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当代文论话题——关于当代文学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冯译萱[1](2021)在《阿城论》文中研究说明谈及“寻根”,阿城似乎成为一枚标志符号,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却一叶障目般消弭了其多元的意义。众所周知,阿城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伴随着《棋王》的横空出世而渐入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除杨肖着有一本《阿城论》的专着外,大部分均为评论文章、硕士论文,至今未有以阿城为对象的博士研究论文。通过对此前的研究文论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觉,学者们对阿城的创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例如,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多集中于早期的小说,而忽视了后期影视剧本、艺术对谈、学术着作等,如古代造型学研究《洛书河图》《昙曜五窟》。还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阿城发表于期刊杂志的零散文字的考察,如本人认为对其创作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篇影视评论《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创作者观念的部分误读,为此,本文也将担当起对阿城进一步完整而立体化研究的使命。本文以阿城至今发表的文本作品、访谈演讲为基础,补充以阿城于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部分零散文字,对以往研究打捞梳理,在其经历、思想、文字间,勾连环环相扣的趋同内涵,构造出作家本身创造性、传承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质。通过阿城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间的互渗交融,观照其文本丰富的艺术素养,并通过对其文论思想的考察,说明他对传统的执着,根源意图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守卫,是对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开拓,为了尽可能对阿城做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了四大章节。第一章意在探究阿城的文化观念,对其创作做纵向的历史梳理。通过梳理阿城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从家庭背景、到成长中汲取的知识结构、从知青经验到美国生活,展现阿城文化思想的形成,理解他始终以文化为母题的创作。同时通过辨析阿城与“寻根文学”的纠葛,说明阿城创作的心理机制:他所主张的文化“寻根”,在历史语境中实则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带有守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与其他寻根作家予以对比,更可挖掘他内在文化精神的“底气”。从阿城映照现实的文化观,我们可有理由引申至否定《棋王》是一部道家文化之作;思考其创作观,更可明确小说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主义”创作特质。第二章主要阐明其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之艺术方式间的勾连转化,遵循着不同艺术的某些共同规律,阿城在小说中将美术的感知、笔法、审美蕴化为语言的表现工具;通过四字组合、标点符号、休止等手法构建强烈的节奏,通过重复、叠音、对仗的手法显现诗歌般的旋律;并将电影的蒙太奇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声画合一的手法融会贯通到文字的书写,使其文字练就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质。第三章内容,主要对阿城小说的艺术特征做以提纲挈领的分析,从新笔记文体、“古”化的语言风格、诗意的叙事表现予以深入研究,在重顾传统文学范式的同时,说明其创作是对深化“中国特色”文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有益尝试。第四章则对阿城迄今为止的文论话语深入分析,探讨其始终秉持的“自由观”——是制约的自由与同情的自由,即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仁者”的自由。同时理解阿城对“巫”文化的热忱,乃至成为他对艺术、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谱系认知理论的一脉重要来源。试图说明阿城对多样性文化的“自觉内化”:对传统的追根溯源,对知识结构的差异强调,甚至对渐近失落的原儒文化、萨满文化的打捞,无一不证明着对渐近消逝的文化的寻回,贯穿其思想的内在理路。
杜玉洁[2](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夏莹[3](2021)在《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文艺观是贾平凹文论思想的核心问题。贾平凹文艺观是围绕民族认同问题建构和展开的。本论文从民族认同角度切入贾平凹的文论文本,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资源、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贾平凹文艺观的理论启示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阐述贾平凹文艺观和民族文化资源的承继关系,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与传统思想文化和贾平凹文艺观与传统文学艺术两方面进行说明。第二章主要论证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建构,具体从贾平凹小说观与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散文观与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艺术观与民族认同建构三方面来阐述。第三章对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进行论述和评析,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文化立场与主体身份认同、贾平凹文艺观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第四部分是结论,分别从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对贾平凹的文艺观作了总结。贾平凹文艺观是中国当代文学处理文艺继承、借鉴与创新关系的一个典型样本。