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九所医学院校1027名医学生就医行为的调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李全平[1]（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王平[2]（2020）在《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了解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现状,分析影响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的相关因素,并进行干预,验证干预对提升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及改善生活方式的效果,为有针对性地对高职护生开展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1.第一阶段采用现况调查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于2019年1-3月抽取山东省某医学院校三年制专科护理684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2015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评价量表修订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及同伴影响抵抗问卷对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进行现况调查。2.第二阶段采取前后对照类试验研究设计,从调查对象中选取一部分对象进行基于Pender健康促进模式的健康教育干预,纳入117人。干预时间为6个月,干预方法包括专题讲座（4次）、观看视频、微信群、同伴教育（1-2次/月）等,采用与第一阶段相同的问卷进行调查,对干预前后护生的健康素养及生活方式水平进行比较。应用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秩和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1.高职护生健康素养现状684名高职护生健康素养总分为56.00（52.00,60.00）,基本知识和理念维度得分为24.00（22.00,26.00）,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维度得分为19.00（17.00,21.00）,健康技能维度得分为13.00（11.00,14.00）。2.高职护生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健康素养总分的主要因素包括年级、同伴影响抵抗、性别、母亲文化程度、健康知识关注度,共解释健康素养变异的11.2%。高年级学生健康素养总分较低年级高;同伴影响抵抗得分高者健康素养总分较高;女生健康素养总分高于男生;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学生健康素养总分高于其他学生;经常关注健康知识者健康素养总分高于偶尔关注者和完全不关注者。3.高职护生生活方式现状684名高职护生生活方式总分为120.26±16.11,运动锻炼行为维度得分为6.83±2.38,规律生活行为维度得分为10.00±2.52,饮食营养行为维度得分为13.86±3.09,健康危害行为维度得分为9.31±1.29,健康责任行为维度得分为20.06±3.22,人际关系行为维度得分为23.48±4.19,压力管理行为维度得分为17.78±3.23,生命欣赏行为维度得分为18.95±3.77。4.高职护生生活方式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生活方式总分的主要因素包括一般自我效能感、自测健康状况、健康知识关注度、同伴影响抵抗、健康素养得分、性别,共解释生活方式变异的32.9%。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生活方式总分越高;自测健康状况越好生活方式总分越高;经常关注健康知识者生活方式总分高于偶尔关注者和完全不关注者;同伴影响抵抗越强生活方式总分越高;健康素养得分越高生活方式总分越高;女生生活方式总分高于男生。5.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效果干预后护生健康素养总得分（Z=9950.500,P<0.05）、基本知识和理念（Z=10703.500,P<0.05）、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Z=9106.500,P<0.05）及健康技能（Z=8277.000,P<0.05）三个维度得分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后护生生活方式总分（t=-2.649,P<0.05）、规律生活行为维度（t=-5.099,P<0.05）、饮食营养行为维度（t=-3.993,P<0.05）、健康责任行为维度（t=-2.401,P<0.05）及生命欣赏行为维度（t=-2.029,P<0.05）得分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运动锻炼行为维度、健康危害行为维度、人际关系行为维度、压力管理行为维度得分在干预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高职护生的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处于中等水平。2.高职护生的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受多种因素影响。3.高职护生的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各维度水平在干预前后效果不均衡,受多种因素影响。
李超[3]（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唐禄俊[4]（2020）在《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医药文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上至人们的精神世界,下至具体的药方器具。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是中医药文化的灵魂,对中医药人才教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展开了研究。“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有以下几个要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涵,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探索,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社会认知,中医医院的医院价值文化建设,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典范,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第一章梳理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四字的内涵。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概括起来,“仁”的内涵是天道为仁、医为仁术、慈悯万物、医不嗜利,“和”是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调和疾病,“精”是医术之根,“诚”是医品之本。准确把握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意涵是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第一步。第二章讨论了与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古代践行有密切关系的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中医的理想人格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塑造的。古代医家的从医动机是多样的、复合的,可归纳为:口实之需、追名逐利、举业而医、传承家学、疗养君亲、保身逸志、格物致知、修德济世。古代中医的行医境界有三个等级,分别是理想之境、中上之境、不足之境。综合来看,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可谓“大医”“良医”“上医”,典型人物可推孙思邈。第三章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践行探讨。