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简介

一、《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认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成向东^[3]（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常雨蒙^[4]（2020）在《统一后德国的安全政策 ——“文明力量”理论视角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德国在欧洲舞台一直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文明力量”作为指导德国国家角色定位和外交政策走向的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受到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克制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德国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反思与探索,在理论上属于建构主义的角色分析模式。“文明力量”理论从诞生起就是专门用来描述德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本文首先对“文明力量”理论的产生、核心要素及其发展做了梳理。“文明力量”既可以用来指一种行为体,又可以用来指行为体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德国毛尔教授提出“文明力量”的概念后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德国学者运用该理论对德国历届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重新统一后德国的安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欧洲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的同时,冷战期间被掩盖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大使德国面临更多挑战,例如难民危机、国际恐怖主义、环境和气候变化、流行病等。本文试图用“文明力量”外交角色理论来分析统一后德国的安全政策,从安全政策的发展和安全政策实践两个维度来分析德国安全政策对“文明力量”角色的内化程度。通过对德国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以及《国防白皮书》等安全政策文本的剖析,展现出德国安全政策的基本理念和思想具有连续性,在连续性中又有随时代发展的变化性。尤其是从2013年默克尔的第三个任期开始,德国的安全政策越来越体现出积极性。关于是否参加海外军事行动的抉择展现出历届德国政府面对国际危机时的矛盾和纠结,德国政府的安全决策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在科尔政府时期,德国在海湾战争中仅对联军提供物资和经济援助。施罗德政府时期的科索沃战争是德国自二战以来武装部队首次直接参与军事行动;随后,德国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反恐战争;然而,在伊拉克战争中,德国坚决拒绝参与军事行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对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积极寻求通过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矛盾,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扮演了事实上的领导者角色。通过文本分析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受“文明力量”影响的德国安全政策依赖于多边主义的合作机制;追求在欧洲乃至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的领导者角色,参与国际安全的建构;此外,德国注重在安全实践中推行西方共同价值观;在参与解决海外冲突时优先使用外交手段,促进多边协商,而军事手段要在合法性的框架内使用。但是,在“文明力量”的角色要求下,德国安全政策也面临一些困境,首先是“军事克制”和“积极有为”的矛盾,在安全政策方面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德国政府来说是一种挑战;其次,德国安全政策中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有时难以协调,德国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也在寻找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点;最后,德国安全政策的指导理论——“文明力量”理论本身也具有局限性。尽管存在困境,但是从总体上看,德国在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仍在努力向“文明力量”角色的理想标准靠近。德国的安全政策及安全实践没有完全摆脱“克制文化”的影响,依然符合“文明力量”角色特征。但是德国的安全策略和手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德国越来越强调要承担建构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责任,在多边框架下发挥领导作用;此外,德国应对海外冲突的安全实践也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处理国际冲突时越来越具有自主性。

