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毕鹏[1](2021)在《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定价效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伴随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地壮大与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不同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具有典型的“政策市”、“散户市”特征,市场中存在着较大噪音与摩擦,表现出较高的换手率和股价波动率,资本市场效率低下。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资产定价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并反映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证券市场开放持续发展情境下,探讨如何提高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完善股票价格信号机制,对提高我国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先后开放了本国证券市场。我国A股市场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后也加入到证券市场开放的行列中来。1991年B股市场建立,1992年我国企业境外上市,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准入制度确立,2014-2016年“陆港通”交易机制实施,2019年沪伦通开通,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现有研究表明,证券市场开放能够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如降低资本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价值等。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再次将研究视角转移至“资本管制”当中来,认为金融自由化所引致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尤其对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证券市场开放将对我国产生何种影响备受世界各国关注。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开放为背景,试图诠释证券市场开放对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产生的影响,以期提供来自新兴资本市场国家证券市场开放对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产生影响的经验证据。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股票定价效率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回顾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制度背景后,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市场分割理论、有效市场假说、股票流动性理论、投资者有限理性等理论,系统地分析并检验了证券市场开放对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综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探究证券市场开放对资产定价效率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拓展研究了证券市场开放、资产定价效率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交叉上市提高了股价信息含量,改善了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该结论在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以及相关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其次,交叉上市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低组、有研报关注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着。进一步研究表明,交叉上市通过提高资本市场股票流动性、投资者认知度进而提高了资产定价效率。第二,QFII持股能够有效缓解股价延迟,提高资产定价效率。该结论在缓解内生性后仍然成立,表明QFII持股与股价延迟之间的确存在着比较稳定的因果关系。异质性研究发现,QFII长期持股、增持、维持,以及持股国有企业时,对股价延迟的缓解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QFII持股可以通过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高股票流动性进而缓解股价延迟,提高资产定价效率。第三,“陆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有效缓解了我国资本市场上的错误定价,提高了资产定价效率,该结论支持了陆港通信息效应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机制通过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缓解资产误定价,进而提高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扩大证券市场“双向”开放提供了经验借鉴与证据支持。第四,交叉上市与“陆港通”交易机制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然而QFII持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缓解作用并不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机制通过提高资产定价效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进而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以上结论表明:以“陆港通”机制为代表的证券市场“双向开放”,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另一方面,该机制可以有效作用于企业实体,满足金融创新服务企业实体发展的改革初衷。相较于交叉上市与QFII持股等相关机制,“陆港通”作为我国证券市场“双向”开放机制,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效果。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探讨了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定价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系统地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开放过程中,不同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丰富了资产定价效率的研究文献;检验了不同证券市场开放政策与资产定价效率之间的作用路径,并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开放通过影响资产定价效率最终作用于企业实体发展的经济后果。主要研究启示在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渐进式”开放提高了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亦是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策略性选择。相较于交叉上市、QFII持股等证券市场的“单向开放”,“陆港通”交易机制下的证券市场“双向开放”对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更优。因此,应大力推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双向开放”,复制“陆港通”交易机制的成功经验,与各国建立更加广泛的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金融自由化与证券市场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张乃薇[2](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研究 ——以科融环境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承载着公司重要的财务信息,应保证真实性及可靠性,其既是上市公司与外部的政府、社会公众、投资者以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沟通的重要窗口,也是外界投资者及债权人投资决策的至关重要的依据。根据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整理统计,2007-2018年除2010年外,重述公司占比都在10%以上,甚至2013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行为,且近三年2016-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逐年上涨,表明财务重述现象频发,这难免会让人质疑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怀疑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也使得投资者据此作出错误判断和投资,损害利益,不利于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转。因此,对财务重述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首先阐述财务重述研究的重要性,并在对相关文献及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先通过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对财务重述数据进行统计整理,从频度、时间维度、类型和行业这四个细分领域着手,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8年财务重述状况,为全面了解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象提供视角。其次,对科融环境公司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科融环境六次财务重述的实质性内容及动因,在此基础上,从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二大维度出发继续深入挖掘科融环境的财务重述行为,发现其财务重述存在的问题。再次,结合案例分析,对如何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进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最终得出本文结论。本文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状况不容乐观。(2)科融环境财务重述的动因可分为三类:财务人员谨慎性不足和掩盖公司对资金的管控力度不足导致了其技术问题类重述,财务人员核算能力不足和改善财务指标、促进战略合作是科融环境会计问题重述背后真正的动因,科融环境重大会计差错或会计舞弊类重述的真正动因是面临退市压力大、为顺利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隐瞒资金占用。(3)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外部审计监督乏力为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一定条件。(4)财务重述的发生会引发科融环境股价波动、高管变更频繁和遭到民事诉讼。(5)企业内外联动采取有效措施以规范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在公司内部,通过加强公司治理和提高专业人员素养来制约财务重述的发生;在企业外部,需要提升外部审计质量来弥补监管不足,并健全财务重述制度,来规范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
