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层为何应付“检查”（论文文献综述）
吴春来[1]（2021）在《条块关系与基层形式主义演化逻辑》文中认为由项目制所维系的条块间权责利关系是影响基层政府行为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形式主义作为基层治理中的策略性应付行为,产生根源在于条块间非均衡关系。在职能部门"条"主导的专项治理中,条通过事权分配和过程管理将目标压力有效传导至下一级属地"块",并通过介入式过程管理实现压力传导的动态控制。属地政府回应行为则注重风险规避和激励获取双重逻辑,即寻求能够适当规避风险、控制成本、获取收益的应付策略。在基层治理微观情景中,属地块在面对职能部门条时能够采取分类回应策略,导致形式主义应付行为的产生具有普遍性。
刘莹[2]（2021）在《流动控制与多元应对：县域街道的行动策略研究 ——以潮城M街道“三社联动”政策执行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城乡—体化进程的加快,基层社区不断涌现出各类社会问题,仅靠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显然无法应对复杂的治理环境,这也造就了“三社联动”独特的历史背景。尽管近几年潮城的基层社会治理逐渐从“引进模仿”向“渐进创新”转变,但其接连下达的政策文件导致基层处于疲于应付的忙乱状态,“三社联动”目前仍浮于表面,即由社区工作人员同时承担社会组织负责人、社区专职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三重身份”。而笔者在本文的案例中发现,虽然M街道在执行过程中为应对政策变化出现策略性行为,但与潮城三社变一社的结果不同,其政策执行效果已经初显,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个联动主体基本形成。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为:在潮城动态化发展的政策环境中,面临“政策创新”“政策打架”“政策负担”的内在结构张力,M街道采取了哪些行动策略加以应对?其政策执行效果为何没有滑向“形式主义”泥潭,反而—定程度上实现了三社之间的互动沟通与协作呢?以往研究鲜少从政策执行角度关注到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三社联动”机制,且“社区为本”的理论视角对于社会力量较为薄弱、社区活力还未激发的潮城不具有恰适性和解释力。因此,本研究基于“控制权”理论和“政社分工与合作”视角,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构建流动控制与多元应对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概述了 M街道推动“三社联动”的原因及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内在结构张力,并将与潮城不同的政策执行效果加以呈现。其次,M街道在以“文件治理”促“三社联动”的趋势下并非完全被动,而是通过与上级政府、社会组织、社区进行互动,凭借自身资源和利用规则发展出“灵活变通”、“横向借道”、“上下共谋”三种行动策略,以应对潮城动态化发展的政策环境。研究发现,当控制权上移时,即便出现“政策打架”,作为实际执行者的街道也只能通过灵活变通的方式加以应对。当某项作为创新举措的政策文件下达时,控制权也随之下沉,街道通过“借”专业社工机构之力弥补自身局限,同时社工机构发挥其专业性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三社之间互动沟通与协作。当控制权上下分层时,街道面临“政策负担”和考核压力不得不与社区达成“共识”,运用自身权力对社区进行庇护。本研究进一步讨论了以县域作为研究方法的可能性,同时认为社会工作在县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崔晶[3]（2020）在《“运动式应对”：基层环境治理中政策执行的策略选择——基于华北地区Y小镇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层环境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亟需公共管理学界从本土案例的视角形成具有中国话语意义的理论反思。本文基于华北地区Y镇"政府-社会"互动的案例叙事,分析了基层政府与辖区企业、民众一起运动式应对环保督查的行为及其背后的驱动逻辑。当前中国基层环境治理存在上级正式任务与下级完成能力之间的差距、上级环保要求与地方生产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当地民众对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人情压力等困境,而"运动式应对"能够让基层政府较为有效地完成上级任务并维护基层社会稳定。"运动式应对"是官僚体制逻辑和社会情境逻辑共同塑造的结果,是基层官员与辖区企业和民众为了有效完成上级任务而主动权变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运动式应对"反映了中国基层治理和政策执行方式的独特性,有助于丰富政策执行的理论研究。
杨华杰[4]（2020）在《痕迹管理如何演化为痕迹主义 ——对珠三角J镇的实证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痕迹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法,已经深刻地融入基层治理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痕迹管理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偏移,演化为“痕迹主义”即对痕迹的完美呈现,压过了对于治理绩效的重视的现象,表现出鲜明的以“迹”代“绩”特点。这导致基层干部深陷文牍工作而无暇关注治理实际,使基层治理工作出现了“材料悬浮”的现象,损害了政府信任,影响了干群关系,使基层治理陷入“空转”;同时,痕迹管理的演化加剧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治理工作的不信任,新一轮的检查考核接踵而来,由此导致基层陷入“痕迹主义”的恶性循环。本文以珠三角J镇为例剖析“痕迹主义”演化的内在逻辑。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于痕迹管理缘何演化为“痕迹主义”之上,试图探究基层治理中的痕迹管理演化背后的多重逻辑,借此透视基层治理中技术治理所面临的困境。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官僚制的“负功能”和国家的视角的“狭窄化”形成的内生缺陷和基层治理中的权责错位造成外在障碍,内外共同作用,使基层的痕迹管理呈现出“目标替代式留痕”的行为逻辑。内外双重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使痕迹管理逐渐演化为“痕迹主义”。“痕迹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对于痕迹管理方式的否定,痕迹管理对于基层的治理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采取措施使痕迹管理走出“痕迹主义”的旋涡,通过三重转变,自下而上融合过程管理与结果管理、自下而上倡导目光向下的政绩观、上下联动综合技术导向与战略导向,使痕迹管理回归常态,更好的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吕俊延[5]（2020）在《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十九大又提出“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把精准扶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扶贫的重视和打好这场战役的决心,也反映了精准扶贫任务的艰巨和急迫。