在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遭遇各种紧张与危机的全球化语境下,贾平凹文艺观愈来愈凸显出其独特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郭佳音[4](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提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郑晓锋[5](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刘静[6](2020)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国内外的伊格尔顿研究因此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政治批评方面。然而进入21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向,特别是转向了神学和形而上学。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斗士缘何大谈特谈上帝和撒旦?这令其学术声誉一度遭遇质疑。21世纪伊格尔顿并不仅仅展现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他同时还表现出文学转向和身体转向等倾向。伊格尔顿的各种理论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60年代伊格尔顿以天主教左派业余神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参与创办并主编了天主教左派阵地刊物《斜向》,探索教会和牧师制在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疆界。天主教左派政治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紧接着就随着左派政治的失败而陷入低潮。21世纪伊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叙事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伊格尔顿大胆探索“理论之后”的理论,呼吁回到理论本身,以更好地应对愈加严峻的激进政治斗争形势。他一方面抨击文化理论政治感的缺失,一方面积极地提出了神学、哲学、文学、身体唯物主义等方面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治话题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体现了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政治危机的普遍反应形式。“理论之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始终把握着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和变化的脉搏,针对资本主义“改头换面”这个事实,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跨学科地进行反思和追问,试图重组理性、感觉和经验,恢复主体的物质实在性来对抗主体的过度物化和美学化。伊格尔顿的转向或回归的内涵是对人类解放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从这一角度出发,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总体上基于激进政治理想,以文化作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方式,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的伊格尔顿研究对其文化理论政治动因的阐释并不十分充分,对伊格尔顿如何继承和发扬天主教左派政治的挖掘也不够充足。这些局限使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评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把握其精神实质。为了深入探索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解读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神学、哲学、文学和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促进作用,本文围绕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描述其发展轨迹,主要以伊格尔顿对文化的批判、神学和文学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文学哲学的思考、文学批评的加强、身体唯物主义的提出等理论建构为主体,追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分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发展的贡献,评价其意义和局限性。“理论之后”伊格尔顿从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与补救、文化的自大到神学、哲学等替代性话语的介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辩护以及对文化理论走向的探索。通过对神学话语的借用,伊格尔顿延续并拓展了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左派时期的神学思考,“重新”发掘并利用上帝与耶稣、恐怖与邪恶、悲剧与爱等激进神学概念,塑造神学对于激进政治的现代价值,通过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解放理想,传播革命的预言,加强团结和共识。在面对文学批评危机时,伊格尔顿则从文学哲学的视角对文学本质进行追问,坚守文学批评的修辞传统,号召兼顾“内容的政治”与“形式的政治”,并突出“形式的政治”以强化文化左派的政治敏感性。伊格尔顿高度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责任意识使其始终以理论的普及化作为使命,对危机的阐释和应对构成了其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伊格尔顿反复论述文化的危机,以“作为社会无意识文化”为切入点,追溯了唯物主义传统并提出身体唯物主义,指出“理论之后”彰显身体唯物主义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离散空间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身体作为一种语言对政治批评的有效性。论文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从辩证性、策略性、话语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进行结构性剖析,描绘了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表征,通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对文化、神学、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话语运用,指出伊格尔顿作为激进左派文化理论家,其政治批评体现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韦虹[7](2020)在《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文中提出威廉·戈尔丁(1911-1993)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4位英国作家之一。