掌握行政执法实际状况、对事不对人的惯性导致监督效力孱弱、未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整体优势等问题,建议从扩展监督机关的信息来源渠道,以从案到人为抓手提升监督针对性,丰富移送监督形式等方式加以解决。三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信息公开。针对移送信息公开中存在的公开的主体不明确、公开的界限不易掌握,公开的媒介不明确等问题,建议从确定信息公开要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及时公开移送信息等方面入手,让公民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过程能看到、能听懂、能监督。第六部分,立法的建议（代结语）。与实践的期待所不同,目前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操作,从责任主体到权力边界,从证据采纳到涉案财物管理,从实施监督到责任追究等方面,至今只有一些行政规章或司法解释可以遵循,存在立法层级较低、立法主体较多、立法内容笼统、立法刚性不足等弊端。建议从吸收地方立法的经验,提升立法的层级,确定立法的重点内容,细化责任的追究等方面入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来对案件移送工作进行规范。
冯志峰[6]（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孙艳艳[7]（2018）在《安徽省药品再注册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总结我国药品再注册的发展历程和监管体系,探讨安徽省近三年药品再注册的现状,分析药品再注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安徽省药品再注册工作质量,推进安徽省药品再注册监管规范化、科学化、医药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意见。方法1.文献回顾法: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及Pubmed等数据库中检索与药品再注册的相关文献,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和对比分析梳理我国药品再注册的监管和审查现状;对2014至2016年安徽省药品再注册的审查结论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再注册的品种现状和存在的问题。2.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法:综合法规资料和文献回顾中的内容设计了《安徽省药品再注册调查问卷》,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进行修改确定后对安徽省需申报药品再注册的企业相关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列举药品再注册访谈提纲对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五位注册专家进行访谈,并对结果进行分析。3.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方法: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数据录入Epidata数据库中,并采用双录入纠错和逻辑纠错确保数据录入准确性。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统计描述采用构成比指标。结果1.本文通过对近年来药品再注册的文献研究,发现开展再注册工作对药品上市后的监管起到了积极地规范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以下共性问题:申请人不重视药品再注册、缺少统一的药品再注册审查标准、与药品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脱节、允许常年未生产品种再注册存在风险、药品再注册有走过场的趋势等。2.2014至2016年安徽省共接收药品再注册申请5457个,完成办件5192个,其中有51个药品批准文号不通过,2859个常年未生产品种,达到总数量的56.2%,受理的药品绝大数为品种老、技术含量低的品种,剂型以普通片剂和注射剂为主;国外开展药品再注册相关工作方面:日本和美国没有开展药品再注册,但日本有类似的药品上市后再审查和再评价,美国为提交年度报告制度,欧盟有药品再注册,但一个批准文号只要求开展一次再注册。3.在审查药品再注册申请时,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资料填写不完整、证明性文件和材料提供不全、不良反应总结过于简单、提供原批件中要求继续完成工作的资料、质量标准执行、提供药品处方和生产工艺步骤及参数方面、原料药来源方面。4.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药品生产企业类型绝大多数为有限公司（86家,占79.6%）,上市公司仅有2家。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47家,占43.5%）,全省合肥市药企最多（23家,占21.3%）。在设置注册部门方面,有46家药企未设置,从事药品注册工作的总人数为383人,兼职人员较多（203人,占53%）。在再注册过程中遇到暂时未能取得批件的原因方面,药品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执行问题频率最高（31个,28.7%）。在申报再注册过程中遇到问题方面,质量标准方面问题最多（49个,占45.4%）。在申报内容是否需要更详尽的解释说明的方面,选择需要频率最高（52个,占49%）。在对药品政策新动向关注方面,仿制药一致性评关注度最高（54个,占50%）。结论我国药品再注册工作经过两轮大规模集中审查后,一方面上市后药品的质量监管得以梳理规范,另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也日益突显。安徽省药品再注册品种在全国占有比例不高,且老品种多,技术含量低,虽然三年间不通过比例很低但是在审查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本研究期望通过汇总问题,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借鉴国外相关的监管方法,探讨提高我国对上市后药品风险把控的监管能力。
赵润娣[8]（2016）在《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的政府积累了大量的政府数据,已成为本国最大的公共数据资源生产者和拥有者。政府数据资源价值巨大、用途广泛。如何释放政府数据的潜能,满足公众对政府数据获取和利用的需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已成为政府部门亟须面对的重大挑战。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开放和透明政府备忘录》,要求建立更加透明、参与、协作的政府,该备忘录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开放政府数据的重视。2009年12月,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管理局为了落实《开放和透明政府备忘录》,发布了《开放政府指令》,指示各机构打开大门为美国公众提供政府数据,美国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由此展开。与此同时,全球许多国家也纷纷掀起了开放政府数据运动。在这场蓬勃的全球开放政府数据浪潮中,通过政策颁布与政策实施来促进开放政府数据的发展已成为多国政府的普遍做法。美国是世界上开放政府数据领先的国家。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先制定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建成国家级开放政府数据平台data.gov的国家。当前中国的开放政府数据开始起步。我国中央政府已明确表明了开放政府数据强烈并迫切的意愿。我国上海、北京、香港、青岛等地已建成了地方政府开放政府数据平台。中国和美国在开放政府数据发展中存在着差距。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一个机会,一个学习借鉴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经验教训,来发展中国开放数据政策的机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深入了解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解答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对中国的启示问题,本文在政策转移理论、政治系统理论、政策周期理论等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文献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网络调查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中美开放政府数据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总结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启示,根据中国开放政府数据发展的需要,提出发展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建议方案,为未来我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并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工作的发展提供参考。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立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分析框架。第二,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特性: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政策文本内容特点、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建设状况、政策效果和影响。