为了实现脱贫的治理目标,不同治理主体（党政军群校企）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扶贫攻坚战,各种治理举措也层出不穷。政府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治理主体,通过制度建立、组织嵌入、资源下沉、技术应用等举措,在实践中形成了各种扶贫模式。然而,各种技术的运用和治理举措的实施遭遇到了现实的挑战:本应解决问题的举措在实践中却产生了目标替代、形式主义、“重输血、轻造血”“表海”等非预期结果。地方政府对技术治理的关注和重视高于扶贫本身。这种事与愿违的现象无疑迟滞了实现脱贫的步伐,而实然和应然的矛盾使我们反思:在中国语境下,这种现象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必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在精准扶贫场域下具体表征是什么样的?作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有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未来国家顶层设计又将如何规避这种现象的产生?这一系列现实问题和现实背后折射出的理论问题都有待进一步阐释和探讨。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并以委托代理理论、行政发包制和控制权理论为视角,聚焦于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为核心表征的治理悖论。基于案例的考察,研究发现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省级扶贫办加压,县级扶贫办加码,而乡镇级扶贫办为应对考察压力而采取技术化应对策略的逻辑线条。上层技术发包、中层技术转包,下级技术承包,使得基层精准扶贫面临数字生产的困局。研究表明:精准扶贫过程试图通过多重发包的数字生产机制解决扶贫对象锚定困难、扶贫效果难以监测等难题,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造成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因而消解了精准扶贫的目标。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规避责任而处处留痕的痕迹管理以及强调国家自主性而忽视社会空间的培育。本研究尝试提出“情境—场域—主体”的框架,借以阐释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现象。情境约束指向时间与空间两个面向:“给予型国家”的转向、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战略目标、中国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长期存在,需要国家强化自上而下的信息搜集能力。在空间约束下,庞大的国家规模形成了行政发包制的权力分配格局。此外,控制权为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力分配方式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名实分离”的权威分配格局加之弹性的政府关联,共同导向了一个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数字生产格局。官僚组织和官员个体是分析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两个主体维度。一方面,现代官僚制强调对工具理性的应用。在技术治理的作用下,繁杂的精准扶贫工作高度简化,扶贫脱贫工作最终被压缩成一个数字。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又面临着晋升的压力,晋升逻辑趋使地方官员具有更大的动力完成上级分配的数字生产任务。时空约束、场域推进和主体谋划三者耦合造成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技术治理异化的困境。技术治理异化的格局侵蚀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首先,时空约束下基层政府技术考量取代人本关怀。其次,场域推进下基层政府扶贫内卷化压倒治理精细化。最后,主体谋划下基层政府自利性对垒公共性。对此,可以从完善扶贫的评估机制、推动各部门的联动机制以及落实脱贫的责任机制对技术治理异化及其造成的公共性困境加以纠偏。
林彬[6]（2020）在《组织视角下基层数字政府改革中的“空转执行” ——以广东省L镇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数字政府改革的推进,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尚未弥合,但却在许多地区出现了基层政府改革的“空转”现象。数字政府改革的“空转”现象,反映出技术赋能难以转化为管理效能的实质问题。为何原本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数字政府改革,却使基层组织陷入疲于应付的“空转执行”状态?为此,本文以案例的形式,对数字政府改革的动态执行过程展开研究。整篇文章按照“确定研究对象—搭建分析框架—观察组织运行特征—探讨政策执行逻辑”的思路,以广东省浮市L乡镇为个案,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政策“空转执行”具备“执行问题反馈不上去、管理和服务难落地、基层痕迹主义泛滥”等特征,本文所关注的数字政府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响应“放管服”改革的号召,容易忽视对民众切实需求的回应。第二,运用组织理论包含的组织间关系、组织内部特征、组织外部环境的维度,发现各维度分别呈现出避责、技术和场域三重逻辑;科层组织上下级之间是任务型压力、高压问责与避责行为,内部是责任型压力与技术治理,外部是需求型反馈和脱离嵌入。第三,事实层面梳理表明,省市级政府是强硬推行的,通过数量化的任务分解、多层次评价体系向下传导任务型压力,强化痕迹管理;区县级政府是直接转达上级任务,但也会与基层组织达成共识搁置,以减缓压力;镇街级政府的执行目标是完成技术治理任务,通过任务分解与利益套牢、为村居组织谋取适当利益等策略,俘获准官僚精英,彼此相互协助以化解考核任务。显然,基层组织偏重技术治理思维,容易忽视对民众需求的回应;基层治理主体的弱协同性,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民之间的信任流失,降低了群众获得感。改革建议:一方面,“空转执行”是改革任务下沉到基层容易出现的问题,应当考虑基层对大量事务性工作下沉的承载能力,制定弹性、灵活的考核制度,给予基层更切实的激励和赋能措施。另一方面,要破除治理脱嵌的问题,重视和完善公共服务中的需求表达机制,实现基层组织与治理情境的互构。最终缓解基层治理形式主义、痕迹主义的问题,为民众提供精准、适配和有效的数字化服务。