评论界曾经为其作品是寓言还是神话而产生诸多分歧,这使戈尔丁本人多次做出表态,宣称自己创作的是神话,而不是寓言。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视角看,戈尔丁13部小说的叙事确实存在诸多有关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神话素。这些神话素的反复出现使13个小说文本形成了一套喻意复杂的话语体系,它们虽然在人物塑造、事件架构和情节设置等非功能性构成因素方面产生了彼此千差万别的变化,但其言语本质和最终所指却始终与经典神话保持一致。这13部小说虚构人类在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近现代、当代甚至未来的各种足迹,既以人物贪得无厌的占有和肆无忌惮的堕落等为聚焦对象,表现人类社会各时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又在反映现实生活境况的同时,借助精心设计的人物故事和巧妙配置的叙事话语,表达作者对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及发达文明状态下人际关系的极大忧虑和犀利批判。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戈尔丁小说神话叙事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遂试图以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为参照点,分析架构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体系,挖掘其中艺术价值和社会批判的意义之所在。第一章考察戈尔丁小说中的“当代洪水神话叙事”。经典洪水神话是早期人类结合自然界的洪涝灾害和现实生活而展开丰富想象的结果,它既表达人类对自然界及宇宙现象的迷信无知和敬畏,又暗示附加在自然洪水灾变中的人为因果报应逻辑,强调道德教化和心灵洗礼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戈尔丁早期创作的《蝇王》、《继承者》和《品彻·马丁》堪称当代心灵指引和道德教化的教科书。它们当中的洪水神话素和事件描写频频指向不同时期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路标,将由玩闹嬉戏的儿童、高尚的野蛮人和诡异幽灵所演绎的人物故事转化为经典洪水神话的当代变体。这三部小说与经典神话中的主人公挪亚及其家人依靠神助创造死里逃生奇迹的不同之处在于,异类同质的水使经历海水、河水和湖水洗礼的人物及其故事为读者创建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一再促使人们反思人类文明进程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第二章讨论“当代堕落神话叙事”,指出经典堕落神话的核心要素并非在于食物禁忌,而是聚焦早期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宇宙万物的思想巨变,并为文明日渐发达的人类提供时刻注意辨别善恶,努力修正自身前进方向的启示。通过对经典堕落神话进行当代改写,戈尔丁的《自由堕落》、《金字塔》、《黑暗昭昭》和由《航程祭典》、《邻近的卧舱》及《船舱下的火》组成的“航海三部曲”均成为再现经典神话的当代文学范例。这六部小说以叙述诸多人物的道德堕落甚至邪恶人性为出发点,突出地表现了危害巨大的当代堕落具有普遍存在性、荒诞性、隐蔽性和狂欢化,以及可救赎性及不可救赎性等特征。第三章解读戈尔丁小说的“当代巴别塔神话叙事”,阐明经典巴别塔神话实质上是早期人类社会及其冷酷无情的权力体系之缩影,不仅浓缩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人际交往关系,而且反映其精神生活状况。《塔尖》、《纸人》、《蝎神》和《巧语》四部小说围绕宗教、学术和神权政治三个文学生成场域,对经典巴别塔神话进行了当代激活与重构。这四部小说通过叙述圣母大教堂的教长、蝎神王国的头人、罗马帝国将军和古希腊祭司等人物故事,既影射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普遍存在的权力斗争及利益争夺,又批判了不注重团结协作和不顾他人死活的各种建“塔”领导者之狂妄自大,最终生动地图解人类的僭越欲望,揭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危害极大的傲慢和贪欲。在深受二战影响的戈尔丁笔下,《蝇王》等13部小说以经典神话为原型对照点,构筑了一个个关乎当代社会文明走向、时代精神与人文信仰的新神话,反暴力杀戮、反虚伪堕落和反贪得无厌等则是其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要素。这些新神话以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前后、当下甚至未来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摹仿和再现对象,以具有典型时代错误特征的人物及其言行为标记与载体,不断聚焦人们密切关注的战争、暴力、权力、地位和财富等热门话题,并同时对暴力杀戮、贪得无厌的占有和个人中心主义等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其中涉及军事、政治、宗教、历史、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叙事话语隐含多重喻意,它们既以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讲述复杂抽象的政治话语,为文本建构净化人类心灵及改良社会的主题目标发挥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又在表达对为数众多的当代人缺乏高尚生活目标和崇高精神引领疑问及忧虑的同时,颠覆性地批判骚动不安的大众与社会现实中律法制约机制的随意性和游戏化,使有关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当代文学创作最终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媒介,帮助读者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境况做出全面深入的反思,甚至提出了供人们参考借鉴的应对措施。
易建力[8](2020)在《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文中提出文艺生态学是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种变量关系中,研究文艺的产生、分布以及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学科建设热潮中诞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早期关注的学者较少,只有鲍昌、古远清、张松魁、高翔、范军等人涉足。这一时期的文艺生态学研究在学科界定、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基本建立起了文艺生态学的学科框架以及理论范式,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自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文艺生态学内部开始分化,相继出现了生态美学、生态学批评(也称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诗学。