李立[3](2020)在《中国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消费者的证据》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约束这一概念再次受到学者的关注是源于《巴塞尔协议Ⅱ》中银行监管的“三支柱”框架。因为《巴塞尔协议Ⅱ》最先把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并列为银行业监管的三大支柱,以至于大家认为市场约束属于银行监管的专业术语,仅限于银行领域的研究。所以,国内外学者针对银行业市场约束的研究非常多,而对金融业其他领域的研究非常少。本文认为市场约束同样可应用于保险领域。欧盟SolvencyⅡ和C-ROSS是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它们都将市场约束列为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三支柱之一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以C-ROSS为例,其确立的第三支柱——市场约束主要包括了两项内容:一是要求通过对外信息披露手段,充分利用除政府监管机构之外的市场力量对保险公司进行约束。二是要求政府监管机构通过多种手段,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市场力量更好地发挥对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和价值评估的约束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已经注意到政府监管机构以外的市场力量可以对保险公司产生约束作用,并且认为政府监管机构通过完善市场约束机制能有效地促进市场力量更好地发挥约束作用。这就使得本文在保险领域研究市场约束问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研究保险市场约束问题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研究保险市场约束的问题,都不能避开对市场约束有效性的检验,否则针对保险市场约束问题的研究就无法落到实处。以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研究为主线,再围绕这一主线展开对保险市场约束的其他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就不会出现研究中心偏移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直接以“中国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研究”为题的原因。本文以研究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为切入点,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方法对保险市场约束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全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围绕保险市场约束“是什么”进行理论研究,接着深入分析了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约束的现实环境,然后从消费者市场约束的角度对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用以回答保险市场约束现状“怎么样”的问题,最后就政府监管机构“该如何”提高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提供了政策建议。全文划分为五大部分,包括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以及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全文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梳理和回顾了市场约束研究的相关文献,介绍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保险市场约束的理论分析,包含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保险市场约束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通过梳理西方经济学中“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之争的演化历程介绍了市场约束的相关理论基础,然后对保险市场约束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内容包括保险市场约束的定义、分类、有效性和保险市场约束的影响因素,最后研究了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以及市场约束与公司内部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保险市场约束的运行和最优市场约束水平的数理推导。首先指出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运行包括“市场监督”和“市场影响”两个阶段,接着对这两个阶段的关键环节进行了分析,设计了保险市场约束的运行轨迹。然后通过数理方法推导出最优的市场约束水平,并对市场约束水平与保险公司外部性价值、经营失败概率、经营效益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市场约束成本、社会效益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是对我国保险市场约束的现实环境分析,为本文第三章。第三章从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我国政府的保险监管和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等三个方面对保险市场约束的基础环境进行了分析,为研究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提供了现实基础。通过对保险市场现状的分析,发现我国保险市场虽然规模巨大且增速较快,但并不强大。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在世界的排名都较为靠后,同时还发现我国保险市场存有明显供需失衡的不良现象。通过对我国政府的保险监管实践分析,尤其是“偿二代”监管制度的推行,可以发现政府监管机构对市场力量的关注和重视。保险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步完善,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为产生保险市场约束提供了较好的实施基础。通过对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分析,发现我国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内部控制水平仍有待进一步的提升。第四部分是针对消费者直接和间接市场约束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包含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其中第四章和第五章是针对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有效性的研究,第六章是针对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有效性的研究。第四章是对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市场监督”阶段是否存在的实证研究。根据市场约束的基础理论,消费者会基于自身利益对高风险承担的保险公司采取价格约束和数量约束。因此,第四章从消费者是否会基于保险公司的高风险承担进行消费行为调整这一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用以检验“市场监督”阶段的存在性。实证研究的思路是先将我国的保险公司分为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分析消费者对不同险别下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变化而调整的消费行为,然后将保险公司按其资本结构进行分类,进一步分析消费者对中资、外资公司的高风险承担进行消费行为调整的差异性。第五章是对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市场影响”机制是否有效的实证研究。“市场影响”阶段是市场约束的第二阶段,根据市场约束的基础理论,如果保险公司针对“市场监督”阶段产生的约束信号降低了公司的风险承担,则说明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的“市场影响”机制有效。所以,检验“市场影响”机制是否有效可以用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是否对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产生了影响来验证。实证研究的思路是先将我国的保险公司分为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分析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对不同类别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然后将保险公司按其资本结构进行分类,进一步分析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对中资、外资公司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第六章是以消费者的投诉为切入点对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消费者的投诉与本文第四章中消费者的价格约束和数量约束不同,消费者的价格约束和数量约束能直接体现在保险公司的经营数据上,但消费者投诉更多的是借助其他力量对保险公司产生某种影响。所以,本文认为消费者投诉是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的一种表现手段。因消费者投诉的主要渠道是通过政府监管机构或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并且投诉的最终处理结果与政府监管机构或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对消费者投诉的持续关注有着紧密关联。所以在第六章的实证设计中,本文考虑了消费者投诉与政府监管的协同作用。实证研究的思路是先将我国的保险公司分为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分析消费者投诉行为对不同类别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然后将保险公司按其资本结构进行分类,进一步分析消费者投诉行为对中资、外资公司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内容是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政府监管机构如何提高消费者市场约束的有效性提出了两项政策建议:一是建议政府监管机构为消费者的市场约束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二是建议政府监管机构积极引导保险公司重视消费者的市场约束。通过全文的论述,本文得出了以下两项结论:第一,消费者的直接市场约束无效。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无效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的“市场监督”阶段仅在部分领域存在,对于不同类别的保险公司和不同资本结构的保险公司,“市场监督”阶段的存在性存有差异。具体体现为:(1)对于中资和外资财险公司,它们上一年度风险承担的变化与本年度的保费收入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因此消费者的综合市场约束都存在“市场监督”阶段。但消费者的价格约束出现了差异:中资财险公司上一年度风险承担的变化与本年度成本支出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因此消费者对中资财险公司的价格约束存在“市场监督”阶段,而对于外资财险公司的价格约束则不存在“市场监督”阶段。(2)对于中资和外资寿险公司,消费者的综合市场约束和数量约束都不存在“市场监督”阶段。但消费者的价格约束却与此不同,中资、外资寿险公司上一年度风险承担的变化与本年度成本支出之间都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因此,消费者对中资和外资寿险公司的价格约束都存在“市场监督”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消费者的直接市场约束并没有产生“市场影响”作用。具体体现为:(1)对于保险公司财务方面的风险承担,消费者的综合市场约束和价格约束对中资、外资财险公司和中资、外资寿险公司都没有产生“市场影响”作用。(2)对于财险公司理赔方面的风险承担,消费者的综合市场约束和价格约束对中资和外资财险公司都没有产生“市场影响”作用。(3)对于寿险公司承保方面的风险承担,消费者的综合市场约束和价格约束对中资和外资寿险公司都没有产生“市场影响”作用。第二,在政府监管机构的介入下,消费者的间接市场约束也仅在部分领域有效。具体体现为:(1)对于保险公司财务方面的风险承担,在政府监管机构的介入下,消费者上一年度投诉量的变化与中资财险公司本年度财务方面的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因此消费者的间接市场约束对中资财险公司产生了“市场影响”作用,但对外资财险公司和中资、外资寿险公司都没有产生“市场影响”作用。(2)对于财险公司理赔方面的风险承担,在政府监管机构的介入下,消费者上一年度投诉量的变化与中资财险公司本年度理赔方面的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因此消费者的间接市场约束对中资财险公司产生了“市场影响”作用,但对外资财险公司没有产生“市场影响”作用。(3)对于寿险公司承保方面的风险承担,在政府监管机构的介入下,消费者上一年度投诉量的变化与中资和外资寿险公司本年度承保方面的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因此消费者的间接市场约束对中资和外资寿险公司都产生了“市场影响”作用。本文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选题创新。目前针对银行市场约束的研究文献较多,但较为系统和全面地针对保险市场约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所以,本文以此作为选题,有利于促进该领域的研究。2.指标选取上有创新。以消费者的投诉量作为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的衡量指标,符合客观实践,切实可行,有利于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3.对市场约束的研究范围有拓展。已有文献较多的是对市场约束“市场监督”阶段的存在进行检验并以此认定消费者是否产生了市场约束。本文认为仅凭“市场监督”阶段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消费者产生了有效的市场约束。市场约束有效运行的关键不仅在于“市场监督”,而且还在于其“市场影响”,只有“市场监督”和“市场影响”两阶段都存在,才能称之为有效的市场约束。因此,本文不仅对“市场监督”阶段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而且对“市场影响”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市场监督”和“市场影响”两个阶段深入剖析消费者的市场约束,拓展了市场约束的研究范围。但由于能力和篇幅所限,以及数据可得性的制约,本文仅从消费者这一方面寻找证据,这与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这也构成了作者后续的研究方向。