李相坤[7]（2020）在《环境监测数据失真中的基层政府消极策略性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必须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这些措辞严谨、目标明确的语句都表明了近年来国家对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态度。同时,环境监测数据对生态环境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还是企业排污许可义务的承担,甚至公众环保知情权的保障,都需要真实的、有效的环保监测数据的推动。但是通过电视新闻、网络媒体等途径曝光的“环境监测数据失真”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保障环境监测数据准确真实、在国家生态环境部通报“2016年西安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件”之后,在环境监测数据上做文章的事情依旧屡禁不止,生态环境治理现状令人担忧。本文根据基层政府环境监测数据失真过程中采取的消极策略性行为的模式差异选取了三个案例:一是空间策略。河南平顶山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任务,通过将国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2公里范围内运营、的加油站进行搬迁,搬迁完成前需要将运营时间更改为每天的19时到次日8时,通过空间上的策略影响环境监测数据。二是时间策略。山东临沂兰山区为了应对上级“将五天内排名倒数2位的乡镇党委书记进行免职”的检查而将物流园区内的企业统一停工停产,通过时间上的策略影响环境监测数据。三是数据策略。西安市长安区的环境监测站的站长授意和指使工作人员用纱布堵塞监测站的监测探头、朝监测探头洒水、删除监测站的视频。通过直接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操纵而影响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制定的空间策略、时间策略以及数据策略,其本质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将监测数据进行人为的改变。本文将这些试图通过采取人为行为影响环境监测数据从而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行为称为消极策略性行为。本文就基层政府在环保治理中为了环境监测数据排名实行的消极策略性行为进行了研究。而基层政府采取消极策略性行为的直接表现便是意识不强、敷衍应付,履职不力、注重形势,政策不当、缺乏评估,执法不严、以罚代管。本文认为,导致基层政府采取消极策略性行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政策约束软化、指导效能衰减,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滞后性和政策内容的不清晰,给基层政府的治理工作带来困境;二是组织制度结构悖论、行政行为失当,基层政府在我国的行政制度内向上与上级政府及同级政府部门间形成共谋,向下、向体制外,在面对社会主体的违法行为时采取以罚代管;三是基层政府的认知偏差、治理效果甚微,无论是角色定位为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和政策执行的监督者、还是对环境治理的必要性与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之间的工作侧重,还是向上负责的政府间关系与满足公众需求的与社会主体的关系的界定,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四是考核目标设置多样、激励动机冲突,追寻政治晋升而注重经济增长,为了规避“一票否决”而加大污染治理,多方位的考核给基层政府造成利益冲突。本文最后针对以上原因,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整个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由内到外提出如何矫正基层政府的消极策略性行为的意见。首先,应当构建因地制宜的涉及多领域、多主体的多元网格化区域合作;第二,按照博弈模型分析的结论,设定与企业利润相关的违法惩罚和教育、管理结合的责令改正,提高违法成本,明确责任落实;第三,精炼基层政府等其他主体的业务能力,完善考核机制;第四,调动社会资源,形成包含基层政府内部监督、中央环保督查和外部协作监督的常态化长效督察机制。
周媛媛[8]（2020）在《“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文中研究说明由考核压力源衍生的基层行为偏差,引发了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理论反思。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脱离平等、开放、包容的时代发展需要,释放出的第一信号就是被考核者的压力愈发增大。对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公众,无一不期望考核的“返璞归真”。在减少考核压力、减轻考核负担的呼声中,渗透出对其进行优化与升级的价值期盼。本文以扶贫领域中的治理乱象以及乡镇扶贫干部的高压处境为线索,紧紧围绕“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优化路径展开研究。也即,如何优化具体的指标考核机制,以缓解基层高压现状、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与根本遵循。为解答上述核心问题,对考核与压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理性呈现,本文以扶贫考核的背景转变为契机,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深入调研与参与式观察。从最初对考核次数、频率、形式的表层关注权宜性的转变为对理念、内容、方式的立体式研判,完成了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这一微观命题的全景式把握。在此基础上对既有指标考核机制进行反思与沉淀,回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却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对扶贫考核的现实回应,本文以两个“调研故事”为逻辑主线,逐层揭开考核压力源的神秘面纱。故事一,过频考核使乡镇扶贫干部陷入高压境况,引发扶贫行为偏差。调研从多头考核、层层考核等现象入手,对造成显性考核负担的历史沿革、体制背景及过程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伴随着过频考核问题取得实务界的高度关切,减少考核频次、为基层扶贫干部减负走进了话语中心。在此基础上,对调研乡镇进行回访,也即故事二的源起。调研发现,当过频考核得到有效控制,乡镇干部的高压境况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缓解。可见,以过频考核为表征的显性考核负担对基层高压现状的解释力尚且不足,考核频率、次数并不是致使基层扶贫干部身陷高压处境的根本原因。为此,本文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对置身于复杂情境中的个体进行深度访谈,尝试找寻扶贫考核的深层压力源,建构起指标考核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由指标考核引发基层高压的现象并非扶贫领域特例,而是受指标考核的制度秉性所致。扶贫考核作为透视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窗口,其背后折射出基层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日常高压处境。本文以扶贫考核为现实素材,贯通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的全局性理解。考核的价值初衷原本在于激发个体的工作动力,而目前的考核恰恰在不断消解这种基础。