第一节以问卷调查研究的方式,了解公众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认知情况。3732份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大众最认可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表述是“仁和精诚”,其次为“阴阳中和”和“医道自然”;大众最认可的三个中医药文化符号是依次是太极图、针灸铜人像、杏林;大众最喜欢三个中医药品牌符号依次为同仁堂、云南白药、九芝堂;公众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程度平均分是59.72分;虽然人们对中医药了解水平自我评分不高,但是对中医药的未来还是抱有很大希望,对中医药未来的信心评分的平均分是76.96分。第二节分析了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代表人物。“国医大师精神”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的最新诠释,此精神不仅是国医大师群体的个性精神,更是中医药行业的精神。以《人民日报》“走近国医大师”系列为基础,使用人格心理学研究以词汇学为基础的思想与方法,提出国医大师精神为涵盖了大家与我、人与我、我的三层次结构,最终提炼“国医大师精神”为仁爱承新、和善谦诚、严研静廉。中医药技术可有高下之别,精神却可人人秉持、代代承传。因此,弘扬“国医大师精神”对于中医药人塑造中医的完美人格,促进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增加文化自信,改善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节是关于中医医院的医院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全国各级中医医疗机构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的重要实践地。为了解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在全国中医医院的践行现状,本文以网络调查的方式查询了 477家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的门户网站,结果发现有54家医院将“仁、和、精、诚”四字直接作为院训或医院精神或医院价值观等,至少直接使用“仁、和、精、诚”一字的中医院比例达到了 82.22%。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几点思考:完善门户网站,突出医院精神文化;全方位把握“仁、和、精、诚”四个维度,精准定位;结合地域名医及其文化,打造区域特色。第四节是关于医院文化建设个案调查的思考。在中国传统视域中,“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家庭不仅是全体家庭成员的情感所系,也是整个社会的最小细胞单位。现今中国,儒家“家”文化的实践地由传统家庭转向了组织文化,作用于组织的归属感、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以医院文化为例,儒家“家”文化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新时代医院文化,打造中国特色的医院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一章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讨论。此部分主要分析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践行的外部的政策和文化环境,提出了树立信仰,抑扬结合,众人拾柴,互利双赢、全媒体呈现的建议。总之,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融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以人为承载,以时代为契机,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鹄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的加入。
郑慧凌[5]（2020）在《中医药文化传播对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背景: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凝聚着深邃哲学智慧与中国气质品格的国粹瑰宝,展现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纵览中西方文化及医药发展历史,中医药学凭借完整的理论体系、独到的治疗手段、特有的养生思维,已逐渐成为守护人们健康的又一重要手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蓬勃时期,“一带一路”政策更是为中医药对外交流事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医药院校作为孕育中医药文化的摇篮,肩负着传承、发扬、创新中医药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艰巨使命,其中的中医药文化认同机制研究更是对我国高等院校中医药文化教育起着重要的引领借鉴作用。因此,研究中医药院校留学生的中医药文化认同因素,掌握中医药文化传播对其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提出相应提升策略,是扩大中医药对外影响力的重要课题,也是社会与国家共同关注关键话题。目的:立足中医药事业国际化发展积极环境,结合中医药院校办校办学特点特征,借鉴中医药文化传播、文化认同等理论,分析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影响因素,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播对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此提出有效引导策略,以期为高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的提升及中国强大文化自信的展现提供可行借鉴。方法:本研究首先以文化传播、文化认同、中医药文化等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完成梳理工作。其次根据文献综述、专家访谈、预调研等方法提出、修正、确定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维度、中医药文化传播对其作用的路径,进而设计正式问卷、完成现场调研。最后基于调研数据与分析结果,提出中医药文化认同提升可行建议与策略。预调研在湖北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进行,对所获数据加以信效度分析、量表提纯,结合专家访谈意见确定最终问卷。正式调研在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抽取九所中医药大学现场进行问卷发放工作,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15份,利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利用EXCEL 2016、SPSS 22.0完成数据清洗、描述性统计、信效度分析等工作,利用AMOS 24.0完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及假设检验。结果:本研究正式调研数据的抽样适合性检验值（KMO）为0.949、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α）为0.944均高于0.90,表明研究开发问卷量表内在质量良好,被调查者可以区别测项间差异作出可信回答。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拟合指标均达到规定要求,研究假设除“中医药文化传播对中医药文化行为存在直接正向影响”、“个人文化观对中医药文化情感存在直接正向影响”、“个人文化观对中医药文化行为存在直接正向影响”、“校园认同感对中医药文化情感存在直接正向影响”外,其余11条假设均得到验证。结论:（1）本研究设计开发的问卷量表质量良好,能够科学、合理、准确地反映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现状。（2）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主要为学习层次低、汉语应用能力有限、缺乏中国文化背景、修读医学专业的亚裔青少年。（3）中医药文化传播是促进校园认同感、个人文化观、中医药文化认同提升的前置变量。（4）校园认同感是推动个人文化观与中医药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中介变量。（5）个人文化观是对中医药文化认知起影响作用的中介变量。（6）中医药文化认同机制由中医药文化认知、中医药文化情感、中医药文化行为三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医药文化认同提升的最终表现为中医药文化行为的自发产生。