第三,分析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特性并进行中美比较。第四,提出美国对中国的启示及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发展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第一,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是美国环境的产物,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技术和技能环境方面,美国较高的信息化水平是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制定的有利支撑。法律法规环境方面,美国的《信息自由法》、《隐私法》、《版权法》等构成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颁布和开放政府数据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政治环境方面:布什政府限制了政府的开放和透明度。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展现出了要积极发展开放政府数据的姿态。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美国人有着深厚的相信数据、使用数据的传统。政府信息公开历史悠久,政府信息公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社会开放政府技术项目从政府开始上网就已开始了,整个社会逐步开展了许多实践活动。财政环境方面:美国联邦政府有专门用于建设开放政府数据、电子政府的基金,同时还有一些组织积极提供开放数据的资金支持。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政府数据激增,数据价值有可能充分发挥,公民黑客、创新者、企业、美国政府对政府数据产生了强烈的、持续的需求。政府、企业、公众对开放政府数据的强烈需求与政府数据垄断之间的问题,是开放政府数据政策颁布的直接原因。在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问题被清晰界定、政策方案准备充分、政治动力充足的情况下,在奥巴马当选美国44任总统之际,奥巴马推动了开放政府数据这一公共问题进入了政策议程。随即,美国联邦各机构、州政府、市政府自上而下地展开了开放政府数据工作。第二,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文本主要关注:政府信息公开与开放政府数据之间的关系、政府信息公开走向开放政府数据面临的关键问题、开放政府数据面临的多方利益协调与社会利益增进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的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内容在完备性方面略有差异,联邦政府制定了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系列文本,在政策完备性方面最全面。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政策文本的主要内容大致相同,但是在具体内容方面,尤其是在数据管理方面存在一些差异。政策文本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目标、机构设置与人员协调、数据管理、政策实施计划与评估策略。具体内容包括:政策目标、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的角色和职责、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和标准、数据质量、元数据管理、与其它数据的互操作、数据可访问性、数据重复使用、开放数据范围、数据许可、数据收费、数据表示、与数据用户的联系、发布的数据量、开放政府数据发布之前的处理、开放的成本、政策实施计划时间表与任务安排、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量化标准、保障政策有效实施的监督、责任机制、激励和惩罚机制等。第三,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是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执行。联邦政府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是联邦政府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具体操作和落实。美国州政府、市政府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是州政府、市政府开放政府数据政策、联邦政府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具体操作和落实。开放政府数据平台面对政府数据开放、政府数据价值发挥这一具体问题,在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指导下,在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目标的要求下,采用了一定的数据资源采集管理机制,通过相应的、必要的平台功能充分实现和解决了政府数据资源的开放问题。开放政府数据平台的介绍、数据管理策略、数据利用方式以及用户参与等功能具有务实性和实践性,保证了开放政府数据政策问题的科学解决,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内容进行了检验、修正、补充。第四,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具有一定的效果和影响。对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评估是较困难的事情,这是因此开放政府数据是相对较新的领域,政策长期影响的强有力的证据非常稀缺,对有效治理和社会变化的测量评估本来也就是固有的难题,此外,评估问责、社会参与和参与民主进程信任变化的原因也具有挑战性等。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直接产出:开放政府数据平台确实引起了数量可观的公众对开放政府数据的浏览、获取和利用行为,政府为平台资源建设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发布了众多的数据集。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的证据仍然不成熟或不足,政策的社会影响、政治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开放政府数据是一个工具,一个补充,而不是制度变迁的替代品,无论如何,开放政府数据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放政府数据目标的大部分也许会实现。第五,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有关开放政府数据的宏观政策。通过分析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政策内容、平台建设、已展开的相关评估并与美国进行比较,在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研究基础上,总结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发展建议,具体包括:（1）创建中国开放政府数据的愿景;（2）建立健全开放政府数据管理体系;（3）优化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完备相关法律政策、建设IT基础设施、加大资金投入、培育开放政府数据文化等;（3）完善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文本内容,提出具体政策目标、机构设置与人员协调、数据管理、政策实施计划与评估策略方案;（4）丰富平台内容,优化平台功能;（5）构筑政府与公众基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联系。本文后续的研究将是:不断跟进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发展,并跟进开放政府数据政策颁布及实施走在世界前列的其他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等。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镜,研究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发展问题。展开对公众、企业、政府公务员的开放政府数据的意识、知晓度、认知度的调查,展开中国开放政府数据风险调查;并对不同领域,如,教育、健康、危机管理领域的政府数据的开放及共享进行研究。