当指标考核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不仅会制约政府服务能力和行政效能的提升,还会强化被考核者的压力感知,引发职场行为偏差。考虑到指标考核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形塑了稳定的价值逻辑与制度安排,并伴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趋势,需要根据环境变化及时从外部输入变革因子,进行适应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阻断考核高压的生成基因,破解低效失序的制度瓶颈。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考核理念—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对政府专项任务绩效考核进行了本源性、实践性的探索与展望,阐释指标考核机制面临的现实阻碍和重要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付诸长久的理论关切与持续性追问。
林金龙[9]（2020）在《晋江市基层公安民警培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警察在职培训是学习警务新知识、警务新技能,灌输警务新理念的关键途径,能有效提升广大警察的职业素质和执法水平。科学有效的在职培训实践,才能满足基层民警执法规范化和正规化的要求。在职培训是晋江市公安局强警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根据晋江市公安民警培训情况的现状,结合相关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总结基层民警在职培训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探索建立更加符合晋江市特色的民警在职培训制度。文章介绍和分析了晋江市公安局基层警务人员培训现状及目前主要施行的培训制度和具体做法,结合警察在职培训的目的和重要性,发现晋江市基层民警在职培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基层民警在职培训重视程度不够;第二,基层民警培训系统性针对性欠缺;第三,培训方式方法简单;第四,培训内容的设置不合理;第五,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流于形式;第六,培训考核评估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在归纳研究了培训现状,找到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总结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对培训初心理解有所偏差;二是对培训需求分析不够;三是培训方式创新不够;四是忽视考核评估对民警培训的重要作用。最后,在分析问题总结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改善晋江市基层民警培训的建议和可实行的措施。其中在“发现问题”环节,本人通过问卷的方式尝试找出当前晋江市基层民警在培训方面存在哪些问题,然后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仔细分析,并积极将分析结果应用于提高基层民警培训的更好的策略。
王振兴[10]（2020）在《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负担过重,是长期存在于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一大顽疾,突出表现为会议多、文件材料多、检查评比多,消耗着大量治理资源,阻碍治理绩效的提升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9年3月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并提出加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海、优化检查考核制度等意见和要求。在客观层面上,基层组织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植于我国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中,尤其与诸种不合理的激励制度息息相关。因此,在加强作风建设的同时,也需注重基层组织激励制度的优化和变革,以实现基层减负与激励约束并举,引导基层干部积极作为。本文从基层减负的政策背景出发,考察我国乡镇政府的激励制度,系统分析当前激励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在规范层面上探索乡镇政府激励制度的转型方向与优化路径,以回应推进基层减负和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基层减负政策的提出,是倒逼我国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变革的重要契机。乡镇政府制度激励的优化根植于我国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演化之中,与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治理制度变迁压力、乡镇治理的实践困境等密切相关。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乡镇政府的激励制度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增进合法性、推进制度变迁、解决治理实践面临的问题,构成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多重逻辑。当前我国的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激励导向偏差与激励方式异化,权责分配严重不对等。受制于基层治理复杂性、绩效信息模糊性等因素,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呈现出明显的过程控制导向,相对忽视最终的治理绩效产出,并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引发激励制度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县级政府和部门采用目标管理责任制、督查问责等方式强化对乡镇政府的考核约束,并将部分事项纳入一票否决范畴释放强大的惩罚压力和信号。与之相比,针对乡镇干部的奖励机制十分有限,晋升空间狭小、物质待遇偏低,难以调动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各级政府在自上而下转移职责的同时建立绩效考核与问责机制,关注相关政策落实的最终结果,但忽视权力下放和为下级政府提供必要的治理资源支持。由此,我国地方政府间权责划分严重失衡,乡镇政府责重权小,即使面临强大的考核压力,乡镇干部也有心无力,难以切实履行好纷繁复杂的治理职责。在考核约束压力和权责失衡的结构背景下,乡镇干部在治理过程和程序上大做文章,采取强化痕迹管理、象征性治理、应对考核检查等策略规避职责和惩罚,催生和强化形式主义,使自身处于“忙而不动”的状态,消解了激励制度的实际效用。扭曲的激励机制阻碍着基层减负政策的落实,加重乡镇干部的形式主义负担,是避责策略和基层治理形式主义泛滥的制度性根源。强化痕迹管理、象征性治理、应对考核检查等是常见的避责策略,这些策略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催生和强化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给乡镇干部自身增添沉重的形式负担。