杨慧,张咪咪,平卫伟[6]（2019）在《医学生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了解医学生的就医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促进医学生健康制定相应的保健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某医学院医学生中按年级分层,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509人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χ2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多因素统计学分析。结果:医学院校大学生患病后采取不治疗者占1.65%,自我治疗者占55.00%,去医疗机构就诊者占43.35%。不同性别就医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级间就医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健康自评健康状况间就医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的BMI就医方式也不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月均收入不同就医方式也不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每月生活费不同就医方式也不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非条件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BMI和家庭月均收入是医学生就医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高体质量、家庭月均收入高是促进医学生就医的重要因素,高校应该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并针对贫困生采取专门措施,促进医学生患病后积极就医。
罗菲[7]（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孙新红[8]（2017）在《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对人的尊重、认可、关心、爱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更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其必要性、重要性在医疗实践过程中最为突出和显着。医护人员对病患的关怀,不仅体现在为病人提供必需的诊疗技术服务,还应为病人提供精神的、情感的服务,在关注患者生存质量的同时,维护患者尊严,实现病人利益最大化。对医科大学生而言,具备人文关怀精神不但是自身全面成长成才和职业良知生成的需要,更是医科大学生科技与人文情怀融合发展的需要。培育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人文关怀的哲学思考,也有利于构建医疗文明,优化健康服务,更有利于树立“大健康”观念,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人文关怀精神培育基本规律与实践路径的探索,更有利于促进新医学模式的转换,进而推动现代医学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目前在全球化浪潮及互联网影响下,形成了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多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的格局。社会层面上,出现了思想意识多样化、科技主义泛化、精神生活物化及价值取向功利化等现象。医学高等教育层面上,出现了教学价值观取向偏离教育目标,“当代医学人文观”培育缺失,“医学人文学科”建设滞后等现象。医科大学生个人层面上,表现为专业学习特点突出,普遍重知识技能的学习,同时表现出专业发展职业性强,大学生人文知识储备不足等现象。在此背景下,医科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受到一定影响。从对10所医学高等院校的5000名在校生、3500名实习生、200家医疗用人单位的问卷反馈与调查来看,医科大学生整体上思想要求进步、乐观积极向上,能认识到具备人文素养对自身的重要性,认同医疗卫生事业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并具有一定的职业认知和职业道德素养,但同时也存在职业情感淡薄、仁爱精神欠缺、沟通情怀缺位、人文素养薄弱等消极的一面。本文对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培育现状也做了积极探索和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的突出问题在于:一是培养目标偏重医学专业教育。这不仅表现在培养理念上“重知识技能,轻人文素养”,专业建设上弱化医学人文教育,培养课程体系上偏重医学课程教学,而且在培养课程设置上忽视医学人文课程教育。二是培育内容不能满足基于“人文关怀”的教育需求。目前培育内容存在功用化色彩较浓、针对性不强、实践性不够等系列问题。三是培育方式难以促成浓厚的医学人文文化氛围。具体表现为医学课程人文文化欠缺、实验实训人文文化薄弱、临床实践人文文化不足,和校园医学人文文化不浓厚等。四是培育队伍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素养有待提升。当前培育队伍不仅存在教学观念有待转变和自身人文素养有待提升等问题,而且还存在培育队伍“以人为本”思想意识淡薄的现象。当前,国家在医学学位的培养方案中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放在了专业素质之前,既表明了伦理道德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重要性,又表明了构建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内容体系的必要性。一要培育仁爱精神。所谓“医为仁人之术,必具仁人之心”,培育学生仁爱精神就是促使学生爱人、利人、宽厚待人,不仅爱亲人,还应爱他人、爱人类,爱整个自然界。二要培育沟通情怀。医学的价值和目的在于治病救人、维护健康,有效的医患沟通不仅使医者更详实、全面、准确的了解病情,而且也促进医患间情感交流和彼此的信任。三要培育至善心理。向学生传授“善”的思想,培育医科大学生医者仁心、尊重生命、救死扶伤、善良行医的理念。四要培育慎独精神。医疗卫生工作的独特性要求医者在无人监管的自我状态下,对无菌的规范操作,对患者的抢救,对医嘱的下达都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全力以赴。五要培育敬业精神。好医生就像工匠一样,不敢省人工减物力,坚守传承医技,把治疗的每名患者当成自己生命的延续。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环节、多维度、多角度的复杂体系,在充分发挥多方面因素关联性的基础上,力争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效果的最大化。在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意识能动作用理论”“伦理道德教育理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理论”等思想引领指导下,在悬壶济世的“仁心仁术”思想、济世救人的“人命至重”思想、淡泊名利的“廉洁行医”思想、大医精诚的“普通一等”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启示下,借鉴“敬畏生命”思想、“允许原则”思想、“人道主义”思想等国外理论资源,对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路径的探索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通过在国家层面上修订现代医学教育培养目标,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和职业素质培养,强化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融合,定位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目标。