与前期的综合化研究路径不同,分化后的文艺生态学走向了精细化、专门化的研究方向,在研究视角上则继承了文艺生态学前期研究中注重从外部因素入手来研究文学的传统,但又从单纯的文学批评走向了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批评,甚至有摒弃文学批评向单纯的文化批评的倾向。关于文艺生态学学科历史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尚未发现一篇有关文艺生态学学科史的研究专文。在偶尔涉及到此课题的论文当中,学者们也似乎更愿意研究生态文艺学或者生态批评的发展历史,对文艺生态学作为学科则关注不多。自2000年鲁枢元首次提出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之后,文艺生态学便长期成为争论的焦点。对于生态批评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其“重文化批评而轻文学批评”的倾向上,但对于其作为一种批评流派的合法性,学者们少有异议,而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合法性则持肯定态度。针对这种现象,本文从学科史的角度入手,对每种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与探究,最终发现文艺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为学者们所普遍认同,文艺生态学批评是其批评方法,而生态文艺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批评(中国生态批评),均为文艺生态学批评的组成部分,生态诗学是文艺生态学的另一种名称,而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则是文艺生态学及其批评方法的理论指导。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意义作了说明,并就文艺生态学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做了梳理,对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做了介绍,此外,还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界定进行了说明;正文第一章从影响文艺生态学兴起的外部原因——政治、经济、生态危机、人文土壤、星球意识以及内部原因——对自然写作的呼应、文艺理论的自我革新等两大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梳理了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大体划分出其兴起、分化、建设、深化、新发展等五个发展阶段,并在肯定其学科地位合法性的基础上,对生态文艺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批评(中国生态批评)的从属地位进行了论证;第三章对文艺生态学两个核心范畴:“自然”与“和谐”的内涵和确立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第四章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前后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纳与评析;第五章则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评价,并就“文本内自然的虚构性”和“文本内在中和性”等问题,结合自身感悟,作了一些简单的思考,以作为相关研究的参考。
何换生[9](2020)在《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选择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学术流派的重要力量——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为研究对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存续时间横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长达20余年,它的诞生、出现和形成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中涌现出前后承继的优秀批评家,以自觉的批评意识、先锋的批评观念和卓越的批评实践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形成了“群聚效应”和“领袖风范”,堪称“批评中的批评”。本文由“绪论”、“上编”、“下编”与“结语”构成。“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缘起与内涵,阐释批评与学派概念的流变,标示研究的方法与旨趣。“上编”“群体的崛起”对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生成的人文背景、历史境遇、代际划分、流派特征等进行考察。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思想氛围、学术风尚、地理条件、出版传播等“合力”以及现代大学制度与导师制度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发生与兴起。批评意识的自觉、人学维度的贯穿、批评艺术的掘进、公共关怀的介入、魏晋风度的赓续等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主要特征。“下编”“内部的风景”以许子东、王晓明、李劼、胡河清四位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方法、批评风格和批评建树的批评家为个案展开论述,系统研究他们的批评观念、批评对象、批评模式与批评文体。许子东从“作家印象”到“小说结构”,王晓明从“文化心理”到“人文精神”,李劼从“人学谱系”到“历史描述”,胡河清从“传统符码”到“全息现实”,成为各自的主要批评方式与批评实绩。“结语”在“上编”、“下编”的基础上,评估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成就和学术地位,揭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文化价值和当下启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活动构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合法性进行了证明;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个性化与艺术化特征的统一;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做出了独特贡献;对后来的批评形成了召唤效应。同时,辨析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理论误区与批评缺陷;指认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流散和终结;拓展批评家及其时代关联、文学批评前景等话题;反思当下批评流派匮乏和群体断层的原因,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研究推向纵深之境。本文肯定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期待新的批评学派的出现和文学批评的复兴。