在此状况下,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被放大,乡镇干部持续以上级意志为导向,撰写和准备各种材料,应付各种会议和检查督查,以实现避责和免于处罚的目标。在频繁的督查检查与巨大的考核压力下,乡镇干部的大量时间被文山会海所占据,赶制各种表格和材料,鲜有精力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这些形式主义事项并不能产生实质的治理绩效,是一种公共治理资源的浪费,导致乡镇治理陷入低效困境。为适应基层减负的政策要求,我国需构建结果导向与过程控制兼顾、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并重的乡镇政府激励制度体系,并通过简政放权、优化政策资源配置等方式促进乡镇政府权责对等、提升乡镇干部治理能力。具体而言,亟需规范督查检查机制,治理考核乱象,构建基于治理绩效和成果的乡镇干部评价制度;拓宽乡镇干部晋升通道,完善和落实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为乡镇干部提供充分的正向激励;强化赋权激励,理顺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实现乡镇政府“责权利”的协调统一。
二、基层为何应付“检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层为何应付“检查”（论文提纲范文）
（1）条块关系与基层形式主义演化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层形式主义研究概况 |
| 二、基层条块关系与压力-激励机制 |
| (一)作为结构性因素的条块关系 |
| (二)条块间压力机制及其控制方式 |
| (三)条块间激励机制及其诱导过程 |
| 三、形式主义:风险/收益逻辑下的属地回应策略 |
| (一)强压力下的选择性应付行为 |
| (二)激励目标获取的“有效”应对 |
| (三)基于风险规避的“保底”策略选择 |
| 四、基层形式主义类型及其机制 |
| (一)条块间压力-激励情景差异与属地应对行为 |
| 1．主动认真应对:强压力传导———强激励诱导背景下的积极性策略。 |
| 2．被动认真应对:强压力传导———弱激励诱导背景下的形式主义。 |
| 3．主动认真应付:弱压力传导———强激励诱导背景下的形式主义。 |
| 4．被动消极应付:弱压力传导———弱激励诱导背景下的形式主义。 |
| (二)基层形式主义的产生背景与生成机制 |
| 1．结构:专项治理中的条块权责关系 |
| 2．机制:条块间的压力-激励过程 |
| 3．行为:作为应付策略的形式主义 |
| 五、结论与讨论 |
（2）流动控制与多元应对：县域街道的行动策略研究 ——以潮城M街道“三社联动”政策执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1.2.1 政策执行理论及过程的研究 |
| 1.2.2 基层政策执行及执行偏差研究 |
| 1.2.3 “三社联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 “控制权”理论及“政社分工与合作”视角 |
| 1.3.2 分析框架: 流动控制与多元应对 |
| 1.4 核心概念 |
| 1.4.1 政策执行 |
| 1.4.2 县域“三社联动” |
| 1.4.3 基层社会治理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伦理 |
| 1.5.3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
| 1.6 内容架构 |
| 第2章 “推陈出新”: “三社联动”政策环境的动态化发展 |
| 2.1 “内外推动”: M街道推行“三社联动”的现实动因 |
| 2.1.1 政策驱动: 潮城社会治理创新潮流兴起 |
| 2.1.2 内在诉求: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困境 |
| 2.2 “文件治理”: M街道“三社联动”政策结构张力凸显 |
| 2.2.1 政策打架: 市县两级社服中心运营管理规范标准不一 |
| 2.2.2 政策创新: 社会工作站建设与治理品牌创新 |
| 2.2.3 政策负担: 公益创投项目“水涨船高”与社工“考证热” |
| 2.3 “意外之喜”: M街道“三社联动”政策执行的三重效果 |
| 2.3.1 转变政府职能,破解治理困境 |
| 2.3.2 赋能社会组织,拓宽发展空间 |
| 2.3.3 推动社区建设,打造创新品牌 |
| 2.4 小结 |
| 第3章 灵活变通: 街道对上级政府的策略回应 |
| 3.1 控制上移与向上负责 |
| 3.1.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街道自主行动空间 |
| 3.1.2 事有轻重缓急: 一切围绕中心工作 |
| 3.2 多层级政府与信息不对称 |
| 3.2.1 一体两用: 有限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
| 3.2.2 信息优势: 街道工作汇报的“砝码” |
| 3.3 正式规则的隐秘变换 |
| 3.3.1 移花接木: “政策打架”的解决之道 |
| 3.3.2 一箭双雕: 创新基层治理与创造政绩并举 |
| 3.4 小结 |
| 第4章 横向借道: 街道与社服中心的协同应对 |
| 4.1 控制下沉与政社互动 |
| 4.1.1 压力甩锅: 责任转移与行政逻辑 |
| 4.1.2 政强社弱: 项目合同反复修改与态度转变 |
| 4.2 资源互补下的政社分开与团结 |
| 4.2.1 项目资金: 社会组织的生存之本 |
| 4.2.2 专业能力: 街道工作开展的迫切需要 |
| 4.3 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运作 |
| 4.3.1 灰色地带: 合同中的“协助性工作” |
| 4.3.2 关系运作: 额外工作与项目内容协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上下共谋: 街道对社区的纵向庇护 |
| 5.1 控制上下分层与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
| 5.1.1 在其位谋其政: 考核者与被考核者的双重角色 |
| 5.1.2 达成共识: 硬性指标的“保量”完成 |
| 5.2 组织间的互惠性与依赖性交织 |
| 5.2.1 垂直依赖: 社区配合街道“要求”的动力源泉 |
| 5.2.2 频繁迎检: 街道答应社区“请求”的现实处境 |
| 5.3 内生式隐性规则: 组织延伸关系与同谋关系的混合 |
| 5.3.1 责任连带: 压力型体制下的指标达成 |
| 5.3.2 关系网络: 关键人物的作用发挥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流动控制下街道推动政策执行的多元应对策略 |
| 6.1.2 县域“三社联动”的运作机理 |
| 6.2 研究讨论: 以县域作为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
| 6.3 研究评价与未来展望 |
| 6.3.1 研究评价 |
| 6.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3）“运动式应对”：基层环境治理中政策执行的策略选择——基于华北地区Y小镇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现象与问题 |
| 2 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
| 2.1 文献综述 |
| 2.2 现有研究的忽视点：基层政府与企业和民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