王薇[9]（2016）在《中外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畜产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畜产食品产量大幅增加。近年来,我国畜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畜产食品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研究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共分为8个部分,对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发展历程、法律体系、保障制度等内容,主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畜产食品安全监管的本质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促进资源的合理配制与充分利用,对我国现有的畜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顶层设计,提出核心法律与配套法律制定、衔接的统一标准和安排,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两法合一,尽快制定针对肉蛋乳及其相关制品的专项管理法律,对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修订,提升法律位阶,有利于控制畜产食品安全风险。第二,畜产食品安全涉及的领域很多,从养殖到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很难由一个机构管辖所有的事务,我国目前主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农业部共同监管。在现有格局下,减少职能交叉,剥离农业部风险评估相关的职能,统一由卫计委承担,三部门中涉及标准制修订方面的职能转给第三方社会机构承担,进一步明确部门分工,加强畜产食品安全监管。第三,区分技术性法规与标准,构建技术法规体系,将目前畜产食品标准体系中的强制性标准上升为技术法规,赋予其法律效力,以便于贯彻实施;保留推荐性标准,做为引导行业达到技术性法规所要求的目标的手段。第四,畜产食品安全监管的前提是科学的风险分析,将风险评估的职能集中到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实行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相分离,以避免部门间互相推诿,建立国家级的监测信息平台,共享各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有助于为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标准制定等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参考。第五,追溯体系是实现畜产食品全食品链信息透明、增强消费者信心的最好方式,我国畜牧业发展规模化程度低,而小散户很难实现各环节的有效衔接,追溯体系建设可以从扶持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入手,再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帮扶等形式引导企业参与到追溯体系建设中。第六,畜产食品安全监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共治。在相应的畜产食品安全管理法律中树立行业从业者是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加强行业自律,建立政府、企业、消费者、媒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平台,政府定期发布相关信息、开展培训,引导媒体,保护消费者,鼓励公众参与到畜产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逐步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社会共治格局。
喻小勇[10]（2016）在《我国药师立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和社会零售药店的药品使用中,不合理用药问题普遍存在,涉药安全事件屡有发生。由于我国现行药师专门法的缺失,药师在用药安全方面的作用亟待发挥。根据2016年国务院最新的立法计划,药师法被列为第四类研究项目。加强药师的立法工作,推动药师向药学服务的角色转型,成为我国当前药学和法学领域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关于药师立法的现有研究,多直接提出法律框架与立法建议,或是思辨和认识论阶段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在药师的角色演化、药师立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药师立法的基本理念、药师立法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以及立法建议所依据的具体理由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论证。本研究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推理与归纳总结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专家座谈法、定性访谈法等方法,对我国的药师立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尝试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药师法律制度。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国内外药师职业的溯源及其角色演化,认为国际上的药师职业自正式产生之后,角色演化历经以药品为中心的传统药学发展阶段、以安全用药为中心的临床药学发展阶段、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发展阶段。与国外相比,我国目前整体上仍处于传统药学向临床药学的过渡时期,我国迫切需要通过药师立法推动药师角色向药学服务转型。国际上药师角色之所以得到认可,其根本在于法律制度的保障。本研究比较分析了目前国际上药师法律制度,并将其立法模式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为药房法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特点在于可以清晰界定药师的执业领域以及药师的角色定位；第二类为药师法模式,以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特点在于通常按照药师管理主体、资格考试、注册制度、药师职责、继续教育、法律责任的立法体例来设计法律条款；第三类为药师注册法模式,以英国、新加坡为代表,特点在于主要体现药师注册的内容,且将药师资格考试称为“注册适任考试”或“注册评估考试”。与国际上药师法律制度相比,我国专门的药师法始终尚付阙如。目前我国药学技术人员主要分为职称药师和执业药师两类。前者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后者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两类药学技术人员在法律制度、管理主体、资格准入、执业注册、职责权限等方面存在着双轨制问题。本研究认为,应通过药师立法构建一元化的药师法律制度。本研究认为推进我国的药师立法,首先需要明确药师立法的理论基础。药师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其立法的法理学基础在于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实现,伦理学基础在于推进药师职业道德法制化,法社会学基础在于解决民众日益增长的安全用药的社会需求与药师人力资源短缺以及药学服务胜任力不够之间的冲突。此外,平衡论的基本理念应贯穿于我国药师立法的始终。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系统提出我国药师立法的具体建议：药师立法应采取《药师法》的立法名称；药师的角色应定位在药品零售和使用领域中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设立专门的药师委员会,其中包括相应的考试委员会、专科药师委员会、注册委员会、继续教育委员会等；充分发挥药师协会的作用,其中药师必须加入药师协会；实行药师助理制度,明确其不得替代药师配备；提高药师准入门槛,并加强现行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认定以及民族药师的资格准入工作：实行执业注册和非执业备案制度；推行药师兼职制度,暂不宜推行药师多点执业；突出药师的特殊权利和特殊义务,其中药师的核心权利在于药事服务费的明确,药师的核心义务在于职责的明确；药师立法可仅规定药师职责的基本原则,再由中国药师协会制定系统、详细的业务实施细则；对继续教育机构进行认证,并提高继续教育的学分要求；规定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违反药师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二、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试行标准到期转正工作的紧急通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试行标准到期转正工作的紧急通告（论文提纲范文）
（1）行政迟延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意义 |
| 研究方法 |
| 1 行政迟延行为的危害 |
| 1.1 从实例引发对迟延行政的思考 |
| 1.1.1 四个同案不同判的案件 |
| 1.1.2 十个与行政拘留有关的案件 |
| 1.1.3 因案而问 |
| 1.2 行政迟延行为的危害 |
| 1.2.1 不利社会秩序稳定,助长行政主体滥用权力 |
| 1.2.2 损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相互制衡 |
| 1.2.3 破坏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
| 2 当前我国行政迟延行为研究中的理论困境 |
| 2.1 行政迟延行为的判断标准认定模糊 |
| 2.2 行政迟延行为的类型化解构缺失 |
| 2.2.1 行政不作为能否划分在行政迟延行为范畴之中 |
| 2.2.2 是否只有当行政主体依自身依职权造成的延迟才构成行政延迟行为 |
| 2.2.3 行政事实行为导致的迟延是否属于行政迟延行为 |
| 2.3 对行政迟延行为违法性认定的理论分歧与规制的无所适从 |
| 2.3.1 行政迟延行为违法性认定的理论分歧 |
| 2.3.2 对行政迟延行为规制的无所适从 |
| 2.4 对行政迟延行为的司法审查裁判标准不统一 |
| 2.4.1 撤销判决的特殊性 |
| 2.4.2 驳回判决的不合时宜性 |
| 2.4.3 确认违法判决的狭隘性 |
| 3 行政迟延行为的判断标准 |
| 3.1 行为主体:行政主体 |
| 3.2 行为内容:行政职权行为 |
| 3.3 行为对象:行政相对人与行政第三人 |
| 3.4 行为时限:超出法定、约定或合理期限 |
| 3.4.1 法定期限 |
| 3.4.2 约定期限 |
| 3.4.3 合理期限 |
| 3.5 行为结果:超出期限的作为 |
| 3.6 不可忽视的排除性判断标准:正当理由的存在 |
| 4 行政迟延行为类型化解析 |
| 4.1 依相对人申请的迟延行为与因行政主体职权怠慢的迟延行为 |