冯永佳[4](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信息披露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频繁的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也不免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政府也同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干预经济发展,比如,4万亿人民币投资刺激计划、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效缓解了我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各种困境、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然而,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政府往往无法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信息做出准确判断,其政策通常较为滞后,再加之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伴随着不可预测性、不透明性和模糊性,这些都导致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此外,在全球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下,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也可能造成一定影响,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因此,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内外因素制定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可能。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国内外大量学者开始着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宏微观影响。具体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数情况下属于负向冲击,在宏观层面,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延缓经济衰退周期、减少劳动力就业岗位、破坏股票市场正常运行;在微观层面,降低企业资本投资、加大企业融资难度、增加企业融资成本、恶化企业资产配置等。当然,尽管政策不确定性给大部分企业带来了不利冲击,但同时也给某些企业带来了有利机遇,利用机会增加创新投入和产出,寻求更好的发展前景。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微观影响,企业的投融资等财务决策都是比较明显的可观测变化,相较而言,企业信息披露决策更为隐蔽。在公司发布的信息中,尽管财务报表具有严格的披露要求以及规范的发布格式,却仍然存在不易于识别的盈余管理。业绩预告信息质量同样难以察觉,并且相对财务报表信息,公司在业绩预告信息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裁决权,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其发生的变化更能够探索出公司意图。除了经营性信息之外,社会责任信息作为重要的非经营性信息,补充了经营性信息无法传递的内容,同时,公司也拥有足够的自主决策空间,披露决策的变化亦蕴含了公司目的。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信息披露相关制度,探索公司在信息披露决策方面存在的自由裁决权,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方法,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从财务信息披露、业绩预告信息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三个角度分析公司信息披露发生的变化。具体而言,在财务信息方面,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8年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差异性、财务信息披露违规概率的影响;在业绩预告信息方面,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8年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意愿、业绩预告准确度、业绩预告精确度、自愿披露不同性质业绩预告差异性、业绩预告出现乐观性偏差概率等的影响;在社会责任信息方面,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7年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积极性、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社会责任披露评级展望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上升时,公司总体的财务信息披露表现比较积极。具体而言,在总体样本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下降,尤其是正向盈余管理,即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上升,此外,公司发生财务信息披露违规的可能性也降低。在进行了排除多重共线性、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更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数据来源、更换计量模型以及更换关键变量衡量方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接着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发现,银行借款水平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财务违规披露的中间机制,而银行贷款成本只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的中间路径。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在公司内部治理水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盈余情况不同的情况下存在异质性。第二,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上升时,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积极性显着增加,同时所有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准确度、精确度也显着提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仅仅提高了公司自愿发布好消息预告的积极性,而对坏消息预告没有显着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公司在预测时就越可能出现乐观性偏差,且这种乐观性偏差主要存在于好消息预告中,由此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业绩预告准确度的效应在预告性质为好消息时被削弱。在排除多重共线性、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缓解内生性、更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数据来源、更换回归方法以及更换业绩预告精确度衡量指标后,结论依然稳健。接着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发现,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积极性、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公司业绩预告精确度的中间机制,而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仅仅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自愿发布业绩预告的中间路径。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业绩预告信息披露的影响在行业竞争度以及分析师跟踪人数不同的情况下也存在异质性。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增加时,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同样也是积极的。包括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显着增加、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显着提高,不过,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公司未来的社会责任评级展望逐渐下降,即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增长趋势偏向稳定或是消极。在进行排除多重共线性、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更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数据来源以及更换计量方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保持不变。接着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发现,经营销售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意愿、提高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股票回报率只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在自愿与应规、公司产权性质、市场制度环境、公司财务绩效不同的情况下存在异质性。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整体而言,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上升的宏观背景下,公司银行借款水平下降、分析师预测误差加大、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上升、公司经营销售额度下滑以及股票回报率降低,在这一系列信贷资源冲击、信息环境冲击、总需求冲击以及金融市场冲击等产生的负面影响下,公司基于战略角度权衡利弊后,提高了财务信息披露、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增加了自愿披露业绩预告信息以及社会责任信息的积极性。因此,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的直观结果,应该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非是从根本上改善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驱动因素,该影响很可能是短暂的,随着经济政策的稳定、不利经济冲击的减弱而逐渐消失。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建立经济政策预期机制,加强全球经济协作,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2)“双管齐下”,从外部制度因素和内部治理因素两个方面推动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达到高水平;(3)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及持续程度,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融资难度;(4)提高分析师的专业素养,发挥信息中介优势,减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信息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5)重新评估制定公司销售策略,扩大公司销售渠道,积极投入研发更多新产品,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需求冲击。本文可能的贡献为,从外部环境考察公司的信息披露,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显着影响,并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已有文献倾向于从内部因素研究公司的信息披露,较少涉及外部政策环境的考虑,即使有涉及也多为对既定经济政策的考察。本文以外生存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视角,丰富了外部政策方面的相关文献。