| 2.3 研究设计 |
| 3“运动式应对”之官僚体制逻辑：有效完成上级任务 |
| 3.1 基层污染企业环保治理的困境 |
| 3.2 上级环保正式任务与基层完成能力之间的差距 |
| 3.3 基层政府和企业“运动式应对”以完成上级的正式任务 |
| 4“运动式应对”之社会情境逻辑：维护基层稳定 |
| 4.1 家具企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
| 4.2 环保检查要求与地方生产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
| 4.3 基于人情考量的“运动式应对” |
| 5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5.1 环境督查下小镇的“运动式应对”策略 |
| 5.2 进一步讨论 |
| 5.2.1 官僚体制、社会情境与基层官员执行行为的关系 |
| 5.2.2 非正式制度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
（4）痕迹管理如何演化为痕迹主义 ——对珠三角J镇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文献回顾 |
| 1.3.2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6 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痕迹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1.1 官僚制下的“档案制度和文书原则” |
| 2.1.2 国家的视角下的“清晰化”与“简单化”的制度设计 |
| 2.2 痕迹管理的中国场景 |
| 2.2.1 社会治理转型——总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 |
| 2.2.2 独特的制度环境——从府际关系切入 |
| 2.3 目标替代式留痕——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 |
| 3 从痕迹管理到痕迹主义——对珠三角J镇的实证考察 |
| 3.1 区镇概况 |
| 3.2 痕迹管理的初衷:因“绩”留痕 |
| 3.3 痕迹管理的实景:因“迹”留痕 |
| 3.3.1 表演性留痕 |
| 3.3.2 压力性留痕 |
| 3.3.3 竞争性留痕 |
| 4 痕迹管理演化为痕迹主义的双重逻辑 |
| 4.1 痕迹管理的内生缺陷 |
| 4.1.1 官僚制的“负功能” |
| 4.1.2 国家的视角的“狭窄化” |
| 4.2 痕迹管理的外在障碍 |
| 4.2.1 自上而下:国家控制逻辑 |
| 4.2.2 自下而上:邀功、避责逻辑 |
| 4.2.2.1 为“避责”而留痕 |
| 4.2.2.2 为“邀功”而留痕 |
| 4.2.3 上下联动:共谋逻辑 |
| 4.3 在“目标替代”中走向“空转”的基层治理 |
| 5 回归痕迹管理的设计初衷 |
| 5.1 自上而下:融合过程管理与结果管理 |
| 5.1.1 长期考核与实绩考核相结合 |
| 5.1.2 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的多元衡量 |
| 5.2 自下而上:倡导“目光向下”的政绩观 |
| 5.2.1 行政责任意识的刚性化教育 |
| 5.2.2 互动导向的公共服务价值建构 |
| 5.3 上下联动:综合技术导向与战略导向 |
| 5.3.1 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相结合 |
| 5.3.2 推动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 |
| 6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访谈资料记录表 |
| 附录3 S区绩效监测“评委组查访核验拟扣分及说明”填写范例 |
| 附录4 指标初评分“评分主体意见”填写范例 |
| 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清单 |
| 致谢 |
（5）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精准扶贫中技术治理的研究 |
| (二)精准扶贫中形式主义的研究 |
| (三)研究综述小结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下的技术治理异化及其表征 |
| 一、技术、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概念 |
| (一)技术的内在意涵 |
| (二)治理的技术取向 |
| (三)技术与治理的结合 |
| 二、技术治理异化概念的界定 |
| (一)技术治理的悖论 |
| (二)技术治理异化的概念 |
| 三、技术治理异化在精准扶贫场域的表征 |
| (一)重视数据生产而造成数字的悬浮 |
| (二)规避责任而形成应付检查的痕迹管理 |
| (三)强调国家自主性而忽视社会空间的培育 |
|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下技术治理异化的生成逻辑 |
| 一、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行政发包制 |
| (三)控制权 |
| 二、技术治理异化的多维逻辑:情境、场域与主体 |
| (一)情境约束:时间与空间的交融 |
| (二)场域推进:央地关系的运作逻辑 |
| (三)主体谋划:工具理性与个人理性的作用者 |
| 三、“情境—场域—主体”耦合:一个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下技术治理异化的实证 |
| 一、技术发包者:国家意志的代表 |
| (一)组织动员与层层发包 |
| (二)扶贫基础信息建设 |
| 二、技术转包者:上传下达的中间调配者 |
| (一)验收规制与弹性的政府关联 |
| (二)官员个人的晋升激励 |
| 三、技术承包者:高压督导下的数字生产 |
| (一)事本逻辑取代人本关怀 |
| (二)硬指标的“软指标化”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下技术治理异化的公共性困境及其纠偏路径 |
| 一、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治理公共性困境 |
| (一)时空约束下基层政府技术考量取代人本关怀 |
| (二)场域推进下基层政府扶贫内卷化压倒治理精细化 |
| (三)主体谋划下基层政府政府自利性对垒公共性 |
| 二、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治理公共性重塑路径 |
| (一)省级扶贫办要完善脱贫攻坚的的评估机制 |
| (二)县级扶贫办要推动各级扶贫部门的联动机制 |
| (三)基层扶贫办要落实脱贫攻坚的责任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组织视角下基层数字政府改革中的“空转执行” ——以广东省L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基本思路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政府改革的“空转”现象 |
| 2.1.2 数字政府改革 |
| 2.2 应用的主要理论 |
| 2.2.1 组织理论 |
| 2.2.2 政策执行理论 |
| 2.2.3 数字治理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视角下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1 研究对象 |
| 3.2 分析维度 |