| 4.1.1 依行政相对人申请的迟延行为 |
| 4.1.2 因行政主体职权怠慢的迟延行为 |
| 4.2 不影响相对人实体权利与影响相对人实体权利的迟延行为 |
| 4.2.1 不影响相对人实体权利的迟延行为 |
| 4.2.2 影响相对人实体权利的迟延行为 |
| 4.3 授益性行政迟延行为与负担性行政迟延行为 |
| 4.3.1 授益性行政迟延行为 |
| 4.3.2 负担性行政迟延行为 |
| 4.4 有行政第三人参与的与无行政第三人参与的迟延行为 |
| 4.4.1 有行政第三人参与的迟延行为 |
| 4.4.2 无行政第三人参与的迟延行为 |
| 5 行政迟延行为违法性的确立与规制机制的完善 |
| 5.1 行政迟延行为的违法性——排除认定非正当理由存在的行政迟延行为合法有效 |
| 5.1.1 必然的程序违法 |
| 5.1.2 或然的实体违法 |
| 5.2 行政迟延行为规制机制的完善 |
| 5.2.1 在行政实体法中设置行政权行使方式的制度 |
| 5.2.2 在行政程序法设立控制行政迟延的专门条款 |
| 5.2.3 加大对行政迟延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力度 |
| 6 行政迟延行为司法审查中的裁判方式之厘清 |
| 6.1 认定行政迟延行为不违法的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不宜再适用 |
| 6.1.1 轻微程序瑕疵仍属“程序轻微违法” |
| 6.1.2 确认违法判决理应替代认定不违法的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
| 6.2 探索处理行政迟延行为的第三条路径 |
| 6.2.1 目前行政迟延行为处理的二分法之说 |
| 6.2.2 行政迟延行为“程序轻微违法”界限模糊 |
| 6.2.3 探索“违法性忽略不计即视为合法”的指正判决路径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本文中涉及的行政迟延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样本归纳(样本时间区间为2012年-2019年) |
| 附录2 :与行政迟延行为的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归纳(包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解读 |
| 第一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基本内涵 |
| 一、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含义 |
| 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适用范围 |
| 三、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溯源与发展 |
| 一、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立的背景 |
| 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正式确立 |
| 三、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立的缘由及标准 |
| 四、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运行机制及缺陷 |
| 一、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 |
| 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内在缺陷 |
| 第四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功能定位及作用 |
| 一、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作用解析 |
| 第五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药品可及性 |
| 一、对药品价格的影响 |
| 二、对医药产业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提升我国医药行业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的需要 |
| 一、我国医药行业创新发展现状分析 |
| 二、我国医药行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
| 三、我国医药政策的演变 |
| 四、我国医药产业的总体评价 |
| 五、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保障公民健康权与生命权的重要途径 |
| 一、药品取得是公共健康的重要保障 |
| 二、利于解决药品短缺这一现实问题 |
| 第三节 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需要 |
| 一、提升我国医药企业国际竞争力 |
| 二、我国对药品专利国际规则变革的需求 |
| 第四节 制度移植可行性的多维分析 |
| 一、遵循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 |
| 二、契合利益平衡的立法旨趣 |
| 三、合乎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 |
| 四、符合最优资源配置的要求 |
| 五、因应公共政策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
| 第一节 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
| 一、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效果 |
| 三、评价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加拿大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
| 一、加拿大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加拿大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效果 |
| 三、加拿大与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异同 |
| 四、评价及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韩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
| 一、韩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韩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情况 |
| 三、评价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 |
| 一、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 |
| 二、国际药品专利规则的未来走向 |
| 三、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前景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配套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试验例外 |
| 一、药品试验例外的创立 |
| 二、药品试验例外的正当性及制度功用 |
| 三、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试验例外相互制衡 |
| 四、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试验例外的冲突与解决 |
| 第二节 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专利期限延长 |
| 一、药品专利期限延长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
| 二、药品专利期限延长的制度评价 |
| 三、药品专利链接与专利期限延长的关系 |
| 四、我国的制度因应 |
| 第三节 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试验数据保护 |
| 一、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创立与发展 |
| 二、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制度评价 |
| 三、药品试验数据保护与药品专利链接的关系 |
| 四、我国的制度因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法律规制的理论溯源 |
| 一、创新激励与自由竞争之间的差异性 |
| 二、创新激励与自由竞争之间的协调性 |
| 三、专利法与反垄断法适用的竞合及取舍 |
| 第二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的表现形式 |
| 一、药品专利常青 |
| 二、反向支付协议 |
| 第三节 药品专利常青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典型国家的规制路径之考察 |
| 二、我国的规制路径之选择 |
| 第四节 反向支付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 |
| 一、典型国家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之考察 |
| 二、我国对典型国家执法经验的现实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构建的体系化思考 |
| 第一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的规定及实践之评价 |
| 一、我国现行药品专利链接规定之梳理 |
| 二、我国现有实践之考察 |
| 三、我国现行规定及实践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本质定位与立法选择 |
| 一、药品专利链接模式梳理与评介 |