杨星星^[5]（2020）在《政治学文本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节选）复合句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学文本的内容更为突显某一国家的政治格局,从而可以使各国了解该国的外交政策与法律。因此,英语政治学术文本的汉译日趋重要。通过翻译此类文本,可以对国际法律与外交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以利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定政治学文本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作为翻译实践对象。从语言特点来看,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中的复合句频繁出现,这是翻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基于文中频繁出现的大量复合句,本文归纳总结了五个类型:含有假设关系的主从复合句、含有因果关系的主从复合句、含有递进关系的主从复合句、含有让步关系的主从复合句、含有转折关系的主从复合句。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各类复合句的翻译问题非常显着,体现于如下几个层面:含有假设关系的主从复合句嵌套其他从句、含有因果关系的主从复合句从句位置多变、含有递进关系的主从复合句从句修饰成分复杂、含有让步关系的主从复合句层次复杂、含有转折关系的主从复合句层次复杂。经过初译、改译和对比分析,针对上述复合句翻译问题,本文提出以下相应的解决方案:针对含有假设关系的主从复合句翻译的切分法;针对含有因果关系的主从复合句翻译的变序法;针对含有递进关系的主从复合句翻译的包孕法;针对含有让步关系的主从复合句翻译的断句法;针对含有转折关系的主从复合句翻译的合译法。本文讨论的翻译问题与解决方案来源于实践,希望能给同类文本中的复合句翻译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朱丹炜^[6]（2020）在《西非区域安全治理与中国—西非安全合作》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非洲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新变化。过去被两极格局掩盖的诸多安全隐患开始发酵,国内冲突逐渐取代国家间冲突成为主要的安全威胁。政变、内战、饥荒、难民潮、疾病、部族冲突等问题支配着非洲的安全议程。区域内国家地理上的相邻性更使这些安全问题具有了外溢性,一国的国内冲突往往蔓延至其他国家,从而威胁到整个区域的安全与稳定。西非作为非洲爆发冲突最为频繁的次区域之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武装暴力冲突。这些国家由于国力弱小、国家机制不健全,不仅难以独自应对冲突,并且常常受到邻国冲突波及,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安全。在此背景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逐渐承担起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职能。以1999年《关于冲突预防、管理、解决、维和与安全的协定》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西非安全治理机制,不仅是非洲第一个综合性、多维度的区域和平与安全机制,也是区域组织将人道主义干预原则正式编入法律文件,并且将武力防止民选政府被推翻行为合法化的首次实践。西共体对一国内部冲突的介入打破了以往不干预国家内部事务的传统,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将发展议题,尤其是民主与善治纳入到框架中来。近年来西共体探索积极维护和平的路径,在冲突预防、早期预警与反应机制等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西共体安全机制的构建凸显了综合安全在区域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性。新的区域安全治理较之传统的集体安全,在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的领域、安全的手段等方面上均有了突破,呈现出多元、综合、开放等特征。西共体在实践中越来越重视“人的安全”,将多种类型的安全议题纳入到治理体系之中,还实现了与非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联动治理。此外,西非的安全治理还有域外行为体的参与,一些大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和海外利益的增长,中国正在加强与西共体和西非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帮助其提高自主建设和平与安全的能力。本文将从区域安全治理的视角出发,分析和探讨西共体安全治理在机制与实践层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与西非安全合作的特征与趋势。文章首先对区域安全治理的理论框架以及西非安全问题类型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区域安全治理的特征,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分层,与国家、区域乃至全球治理联动,超越传统安全议程范围;引入区域协调机制、区域管理机制和区域监测机制作为区域安全治理的运行机制。随后分析西非地区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及产生原因,发现目前西非安全形势仍不乐观,国际化的国内冲突,尤其是恐怖主义问题已成为西非地区最主要的安全挑战。其次,探究西共体为解决这些安全问题在机制与规范上的应对措施,包括西共体向安全领域转型的动因、过程与特点,认为西共体的区域安全治理在机制层面表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形成了以调解和预防性外交为核心的区域和平与安全架构,安全规范出现了从政权安全向人的安全转变的趋势,公民社会积极参与,呈现出从区域到全球的多层安全治理图景。再者,分析西共体在解决冲突问题中的实践,选取2012年至2013年的马里危机作为研究案例,剖析西共体作为区域内最主要安全架构如何运用自身机制发挥作用、处理成员国军事政变与武装冲突问题。维和能力的严重欠缺是西共体在冲突治理实践中遇到的最大问题,需要借助多边合作与区域间合作的模式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比较中国和法国在与西非安全合作上的异同,发现尽管法国在与西共体的合作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中国,但其深度介入西非安全事务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单边主义的做法不适合中国全面借鉴。未来中国参与西非安全治理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尤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

陈亚州^[7]（2020）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文中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首次扩员后提出的旨在推动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理念,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意义。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多重使命,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平稳构建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体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概念纳入国际共同体的视阈中,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可视为在组织成员国间主要由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地区共同体。据此,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体就是要推动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基础上,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包容互鉴的典范。通过对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现有基础、主要挑战和基本路径方面等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资源,该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思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其吸收了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基本实践历程的有益经验。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方面,已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过,在以上四个维度,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各成员国需要在分别拟定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路径、安全路径、利益路径和情感路径的基础上,形成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整合性路径。