| 3.3 理论框架 |
| 3.3.1 组织之间关系的避责逻辑 |
| 3.3.2 组织内部特征的技术逻辑 |
| 3.3.3 组织外部环境的场域逻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层数字政府改革“空转执行”的案例分析 |
| 4.1 广东省L镇的案例呈现 |
| 4.1.1 案例选择 |
| 4.1.2 现实状况 |
| 4.2 组织之间关系维度下的组织特征与形成逻辑 |
| 4.2.1 组织运行特征:任务型压力与避责行为 |
| 4.2.2 政策执行逻辑:硬性推进、共识搁置和痕迹管理 |
| 4.3 组织内部特征维度下的组织特征与形成逻辑 |
| 4.3.1 组织运行特征:责任型压力与技术治理 |
| 4.3.2 政策执行逻辑:完成任务、执行“悬浮”和俘获精英 |
| 4.4 组织外部环境维度下的组织特征与形成逻辑 |
| 4.4.1 组织运行特征:需求型反馈与治理脱嵌 |
| 4.4.2 政策执行逻辑:治理主体的弱协同性、信任流失和情境互构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果讨论 |
| 5.1 基层数字政府改革中“空转执行”的形成机理 |
| 5.2 基层“空转执行”中的对策建议 |
| 5.2.1 调整任务推进和监管考核机制,强调政策执行的效果考量 |
| 5.2.2 加强基层组织队伍的能力建设,补充弹性有效的激励措施 |
| 5.2.3 提供基层执行的问题反馈机制,确立结果导向的减负标准 |
| 5.2.4 完善政民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实现针对实际的资源供给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访谈提纲 |
| (二)数字政府改革的政策清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环境监测数据失真中的基层政府消极策略性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三)理论工具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思路及框架 |
| (六)研究方法 |
| 一、环境监测数据失真中的基层政府消极策略性行为模式 |
| (一)空间策略 |
| (二)时间策略 |
| (三)数据策略 |
| 二、环境监测数据失真中基层政府消极策略性行为具体表现 |
| (一)意识不强,敷衍应付 |
| (二)履职不力,注重形式 |
| (三)政策不当,缺乏评估 |
| (四)执法不严,以罚代管 |
| 三、环境监测数据失真中基层政府消极策略性行为机理分析 |
| (一)环境政策约束软化,指导效能衰减 |
| (二)组织制度结构悖论,行政行为失当 |
| (三)基层政府认知偏差,治理效果甚微 |
| (四)考核目标设置多样,激励动机冲突 |
| 四、环境监测数据失真中基层政府消极策略性行为的矫正 |
| (一)构建多元网格,促进区域合作 |
| (二)提高违法成本,明确责任落实 |
| (三)精炼治理能力,完善考核机制 |
| (四)调动社会资源,形成常态督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已有文献述评 |
| (一)关于基层考核压力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多维任务指标考核的研究 |
| (三)关于专项任务指标考核的研究 |
| (四)对于当前研究的总结评价 |
| 三、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四、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六、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故事缘起:“扶贫考核”与“基层高压”的因果逻辑探寻 |
| 一、扶贫考核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发展 |
| (一)扶贫考核的历史脉络 |
| (二)扶贫考核的现实发展 |
| 二、扶贫考核造成基层高压的表现 |
| (一)以“痕迹主义”为代表的行为偏差 |
| (二)以“短视主义”为代表的行为偏差 |
| 三、扶贫考核造成基层高压的危害 |
| (一)减弱工作动力,阻碍脱贫目标实现 |
| (二)损害干群关系,降低政府公信力 |
| 第二章 顺势探寻:“过频考核”与“基层高压” |
| 一、对贫困乡镇的第一次田野调查 |
| (一)调研背景阐述 |
| (二)“过频考核”中的乡镇政权 |
| (三)“过频考核”与“弱者的手段” |
| 二、“过频考核”的理论解析与体制背景 |
| (一)“过频考核”的理论解析 |
| (二)“过频考核”的体制背景 |
| 三、乡镇困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处境 |
| (一)乡镇的职能设置与组织现状 |
| (二)乡镇的政权特性与现实处境 |
| 第三章 追根溯源:“考核机制”与“基层高压” |
| 一、对贫困乡镇的第二次田野调查 |
| 二、基于“中国式官僚制”对扶贫考核的理性审视 |
| (一)“微妙的变化”:韦伯官僚制的中国式演变 |
| (二)行政吸纳政治:扶贫考核的“官僚制”逻辑 |
| 三、扶贫考核对基层高压的影响因素析出 |
| (一)扶贫考核致压因素模型构建 |
| (二)扶贫考核致压因素的阐释说明 |
| 第四章 现实阻碍: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的局限性 |
| 一、理念误区:指标考核机制价值理念的基因缺陷 |
| (一)“控制型理念”背离考核的价值初衷 |
| (二)“问责型理念”造成考核的激励失衡 |
| (三)“工具型理念”淹没考核的价值理性 |
| 二、内容瓶颈:指标考核机制内容设计的指标困局 |
| (一)过程型指标体系降低考核的使命效价 |
| (二)数字型指标体系模糊考核的价值意涵 |
| (三)机械型指标体系引发考核的逻辑谬误 |
| 三、方式桎梏:指标考核机制运作方式的路径依赖 |
| (一)封闭型考核方式造成考核的自我束缚 |
| (二)断裂型考核方式降低考核的合法意涵 |
| 第五章 优化路径: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的重塑 |
| 一、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根本:考核理念的转变 |
| (一)学习式考核:从控制理念到开放理念 |
| (二)激励式考核:从问责理念到激励理念 |
| (三)人性化考核: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 |
| 二、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基础:考核内容的调整 |
| (一)明确考核内容的目的性,提高指标考核机制的使命效价 |
| (二)提升考核内容的有效性,明确指标考核机制的价值意涵 |
| (三)增强考核内容的灵活性,重塑指标考核机制的情境逻辑 |
| 三、优化指标考核机制的保障:考核方式的突破 |
| (一)强化外部参与的考核方式,提升指标考核机制的回应性 |
| (二)建立上下贯通的考核方式,增强指标考核机制的合作性 |
| 结论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贡献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研究的贡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情况 |
| 后记 |
（9）晋江市基层公安民警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分析法 |
| 二、 实证研究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基层民警 |