韩雪[5](2020)在《上市公司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 ——以*ST康美财务舞弊案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务报告是通过企业财务信息反映企业营运状况的重要载体,是外部投资者和内部管理人员做出投融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今天的证券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的发布。涉及的行业范围广泛,调整的科目众多,金额较大。近年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行为频频发生,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了企业财务报告的“牛皮癣”,逐步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的关注。从理论上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双刃剑”,怎样使用好这把“双刃剑”是重中之重。一方面,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更正已发布财务报告中的错误来补充披露或纠正漏报以及错报;但另一方面,纠错可能成为上市公司管理人员进行利润操纵寻求个人利益的隐蔽手段。总之,上市公司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行为经济重要性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近三年的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的发布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近50%的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披露前后一两天或者同一天进行了更正,这被怀疑是管理者恶意利用会计差错更正准则来达到某些目的,频繁利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准则进行财务报告重新表述的上市公司可能存在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也可能为了进行盈余管理、或者存在财务造假,无论上市公司出于何种原因更正会计差错,都会影响财务报表的质量,也会影响相关投资者的利益。为了保证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良好发展,对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动因以及经济后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运用规范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上市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动因和经济后果,首先,在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明相关的理论基础。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环境和相关监管制度,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内部动机是大股东的自利,外部诱因是外在的市场压力、进行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暴露风险低以及暴露处罚不够严厉等因素;其次,以医药行业典型代表企业*ST康美公司为例,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总结*ST康美公司恶意更正前期会计差错的经济后果:该企业由此造成股价下跌、经营风险上升、受到行政处罚、信用等级下降以及法律诉讼风险增加等严重经济后果;最后,针对性企业自身风险控制、投资者自身风险识别、审计机构风险控制以及监管部门提出一些防范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措施建议。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对近三年上市公司发布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进行收集整理,以了解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中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概况,并将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与财务造假结合进行分析,以期了解上市公司如何利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作为掩饰财务造假的手段,进而提高证券市场中利益相关者对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警惕性。其次,对*ST康美进行动态跟踪,案例选取具有代表性以及时效性,对案例进行的动态跟踪可以获得较为充分以及及时的信息。再者,对*ST康美进行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真实原因以及经济后果进行分析。以期提高投资者的防范意识以及上市公司本身对于法律以及证券市场规则的敬畏,利用合法的途径提升公司的企业价值。最后,基于理论基础,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总结,从上市公司、投资者、审计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等不同角度提出对上市公司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进行防范和监管的相关建议,以期能够起到防范和监管作用。
王秀倩[6](2020)在《基于决策者视角的企业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研究 ——以格物公司为例》文中指出从理论上来说,财务报表如何编制需考虑财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以使编制出的财务报表尽可能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求。实际操作中,如何编制财务报表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设计问题,然后才是按照设计好的列报格式进行填制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实际编制过程中,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设计是决定将来生成的财务信息是否决策有用的关键环节。然而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时,一直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统一做法,即将我国财政部面向全国所有企业发布的财务报表格式作为所谓的样版格式,使编制财务报表这项工作几乎就沦为了依照样版填制财务报表的工作,这使得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本应存在的列报格式的设计环节几乎消失。本文正是由这一现象入手展开的研究,希望从决策者的视角去探明不进行列报格式设计,而仅按照所谓样版列报格式填制财务报表的做法有何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首先以决策者视角去观察企业财务报表编制的实际状况,围绕实务中存在的事实进行分析并指出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设计环节在财务报表的编制过程中几乎就是缺失的。本文进而又指出,由于这一环节的长期缺失,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出现,以致对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为了使前述的负面影响得到直观的呈现,本文选取了格物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不同列报方式对该公司决策者的具体影响。案例研究的做法是,对比该公司的财务报表按两种不同方式进行列报——按样版格式列报和根据自行设计的格式列报——其列报的结果有何具体的不同;然后,针对该公司拟实施的具体决策行为,以决策者的立场分别利用不同列报方式下所获得的财务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再比较两种列报方式下分析所得出的不同结果,最后再归纳出通过案例分析得到的总体结论,做出了后一种做法更有利于决策者进行决策分析的判断。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按照样版格式填制财务报表的做法应予以改变,但这对于长期习惯于采用填制方式完成财务报表的会计人员而言是难以在短期内做到的。为此,本文在最后提出了渐进解决问题的对策。
张新民,钱爱民,陈德球[7](2019)在《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有效地评价上市公司质量,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而财务状况质量是上市公司质量最综合、最显性的体现。以往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的评价方法主要来源于美国,这种评价方法由于没有也不可能考虑中国情境下的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与信息披露变化等方面具体的制度背景、经营环境以及管理特征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对会计信息造成的影响,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差的适用性,并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在整体上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的评价与判断。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基于中国情境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和评价体系,以"股权结构、经营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后果、管理质量"为分析路径,从资本结构质量、资产质量、利润质量和现金流量质量4个维度,解读上市公司的资本引入战略、资源配置战略、战略实施效果和战略支撑能力,透视公司的管理质量和治理效率,以期为评价上市公司质量提供更为有效的分析工具。
张悦[8](2019)在《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监管研究 ——以*ST昆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通过对我国2013年至2017年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监管数据统计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违规事件频发,违规手段愈发复杂,现有的监管措施无法抑制财务违规事件的发生。另外,我国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财务违规行为出具处罚通知较多,对会计师事务所处罚情况较少。针对上述情况,研究监管机构该如何监管上市公司财务违规行为,并合理划分违规责任是十分有必要的。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利用大数据统计法,对我国2013年至2017年财务违规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效以及外部监管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得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监管现状。进而,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以*ST昆机为例,从其财务违规方式、财务违规原因、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效原因以及外部监管处罚是否恰当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文章通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监管现状和对*ST昆机财务违规监管情况的分析,为监管机构提供了在日后对上市公司财务违规行为进行监管的有效建议。通过上述分析,文章主要得出以下监管建议:第一,面对日益复杂的财务违规行为,监管部门需要细化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法律依据;第二,监管机构应合理区分财务违规责任对不同违规主体进行差别处罚;第三,为合理划分违规责任,外部监管机构可以建立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违规基础信息库;第四,为提高监管力度,监管机构可以扩大监管主体,鼓励群众和媒体一起监督上市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日常业务活动;第五,在监管日趋严格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应完善自身制度建设,从源头上减少上市公司财务违规行为的发生。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监管的研究,能够给今后监管机构提供一定的监管建议,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王雯[9](2019)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也明确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将创新位列新发展理念之首,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企业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研发投资是企业最为典型的一种学习行为,是企业进行创新、不断增强竞争优势的逻辑起点。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因为研发投资不足,创新能力欠缺而得到了诸多教训,已经意识到研发投资的重要性,故近年来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增长趋势明显,增长幅度较快。在此背景下,学者对何种原因造成研发投资不断上升以及这种上升对企业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研究,但目前均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本身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镶嵌在由企业构成的庞大社会群体中,其研发投资决策可能会受到同其具有相近特征同类群体内其他企业的影响,即研发投资可能存在同群效应。