| 二、推行以利益平衡为核心的强保护模式 |
| 三、制度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规范设计 |
| 一、补充制度设计的法律依据 |
| 二、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能衔接 |
| 三、药品专利链接的具体操作流程 |
| 四、药品专利信息的公示 |
| 五、暂缓审批期的设定 |
| 六、专利挑战制度的设计 |
| 七、首仿药市场独占期制度的设计 |
| 第四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 |
| 一、与药品试验例外制度的衔接 |
| 二、与药品专利期限延长制度的衔接 |
| 三、与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衔接 |
| 四、与诉前禁令制度的衔接 |
| 五、与药品专利诉讼制度的衔接 |
| 六、与专利行政处理制度的衔接 |
| 第五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机制之完善 |
| 一、简化药品上市审批程序 |
| 二、适当提高医药发明可专利性标准 |
| 三、修改和完善专利无效程序 |
| 四、建立首仿药替代制度 |
| 五、完善药品价格管控机制 |
| 六、健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我国药品质量安全监管方式现状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立题背景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我国药品质量安全监管现状 |
| 2.1 飞行检查 |
| 2.1.1 飞行检查定义 |
| 2.1.2 飞行检查发展历程 |
| 2.1.3 飞行检查原因统计 |
| 2.1.4 飞行检查发现严重问题品种分布 |
| 2.1.5 飞行检查生产企业发现的典型问题 |
| 2.1.6 飞行检查效果评价 |
| 2.2 国家药品抽验 |
| 2.2.1 药品抽验定义与分类 |
| 2.2.2 药品抽验历史沿革 |
| 2.2.3 药品抽验依据及意义 |
| 2.2.4 药品抽验工作程序及内容 |
| 2.2.4.1 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的制定 |
| 2.2.4.2 抽样及样品确认工作 |
| 2.2.4.3 检验分析及报告书传递 |
| 2.2.4.4 药品质量公告 |
| 2.2.5 国家药品抽验总体情况统计 |
| 2.2.6 国家药品抽验探索性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
| 2.2.7 国家药品抽验效果评价 |
| 2.3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
| 2.3.1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定义 |
| 2.3.2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发展历程 |
| 2.3.3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意义 |
| 2.3.4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方法 |
| 2.3.5 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统计 |
| 2.3.6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效果评价 |
| 2.4 药品投诉举报 |
| 2.4.1 药品投诉举报定义 |
| 2.4.2 药品投诉举报发展历程 |
| 2.4.3 药品投诉举报途径 |
| 2.4.4 药品投诉举报受理条件 |
| 2.4.5 药品投诉举报处理时限 |
| 2.4.6 药品投诉举报数据统计 |
| 2.4.7 药品投诉举报效果评价 |
| 2.5 其他监管措施 |
| 2.5.1 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及主要政策 |
| 2.5.2 药品标准 |
| 2.5.3 专项行动 |
| 2.5.4 创新监管形式 |
| 2.5.5 应用效果评价 |
| 第三章 中美两国药品安全监管方式比较 |
| 3.1 美国药品主要监管方式 |
| 3.1.0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
| 3.1.1 信息公开 |
| 3.1.2 cGMP检查 |
| 3.1.3 风险管理 |
| 3.1.4 法律法规 |
| 3.1.5 配套指南 |
| 3.1.6 药品标准 |
| 3.1.7 应用效果评价 |
| 3.2 中美两国药品安全监管方式对比 |
| 3.2.1 监管主体比较 |
| 3.2.2 监管依据比较 |
| 3.2.3 监管信息公开比较 |
| 3.2.4 监管运行机制比较 |
| 第四章 针对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方式的思考和建议 |
| 4.1 完善法律法规和配套指南 |
| 4.2 建立药品市场健康发展机制 |
| 4.3 遏制制售假劣药品违法行为 |
| 4.4 拓展假劣药品监测能力和信息公开渠道 |
| 4.5 提高药品监管队伍整体素质 |
| 4.6 开展监管政策研究 |
| 4.7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
| 4.8 强化部门协调联动提高社会共治能力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4）《行政诉讼法》框架下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构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 二、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与基本立场 |
| 三、本文的基本架构 |
| 第一章 “合法性审查权”与“法律选择适用权”的交错——我国现行规范审查构造中的核心问题 |
| 一、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确立与发展 |
| (一)“附带审查”:由法官的法律选择适用权衍生出的规范审查制度 |
| (二)“一并审查”制度的确立: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立法确认 |
| (三)一并审查的进一步发展:合法性审查权与法律选择适用权的分离 |
| 二、规范审查实践中的难题 |
| (一)“不予适用”的范围问题 |
| (二)合法性判定面临的效力困境 |
| (三)审查方式上的难题:审查是否应围绕案件的基本争议展开 |
| (四)审查深度不足 |
| (五)合法性审查的界限问题: |
| 三、我国规范审查构造中的“权力交错”问题 |
| (一)现行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对实践难题的支撑不足 |
| (二)我国行政规范审查构造的中的权力交错问题 |
| (三)对于行政规范审查权力交错问题的解决思路 |
| 第二章 规范审查中“依据审查”与“合法性审查”间的区别 |
| 一、行政规范的“依据审查” |
| (一)行政规范与行政行为的界分: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 |
| (二)行政规范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两种情形 |
| (三)规范性文件审查中的两种依据关系 |
| (四)依据审查的任务:判定行政规范的法律依据地位 |
| 二、行政规范的“合法性审查” |
| (一)“合法性审查”的性质 |
| (二)由行政规范不确定的效力状态决定的合法性审查形式 |
| (三)合法性审查权在形式上的限制 |
| (四)作为依据审查前提的合法性审查 |
| 三、两种审查间的本质区别:决疑式审查逻辑与演绎式审查逻辑 |
| (一)两种审查在审查逻辑上的差异 |
| (二)“依据审查”中决疑式审查逻辑对“个案情境”的依赖性 |
| (三)演绎逻辑下规范合法性审查的抽象性与局限性 |
| 四、“依据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在审查形式上的区别 |
| (一)与行政诉讼案件核心争议间的附属关系 |
| (二)审查深度上向合理性问题的延伸程度 |
| (三)审查态度上的积极程度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符合现行规范审查构造的审查路径:两种审查的关系与排序问题 |
| 一、权力的交错状态造成的审查顺序倒置 |
| (一)规范审查中合法性审查与依据审查的逻辑顺序 |
| (二)权力交错状态下两种审查的顺序“倒置” |
| (三)现有审查理论在解决审查顺序问题上的局限性 |
| (四)决疑式审查的层次:审查顺序“倒置”中的决疑式逻辑 |
| 二、审查方式:围绕基本争议展开审查依问题需要向抽象层面延伸 |
| (一)围绕个案争点展开的审查方式 |
| (二)抽象层面审查与具体层面审查的顺序问题 |
| (三)必须先行的抽象审查:脱离个案争点的合法性问题 |
| 三、审查密度:以“可废止性”审查为任务依论证需要向“合法性”审查延伸 |
| (一)行政规范的可废止性 |
| (二)行政规范的合法性与可废止性的区别 |
| (三)可废止性审查无法满足论证需要而应向合法性问题延伸的情形 |
| 四、小结:现行规范审查构造下符合逻辑的审查路径 |
| 第四章 现行法下规范审查中司法权的界限 |
| 一、规范审查对象范围上的限制 |
| (一)审查对象的规范性 |
| (二)审查对象中行政行为的排除 |
| (三)审查对象中纯粹政策声明的排除 |
| 二、司法权在审查形式上的限制 |
| (一)审查发起条件上的限制:与行政行为间的“关联性” |
| (二)审查发起方式上的限制:法官能否主动发起规范审查的问题 |
| (三)审查结论上的限制 |
| 三、司法权在审查内容上的限制 |
|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中的政策内容 |
| (二)规范与政策在适用过程中的区别 |
| (三)法律留给政策的空间 |
| (四)行政空间内司法审查的限度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审查的标准与论证方法:一种符合现行审查路径与限制的方法论建议 |
| 一、抽象层面的形式审查中行政规范的不合法情形 |
| (一)“与上位法相抵触”作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最基础情形 |