| 二、 民警在职培训 |
| 第二节 研究理论 |
| 一、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理论 |
| 二、 学习型组织 |
| 第三章 晋江市基层民警培训情况调查 |
| 第一节 基层民警培训类别和主要内容 |
| 一、 入警培训 |
| 二、 晋升培训 |
| 三、 专业培训 |
| 四、 发展培训 |
| 第二节 晋江市基层民警培训的主要做法及其成效 |
| 一、 确保落实教育训练保障 |
| 二、 进一步改进教育培训方式 |
| 三、 不断丰富教育训练内容 |
| 四、 努力形成培训长效机制 |
| 第三节 晋江市基层民警对目前培训的满意度调查及分析 |
| 一、 晋江市公安局概况 |
| 二、 培训情况问卷调查内容 |
| 第四章 晋江市基层民警培训存在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对培训重视程度不够 |
| 二、 培训系统性针对性欠缺 |
| 三、 培训方式方法简单 |
| 四、 培训内容设置不合理 |
| 五、 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流于形式 |
| 六、 培训考核评估没发挥应有作用 |
| 第二节 制约基层民警培训工作的主要因素 |
| 一、 培训初心有所偏差 |
| 二、 培训需求分析不够 |
| 三、 培训方式创新不够 |
| 四、 培训考核评估忽视 |
| 第五章 改善晋江市基层民警培训的建议和措施 |
| 第一节 对晋江基层民警培训工作给予更多的重视 |
| 一、 基层公安机关要不断加强培训制度的保障 |
| 二、 基层公安机关要持续加大对培训硬件的投入 |
| 三、 基层公安领导干部要对教官队伍建设高度重视 |
| 第二节 贴近晋江基层民警实际需求开展有针对性培训 |
| 一、 进一步做好基层民警培训需求分析 |
| 二、 不断适应基层民警培训动态要求 |
| 第三节 进一步丰富晋江基层民警培训方式 |
| 一、 培训方式不断创新 |
| 二、 树立终身学习培训理念 |
| 第四节 科学合理设置培训内容，缓解基层民警工训矛盾 |
| 一、 坚持根据实战执法操作设置培训内容 |
| 二、 坚持执行基层民警分级分类培训 |
| 第五节 深入开展晋江基层民警心理行为训练 |
| 一、 要为基层民警搭建组织严密的培训引导体系 |
| 二、 要为基层民警搭建覆盖全面的实战心训体系 |
| 三、 要为基层公安民警搭建重点突出的心理防治体系 |
| 第六节 切实落实基层民警培训考核评估机制 |
| 一、 科学合理开展培训考核检查 |
| 二、 不断完善考核评估和反馈机制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可能创新与主要限度 |
| 第一章 乡镇治理转型的结构背景 |
| 第一节 从汲取到下沉:乡镇政府的角色演变 |
| 一、税费征收与汲取型政府 |
| 二、税费改革与悬浮型政府 |
| 三、项目治理与协调型政府 |
| 四、精准扶贫与下沉型政府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镇治理转型 |
|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镇政府 |
| 第三节 基层减负的政策背景 |
| 一、基层减负的政策体系 |
| 二、基层减负的政策目标与重点内容 |
| 第二章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多重逻辑 |
|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的合法性逻辑 |
| 一、我国乡镇政府的合法性 |
| 二、乡镇政府激励制度优化的合法性效应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 |
| 一、规制性要素:基层治理正式制度的变迁 |
| 二、规范性要素:社会期待构成非正式压力 |
| 第三节 乡镇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基层治理关系的转变 |
| 二、基层治理变革中的问题导向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激励制度异化与基层减负政策消解 |
| 第一节 激励导向异化:重过程控制轻绩效产出 |
| 一、结果控制的相对弱化 |
| 二、过程控制的过度强化 |
| 第二节 激励方式偏差:重考核约束轻正向激励 |
| 一、考核问责普遍化 |
| 二、奖励机制的缺乏 |
| 第三节 权责匹配失衡:重责任下移轻权力下放 |
| 一、乡镇政府的无限责任 |
| 二、乡镇政府的有限权能 |
| 第四节 减负政策消解:阻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
| 一、激励制度异化消解减负政策实效 |
| 二、减负政策实施偏差及其后果 |
| 第四章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乡镇政府制度激励优化的目标指向 |
| 一、“激励型政府”的提出及其理论基础 |
| 二、价值性目标:促进减负与激励相互协调 |
| 三、工具性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体系 |
| 第二节 赋权激励制度:实现权责对等 |
| 一、乡镇政府的一般性权责制度优化 |
| 二、乡镇政府的政策性赋权制度构建 |
| 第三节 晋升激励制度:优化干部选拔 |
| 一、推进乡镇干部晋升标准多元化 |
| 二、拓宽乡镇干部晋升渠道 |
| 第四节 物质激励制度:提高干部待遇 |
| 一、完善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
| 二、建立基层干部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
| 第五节 程序规范优化:简化督查考核 |
| 一、统筹规范乡镇政府督查检查工作 |
| 二、改进乡镇政府检查考核程序 |
|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主要成果 |
| 致谢 |
四、基层为何应付“检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条块关系与基层形式主义演化逻辑[J]. 吴春来.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2]流动控制与多元应对：县域街道的行动策略研究 ——以潮城M街道“三社联动”政策执行为例[D]. 刘莹.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3]“运动式应对”：基层环境治理中政策执行的策略选择——基于华北地区Y小镇的案例研究[J]. 崔晶. 公共管理学报, 2020(04)
- [4]痕迹管理如何演化为痕迹主义 ——对珠三角J镇的实证考察[D]. 杨华杰. 暨南大学, 2020(04)
- [5]精准扶贫场域下技术治理异化研究[D]. 吕俊延.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组织视角下基层数字政府改革中的“空转执行” ——以广东省L镇为例[D]. 林彬.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环境监测数据失真中的基层政府消极策略性行为研究[D]. 李相坤. 吉林大学, 2020(08)
- [8]“指标考核”与“基层压力”：政府专项任务指标考核机制研究 ——基于扶贫考核的经验考察[D]. 周媛媛. 吉林大学, 2020(08)
- [9]晋江市基层公安民警培训研究[D]. 林金龙. 华侨大学, 2020(01)
- [10]基层减负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制度激励优化研究[D]. 王振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