第二,通过塑造大学生精神支柱和依托的理想信念教育,通过陶冶大学生性情、优化大学生情趣、抚慰大学生心灵的审美教育,通过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品德和健全德性的道德教育,通过培育学生“关注病,更关注人;读懂病,更读懂人”的高尚境界的人文教育等,提升大学生内在素养。第三,通过践行基于尊重、理解、承认前提下的“人文关怀”取向的教学价值观,发扬教师“教学伦理”“学术伦理”“师生伦理”等“职业伦理”精神,对学生“教以事”“喻诸德”,塑造具有“人文关怀”取向的培育队伍。第四,通过将人文文化注入医学课程教学,使每门课程都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责;通过将人文文化注入实验实训教学,使学生获得医学技能的同时,也感知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思想;通过将人文文化注入后期临床教学,使带教老师在诊疗过程中关心人、关怀人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通过营造“医者仁心”的人文文化氛围等,共同创建医学人文文化氛围。第五,通过优化医疗卫生体质改革创造择业环境,通过体现对医护工作者人文关怀创造执业环境,通过巩固媒体正面解读与宣传创造舆论环境,通过引领学生向公众普及医学常识创造大众环境,真正为医务工作者营造“尊医、重卫”的良疑社会环境。
刘莹圆[9]（2017）在《吉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本医疗素养是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公众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了解、需求以及利用能力。合理用药与科学就医是基本医疗素养的最直接体现,居民缺乏就医与用药知识与技能,不仅不能保障健康,还可能造成卫生资源的浪费,医疗费用负担沉重,医患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在现有的卫生资源下,合理适度的使用或利用医疗卫生资源,是公众必须具备的素养,也是保证健康的前提。通过普及基本医疗知识与技能,指导公众用药与就医行为,对提高基本医疗素养水平,提升全民用药安全与就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居民就医与用药方面的基本医疗素养水平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通过探讨相关题目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掌握居民就医与用药行为特征,最后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为相关部门制定提高居民基本医疗素养水平的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兼顾地理分布、经济状况及可行性等原则下,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吉林省的5个地区的10个调查点的1222名18周岁及以上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状况、药品知识知晓、用药行为、就医行为以及主动体检情况等。以回答正确率达到80%及以上作为判定具备基本医疗素养的标准。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进行一般描述,采用χ2检验及对应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对数线性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吉林省城乡居民具备基本医疗素养的比例是17.3%,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布在40%60%之间最多,占43.9%。基本医疗素养问题较为突出的是:“不清楚药盒上‘OTC’标志含义”（88.1%）、“自行服用抗生素”（70.9%）、“无医生处方自行购买抗生素”（62.3%）、“两年内未参加过体检”（53.4%）、“自行增减用药剂量”（43.3%）、“自我医疗”（43.0%）。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在城乡分布、文化程度、基本医疗保险因素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居民回答正确率高于农村。对应分析显示:初中及以下学历与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为40%60%组的关系密切,高中或中专学历与正确率为80%组关系密切,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与正确率为60%80%组关系密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正确率为60%80%和80%组关系较密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正确率为<40%与40%60%组较为密切。对数线性模型分析显示:直接选择三甲医院与首选名医存在显着正向交互作用,直接选择三甲医院与主动参加体检存在显着负向交互作用。自我医疗、自行增减药剂量、自行购买抗生素行为、自行服用抗生素四个变量存在两两正向交互作用。【结论】吉林省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素养仍然处于偏低水平;居民科学就医与合理用药问题突出;城乡、文化程度、基本医疗保险是居民基本医疗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年龄、职业对其也有一定影响;基本医疗素养问题间存在一定相关性:直接选择三甲医院与首选名医倾向具有一致性,不主动参加体检与直接选择三甲医院具有相关性;自我医疗、自行增减药剂量、自行购买抗生素、自行服用抗生素彼此两两相关,不合理的用药行为往往同时存在。
郗万富[10]（2014）在《民国时期河南医疗状况研究》文中认为民众医疗卫生状况是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众的身体状况在近代中国更是被赋予了“强种强国”的政治寓意。民国时期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变化的重要阶段,北洋政府在晚清“新政”框架下,初步建立了中央卫生行政体系,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医疗卫生体制,并一度在它的统治范围内推行了所谓的公医制度。但是,这些医疗改革措施在各地的实际运作效果如何,在疫灾丛生的近代社会,能否真正缓解了民众就医难的局面,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方法,通过对民国时期地处内陆、人口众多的河南省的医疗机构运作状况、民众生存与求医问药情况的具体考察,力图揭示基层民众在政府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中的现实就医处境,揭示他们在医疗体制变化中的无奈。本文首先从百姓的经济收入、受灾情况、卫生环境等方面考察近代河南民众的生存状况,指出民国时期河南民众经济困顿、疫灾频发、生存艰难的现实处境,然后阐述河南中医生的主要来源,分析晚清以来河南医者与患者之间、医生与药铺之间既相互依存又有竞争的多重关系,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分析河南中医在传染病肆虐、卫生行政组织化面前的得与失。其次,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研究外国传教士借医传教活动带动河南地区西医传播与发展的情况,指出教会医院集聚和培养了河南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带动一些人士开办了西医院和诊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看病难的局面。再次,文章以时间为顺序,追溯清末民初及国民政府时期,各界政府所进行的中央与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建设活动,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揭示政策制定者无视国情、民情而造成的卫生系统结构性失衡现象。此外,笔者依据地方文献资料,具体考察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建立和运作状况,揭示绝大多数公办医院运作混乱、运行不畅,私立医院和诊所发展参差不齐的事实,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最后,文章考察了穷困无助的河南民众面对教会医院、中医药店铺、公私立西医院和诊所等医疗机构,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揭示了民众求医路上充满的太多辛酸与无奈。总之,由于民国政府无视民众具体生存实际和就医可能性,缺乏具体的国情关照,或一味仿日,或追欧揖美,以致于尽管政府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经济支撑乏力、西医医务人才奇缺、中医发展受阻、管理混乱等原因,再加上社会动荡不安,真正惠民效果甚微,面对各种医疗机构,民众的就医可能性与可及性并未真正提高。