张栋[10](2020)在《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文中提出小说神话叙事,指作家借用神话的思维观念或叙述话语特征进行故事讲述的独特叙事形式。在小说神话叙事中,神话原型、神话结构、神话主题、神话模式等神话元素都被纳入到小说的情节设置与组织结构之中,且往往形成日常生活理性与神话逻辑的并置。“故事”与“话语”的融合,是小说神话叙事的重要特征,作家们以打破现实与虚构之间隔的话语方式,使其营造的故事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打破了客观现实与人类主观体验的界限,从而再造了一个糅合着人类神话想象与感性经验的审美世界。在神话思维的影响下,作家们在小说叙事主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把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神话母题作为表现的中心,而且神话式情节也往往构成叙事的主要元素,并成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中介。另外,对主要人物的神性塑造、对神话时空观的叙事借鉴等等,使小说神话叙事被赋予了独特的叙事外观,且产生了一定的叙事价值与审美价值。本文以叙事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相结合、叙事现象的整体纵览与叙事的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逻辑,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层面说明小说神话叙事的概念与理论形态,在对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历史概览中,也能发现作家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神话叙事要素的创造性发挥,这是神话叙事传统在当下延续的证明;第二部分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个案分析,本文结合当代文学的创作语境与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充分阐释小说神话叙事在主题表达、内容更新、形式拓展等方面的特征;第三部分是总结部分,点明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与一般叙事的区别,以及其对于当下批评方法更新与批评范式转换的深刻启示。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主要形成了几种主要结论:第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对小说神话叙事的独特运用,是历史与现实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地来看,神话是叙事文学的源头,先秦时期庄子的寓言化书写与屈原的《离骚》提供了神话叙事表现的初期形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唐朝传奇,乃至明清的古典小说、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神话叙事,中国的小说创作在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戏剧性、叙事的系统性层面,与神话实现了更具深度的契合,因此神话叙事的诸多特质都能够完整地映现在小说创作中。从现实来看,在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语境中,当代作家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超越社会历史阈限与时空制约的新型表达方式,而神话作为一种能够反映人类行为永恒模式与世界本质性规律的话语,因此可作为当代作家现代理念表达的重要凭借。小说神话叙事不仅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且能够适应不同语境中作家的表达需要,因此是一种具有可行性与灵活性的叙事方法。第二,贾平凹、张炜、莫言、韩少功等四位作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神话主题表达。贾平凹的《秦腔》《山本》等创作,以秦岭为叙事对象,着重发掘其中的神话意象;张炜则以《古船》《九月寓言》等开启了对于胶东大地的自然神话发现,并借此表现其对工业社会中自然命运的观照与人文思考;莫言对高密地区神话资源的发掘,则通过《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小说呈现出来,具有现代意味的英雄书写与东方美学塑造,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特征;韩少功则在《爸爸爸》《马桥词典》中着重探索南方神话中的神秘气质,他既借此还原自己的知青记忆,同时亦展开对人类社会中语言神话、集体神话等多种神话类型的理性思考。几位经典作家的神话叙事阐释,为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法的充分性、科学性、灵活性做了注解,同时也为其他作家的神话叙事提供了借鉴。第三,小说神话叙事的内容呈现与形式创新,是该叙事方法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内容的表现方面,当代作家选择将叙事在历史、现实、未来等多重维度展开:迟子建、范稳等选择从历史的视角观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嬗变;阿城、李杭育等寻根作家对中国边地的文化寻根开拓了神话叙事表现的现实情境;刘慈欣、王晋康等作家则开辟了神话叙事的未来书写形式,神话与科幻实现了精神与叙事层面的衔接,上述创作推动了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向一种自然、纯粹境界的回归。小说神话叙事的方法创新,则是通过对神话内蕴的思维方式的艺术再现,帮助读者从观念更新的层面重新认识神话。在这一方面,鲁敏、赵本夫等作家通过《奔月》《天漏邑》等创作对神话之象征、隐喻特质加以运用,以苏童、叶兆言等为代表的作家以原型重构的方式重新讲述传统神话,以及朱大可、王小波等作家通过《长生弈》、“时代三部曲”等创作实现神话作为知识分子思考中介的功能,皆突出了神话内涵多元、表现方式多样等多重特征。本文探究小说神话叙事的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是试图描摹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叙事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并以此为原点深入到更为系统的神话叙事批评话语构建之中。中国语境中的小说神话叙事,可总结出其作为启蒙的推动力、作为经验解构与建构的力量,以及作为时代价值言说主体的多重内涵,而这正是一种叙事话语能够与其他话语实现交流的重要前提。这是小说神话叙事话语探究的最终目标,它不仅能够推动叙事文学批评范式的转换,而且能够导向与人类经验相关的共同体话语建构。
二、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当代文论话题——关于当代文学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当代文论话题——关于当代文学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阿城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阿城的文化观念探究 |
第一节 父与子、经验与记忆——阿城文化思想形成 |
1.1.1 家庭的隐性濡染 |
1.1.2 知识结构与文化选择 |
1.1.3 知青记忆与文化反思 |
1.1.4 旅美生活与文化回望 |
第二节 从蔚然成风的“寻根文学”到径自的文化寻根之路 |