| (二)形式上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合法的类型与识别方法 |
| (三)超越制定机关管辖权的情形 |
| (四)程序不合法的情形 |
| 二、法院在个案中对行政规范的可废止性论证 |
| (一)后果论证 |
| (二)价值衡量 |
| (三)类比论证 |
| 三、实质性审查中行政规范“不合法”的判定标准 |
| (一)实质性审查:证成行政规范脱离个案情境在抽象层面体现出的不合法性 |
| (二)相抵触情形实质性判断中的概念解释问题 |
| (三)“缺乏上位法依据”中的侵权要件与上位法的明确性 |
| 四、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 |
| 一、社会治理的需要 |
| 二、规范执法的需要 |
| 三、实现公正的需要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出台的脉络 |
| 一、中央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二、部门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三、地方层级的规范性文件 |
| 第三节 实务机关探索的成果 |
| 一、行政执法机关优化移送程序的探索 |
| 二、侦查机关审慎开启侦查程序的探索 |
| 三、检察机关加强移送外部监督的探索 |
| 第二章 域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英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美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法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德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三节 混合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 |
| 一、意大利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二、俄罗斯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三、日本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
| 第四节 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外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作用之比较与借鉴 |
| 二、中外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限制之比较与借鉴 |
| 三、中外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规制之比较与借鉴 |
| 第三章 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与保障 |
| 第一节 涉案当事人的移送 |
| 一、涉案当事人移送的基本方式 |
| 二、涉案当事人移送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涉案当事人移送的建议 |
| 第二节 涉案财物的移送 |
| 一、涉案财物移送的基本规定 |
| 二、涉案财物移送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案财物移送的建议 |
| 第三节 涉案证据的移送 |
| 一、涉案证据移送的基本规定 |
| 二、涉案言词证据的移送 |
| 三、涉案实物证据的移送 |
| 第四节 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 |
| 一、应移尽移落实的基本情况 |
| 二、阻碍应移尽移落实的因素 |
| 三、保障应移尽移落实的措施 |
| 第五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基本情况 |
| 二、已投入实际运行的移送平台的概况 |
| 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存在的问题 |
| 四、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建议 |
| 第四章 涉嫌犯罪案件的接受与处置 |
| 第一节 接受案件后特殊合作方式的规范 |
| 一、特殊合作方式的积极意义 |
| 二、特殊合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特殊合作方式的建议 |
| 第二节 强制措施变更的规范 |
| 一、两类强制措施的基本情况 |
| 二、强制措施变更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强制措施变更的建议 |
| 第三节 案情进展反馈的规范 |
| 一、案情进展反馈的积极意义 |
| 二、案情进展反馈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案情进展反馈的建议 |
| 第五章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制约与监督 |
| 第一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权力制约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的基本情况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权力制约的建议 |
| 第二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多重监督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的基本规定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多重监督的建议 |
| 第三节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的公开 |
|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的基本情况 |
| 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公开的建议 |
| 立法的建议(代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安徽省药品再注册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3.1 我国药品再注册的监管现状 |
| 3.2 日本、美国和欧盟与药品再注册相关的监管体系 |
| 3.3 安徽省药品再注册的现状 |
| 3.4 安徽省药品再注册情况调查结果 |
| 4 讨论 |
| 4.1 药品再注册存在问题的现状分析 |
| 4.2 安徽省药品再注册现状分析 |
| 4.3 问卷调查结果情况分析 |
| 5 对策与建议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8）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相关理论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开放政府数据相关概念间关系 |
| 2.1.2 信息与数据、政府信息与政府数据 |
| 2.1.3 政府信息公开 |
| 2.1.4 开放、开放政府、开放数据 |
| 2.1.5 开放政府数据 |
| 2.1.6 大数据与开放政府数据 |
| 2.1.7 开放政府数据政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民主理论 |
| 2.2.2 数据管理理论 |
| 2.2.3 政策分析理论和模型 |
| 2.3 分析框架的构建 |
| 2.3.1 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分析框架 |
| 2.3.2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分析 |
| 3.1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要素 |
| 3.1.1 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要素 |
| 3.1.2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宏观环境要素概览 |
| 3.1.3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外部环境 |
| 3.1.4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内部环境 |
| 3.2 政策环境产生的需求和支持分析 |
| 3.2.1 需求分析 |
| 3.2.2 支持分析 |
| 3.2.3 政策议程的决定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文本内容特点 |
| 4.1 政策文本的定量分析 |
| 4.1.1 文本的收集 |
| 4.1.2 政策文本分析 |
| 4.1.3 政策文本内容主题的解析 |
| 4.2 政策文本的定性分析 |
| 4.2.1 样本的选择与分析方法 |
| 4.2.2 定性分析结果 |
| 4.2.3 定性分析结论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建设状况 |
| 5.1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5.1.1 调查对象的确定 |
| 5.1.2 调查类目的制定 |
| 5.2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调查结果 |
| 5.2.1 联邦政府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调查结果 |
| 5.2.2 州政府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调查结果 |
| 5.2.3 市政府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调查结果 |