二、美国九所医学院校1027名医学生就医行为的调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九所医学院校1027名医学生就医行为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现况调查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工具 |
| 3 资料收集 |
| 4 质量控制 |
| 5 资料统计及分析 |
| 6 伦理原则 |
| 7 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1 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
| 2 高职护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同伴影响抵抗问卷得分 |
| 3 高职护生的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 |
| 4 高职护生的生活方式现状及影响因素 |
| 讨论 |
| 1 高职护生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 高职护生生活方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 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
| 第二部分 基于Pender健康促进模式的健康教育干预研究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工具 |
| 3 健康教育干预内容及方式 |
| 4 资料收集 |
| 5 质量控制 |
| 6 资料统计及分析 |
| 7 伦理原则 |
| 8 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1 干预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
| 2 高职护生健康教育干预前后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同伴影响抵抗得分比较 |
| 3 高职护生健康教育干预前后健康素养得分比较 |
| 4 高职护生健康教育干预前后生活方式得分比较 |
| 讨论 |
| 1 高职护生健康素养、生活方式的干预效果 |
| 2 对策及建议 |
| 结论 |
| 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目标、方法和内容 |
| 四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的官府医者 |
| 第一节 翰林医官院医官 |
| 一、翰林医官院医官的遴选 |
| 二、翰林医官院医官的职责与考核 |
| 三、翰林医官院医官的编制与员额 |
| 四、翰林医官的迁转 |
| 第二节 宋代的太医局医官 |
| 一、太医局教师及医官的遴选 |
| 二、太医局医官的基本教学职责 |
| 第三节 宋代的尚药局医官 |
| 一、尚药局医官的遴选 |
| 二、尚药局医官的迁转 |
| 第四节 宋代的御药院医官 |
| 一、御药院医官的员额编制 |
| 二、御药院医官的医药职责与法律责任 |
| 三、御药院医官的迁转 |
| 第五节 宋代地方医官 |
| 一、宋代地方医官的员额设置与配套制度 |
| 二、宋代地方医官的遴选 |
| 三、宋代地方医官注重实效的考核 |
| 第六节 宋代的军医 |
| 一、宋代专职军医类型 |
| 二、宋代军队临时辅助医员的基本类型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对医官管理的效益分析 |
| 一 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二 从立法时机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三 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结语 |
| 第二章 宋代处于特殊地位的医者 |
| 第一节 执行公职的编外医者 |
| 一、宋代法医 |
| 二、宋代为病囚治病的医人 |
| 第二节 宋代儒医 |
| 一、宋代儒医现象释源 |
| 二、宋代发展儒医的法理基础 |
| 三、宋代对儒医的选任 |
| 四、法律对宋代儒医的影响 |
| 第三章 宋代民间医者 |
| 第一节 宋代民间草泽医 |
| 一、宋代民间草泽医的出众医技 |
| 二、宋代对草泽医的擢拔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宋代僧道医 |
| 一、宋代的僧医 |
| 二、宋代道医的治疗特色与医疗对象 |
| 三、宋政府对僧医、道医的擢拔与奖励 |
| 小结 |
| 第三节 宋代的女性医者 |
| 一、宋代女性医者的分流 |
| 二、宋代女性医者的价值在司法领域获得肯定 |
| 三、法律制度下宋代女性医者的生存空间 |
| 第四节 宋代的巫医 |
| 一、宋代巫医释源 |
| 二、宋代法律猛烈打击下的巫医 |
| 三、宋代法律夹缝中生存的巫医 |
| 四、宋代法律治理巫医的实际效果 |
| 第五节 宋代法律对民间医者管控效益的实现途径 |
| 一、强调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 |
| 二、汲取法律的动态效益 |
| 第四章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与宋代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研究 |
| 一、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现象概述 |
| 二、宋代法律促使医者“被信仰”合法化 |
| 三、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一、宋代医患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二、宋代医者群体的特点 |
| 三、宋代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界定 |
| 四、法律调整下的宋代医患关系的现代价值 |
| 第五章 宋代医药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 |
| 一、礼部祠部司和太常寺医案的医疗行政管理职能 |
| 二、翰林医官院的医事管理职能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药教学机构 |
| 一、太医署的设置及职能 |
| 二、太医局的沿革及基本格局 |
| 三、太医学的设置及基本制度模式 |
| 第三节 宋代的医院体系 |
| 一、综合性门诊医院的体系格局 |
| 二、宫廷医院的体系设置 |
| 三、贫民日常住院、养护机构的基本特色 |
| 四、地方性兽医专科医院的设立与发展 |
| 五、军队医院设立的基本格局情况概述 |
| 六、行业性医院——病囚院的基本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宋代医药机构体系的整体特点分析 |
| 一、宋代医院惠及整个社会,官方主导地位加强 |
| 二、宋代医院数量增多,出现了医院的职能区分且管理规范 |
| 三、宋代贫民医院兼具医疗与济贫的功能 |
| 四、宋代医学教育引导宋代社会的向医之风 |
| 五、宋代医院职能重叠 |
| 六、宋代医院建设缺乏延续性 |
| 七、宋代一些医院表现出强烈的非专业色彩 |
| 第五节 宋代官药局运转制度有限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
| 一、宋代官药局的诞生背景 |
| 二、官药局的法律成本分析 |
| 第六章 宋代对药业的法律管控 |
| 第一节 宋代药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
| 一、宋代药业情况概述 |
| 二、宋代药材的供给来源 |
| 三、宋代药材的用途 |
| 第二节 宋代对药材市场的法律管控 |
| 一、宋代药材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
| 二、宋代药材的税收法律制度 |
| 三、宋代药材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 四、宋代疫病时期对药材的法律管控 |
| 五、宋代国内药业的广告和商标制度 |