基于此,本文结合行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对我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展开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内容按照“存在性检验—内在机制—影响后果”这一由浅入深的逻辑结构展开,主要内容包含了同群效应的存在性检验、内在机制和影响后果三部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以行业、地域、年份、产权性质为识别基准,通过倾向性匹配得分确定同群企业研发投资,验证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存在同群效应,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旧稳健;(2)在内在机制方面,验证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的内在机制包括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信息机制包括通过正式信息渠道,由同群企业主动披露自身信息而形成的同群效应,以及通过非正式信息渠道,由公司董事在其他公司兼任董事构成的董事网络获取信息而形成的同群效应,在仅考虑信息机制的情况下,发现两类信息机制是并存的,但更倾向于非正式信息渠道形成的信息机制。竞争机制包括企业层面,由于企业间实力对比决定的自身所处的竞争地位差异而形成的同群效应,以及行业层面,由于行业间竞争对比决定的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差异而形成的同群效应,企业层面描述的是能够由企业自身决定的竞争压力,行业层面描述的是不能由企业自身决定只能被迫接受的市场竞争压力,在仅考虑竞争机制时,发现两个维度竞争机制也是同时存在,但更倾向于从所面临的自身不能决定的市场竞争出发而形成研发投资同群效应。在分别验证两种机制后,进一步将两种机制综合考虑,由于正式信息渠道形成的信息机制并不显着,故当两个机制同时运行时,起作用的更倾向于竞争机制,对比其他依旧显着的内在机制,影响作用由大到小依次是行业层面竞争机制、非正式信息渠道形成的信息机制以及企业层面的竞争机制。(3)对于影响后果,主要包含了对创新绩效产生的直接影响和对企业绩效产生的整体影响,证明研发投资同群效应对企业t、t+1、t+2期的创新绩效和企业绩效均有提高作用,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和高科技与非高科技行业发现,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影响更显着,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滞后于创新绩效。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扶持和引导,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建议企业构建管理者学习机制,重视外部学习,强化民主决策制度,防止过度模仿产生不理智行为,积极构建非正式信息渠道等。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资不断增长的现实情况展开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创新。在理论意义上,从企业外部视角丰富了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在投资理论框架下加入行为经济学理论,突破以往研发投资个体研究范畴;以研发投资同群效应为研究对象,构建“存在性检验—内在机制—影响后果”的完整理论体系以丰富以往的经验证据;深入挖掘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的内在机制,扩展现有同群效应的理论基础。在现实意义上,提醒企业管理者正确认识到自身学习行为对企业的影响,帮助企业降低企业研发投资决策风险,也为政府提供一条潜在的优化企业研发投资的路径。
曹松威[10](2019)在《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外部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作用。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两大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建立开始,经过将近30年的建设,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飞速发展,并在世界资本市场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相比于银行信贷资产等传统资产,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占比迅速增加,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金融体系的风险也从银行主导下的“资本充足风险为主”逐渐变为银行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下“资本充足风险”和“透明度风险”并重。此外,股价暴涨暴跌、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亟待提高的现实,也对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金融监管思路的逐渐调整和监管策略逐步向“以信息披露为中心”转型,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透明度监管”成为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石,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尤其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证券市场监管格局也随之逐步形成。作为“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实行自律管理”的会员制法人机构,我国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中承担着“一线监管”的职责,且随着新修订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在2018年的正式实施,我国证券交易所的上述职责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在增加市场透明度建设中,发放问询函也成为了证券交易所“依法、从严、全面”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力度和真实度的一个重要机制。相比于以往的资本市场监管方式,问询函制度是监管机构在事后审核上市公司相关公告过程中针对未达到“直接监管标准”的问题进行的监管,因此也被称为“非处罚性监管”和“预防性监管”。通过监管机构事后审核、问询和上市公司回复的互动过程,问询函监管提高了监管的及时性和信息的双向流动。同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问询制度,我国证券交易所问询的原因和对象更广泛,问询信息的公开程度也更及时,具有提升信息含量和发挥监管作用双重性质的问询函,也能够对上市公司治理产生影响。由于我国证券交易所从2014年底才公开披露问询函,因此研究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公司治理效应的文献较少,国外的文献也大多集中于分析针对上市公司年报所发放的问询函的监管效应。作为一种新兴的、非处罚性的外部监管制度安排,我国证券交易所针对上市公司不同行为发放的问询函同时具有信号作用和监督作用,但针对上市公司内部人主要发挥的是监督作用,且易受到上市公司重视程度和延期回复的影响,这削弱了问询函监管发挥内部公司治理效应的效果,而投资者、债权人和审计机构,一方面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机制,另一方面也易受到有关目标公司信息的影响,这为问询函监管发挥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空间,所以本文聚焦于问询函监管的外部公司治理效应。具体而言,公开披露的问询函是否能够影响投资者的价值判断从而具有信息含量,又是否能够对债权人、审计机构等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产生影响,这些均是需要实证来检验和回答的迫切问题。通过收集并手工统计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的各类问询函的相关信息,本文试图就问询函这一非处罚性监管所具有的外部公司治理效应进行分析。首先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对问询函监管影响公司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然后在回顾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的基础上,就我国资本市场采取问询函监管的现实基础进行阐述;随后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构成和证券交易所在其中所承担的作用,并从不同方面对我国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现状进行描述;接下来借鉴事件研究的方法,就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开问询函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分析;然后使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探究不同种类的问询函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最后借鉴中介效应的研究方法,分析经审计师审计后的年报收到问询函这一事件是否会影响审计质量以及影响路径。通过探究证券交易所不同种类问询函所具有的公司治理效应,有助于更全面的评估我国证券交易所监管的效应和监管实践的完善,同时也能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借鉴。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不同种类的问询函所具有的信息含量不同。整体来看,收到问询函这一事件,会给被问询公司股价带来影响;当上市公司由于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受到问询时,在不同的事件窗口内,问询公告使上市公司股价获得了约为4%的累积异常收益;而当上市公司由于年报、中报、季报等财务报告被问询时,这一效应变为约-3%,这表明投资者会视交易所发布的不同类型的问询函为不同的信号,并进而做出相应的反应。同时大规模的公司被问询,其股价受到的负面冲击也更明显,而代表公司成长性的指标——账面市值比却有助于样本公司股价获得正面的冲击。第二,相比于重组类问询函和其他类问询函,定期报告类问询能够提升债务融资成本,但受到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整体来看,当年收到问询函的上市公司面临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且被问询的次数越多,提升作用越明显;通过进一步区分不同问询函的类型,发现上述提升作用主要来自于针对年报、半年报、季度报告等财务报告进行问询的定期报告类问询函,而针对重组、其他事项等“行为”监管的问询函对债务融资成本的提升作用并不显着;在针对定期报告类问询函的研究中,问询函所包含问题的数量、问询函的页数也与债务融资成本显着正相关;在根据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和所处省份市场化程度进行分组的检验中,定期报告类问询函对债务融资成本的提升作用只在非国企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组中显着。第三,年报问询函主要通过监督效应提升审计质量。年报问询函显着降低了当年审计报告的激进程度和上市公司收到有利审计意见的概率,提升了审计质量,且年报问询函页码越多、所涉及的问题越多,提升作用越明显,但审计机构是否在年报问询函中被“点名”,并不影响上述提升作用;年报问询函可分别通过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提升审计质量,但监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主要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完善问询函机制,提高问询函制度自身的透明度;持续关注被问询公司,增强上市公司回函效率,提高问询函监管的威慑力;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建设,促进问询函监管的信号作用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和问询函监管效率的提高。投资者也应理性分析问询函,合理制定投资决策。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本文在对问询函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探究了不同种类的问询函在公司治理作用中的差异。有关问询函发挥监管功能的研究,国外文献较多,国内文献还较少,并且大多集中于分析年报问询函的相关影响。而在监管实践中,不同种类问询的监管目的和作用方式均有不同。通过研究不同种类问询函的影响,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监管实践,也为这一监管工具的有效性提供了来自新兴市场的证据。第二,借鉴中介效应的研究方法,本文探究了年报问询函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路径。相比于以往的资本市场处罚性监管工具,问询函制度兼具增加市场信息含量和发挥监督作用两个功能。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发现年报问询可通过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提升审计质量从而发挥公司治理作用,但监督效应占主导。这一研究结论丰富了资本市场监管和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我国问询函监管制度的效率。总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制度能够发挥公司治理作用,这为我国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模式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支撑。同时本文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问询函制度对资本市场整体监管效率有何影响?利用文本分析技术,问询函的可读性、语气等特征是否也具有公司治理作用?这些也是有待研究和完善的内容。