1.2.1 文学史回望:缘起寻根 |
1.2.2 争鸣与辨析 |
1.2.3 变革现实的“寻根”理想——以《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为例 |
第三节 文化与创作:现实价值、历史接续、自然主义 |
1.3.1 映照现实的文化价值观 |
1.3.2 历史断裂下的文化接续 |
1.3.3 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 |
第二章 美术、音乐、电影与小说的多元融合 |
第一节 小说的美术性 |
2.1.1 散落的美术形迹 |
2.1.2 线性生长与骨法 |
2.1.3 无画处成妙境 |
2.1.4 光影间的画面语言 |
第二节 小说的音乐性 |
2.2.1 生活的音符 |
2.2.2 结构的旋律性 |
2.2.3 可读的节奏 |
2.2.4 对位法曲式 |
第三节 小说的电影性 |
2.3.1 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 |
2.3.2 从“电影人”到“电影观” |
2.3.3 电影化叙事 |
2.3.4 景别:小说的镜头语言 |
2.3.5 声画合一 |
2.3.6 从《芙蓉镇》到《刺客聂隐娘》:阿城电影剧本创作 |
第三章 阿城创作的艺术特征 |
第一节 化传统为现代——新笔记文体 |
3.1.1 另一种文化复归意识 |
3.1.2 《遍地风流》的笔记特征 |
3.1.3 样本集纳的功能意义 |
第二节 “古”化语言 |
3.2.1 字词的复位性 |
3.2.2 半文言风貌 |
3.2.3 民与俗的活泼生命 |
第三节 意象、氛围、生命 |
3.3.1 阿城的诗性观 |
3.3.2 表于意象,融于氛围 |
3.3.3 文字是感觉的诗意流露 |
3.3.4 伦理生活的诗意情怀 |
第四章 阿城文论话语建构 |
第一节 自由境界的学思 |
4.1.1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价值认同与精神共鸣 |
4.1.2 限度、维度、超越 |
4.1.3 “同情”是自由的根基 |
第二节 巫文化视角 |
4.2.1 艺术起源论 |
4.2.2 中国造型的幻象源头 |
4.2.3 “巫”与文化基因 |
第三节 多样性景观 |
4.3.1 世俗关怀到人文视角 |
4.3.2 映照中西的文化之思 |
4.3.3 认识论的思辨色彩 |
结语 |
附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源起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第一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景观生成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语境 |
(一)全球化与后现代转向 |
(二)媒介变革与信息技术 |
(三)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特质 |
(一)青春时期的个性化书写 |
(二)商品时代的灵魂隐痛 |
(三)城乡流动的现代化视野 |
三、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概览 |
(一)新概念与偶像作家 |
(二)学院派与纯文学作家 |
(三)网络文学与类型作家 |
第二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主题研究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青春书写 |
(一)张悦然:偏执少女与心灵创伤 |
(二)春树:青春期与青年亚文化 |
(三)笛安:成长故事与都市乡愁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社会问题聚焦 |
(一)文珍:都市情感与婚恋伦理 |
(二)马金莲:乡土陷落与田园挽歌 |
(三)张怡薇:家族叙事与日常生活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小说透析 |
(一)流潋紫:宫斗言情与职场映射 |
(二)郝景芳: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 |
(三)方慧:真实世界与虚拟人生 |
第三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美学探寻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叙事革新 |
(一)网络语言的创新与运用 |
(二)跨媒体叙事与IP改编 |
(三)交互型创作与读者接受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审美特征 |
(一)传统美学的坚守与传承 |
(二)文学性和文学价值呈现 |
(三)文学审美范式的重构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经验生成 |
(一)代际断裂下的个体经验言说 |
(二)时间和空间的后现代探索 |
(三)多维的文学的想象与拼贴的虚构方式 |
第四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场域建构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特征 |
(一)历史虚无与现实追寻 |
(二)多元文化与文化回归 |
(三)“饭圈”现象与小众部落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群像素描 |
(一)文艺青年的诗意与反叛 |
(二)都市青年知识者的规训与突围 |
(三)乡村底层青年的离乡与追梦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人文观照 |
(一)道德秩序与价值观念的重构 |
(二)地理诗学与生态伦理的思索 |
(三)生命意识与现实主义关怀 |
第五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女性意识探寻 |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突围 |
(一)新生代女性的成长与反抗 |
(二)女性命运的时代变奏 |
(三)男性的解构与女性的自我引渡 |
二、消费时代的性别身份意味 |
(一)泛娱乐化的身体献祭 |
(二)两性关系的暧昧呈现 |
(三)“耽美”文学的另类情感表达方式 |
三、媒介性别视域中的网络女性主义 |
(一)“女性向”对传统的超越与反叛 |
(二)网络女性主义的“异托邦”空间困境 |
(三)媒介话语中的性别立场言说 |
结语“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与发展方向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传播 |
(一)国内现状与发展 |
(二)海外译介与传播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问题与展望 |
(一)代际焦虑与创作局限 |
(二)新的文学生长点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一)现实背景 |
(二)理论背景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二)国外研究概况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框架思路 |
第一章 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资源 |
第一节 贾平凹文学观与传统思想文化 |
一、贾平凹文学观与儒家文化 |
二、贾平凹文学观与佛道文化 |
三、贾平凹文学观与巫鬼文化 |
第二节 贾平凹文学观与传统文学艺术 |