| 第三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假药治理的法律效益分析 |
| 一、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行为激励效益 |
| 二、注重利用法律对药材全流程监控,动态化监管 |
| 三、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威慑功能 |
| 四、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产权效益 |
| 五、注重对官办药局制度化监控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展现出国家的“尚医”特征 |
| 二、展现出国家的“责任”特征 |
| 三、展现出国家的“福利”特征 |
| 四、展现出国家的“理性”特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4）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涵 |
| 1.1 医心“仁” |
| 1.1.1 天道为仁 |
| 1.1.2 医为仁术 |
| 1.1.3 慈悯万物 |
| 1.1.4 医不嗜利 |
| 1.2 医道“和” |
| 1.2.1 人天和合 |
| 1.2.2 人际和谐 |
| 1.2.3 形神合一 |
| 1.2.4 调和疾病 |
| 1.3 医术“精” |
| 1.4 医品“诚” |
| 2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古代践行 |
| 2.1 习医动机 |
| 2.1.1 口实之需 |
| 2.1.2 追名逐利 |
| 2.1.3 举余而医 |
| 2.1.4 传承家学 |
| 2.1.5 疗养君亲 |
| 2.1.6 保身逸志 |
| 2.1.7 格物致知 |
| 2.1.8 修德济世 |
| 2.2 行医境界 |
| 2.2.1 理想之境 |
| 2.2.2 中上之境 |
| 2.2.3 不足之境 |
| 2.3 “大医”理想人格 |
| 2.3.1 特色辨析 |
| 2.3.2 现代启示 |
| 3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践行 |
| 3.1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社会认知 |
| 3.1.1 对象与方法 |
| 3.1.2 结果分析 |
| 3.1.3 讨论 |
| 3.2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典范 |
| 3.2.1 “国医大师精神”的提出 |
| 3.2.2 “国医大师精神”的提炼 |
| 3.2.3“国医大师精神”评析 |
| 3.2.4 “国医大师精神”的当代价值 |
| 3.3 中医医院的医院价值文化建设调查 |
| 3.3.1 对象与方法 |
| 3.3.2 结果分析 |
| 3.3.3 讨论 |
| 3.3.4 问题与思考 |
| 3.4 儒家“家”文化视角下的医院文化建设反思 |
| 3.4.1 传统儒家“家”本观念 |
| 3.4.2 新儒家“家”文化 |
| 3.4.3 和谐医院文化建设 |
| 3.4.4 医院“家”文化建设实例 |
| 4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 |
| 4.1 环境分析 |
| 4.1.1 政策环境 |
| 4.1.2 文化环境 |
| 4.2 策略分析 |
| 4.2.1 树立信仰 |
| 4.2.2 抑扬结合 |
| 4.2.3 众人拾柴 |
| 4.2.4 互利双赢 |
| 4.2.5 全媒体呈现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5）中医药文化传播对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历史研究法 |
| 1.4.3 专家咨询法 |
| 1.4.4 问卷调查法 |
| 1.5 研究创新性 |
| 1.5.1 研究视角创新 |
| 1.5.2 模型及量表创新 |
| 1.5.3 研究对象创新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 |
| 2.1.2 中医药文化 |
| 2.1.3 文化认同 |
| 2.1.4 中医药文化认同 |
| 2.1.5 国际传播 |
| 2.1.6 跨文化传播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文化认同理论 |
| 2.2.2 文化传播理论 |
| 2.2.3 中医药文化传播理论 |
| 2.2.4 国家距离理论 |
| 第三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动态 |
| 3.1 文化认同相关研究 |
| 3.2 中医药文化认同相关研究 |
| 3.3 留学生文化认同相关研究 |
| 3.4 文化传播相关研究 |
| 3.5 中医药文化传播相关研究 |
| 3.6 研究述评 |
| 第四章 模型假设与研究设计 |
| 4.1 研究模型与假设的提出 |
| 4.1.1 中医药文化传播概念模型 |
| 4.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对中医药文化认同影响的假设及理论模型 |
| 4.2 研究设计的提出 |
| 4.2.1 问卷编制 |
| 4.2.2 问卷预调研 |
| 4.2.3 问卷正式调研 |
| 第五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基础信息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2 问卷量表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中医药文化认同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中医药文化认同水平分析 |
| 5.2.2 基于人口学因素的中医药文化认同整体水平分析 |
| 5.2.3 基于人口学因素的中医药文化认同分维度水平分析 |
| 5.3 信效度分析 |
| 5.3.1 信度分析 |
| 5.3.2 效度分析 |
| 5.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4.1 结构方程模型简介与构建 |
| 5.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4.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4.4 模型结果讨论 |
| 第六章 中医药文化传播对中医药文化认同作用机制结论 |
| 6.1 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人口学影响因素 |
| 6.2 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现状 |
| 6.3 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形成机制 |
| 6.4 中医药文化传播对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作用机制 |
| 第七章 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提升策略 |
| 7.1 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提升策略 |
| 7.1.1 开设讲座培训,提升中医药实用操作能力 |
| 7.1.2 加强师资力量,培养中医药教育精品团队 |
| 7.1.3 营造文化校园,展现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7.1.4 打造服务团队,提升留学生校园归属感受 |
| 7.1.5 革新教育模式,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日常 |
| 7.1.6 多种学科交叉,拓展中医药观念广度深度 |
| 7.2 高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提升策略 |
| 7.2.1 丰富作品形式,增强中医药文化抗干扰力 |
| 7.2.2 利用多元媒体,扩大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 |
| 7.2.3 丰富校园生活,引导中医药文化思维举止 |
| 7.2.4 重视多元文化,普及儒道佛宗教文化精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专家咨询表 |
| 二、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一、论文发表情况 |
| 二、课题参与情况 |
| 致谢 |
（6）医学生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1.4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一般情况 |