二、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定价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 |
2.1.1 证券市场开放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
2.1.2 证券市场开放对企业实体的影响 |
2.2 交叉上市相关文献回顾 |
2.2.1 交叉上市影响因素 |
2.2.2 交叉上市经济后果 |
2.3 境外投资者持股文献回顾 |
2.3.1 境外投资者持股影响因素 |
2.3.2 境外投资者持股经济后果 |
2.4 陆港通交易机制相关文献回顾 |
2.4.1 陆港通交易机制与股票市场稳定 |
2.4.2 陆港通交易机制与公司治理 |
2.4.3 陆港通交易机制与企业行为 |
2.4.4 陆港通交易机制与审计行为 |
2.5 资产定价效率影响因素文献回顾 |
2.5.1 信息因素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 |
2.5.2 投资者理性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 |
2.5.3 市场竞争对资产定价效率影响 |
2.5.4 市场摩擦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 |
2.6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3.1 概念界定 |
3.1.1 证券市场开放 |
3.1.2 资产定价效率 |
3.2 理论基础 |
3.2.1 有效市场假说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2.3 委托代理理论 |
3.2.4 市场分割理论 |
3.2.5 股票流动性理论 |
3.2.6 投资者有限理性理论 |
3.3 制度背景 |
3.3.1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背景 |
3.3.2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进程 |
3.3.3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不同政策的对比分析 |
3.3.4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对资产定价效率的影响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交叉上市与资产定价效率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1 基于信息传递的交叉上市与资产定价效率 |
4.2.2 基于政府干预的交叉上市与资产定价效率 |
4.3 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3.2 变量定义 |
4.3.3 模型设定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 |
4.4.2 交叉上市与股价信息含量回归分析 |
4.4.3 异质性分析 |
4.5 交叉上市影响股价信息含量的机制分析 |
4.5.1 基于股票流动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4.5.2 基于投资者认知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4.6 稳健性检验 |
4.6.1 内生性检验 |
4.6.2 替换因变量衡量指标 |
4.6.3 变换研究样本区间 |
4.6.4 安慰剂检验 |
4.6.5 PSM检验 |
4.7 拓展检验 |
4.7.1 交叉上市与股价延迟的回归分析 |
4.7.2 交叉上市与资产误定价的回归分析 |
4.8 结论与启示 |
第五章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资产定价效率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价值创造假说与资产定价效率 |
5.2.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价值投资假说与资产定价效率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3.2 变量定义 |
5.3.3 模型设定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价延迟回归分析 |
5.4.3 异质性分析 |
5.5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股价延迟的机制分析 |
5.5.1 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
5.5.2 基于股票流动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5.6 稳健性检验 |
5.6.1 内生性检验 |
5.6.2 排除特殊样本区间 |
5.6.3 替换自变量衡量指标 |
5.7 拓展检验 |
5.7.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价信息含量回归分析 |
5.7.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资产误定价回归分析 |
5.8 结论与启示 |
第六章 陆港通与资产定价效率 |
6.1 引言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1 陆港通信息效应与资产定价效率 |
6.2.2 陆港通噪音效应与资产定价效率 |
6.3 研究设计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6.3.2 变量定义 |
6.3.3 模型设定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描述性统计 |
6.4.2 陆港通与资产误定价回归分析 |
6.4.3 异质性分析 |
6.5 陆港通影响资产误定价的传导机制 |
6.5.1 基于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
6.5.2 基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6.6 稳健性检验 |
6.6.1 自变量滞后一期 |
6.6.2 变更因变量测度方法 |
6.6.3 PSM-DID回归分析 |
6.7 拓展检验 |
6.7.1 陆港通与股价信息含量回归分析 |
6.7.2 陆港通与股价延迟回归分析 |
6.8 结论与启示 |
第七章 证券市场开放、资产定价效率与企业投资效率 |
7.1 引言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3 研究设计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7.3.2 变量定义 |
7.3.3 模型设定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4.1 描述性统计 |
7.4.2 证券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回归分析 |
7.5 证券市场开放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机制 |
7.6 稳健性检验 |
7.6.1 变更因变量衡量方式 |
7.6.2 内生性检验 |
7.6.3 PSM-DID回归分析 |
7.7 结论与启示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8.1.1 主要研究结论 |
8.1.2 政策启示 |
8.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8.2.1 研究不足 |
8.2.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2)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研究 ——以科融环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本文特色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财务重述的动因 |
2.1.2 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 |
2.1.3 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 |
2.1.4 概括性评论 |
2.2 财务重述的理论基础 |
2.2.1 财务重述的概念 |
2.2.2 财务重述的相关理论 |
3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状 |
3.1 财务重述总体概况 |
3.2 财务重述频度分析 |
3.3 财务重述时间维度分析 |
3.4 财务重述类型分析 |
3.5 财务重述行业分析 |
4 科融环境财务重述案例分析 |
4.1 科融环境公司概况 |
4.1.1 基本情况 |
4.1.2 组织构架 |
4.2 科融环境财务重述情况及动因分析 |
4.2.1 技术问题重述及动因分析 |
4.2.2 会计问题重述及动因分析 |
4.2.3 重大会计差错或会计舞弊重述及动因分析 |
4.3 科融环境财务重述影响因素分析 |
4.3.1 治理机制失效 |
4.3.2 外部审计监督乏力 |
4.4 科融环境财务重述经济后果分析 |
4.4.1 股价波动 |
4.4.2 高管变更频繁 |
4.4.3 遭到民事诉讼 |
5 规范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建议 |
5.1 公司内部建议 |
5.1.1 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治理手段 |
5.1.2 提高专业素养,加强职业培训 |
5.2 公司外部建议 |
5.2.1 提升外部审计质量,防范重大风险 |
5.2.2 健全财务重述制度,规范重述行为 |
6 结论与不足之处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中国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消费者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范围及基础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四、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保险市场约束的基础理论研究 |
第一节 市场约束的理论基础 |
一、斯密革命与穆勒综合 |
二、凯恩斯革命和萨缪尔森综合 |
第二节 保险市场约束的界定 |
一、保险市场约束的定义 |
二、保险市场约束的分类 |
三、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 |
四、保险市场约束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的关系 |
一、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的区别 |
二、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的联系 |
第四节 市场约束与公司内部控制的关系 |
一、市场约束与公司内部控制的区别 |
二、市场约束与公司内部控制的联系 |
第二章 保险市场约束的运行及数理推导 |
第一节 保险市场约束的运行 |
一、市场监督阶段 |
二、市场影响阶段 |
第二节 最优市场约束水平的数理推导 |
一、基本假设 |
二、数理推导及分析 |
第三章 保险市场约束的现实环境分析 |
第一节 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 |
一、“大而不强”的保险市场 |
二、“供需失衡”的保险市场 |
第二节 我国政府的保险监管 |
一、保险监管的历史演进 |
二、当前的保险监管政策 |
三、保险信息披露制度 |
四、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 |
第三节 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 |
一、政府监管推动了保险公司内部控制的发展 |
二、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现状 |
三、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
第四章 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监督阶段的存在性检验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二、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
三、模型构建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不同险别下消费者综合市场约束的结果分析 |
三、不同险别下消费者价格约束的结果分析 |
四、不同险别下消费者数量约束的结果分析 |
五、不同资本结构下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监督阶段的差异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影响机制的有效性检验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二、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
三、模型构建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影响保险公司财务风险的结果分析 |
三、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影响财险公司赔付风险的结果分析 |
四、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影响寿险公司退保风险的结果分析 |
五、不同资本结构下消费者直接市场约束影响机制的差异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的有效性检验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二、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
三、模型构建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影响保险公司财务风险的结果分析 |