一、贾平凹文学观与传统文学 |
二、贾平凹文学观与戏曲艺术 |
三、贾平凹文学观与书画艺术 |
第二章 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建构 |
第一节 贾平凹小说观与民族认同建构 |
一、文学地理与民族认同 |
二、小说形式与民族认同 |
第二节 贾平凹散文观与民族认同建构 |
一、散文文体与民族认同 |
二、散文境界与民族认同 |
第三节 贾平凹艺术观与民族认同建构 |
一、艺术精神与民族认同 |
二、艺术形式与民族认同 |
第三章 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
第一节 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文化立场与主体身份认同 |
一、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文化立场 |
二、贾平凹文艺观的主体身份认同 |
第二节 贾平凹文艺观与世界文艺观念的对话 |
一、贾平凹关于文艺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理论阐述 |
二、贾平凹关于文艺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理论创新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晚到”的先锋 |
0.1 先锋的概念及选题的意义 |
0.2 李锐研究概况综述 |
0.3 本文研究思路与框架 |
1 溯源“先锋”:思潮的兴起与嬗变 |
1.1 重返现场: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实践 |
1.2 学科语境的更新与范式革命 |
1.3 文学现代性的“源”与“流” |
2 立足“吕梁”:透视现实的先锋性 |
2.1 现实观:“双向煎熬”下“常”的复归 |
2.2 《厚土》与《太平风物》:四季的回环与失落 |
2.3 “吕梁”空间与异托邦 |
3 超越“启蒙”:建构历史的先锋性 |
3.1 历史观:基于“边缘”的一种观照与把握 |
3.2 《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反激进与反代言 |
3.3 《旧址》与《银城故事》:偶然性与多极化 |
4 邂逅“元典”:重述神话的先锋性 |
4.1 神话观:赓续“新编”的一种创造与拓展 |
4.2 《人间》:神话移位下的再民间化 |
4.3 《张马丁的第八天》:神性与人欲的纠缠 |
5 坚守“后卫”:艺术表达的先锋性 |
5.1 艺术观:走出“圈套”的“方块字”书写 |
5.2 喧嚣与隐喻下的形象生成 |
5.3 口语的方言策略与多声部叙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 作者已刊文章目录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6)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国内外伊格尔顿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研究 |
二、 国内研究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一、 概念界定 |
二、 研究内容 |
三、 研究方法 |
四、 研究意义和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后现代文化理论:批判与补救 |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的自大 |
一、 再论“文化的观念” |
二、 “文化”与“文明”的辩证统一 |
三、 批判“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危机 |
第三节 “理论之后”的理论走向 |
第二章 激进神学话语的借用 |
第一节 信仰与革命 |
一、 天主教左派政治 |
二、 激进神学话语的可能性 |
第二节 具有政治启发意义的神学概念 |
一、 上帝与耶稣 |
二、 悲剧与爱 |
三、 恐怖、邪恶与牺牲 |
四、 信仰与希望 |
第三节 神学话语的现代价值 |
第三章 文学批评危机的应对 |
第一节 文学的哲学思考 |
一、 维特根斯坦的启示 |
二、 再问文学的本质 |
第二节 坚守文学批评 |
一、 文本作为策略 |
二、 文本形式的政治 |
三、 细读——重新上路 |
第三节 当代的文学批评家 |
第四章 激进的文化理论:文化与身体 |
第一节 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文化 |
第二节 身体唯物主义 |
一、 各种版本的唯物主义 |
二、 身体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的离散空间 |
第五章 反思伊格尔顿文化理论 |
第一节 整体关照下的辩证批评 |
第二节 策略立场的话语建构 |
第三节 追求超语言和对批评的批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7)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缩略语 |
导论 |
第一章 当代洪水神话叙事 |
第一节 儿童游戏改写的洪水神话 |
第二节 高尚“野蛮人”演绎的洪水神话 |
第三节 幽灵故事喻示的洪水神话 |
第二章 当代堕落神话叙事 |
第一节 普遍存在却不可见的堕落神话 |
第二节 荒诞闹剧和狂欢中的堕落神话 |
第三节 聚焦人类救赎的堕落神话 |
第三章 当代巴别塔神话叙事 |
第一节 宗教场域的巴别塔神话 |
第二节 学术场域的巴别塔神话 |
第三节 神权政治场域的巴别塔神话 |
结论 |
引用文献 |
后记 |
(8)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四、关于“文艺生态学”的说明 |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兴起的背景和缘由 |
第一节 文变染乎世情 |
一、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 |
二、星球意识逐渐成型 |
第二节 对生态文学的呼应 |
第三节 中国文艺理论的内在诉求 |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文艺生态学在中国的兴起: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
第二节 文艺生态学的分化:20 世纪90 年代 |
第三节 文艺生态学的建设期:新世纪十年 |
第四节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的深化期:21 世纪10 年代初 |
第五节 文艺生态学的新发展:21 世纪10 年代中后期 |
第三章 文艺生态学核心范畴分析——“和谐”、“自然” |
第一节 “和谐”范畴的提出 |
一、“和谐”的早期形态 |
二、“天人合一”——“和谐”的同义词 |
三、“和谐”范畴的确立 |
第二节 “自然” |
一、文本外“自然” |
二、“自然”范围的扩大 |
三、文本内“自然” |
四、“自然”的延伸:社会、精神 |
五、审美化自然 |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当代文艺生态学的前期研究 |
一、对研究模式的深化 |
二、文学与自然环境 |
三、文学与社会环境 |
四、文学与经济环境 |
五、文学与文化环境 |
六、文学与政治环境 |
七、文学与民族环境 |
八、总结 |
第二节 当代文艺生态学的后期研究 |
一、文学与自然生态 |
二、文学与社会生态 |
三、文学与精神生态 |
四、文学与性别 |
五、文学与种族 |