| 5.3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调查结论 |
| 5.3.1 目标的导向性方面 |
| 5.3.2 数据资源建设协作性方面 |
| 5.3.3 数据资源管理有效性方面 |
| 5.3.4 数据资源获取便捷性方面 |
| 5.3.5 公众参与互动性方面 |
| 5.3.6 相关法规政策坚持性方面 |
| 5.3.7 其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评估 |
| 6.1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评估体系的构建 |
| 6.1.1 建立政策评估体系的原则 |
| 6.1.2 政策评估体系的内容 |
| 6.1.3 观测点分析 |
| 6.2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直接产出效果和影响评估 |
| 6.2.1 直接产出效果评估 |
| 6.2.2 影响评估 |
| 6.3 评估结论 |
| 6.3.1 政策评估结果 |
| 6.3.2 政策存在的问题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分析及中美比较 |
| 7.1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分析及与美国的比较 |
| 7.1.1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外部环境 |
| 7.1.2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内部部环境 |
| 7.1.3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产生的需求和支持分析 |
| 7.1.4 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环境中美比较 |
| 7.2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文本分析及与美国的比较 |
| 7.2.1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文本分析 |
| 7.2.2 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文本中美比较 |
| 7.3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建设现状及与美国的比较 |
| 7.3.1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7.3.2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调查结果 |
| 7.3.3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调查结论 |
| 7.3.4 开放政府数据平台中美比较 |
| 7.4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评估及与美国的比较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美国的启示及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发展建议 |
| 8.1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启示 |
| 8.1.1 政策环境优化方面的启示 |
| 8.1.2 政策内容主题构建方面的启示 |
| 8.1.3 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建设方面的启示 |
| 8.1.4 其它启示 |
| 8.2 中国对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的借鉴 |
| 8.2.1 借鉴美国经验教训的可行性分析 |
| 8.2.2 中国在借鉴美国经验教训时面临的问题分析 |
| 8.3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发展建议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与创新 |
| 9.1.1 主要结论 |
| 9.1.2 本文的创新点 |
| 9.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外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签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
| 2.1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发展历程 |
| 2.1.1 自由发展期（1776-1906年） |
| 2.1.2 转型期（1906-1938年） |
| 2.1.3 加强期（1938-2000年） |
| 2.1.4 完善期（2000年至今） |
| 2.1.5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发展历程表 |
| 2.2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
| 2.2.1 畜产食品管理机构及职能 |
| 2.2.2 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核心法律 |
| 2.2.3 畜产食品安全主要配套法律 |
| 2.2.4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体系框架 |
| 2.3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制度 |
| 2.3.1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
| 2.3.2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
| 2.3.3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体系 |
| 2.3.4 美国畜产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 |
| 2.3.5 科技支撑体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
| 3.1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发展历程 |
| 3.1.1 法律意识初建期（1958-1985年） |
| 3.1.2 快速发展期（1985-2000年） |
| 3.1.3 探求新方式（2000年至今） |
| 3.1.4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发展历程表 |
| 3.2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
| 3.2.1 畜产食品管理机构及职能 |
| 3.2.2 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核心法律 |
| 3.2.3 畜产食品安全主要配套法律 |
| 3.2.4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体系框架 |
| 3.3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制度 |
| 3.3.1 欧盟畜产食品标准体系 |
| 3.3.2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
| 3.3.3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体系 |
| 3.3.4 欧盟畜产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
| 4.1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发展历程 |
| 4.1.1 初级管理期（1868-1947年） |
| 4.1.2 食品卫生管理（1947-2000年） |
| 4.1.3 食品安全管理（2000年至今） |
| 4.1.4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发展历程表 |
| 4.2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
| 4.2.1 畜产食品管理机构及职能 |
| 4.2.2 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核心法律 |
| 4.2.3 畜产食品安全主要配套法律 |
| 4.2.4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体系框架 |
| 4.3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制度 |
| 4.3.1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
| 4.3.2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
| 4.3.3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制度 |
| 4.3.4 日本畜产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 |
| 4.3.5 其它制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
| 5.1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发展历程 |
| 5.1.1 分散管理期（1900-1990年） |
| 5.1.2 统一管理期（1990年至今） |
| 5.1.3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发展历程 |
| 5.2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
| 5.2.1 畜产食品管理机构及职能 |
| 5.2.2 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核心法律 |