三、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影响财险公司赔付风险的结果分析 |
四、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影响寿险公司退保风险的结果分析 |
五、不同资本结构下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有效性的差异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消费者的直接市场约束无效 |
二、监管机构介入下消费者间接市场约束在部分领域有效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为消费者的市场约束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 |
二、积极引导保险公司重视消费者的市场约束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信息披露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结构安排、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制度背景及现状分析 |
第一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趋势与现状揭示 |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趋势 |
二、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现状分析 |
第二节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 |
一、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二、业绩预告信息披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第三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揭示 |
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 |
二、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
第二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财务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财务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财务信息披露影响的回归分析 |
三、稳健性检验 |
四、影响机制分析 |
五、异质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披露影响的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披露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披露影响的回归分析 |
三、进一步分析 |
四、稳健性检验 |
五、影响机制分析 |
六、异质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的回归分析 |
三、稳健性检验 |
四、影响机制分析 |
五、异质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上市公司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 ——以*ST康美财务舞弊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动因 |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司特征研究 |
三、会计差错更正的经济后果研究 |
四、文献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
二、上市公司财务舞弊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二、舞弊相关理论 |
三、控股股东掏空理论 |
第三章 *ST康美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案例分析 |
第一节 *ST康美案例的代表性分析及基本情况简介 |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现状 |
二、*ST康美案例的代表性分析 |
三、*ST康美案例简介 |
第二节 *ST康美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动因分析 |
一、动机或压力因素 |
二、机会因素 |
三、暴露与态度因素 |
第三节 *ST康美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经济后果分析 |
一、股价下跌 |
二、经营风险上升 |
三、行政处罚 |
四、诉讼增加 |
第四章 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防范与监管 |
第一节 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防范 |
一、企业自身防范 |
二、投资者防范 |
三、审计机构防范 |
第二节 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监管 |
一、完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 |
二、完善财务信息监管机制 |
三、完善违规惩罚机制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启示 |
第二节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一、研究局限性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基于决策者视角的企业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研究 ——以格物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
1.2.1 财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 |
1.2.2 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相关研究 |
1.2.3 财务报表分析相关研究 |
1.2.4 国内外理论研究评述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创新点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财务报表列报相关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列报 |
2.1.2 财务信息质量 |
2.1.3 决策者及决策者视角 |
2.2 财务报表列报与财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 |
2.3 决策者与财务报表列报之间的关系 |
2.3.1 决策者需求决定财务报表如何列报 |
2.3.2 财务报表的列报影响决策者的判断 |
2.4 财务报表的产生与发展 |
2.4.1 一表式时期 |
2.4.2 二表式时期 |
2.4.3 三表式时期 |
2.4.4 四表式时期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财务报表列报现状、问题及影响 |
3.1 我国财务报表列报现状 |
3.1.1 长期按统一格式列报 |
3.1.2 统一的列报格式源自财政部相关通知 |
3.1.3 列报设计环节近乎不存在 |
3.1.4 软件开发重科目设计轻列报设计 |
3.2 现状背后存在的问题 |
3.2.1 信息使用效率受损 |
3.2.2 已知的列报问题不易得到及时纠正 |
3.2.3 隐藏的列报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 |
3.2.4 会计人员专业判断能力弱化 |
3.2.5 信息技术的发展掩盖了会计人员的自身问题 |
3.3 各类问题对决策者产生的影响 |
3.3.1 限制了非专业人士的独立财务分析 |
3.3.2 易造成对决策者的误导 |
3.3.3 人为降低了决策者信息需求满足度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格物文具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
4.1 格物公司概况及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由来 |
4.1.1 格物公司概况 |
4.1.2 格物公司股东决策过程中的难题 |
4.2 格物公司财务报表列报问题分析 |
4.2.1 账簿整理及还原财务报表编制过程 |
4.2.2 财务报表列报存在的主要问题 |
4.2.3 财务报表列报的重新设计 |
4.2.4 财务报表的重新填制 |
4.3 两种列报格式下的财务信息对比 |
4.3.1 资产负债表信息对比 |
4.3.2 利润表信息对比 |
4.3.3 现金流量表信息对比 |
4.3.4 两种格式下财务信息对比结论 |
4.4 案例分析结论 |
4.4.1 列报方式不同,分析结果不同 |
4.4.2 分析结果不同,决策者判断不同 |
4.4.3 决策者判断不同,决策结果不同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的解决对策 |
5.1 推进观念意识变革 |
5.2 打破专业人才培养环节的陈旧思维 |
5.3 改变行业组织现状 |
5.4 提倡学术界重视财务会计的实务研究 |
5.5 加强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解读 |
5.6 适时取消统一财务报表格式的制度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6.1 总结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国内外上市公司质量评价理论研究与实践 |
三、财务状况质量分析体系的理论基础 |
四、财务状况质量与上市公司质量的传导机理 |
(一) 财务状况质量和投资者保护 |
(二) 财务状况质量与定价功能 |
(三) 财务状况质量与债权人治理 |
(四) 财务状况质量与董事会治理 |
(五) 财务状况质量与管理层薪酬治理 |
五、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分析:体系构建 |
(一)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的路径选择 |
(二)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的评价体系 |
1. 资本结构质量与资本引入战略 |
2. 资产质量与公司的资源配置战略 |
3. 利润质量与战略实施效果 |
4. 现金流量质量与战略支撑能力 |
(三)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的评价体系的应用研究——基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格力电器) 案例分析 |
1. 资本结构质量与资本引入战略 |
2. 资产质量与资源配置战略 |
3. 利润质量与战略实施效果 |
4. 现金流量与战略支撑能力 |
六、研究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8)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监管研究 ——以*ST昆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2 研究思路与分析方法 |
1.3 本文创新 |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回顾 |
2.1.1 财务违规的界定 |
2.1.2 财务违规的原因 |
2.1.3 财务违规的监管 |
2.1.4 概况性评论 |
2.2 理论基础 |
2.2.1 舞弊三角论及舞弊四要素 |
2.2.2 内控五要素 |
2.2.3 博弈论 |
2.2.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2.5 审计准则 |
3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违规整体情况 |
3.1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违规情况 |
3.1.1 违规上市公司统计 |
3.1.2 违规事件统计 |
3.2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效情况 |
3.2.1 行业概况 |
3.2.2 审计有效性统计 |
3.3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违规处罚主体及处罚力度情况 |
3.3.1 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受处罚情况 |
3.3.2 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受处罚情况 |
4 *ST昆机财务违规概述 |
4.1 案例选择依据 |
4.2 *ST昆机公司介绍 |
4.2.1 公司概况 |
4.2.2 公司业务情况 |
4.3 *ST昆机违规过程 |
4.4 *ST昆机受处罚情况 |
5 *ST昆机财务违规监管分析 |
5.1 *ST昆机财务违规手段 |
5.2 *ST昆机财务违规自身原因分析 |
5.2.1 *ST昆机经济压力较大 |
5.2.2 *ST昆机内部控制不完善 |
5.3 *ST昆机财务违规审计失效分析 |
5.3.1 审计机构情况 |
5.3.2 审计失效分析 |
5.4 *ST昆机财务违规外部监管恰当性分析 |
6 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监管建议 |
6.1 监管机构细化财务监管细则 |
6.2 监管机构在实践中合理划分公司与事务所责任 |
6.3 监管机构完善财务违规监管基础数据库 |
6.4 监管机构组织不同监管主体协作管理 |
6.5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风险防范 |
7 结论与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2.1 研发投资 |
1.2.2 同群效应 |
1.2.3 研发投资同群效应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创新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行为经济学理论 |