| 2.2 医学生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2.1 医学生就医行为: |
| 2.2.2 就医行为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2.2.3 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8）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的内涵及价值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人文关怀 |
| (二) 人文关怀精神 |
| (三)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 |
| 二、人文关怀精神对医科大学生的积极作用 |
| (一) 医科大学生自身全面成长成才的需要 |
| (二) 医科大学生职业良知生成的需要 |
| (三) 医科大学生科技与人文情怀融合发展的需要 |
| 三、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的价值 |
| (一) 加深对人文关怀的哲学思考 |
| (二) 构建医疗文明,优化健康服务 |
| (三) 树立“大健康”观念,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
| 第二章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的理论资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
| (二) 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作用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教育理论 |
| (四) 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理论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 |
| (一) 悬壶济世的“仁心仁术”思想 |
| (二) 济世救人的“人命至重”思想 |
| (三) 淡泊名利的“廉洁行医”思想 |
| (四) 大医精诚的“普通一等”思想 |
| 三、国外相关理论 |
| (一) “敬畏生命”思想 |
| (二) “允许原则”思想 |
| (三) “人道主义”思想 |
| 第三章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
| 一、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的调查问卷设计 |
| (一) 调查对象 |
| (二) 调查内容 |
| (三) 调查方法 |
| 二、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积极表现 |
| (一) 认可人文素养对自身的重要性 |
| (二) 认同医疗卫生事业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
| (三) 具备一定的职业认知和职业道德素养 |
| 三、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消极表现 |
| (一) 职业情感淡薄 |
| (二) 仁爱精神欠缺 |
| (三) 沟通情怀缺位 |
| (四) 人文素养薄弱 |
| 第四章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
| 一、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的突出问题 |
| (一) 培养目标偏重医学专业教育 |
| (二) 培育内容不能满足基于“人文关怀”的教育需求 |
| (三) 培育方式难以促成浓厚的医学人文文化氛围 |
| (四) 培育队伍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素养有待提升 |
| 二、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不足之处的成因分析 |
| (一) 社会思潮多元化,价值取向功利化 |
| (二) 教学价值观取向偏颇,“当代医学人文观”培育缺失 |
| (三) 医科大学生认知片面,人文素养养成不足 |
| 第五章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内容的凝练 |
| 一、仁爱精神 |
| (一) 众善之源,德近佛者可为医 |
| (二) 仁者爱人,彰显医者父母心 |
| 二、沟通情怀 |
| (一) “双赢”沟通,重在医患共情 |
| (二) 主动热情,呼唤沟通情怀 |
| 三、至善心理 |
| (一) 敬佑生命,追求终极价值 |
| (二) 善待生命,向善施善积善 |
| 四、慎独精神 |
| (一) 独居自律,恪守职业良知 |
| (二) 省察克治,救死扶伤尽天职 |
| 五、敬业精神 |
| (一) 坚守执着,才近仙者可为医 |
| (二) 精益求精,临病胜于临敌 |
| 第六章 完善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的路径 |
| 一、定位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上修订现代医学教育培养目标 |
| (二)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和职业素质培养 |
| (三) 强化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融合 |
| 二、注重内在素养提升 |
| (一) 理想信念教育 |
| (二) 渗透审美教育 |
| (三) 渗透道德教育 |
| (四) 渗透人文教育 |
| 三、塑造具有“人文关怀”取向的培育队伍 |
| (一) 践行“人文关怀”取向的教学价值观 |
| (二) 发扬教师队伍“职业伦理”精神,体现人文关怀 |
| 四、创建医学人文文化氛围 |
| (一) 加强医学课程人文文化渗透 |
| (二) 强化实验实训课人文文化培养 |
| (三) 督促临床实践人文文化践行 |
| (四) 营造“医者仁心”校园人文文化氛围 |
| 五、创建“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环境 |
| (一) 优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创建择业环境 |
| (二) 体现对医护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创建执业环境 |
| (三) 巩固媒体的正面解读与宣传——创建舆论环境 |
| (四) 引领学生向公众普及医学常识——创建大众环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问题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问题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问题的调查问卷 |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9）吉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基本医疗素养相关概念 |
| 1.3 就医不科学、用药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2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调查对象 |
| 2.2 调查方法 |
| 2.3 判断标准 |
| 2.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2.4.1 对应分析 |
| 2.4.2 对数线性模型 |
| 2.5 质量控制 |
| 第3章 结果 |
|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 居民基本医疗素养总体情况 |
| 3.2.1 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排序 |
| 3.2.2 基本医疗素养得分基本情况 |
| 3.3 不同特征居民基本医疗素养相关问题回答情况 |
| 3.3.1 居民药品知识知晓情况 |
| 3.3.2 居民用药行为情况 |
| 3.3.3 居民抗生素购买及使用情况 |
| 3.3.4 居民就医行为情况 |
| 3.3.5 居民自我医疗情况 |
| 3.3.6 居民参加体检情况 |
| 3.4 不同特征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布情况 |
| 3.4.1 不同性别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布情况 |