郑实^[8]（2019）在《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既有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为人类社会有序发展提供价值指引的同时,也蕴含着诸多危机。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许多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都迫使既有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从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交互关系出发,重塑一种合理的国际法价值体系,不仅有助于化解其内部潜在的危机,也能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所带来的挑战。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既有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国际法实践中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在具体内容上,该危机一方面表现为整体架构上的结构失衡:正义与秩序的价值紧张,以及自由、平等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而另一方面,该危机则表现为具体目标上的要素缺失:秩序价值存在着时代内涵的缺失,平等价值存在着形式化的价值局限,人权价值存在着人权保障功能的扭曲。透过危机的表象深入其里可知,导致国际法价值体系危机的原因有二:一则归因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内部所存在的困境以及美国所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的衰落,二则归因于国际社会现代性转向与国际法滞后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国际法的价值是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它是指国际法对于实现价值主体的主体性所具有的意义。它的基本内涵由主体性要素、自然法本性以及主权与人权二元价值结构所构成。它的主要外延包括正义与秩序、自由、平等与安全以及人权。它还具有主体客观性、多元性和历时性的根本特征。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基本构造表现为:正义价值可以通过整合自由与平等价值来构筑关于正义的原则体系,秩序价值的本质在于安全价值的制度性外化,人权价值的达成则在民主制度与法治实践中具体化为对于自由、平等与安全价值的实现,而正义与秩序价值最后将统一于和谐价值之中。由此,各项价值按照这种逻辑关系构成了静态意义上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历史演变则表现为:通过国际法各项价值目标之间主次序位的变更和替换,来完成国际法价值体系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以适应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国际法社会基础。风险社会理论是检视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新视角,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在自然与传统终结之后的现代性风险,它是人类理性支配下制度化组织化的人为决策产物。从风险与法律之间的内在关联看来,国际法是通过宏观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原则来对风险进行管控的。另一方面,风险社会具有现实与建构的两种维度,它在内容上主要是指贝克与吉登斯所代表的制度主义风险社会理论。从法学视野看来,法学界对于风险社会的理解是把风险社会当作了一种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理论,该理论对法律价值和制度都具有重塑作用。基于此,风险社会也将对国际法的价值体系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全球风险社会与国际法社会基础变迁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风险全球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另一方面,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由国家间交往作用形成的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存在共同构成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国际法社会基础变迁的新趋势应当是朝向全球风险社会的阶段迈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与国际法价值体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综合了治理要素与权力要素的权威运作过程。它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渗透着全球性风险。全球治理正逐步转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与此同时,有效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以达成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共识为前提。而国际法价值体系则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观提供了基本框架,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之维。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面临着一定的理论困难,即自由、平等与安全之间的价值博弈形成了一种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三元悖论”:国际法最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任意两项价值,而放弃另外一项价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自由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实现自由价值的同时损害了平等与安全的价值。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平等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实现平等价值的同时对自由构成了限制并引发了价值失灵。风险社会视角下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则是以应对全球性风险为目标,朝向以安全为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进行转变的过程。而在以安全作为主导价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过程中,风险分配的逻辑取代了财富分配的逻辑。因此,秩序价值的内涵由安全保障演变为了风险预防,平等价值的内涵由形式平等演变为了实质平等,而人权价值也由霸权政治的滥用演变为了协商民主之下带有程序性限制的人权保障。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在其实践路径上有主体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主体条件而言,遵循行为规范原则的大国是其核心主体,通过遵循行为规范原则的大国政治的运作才能有效遏制霸权政治价值观的输出。其二,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主观条件而言,应当重塑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过渡的国际社会公共性,并且在国家间交往模式的观念上也应当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变,以避免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其三,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客观条件而言,既有的国际法实践只有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始终保持能动与克制的平衡,才能使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得以可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为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提供了方案,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中国基于身份自觉而逐步完成世界权力的转移,而和谐价值观必将为国际法的价值体系奠定中国底蕴。其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确立了国际法价值观的中国立场,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关系。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动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理念,从实质上体现出了国际法价值的主体间性,其新安全观也使得构建以安全为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成为可能。其四,“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步实践,不仅促成了经济融合,也增进了政治互信,在该倡议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国际合作也必将创制新的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夯实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现实基础。