2.1.2 社会学习理论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4 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研发投资相关文献综述 |
2.2.2 同群效应相关文献综述 |
2.2.3 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相关文献综述 |
2.2.4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现状研究 |
3.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制度背景 |
3.1.1 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创新的相关政策 |
3.1.2 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投资的财政政策 |
3.1.3 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投资的税收政策 |
3.1.4 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投资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
3.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现状分析 |
3.2.1 企业研发投资变动分析 |
3.2.2 不同行业间研发投资现状分析 |
3.2.3 不同地域间研发投资现状分析 |
3.2.4 不同产权性质间研发投资现状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存在性研究 |
4.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与同群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研究 |
4.1.1 问题提出与理论分析 |
4.1.2 研究设计 |
4.1.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4.1.4 内生性处理 |
4.1.5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与同群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 |
4.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存在的内在机制建立 |
4.2.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信息机制理论分析 |
4.2.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竞争机制理论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信息机制研究 |
5.1 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分析 |
5.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5.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2 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及单变量分析 |
5.3.2 回归结果分析、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 |
5.3.3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信息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
5.3.4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两类信息机制的倾向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竞争机制研究 |
6.1 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分析 |
6.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6.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 研究设计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6.2.2 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6.3.1 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及单变量分析 |
6.3.2 回归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6.3.3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竞争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
6.3.4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两类竞争机制的倾向性检验 |
6.4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信息机制与竞争机制的倾向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影响后果研究 |
7.1 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分析 |
7.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7.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2 研究设计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7.2.2 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
7.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7.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7.3.2 回归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7.3.3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影响后果的进一步研究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
8.2.2 对企业的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外部公司治理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及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第一章 问询函监管的概念界定及影响公司治理的机制分析 |
第一节 问询函监管的概念界定及特点 |
一、问询函监管的概念界定及各国具体实践 |
二、问询函监管的特点 |
第二节 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机制 |
一、公司治理中的内部治理机制 |
二、公司治理中的外部治理机制 |
第三节 问询函监管发挥外部公司治理效应的机制分析 |
一、问询函监管在内部公司治理中的有限监督作用 |
二、问询函监管在外部公司治理中的信号作用和监督作用 |
第二章 资本市场问询函监管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
第一节 资本市场监管的理论基础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二、投资者保护理论 |
三、金融风险管理理论 |
第二节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现实基础及问询函监管的重要性 |
一、价值投资理念需进一步加强 |
二、投资者保护任重道远 |
三、金融结构变迁下我国金融风险构成发生变化 |
四、问询函监管的必要性 |
第三章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历史沿革和问询函监管现状 |
第一节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构成及证券交易所的作用 |
一、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构成 |
二、我国证券交易所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我国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现状 |
一、问询函的数量及种类 |
二、问询函的行业及省份分布 |
三、年报问询函的现状描述 |
第四章 我国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市场反应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问询函公告的市场反应 |
二、定期报告类问询函和重组类问询函市场反应的差异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二、模型设定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单变量检验结果 |
二、多元回归分析 |
三、使用市场调整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第五章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
二、定期报告类问询函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二、变量说明和模型构建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和分析 |
一、相关性分析 |
二、不同类别的问询函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回归结果 |
三、定期报告类问询函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分组回归结果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一、使用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
二、其他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影响审计质量的路径分析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年报问询函影响审计质量的理论分析 |
二、年报问询函影响审计质量的路径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二、变量说明和模型构建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分组检验和相关性分析 |
二、年报问询函影响审计质量的回归结果 |
三、年报问询函影响审计质量的路径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 |
一、使用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
二、变更审计质量度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三、使用PSM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四、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分组回归结果 |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问询函监管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定价效率[D]. 毕鹏. 石河子大学, 2021(02)
- [2]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研究 ——以科融环境为例[D]. 张乃薇.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3]中国保险市场约束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消费者的证据[D]. 李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信息披露影响研究[D]. 冯永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上市公司恶意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 ——以*ST康美财务舞弊案为例[D]. 韩雪.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6]基于决策者视角的企业财务报表列报问题研究 ——以格物公司为例[D]. 王秀倩. 江苏科技大学, 2020(04)
- [7]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质量: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J]. 张新民,钱爱民,陈德球. 管理世界, 2019(07)
- [8]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监管研究 ——以*ST昆机为例[D]. 张悦.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9]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同群效应研究[D]. 王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7)
- [10]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外部公司治理效应研究[D]. 曹松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标签:资产定价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论文; 上市公司监管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