| 3.4.2 城市和农村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布情况 |
| 3.4.3 不同年龄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布情况 |
| 3.4.4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布情况 |
| 3.4.5 不同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布情况 |
| 3.4.6 不同职业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布情况 |
| 3.5 居民基本医疗素养影响因素的对应分析 |
| 3.5.1 基本医疗素养与文化程度的对应分析 |
| 3.5.2 基本医疗素养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对应分析 |
| 3.6 居民基本医疗素养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
| 3.6.1 就医相关问题的对数线性模型分析 |
| 3.6.2 自我医疗相关问题的对数线性模型分析 |
| 第4章 讨论 |
| 4.1 吉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素养总体现状 |
| 4.1.1 居民基本医疗素养水平有待提高 |
| 4.1.2 居民科学就医与合理用药问题突出 |
| 4.2 影响居民基本医疗素养的因素 |
| 4.2.1 城乡因素 |
| 4.2.2 文化程度因素 |
| 4.2.3 年龄因素 |
| 4.2.4 职业因素 |
| 4.2.5 基本医疗保险因素 |
| 4.3 基本医疗素养问题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
| 4.3.1 直接三甲医院、首选名医与主动参加体检之间的关系 |
| 4.3.2 自我医疗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 |
| 4.4 提高居民基本医疗素养的对策与建议 |
| 4.4.1 分层次有重点的基本医疗知识与技能的宣传教育培训 |
| 4.4.2 政府、医疗机构、药店等相关方责任的落实 |
| 4.4.3 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促进居民就医的合理流向 |
| 4.5 研究局限性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民国时期河南医疗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学术史的回顾 |
| 三、本文的思路及结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河南百姓生存状况考察 |
| 第一节 河南百姓的经济状况考察 |
| 一、河南农民的生活情况 |
| 二、河南工商业工人的工资状况 |
| 三、沉重的捐税负担与河南百姓的经济生活 |
| 第二节 各种灾害面前人民生活的艰难 |
| 一、民国时期河南省频繁的自然灾害 |
| 二、战乱给河南人民带来的灾难 |
| 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给河南人民带来的灾难 |
| 第三节 河南百姓的卫生状况考察 |
| 一、民国时期河南各地疫灾状况及医疗卫生机构的无奈 |
| 二、河南瘟疫流行的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河南的中医与百姓医疗状况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地方医事制度与民间医学力量的变化 |
| 一、中国古代地方医事制度 |
| 二、中国古代民间医学力量的生成与变化 |
| 第二节 近代河南的医者与患者 |
| 一、河南民间中医生的来源 |
| 二、乡村社会中医者与患者的乡邻情结 |
| 三、现实竞存面前的医者与患者 |
| 第三节 传染病肆虐下河南中医界的得与失 |
| 一、河南中医界人士对抗传染病之得 |
| 二、河南中医界对抗传染病之失 |
| 第三章 外国传教士与河南的西医传播及医疗 |
| 第一节 外国传教士与西医在华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外国传教士在河南的借医传教活动 |
| 一、基督教传教士在河南的借医传教活动 |
| 二、河南天主教传教士的医疗活动 |
| 第三节 教会医疗活动与西医在河南的传播 |
| 一、教会医院与近代河南的西医人才 |
| 二、教会医院带动下的河南早期西医院和诊所 |
| 三、教会医疗宣传活动与地方卫生运动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卫生行政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中央卫生行政组织的建立 |
| 一、晚清“新政”初设的卫生机关 |
| 二、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医疗卫生组织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中央卫生行政系统的构建 |
| 一、中央卫生行政组织框架建构 |
| 二、国民政府地方医疗卫生系统的创建与设计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行政系统构建的反思 |
| 一、中医价值贬损导致卫生系统结构性失衡 |
| 二、盲目照搬而缺少国情关照 |
| 三、卫生组织建制不稳 |
| 四、系统构建中派系现象严重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时期河南医疗卫生机构的运作状况 |
| 第一节 河南省卫生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一、河南省地方行政建制的变化 |
| 二、河南省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立 |
| 第二节 河南省医疗机构运作状况考察 |
| 一、省立医院的运作状况 |
| 二、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转状况 |
| 三、公立医院发展艰难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河南省私立西医院的建立与发展 |
| 一、河南省私立医院群体的来源 |
| 二、河南省政府对私立医院的利用与管理 |
| 三、私立医院的发展特征分析 |
| 第六章 河南百姓的就医选择与无奈 |
| 第一节 教会医疗场景下百姓的选择与无奈 |
| 一、初期免费医疗下河南百姓的选择 |
| 二、收费医疗环境下百姓的无助 |
| 第二节 中医面前河南百姓的选择与无奈 |
| 一、民国年间河南中医的发展 |
| 二、百姓面对中医的选择与无奈 |
| 第三节 西医面前河南百姓的选择与无奈 |
| 一、政府所办医疗机构面前百姓的无奈 |
| 二、私立医院的“贵族化”与百姓的距离 |
| 三、西医人才严重不足面前百姓的求医艰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美国九所医学院校1027名医学生就医行为的调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2]高职护生健康素养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D]. 王平. 青岛大学, 2020(01)
- [3]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4]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D]. 唐禄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5]中医药文化传播对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郑慧凌.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0(11)
- [6]医学生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 杨慧,张咪咪,平卫伟. 长治医学院学报, 2019(03)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8]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培育研究[D]. 孙新红. 山东大学, 2017(03)
- [9]吉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刘莹圆. 吉林大学, 2017(01)
- [10]民国时期河南医疗状况研究[D]. 郗万富.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6)