| 5.2.3 畜产食品安全主要配套法律 |
| 5.2.4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体系框架 |
| 5.3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制度 |
| 5.3.1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
| 5.3.2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体系 |
| 5.3.3 澳大利亚畜产食品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 |
| 5.3.4 其它制度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
| 6.1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发展历程 |
| 6.1.1 萌芽期（1949-1978年） |
| 6.1.2 发展期（1978-1993） |
| 6.1.3 分散监管（1993-2003） |
| 6.1.4 统一监管（2003年至今） |
| 6.1.5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发展历程表 |
| 6.2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
| 6.2.1 畜产食品管理机构及职能 |
| 6.2.2 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核心法律 |
| 6.2.3 畜产食品安全主要配套法律 |
| 6.2.4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体系框架 |
| 6.3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制度 |
| 6.3.1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
| 6.3.2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体系 |
| 6.3.3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 |
| 6.4 中国畜产食品安全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
| 6.4.1 畜产食品安全现状 |
| 6.4.2 畜产食品安全问题 |
| 6.4.3 畜产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外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比较 |
| 7.1 中外畜产食品安全监管发展历程比较 |
| 7.2 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比较 |
| 7.3 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制度比较 |
| 7.3.1 畜产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比较 |
| 7.3.2 畜产食品安全监管风险分析体系比较 |
| 7.3.3 畜产食品安全监管追溯体系与召回制度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点 |
| 8.3 讨论 |
| 8.4 主要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10）我国药师立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内外面临普遍的用药安全问题 |
| 二、药师在保障用药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
| 三、药师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述评与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药师的职业溯源与角色演化 |
| 第一节 国际药师的职业溯源与角色演化 |
| 一、国际药师的职业溯源 |
| 二、国际药师的角色演化 |
| 三、药师药学服务角色的逐渐认可 |
| 第二节 我国药师的职业溯源与角色演化 |
| 一、我国药师的职业溯源 |
| 二、我国药师的角色演化 |
| 三、我国药师的角色仍处于转型时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境)外药师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药师法律制度研究 |
| 第二节 英国药师法律制度研究 |
| 第三节 日本药师法律制度研究 |
| 第四节 新加坡药师法律制度研究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药师法律制度研究 |
| 第六节 国(境)外药师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一、药师立法模式的比较 |
| 二、药师管理机构的比较 |
| 三、药师资格考试制度的比较 |
| 四、药师注册制度的比较 |
| 五、药师职责的比较 |
| 六、药师继续教育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现行药师法律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药师法律制度的历史维度考察 |
| 一、近代药师法律制度概况 |
| 二、现代药师法律制度概况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药师法律制度及其实施中存在的不足 |
| 一、药师法律制度的双轨制 |
| 二、药师法律制度的重立法、轻实施 |
| 三、药师资格准入门槛较低 |
| 四、药师注册制度存在问题 |
| 五、药师职责发挥有待提升 |
| 六、药师继续教育有待落实 |
| 七、药师行业协会作用有待发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药师立法的理论基础分析 |
| 第一节 药师立法的法理基础 |
| 一、法理学基础 |
| 二、伦理学基础 |
| 三、法社会学基础 |
| 第二节 药师立法调整的法律关系 |
| 一、法律关系属性 |
| 二、法律关系主体 |
| 三、法律关系客体 |
| 四、法律关系内容 |
| 第三节 药师立法的基本理念 |
| 一、管理论——以日本、台湾地区的药师法为代表 |
| 二、控权论——以英美国家的药师法为代表 |
| 三、平衡论——我国药师立法应采取的基本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药师立法之主要问题的讨论 |
| 第一节 药师立法之总则性问题 |
| 一、药师立法之法律名称 |
| 二、药师立法之立法目的 |
| 三、药师立法之法律调整范围 |
| 四、药师立法之分级管理 |
| 第二节 药师立法之管理主体问题 |
| 一、药师立法之行政管理主体 |
| 二、药师立法之行业自律主体 |
| 第三节 药师立法之资格准入问题 |
| 一、药师立法之资格准入专业限定 |
| 二、药师立法之资格准入学历与实践要求 |
| 三、药师立法之药师助理的资格准入 |
| 四、药师立法之现行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认定 |
| 五、药师立法之民族药类药师的资格准入 |
| 第四节 药师立法之药师注册问题 |
| 一、药师立法之注册范围 |
| 二、药师立法之药师兼职 |
| 三、药师立法之药师多点执业 |
| 第五节 药师立法之药师的权利与义务问题 |
| 一、药师立法之药师权利 |
| 二、药师立法之药师义务 |
| 第六节 药师立法之继续教育问题 |
| 一、继续教育机构的认证 |
| 二、继续教育的学分认定 |
| 三、继续教育与专科药师认定 |
| 第七节 药师立法之法律责任问题 |
| 一、药师立法之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 |
| 二、药师立法之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四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师法》(建议稿) |
| 附录二：药师立法专家座谈及相关记录 |
| 附录三：药师立法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四：药师立法专家访谈记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试行标准到期转正工作的紧急通告（论文参考文献）
- [1]行政迟延行为研究[D]. 张璐. 广西大学, 2020(07)
- [2]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研究[D]. 苏冬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我国药品质量安全监管方式现状与思考[D]. 王宏伟. 延边大学, 2019(01)
- [4]《行政诉讼法》框架下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构造[D]. 李稷民.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
- [5]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D]. 王刚.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安徽省药品再注册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 孙艳艳. 安徽医科大学, 2018(12)
- [8]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研究[D]. 赵润娣. 兰州大学, 2016(02)
- [9]中外畜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D]. 王薇.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6(12)
- [10]我国药师立法问题研究[D]. 喻小勇.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