夏正华^[9]（2019）在《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旨在分析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作者认为,这条路径分别从政治、法律、文化、经济这四个维度铺陈开来,法国通过推进多位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对内巩固实力,对外展现并优化国家形象,维护其国际地位。作者从政治、法律、文化、经济这四个维度系统阐述现代法国从强化民族凝聚力、到对外输出价值观与制度（法律）建设意识、到巩固政经影响力并参与（乃至主导）全球新型格局建构的大国发展轨迹,研究该国以兑现大国目标为导向的国家战略实践的成效与得失。在当前呼唤国际治理的全球化环境中,法国在博弈的同时,倡导国家个体融入合作机制与多边法规,为构建新型规范的国际秩序和增强国际法实施效率贡献了智慧---这些在国际法语境中提供让全球不同国家受益的理念、制度与体系的创举,的确是扞卫本国话语权、刷出一流大国“存在感”的有效举措,个中经验（亦包括教训）值得分析。本论文围绕国别案例展开分析。作者认为:法国基于一套文化自醒与自信的思维脉络,前瞻性地把法律、文化优势纳入国家战略实践的核心资源之中,在国际社会发挥精神与道义引领力,这有利于在处理与他国交往的问题时施加自身意愿,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调整与他国的关系（即减轻对外交往的阻力）,同时又有助于引领国际规范与机制的创设进程,提升国际社会对本国政治主张、利益诉求、文化传播的认可度与支持度。当然,有着“文化终极归宿”之美誉的法国,确实把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理念传递至国际社会各个角落,在倡导“国际社会网络构建及各国在该网络中互动需要规则”这一共识的达成上兑现了一个“大国”的承诺与责任,在推动国际法规则构建与实施中提供了方案与智慧,其中不乏独辟蹊径的创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法国范式。法国如何把强国战略放在国际多边合作舞台上去推进,特别是她如何在参与国际组织---一种特殊的国际法主体---的制度建设与运作中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话语平台、为本国谋求发展机遇、增强博弈能力,这是本论文论证的核心。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尝试将文化、国家战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多个领域衔接起来,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这是本论文的创新点。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法国从强化政治影响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述法国如何强化自身地位、依托外交展现国家政治影响力。第二章:法国从实现法律感召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数部有传世影响的法律文献,论述法国法律意识与制度建设的前瞻性,以及法国通过影响国际社会制度构建来巩固自身利益与价值观的强国路径。第三章:法国从巩固文化吸引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巩固语言优势、展示文教活力、输出价值观,论述法国利用文化资源实现强国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第四章:法国从扞卫经济竞争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述法国对于建设有序、公平的国际经贸环境的贡献,以及搭建能够切实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平台的意识与努力。第五章:将法国营造优势地位与优良形象、把自身话语（观点与立场）通过制度外化的方式影响他者的经验,纳入到对我国新时代大国发展的思考中,总结有助于中国制定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启示,促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的上升。

董柞壮^[10]（2018）在《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文中提出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热点议题。研究两者的互动机制,回答国际体系转型如何促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全球治理变革怎样深化了国际体系转型,不仅有助于明晰两者间的关联及其互动历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两者的互动历程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此后全球治理实践的萌芽出现,国际体系的转型与全球治理的变革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维也纳会议后至一战前欧洲的国际体系呈多极态势,为恢复欧洲均势,并在合作的观念下打破交往壁垒,欧洲形成了大国协调治理模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重建和平、恢复经济,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国际社会成立了国联,从而开始了国际治理模式;冷战期间,为巩固战后秩序、实现持久和平,反法西斯胜利国建立了联合国,带来了跨国治理模式;冷战结束后至今,两极对峙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当前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历史经验表明两者的互动存在复杂关联。一方面,国际体系转型能够促发全球治理的变革,表现为四个维度:一是体系的转型会对原有的治理安排构成挑战,从而促使国际社会改进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二是体系的转型也会带来新的观念,并与既有的治理观念竞争,带动治理观念的更新;三是体系的转型能够带来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变化,并推动新治理行为体的出现,从而改变治理行为体格局;四是国际体系的转型会带来治理方式的变化,最终塑造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变革也会深化国际体系的转型,主要作用于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改变崛起大国的挑战倾向,以及控制国际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减少体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第二,通过更新国际规范、协调大国互动,改变大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方式;第三,治理机制通过规制大国竞争,推动形成政策网络,能够调节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然而,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全球治理的变革也面临诸多挑战。历史回溯与理论分析表明,社会力量在全球治理中逐渐凸显,国际合作中的多边主义开始向全球主义过渡,全球治理的形态也渐趋成熟。这一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国际机制及其作用的理解,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安排与国际权力分布相匹配,同时,也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政策启示,包括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等。

二、《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统一后德国的安全政策 ——“文明力量”理论视角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学文本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节选）复合句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6）西非区域安全治理与中国—西非安全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7）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4]统一后德国的安全政策 ——“文明力量”理论视角下的分析[D]. 常雨蒙. 南京大学, 2020(09)
• [5]政治学文本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节选）复合句翻译实践报告[D]. 杨星星.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7)
• [6]西非区域安全治理与中国—西非安全合作[D]. 朱丹炜. 南京大学, 2020(02)
• [7]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D]. 陈亚州. 兰州大学, 2020(01)
• [8]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D]. 郑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D]. 夏正华. 武汉大学, 2019(06)
• [10]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D]. 董柞壮. 南开大学, 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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