第五章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的评价和思考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
一、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所取得的成就 |
二、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的不足 |
第二节 对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的再思考 |
一、文本内自然的虚构性 |
二、文本的内在“中和”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缘起与内涵 |
二、释名与回顾 |
三、方法与旨趣 |
上编 群体的崛起 |
第一章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发生 |
第一节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传统的培育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文学风潮的策动 |
第三节 华东师范大学作家群的激发 |
第四节 批评传统和学科设置的影响 |
第五节 出版、媒介与传播的襄助 |
第六节 作为文化高地的上海的地域影响 |
第七节 作为导师的钱谷融的型塑 |
第二章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特征 |
第一节 批评意识的自觉 |
第二节 人学维度的贯穿 |
第三节 批评艺术的掘进 |
第四节 公共关怀的介入 |
第五节 魏晋风度的赓续 |
下编 内部的风景 |
第一章 许子东:从“作家印象”到“小说结构” |
第一节 作家印象批评 |
第二节 当代文学并置研究 |
第三节 一种小说的结构分析 |
第二章 王晓明:从“文化心理”到“人文精神” |
第一节 文化心理批评 |
第二节 重写文学史 |
第三节 寻找人文精神 |
第三章 李劼:从“人学谱系”到“历史描述” |
第一节 文学—人学的谱系 |
第二节 双向同构 |
第三节 文学史的描述与阐释 |
第四章 胡河清:从“传统符码”到“全息现实” |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视角 |
第二节 当代文学的证验 |
第三节 全息现实主义 |
结语 |
一、成就与限度 |
二、流散与嬗变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10)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小说神话叙事现象与概念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选题缘由、目的与意义 |
第一章 小说神话叙事的理论形态与文学史呈现 |
第一节 小说神话叙事理论研究 |
一、作为理论形态的小说神话叙事 |
二、小说神话叙事的历史传统 |
三、小说神话叙事结构、类型与功能 |
第二节 中国神话叙事传统的当代延续 |
一、原始神话资源的当代再利用 |
二、文人神话叙事传统的当代拓展 |
三、民间神话叙事的小说转化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思潮与小说神话叙事 |
一、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现象概览 |
二、寻根思潮与神话再发现 |
三、大众化思潮与神话叙事的多元走向 |
四、新世纪以来的神话观念变迁与小说神话叙事更新 |
第二章 小说神话叙事的多维主题表达与典型化表现 |
第一节 神话意象的发掘——贾平凹的神话叙事 |
一、秦岭书写中的神话意象 |
二、神话意象的结构性意义 |
三、神话意象的现实底色 |
第二节 神话视阈下的自然观照——张炜的神话叙事 |
一、胶东自然环境的神话塑造 |
二、自然女神:神话视阈下的女性塑造 |
三、神话视阈下的生态伦理呈现 |
第三节 民间神话资源的化用——莫言的神话叙事 |
一、作为民间神话地域的高密 |
二、民间神话英雄的当代呈现 |
三、民间神话叙事的东方美学品格 |
第四节 文化之根的神话探求——韩少功的神话叙事 |
一、楚地巫风:作为神话起源的南方 |
二、语言的魔力:语言神话的起源与异变 |
三、记忆的迷失:集体神话的消解与重塑 |
第三章 走向多元:小说神话叙事内容的新型表现 |
第一节 民族精神根柢的神话发现 |
一、寻回被遗忘的精神世界:寻根小说神话叙事 |
二、神圣的精神领地:红柯边疆书写的神话韵味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神话的当代呈现 |
一、原始信仰的现代遭遇:以《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为例 |
二、范稳“藏地三部曲”中多元民族的神话原型融合 |
第三节 再造神话:科幻叙事的神话品格 |
一、回归神话:刘慈欣“三体”世界的逻辑起点 |
二、神灵再造:王晋康小说中的人神辩证 |
第四章 作为“方法”的神话:小说神话叙事形式新变 |
第一节 象征与隐喻:神话叙事的话语形式 |
一、人类生存的寓言化书写:《天漏邑》与《朱雀》 |
二、女性命运的神话隐喻:《女娲》与《奔月》 |
第二节 重述神话:传统神话叙事的当下再现 |
一、“重述神话”国际项目与中国作家的叙事选择 |
二、方法革新:神话叙事原型的置换变形 |
三、重述的中西视野与叙事缺失 |
第三节 神话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学者神话叙事倾向 |
一、朱大可的“古事记”:神话视阈下的历史观照 |
二、精神的自足:王小波的个体性神话建构 |
第五章 小说神话叙事的当代启示 |
第一节 用神话“启蒙”:情感维系与精神救赎 |
一、小说神话叙事作为“启蒙”的方法 |
二、小说神话叙事的情感疗治功用 |
三、精神救赎:小说神话叙事的精神指向 |
第二节 解构与重建:小说神话叙事的两条路径 |
一、历史的解构:小说神话叙事对既往经验的打破 |
二、感性经验的重建:小说神话叙事的升华之路 |
第三节 小说神话叙事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
一、神性书写与现实旨归:神话叙事的现实底色 |
二、讲好中国故事:小说神话叙事的时代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当代文论话题——关于当代文学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城论[D]. 冯译萱. 吉林大学, 2021(01)
-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D]. 夏莹.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1(08)
- [4]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6]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D]. 刘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D]. 韦虹. 南京大学, 2020(04)
- [8]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D]. 易建力.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2)
- [9]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D]. 何换生. 安徽大学, 2020(07)
- [10]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D]. 张栋.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